微信時代風險信息的傳播與感知

孫壯珍

摘要：目前，以手機終端為依托的微信傳播技術不僅給社會傳播方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而且給社會風險信息的傳播獲取以及公眾對風險的感知與判斷，甚至政府的風險決策與治理方式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鑒于此，選取了比較典型的案例——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作為探討對象，結合相應的統計資料，深入分析了在此案例中微信傳播呈現出的顯著特征，即傳播內容龐雜未見明顯的“沉默螺旋”的顯現，傳播態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動，傳播迅速集中但議題缺乏持續的關注。研究認為，正由于這樣的傳播特征加之疫苗風險本身的特征與個體的偏頗性解讀，使公眾對“問題”疫苗事件產生了強烈的風險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結果。因此建議微信時代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風險，風險溝通要在同理心的基礎上進行，要引導公眾對風險議題進行持續理性的關注等。

關鍵詞：微信時代；風險事件；傳播；感知

中圖分類號：D035.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268（2018）01013706

一、引言

20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嗽凇讹L險社會》一書中提出了風險社會這個概念，并認為風險社會代表的不是一個歷史分期的意義，也不是一個社會和國家特定的發展階段，而是對人類目前所處的整體時代特征的一種形象描繪[1]。在全球化和個性化并行的時代，人類社會的異質性空前地顯現出來，環繞在個體的人身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似乎也充滿了更多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在我們的宇宙中，穩定、永恒的規則與安全似乎不斷離我們遠去。我們開始處于一種危險與不確定的世界之中”[2]。以至于公眾的日常生活也不再可靠可信，潛伏著許多不易察覺、后果嚴重的風險因子[3]。高風險、多危機和不確定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征，隨時可能形成危機爆發出來。

隨著現代媒介技術的不斷變革，大眾媒介逐漸成為現代風險的主要建構場域。由現代媒介技術構建的新媒體環境，使得社會風險推進的速度加快、規模擴延、頻率上升、可控難度加大。尤其是目前以手機終端為依托的微信傳播技術的出現，它不僅給社會傳播方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而且給社會風險信息的傳播與獲取、公眾對風險的感知與判斷，甚至政府的風險決策與治理方式等都帶來了巨大挑戰。二、風險事件的微信傳播——以山東“問題”疫苗事件為例隨著現代社會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手機不離身已成為當今社會的真實寫照，公眾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時間隨時隨地傳遞與瀏覽信息[4]，風險信息的傳播與獲取都變得更為迅速和便捷。加之微信所獨具的熟人圈的傳播方式和快速反饋的模式，誘發了公眾分享傳播的欲望，使微信內容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交互跟隨。我們知道，“微信是以個人的現實社交圈為基礎的，好友大部分來自QQ賬號或者手機通訊錄，所以它又不同于塊莖系統‘自由衍生的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完全敞開的、沒有邏輯的系統結構，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的制約中進行，這讓微信朋友圈相較于其他網絡社交平臺更加具有現實社會網絡的結構性特征”[5]。因此，某個公眾關注的風險性事件往往會通過朋友圈不間斷、彌漫式地鏈接，形成病毒式傳播和刷屏效應，導致風險信息的傳播數量呈幾何倍增長。概括起來看，山東“問題”疫苗事件在微信傳播的過程主要呈現出以下三種明顯的特征。

（一）傳播內容龐雜，但未出現明顯的“沉默螺旋”效應

山東“問題”疫苗在微信傳播過程中出現了眾聲喧嘩的現象，正面負面盡顯，魚龍混雜：有奪人眼球的，也有理性分析的；有恐慌不解的，也有答疑解惑的。當一些渲染性文章出來時，隨之會有相應的批駁性文章緊跟其后，如在2016年3月18日，一條由澎湃新聞推送的恐慌性新聞——《數億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響人命，山東廣發協查函》充滿微信朋友圈時，很快“口袋育兒”微信公眾號推送了一篇名為《別驚慌！山東疫苗事件其實是澎湃新聞的“標題黨”！》對其進行批駁并作出解釋；同年3月22日，文章《疫苗之殤》在微信朋友圈又呈病毒式傳播，很快“愛科學”微信公眾號推送了該文，但把標題改為《疫苗之殤是胡說八道》，以及之后和菜頭推送的《每一個文盲都喜歡用“殤”字》一文都批判《疫苗之殤》妖魔化了疫苗。由于在微信傳播中缺少了傳統的把關者，因此，在山東“問題”疫苗事件的傳播中未反映出明顯的“沉默螺旋”效應，未出現任由一種闡釋框架放大而放棄另一種闡釋框架的現象，沒有一邊倒地出現一種聲音，而是眾聲喧嘩、消息泛濫，理智與激進并存，多樣化的信息和觀點集中在一起呈現給公眾。

（二）傳播態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動

筆者通過對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中TOP 30的微信文章涉及的態度進行分析，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大類：一類是對真相的披露。由于山東“問題”疫苗事件本就是山東警方的廣發協查函，因此關于疫苗大案中對各地相關嫌疑人的曝光就成為微信傳播內容的一部分，這類文章表現出的態度較客觀中立；一類是有關疫苗知識的普及與相關建議，對“問題”疫苗中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進行解答，諸如教公眾如何才能接種到安全有效的疫苗等，這類文章態度相對理性冷靜；再一類是情緒宣泄，這類文章態度偏于激動。雖然傳播態度呈現多元化，且持客觀中立態度類文章與情緒激動類的文章數量上接近，但是情緒激動的宣泄類文章的閱讀總數卻遠超其他兩類（見圖1），在表達態度多元化中情緒激動類仍占主體。

圖1“問題”疫苗事件中TOP 30不同態度的

微信文章的閱讀數示意圖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有關“疫苗之殤”類文章，雖然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借助斷章取義、偷梁換柱的方式來混淆公眾的視聽，但依然催生了多條10萬+，個中原因在于情緒激動類文章更符合傳播規律。微信的傳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社交秀”，熟人圈的傳播方式使得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得到認可與反饋，因而情緒激動類文章往往比態度客觀中立與冷靜分析類的更能引起公眾的情感共鳴，更能引發公眾的關注和熱議。一旦在微信朋友圈拋出這種大家關注的話題，再配上聳人聽聞的描述和夸張的用語，很容易激發公眾分享傳播的欲望，從而獲得高點擊率和轉發率。endprint

（三）傳播迅速集中，但議題持續被關注度低

根據議程設置的零和理論，由于公共議程的有限承載能力，使得議程設置成為一個零和博弈，“因為受眾的媒體接觸時間、對媒體的關注能力以及對信息的心理容納能力是有限的，這意味著多種議題必然會在有限的空間展開競爭，一個議題的增加，相應另一個議題的影響就會受到削弱”[6]。加之在網絡化的快餐時代，公眾的注意力本身就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而微信的傳播由于其封閉性，使相關討論難以廣泛而深入，也很難有多種觀點的進一步交融與碰撞，從而導致議題“來去匆匆”。在微信傳播過程中，公眾可能會在某一時間對某一議題較為關注，導致其成為輿論的焦點，“但不同公共議題總是在不斷博弈，某一個議題很難抓住所有受眾的注意力，也不可能一直占據微信的熱點”[7]。很多議題迅速成為過眼煙云，被公眾拋棄與遺忘，往往在爆發時被公眾熱議，但很快就淡出公眾的視野，毫無征兆地戛然而止，鮮有議題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而討論會繼續和深入。

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也不例外?！皢栴}”疫苗事件自2016年3月18日被曝光后，與“疫苗”相關的微信公眾號的發文量在短時間內急速增加，迎來了有關“疫苗”話題的大爆發，其中3月22日這天增幅最為明顯。隨著對事件進展的不斷更新，話題繼續持續，一直到3月底發文量依舊保持較高數量，閱讀數也比較高[8]。與此同時，相關的討論并沒有持久獲得公眾注意，公眾的興趣逐漸被沖淡，沒有對這個議題進行深入的挖掘，甚至公眾對涉及“問題”疫苗事件的最重要部分，即后續的處理與最終的結果都沒有持續的關注。筆者對網上“愛妮微精品”微信公眾號有關“疫苗”主題的文章進行了統計，相關數據顯示，在2016年12月與“疫苗”相關的文章僅有2篇，而到3月份尤其是3月1831日這段時間，有關“疫苗”的發文量達到了302篇，而到了4月份，相關發文量開始急劇減少（減少為18篇），5月份就消失殆盡，鮮有人再關注該議題。圖2“疫苗”相關的發文量三、微信傳播下風險事件的公眾感知——以山東“問題”疫苗事件為例所謂風險事件，實際上是一種充滿非確定性的情境，而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主觀感覺，任何對風險的理解都是在主體認知的范圍內進行，主體對風險的感知、識別、選擇與評價的行為都是對風險的一種反思與構建的過程?？梢哉f，風險是客觀現實和主觀認知的有機結合，既包含了風險背后的危機事實，也囊括了風險的主體自覺意識[9]。因此，對風險事件的感知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充滿個人偏好的描述過程，不僅包含了公眾個人對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性的主觀判斷，也包括他們對風險事件最終結果的主觀定義與理解”[10]。大量研究表明：“人們過去的經歷和群體的內在交流機制往往對風險感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人們在信息中的暴露程度、選擇相信的信息、曾經有過的社會經歷、利益集團的活動機制、制度合法性、政治過程的變動和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等因素都會深刻影響風險感知?！盵11]

在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中由于風險本身的特征、傳播的特性以及個體解讀多因素的耦合，使公眾產生了強烈的風險感知——公眾談疫苗而色變，開始糾結要不要接種疫苗，甚至一些家長（調查中超過10%的家長）表示“不會帶孩子接種疫苗了”（見圖2），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結果。

圖2問題“疫苗”事件給以后孩子打疫苗產生的影響

（據騰訊新聞客戶端13萬用戶調查數據分析所得）（一）風險本身的特征

道格拉斯曾指出，風險感知與現實風險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對等關系，這也就是風險的相對化[12]。事實上，這次的風險事件最終造成的事實危害并不是很大，但公眾對其風險感知卻非常強烈，主要原因在于疫苗風險本身的特征。風險特征往往會引發公眾風險感知的差異，相比專家評估時關注預期的死亡率與發病率等量的因素不同，公眾對風險特征中一些質的因素更為敏感，諸如自愿接受性、可控性、個人規避風險的能力、對風險的熟悉程度、毀滅性潛能的認知以及對后代的潛在影響等（見表1）。

表1“問題”疫苗風險特征與風險感知

風險特征“問題”疫苗

風險特征風險感知自愿接受性非自愿接受風險大個人規避風險的能力規避能力低風險大對風險的熟悉程度熟悉程度低風險大毀滅性潛能認知毀滅性潛能

認知度較高風險較大對后代的潛在影響對后代影響大風險大

在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中，首先，公眾對“問題”疫苗的熟悉度相對較低。公眾對疫苗知識并不是很了解，加之媒體對疫苗的科普不足，使公眾對“問題”疫苗的風險到底如何了解不夠，“過期疫苗是否等同于有毒疫苗？這個問題可能會涉及一些具體的化學分析，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專家也不會做出輕易的回答，因此，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想要區分過期疫苗是否有毒，區分不良反應和不良疫苗，更是非常困難”[13]。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問題疫苗到底用在了哪里、到底哪些人受到了傷害、具體受到了什么傷害……公眾都無從知曉。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想當然認為自己就是受害者，且沒辦法規避，從而導致強烈的風險感知。最后，疫苗風險涉及對后代的影響。因為疫苗事件中涉及到的主體主要是孩子，在中國孩子是很多家庭的全部希望，“一個災難、一個事故、一種病毒，即使它發生的概率僅有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但是發生在一個家庭的孩子身上，它的概率就是百分之百。所以關乎一個孩子的健康，每個父母都是輸不起的”[14]。因此，從三鹿奶粉事件開始，只要某種公共衛生危機涉及兒童的健康與安全，公眾的反應都會比較強烈，這次也不例外。

（二）風險傳播的特點

在有關的風險認知中，對風險的社會認同、對風險的定義、對風險的選擇以及相關的風險知識，都會受到媒體的強烈影響，因此媒體已成為風險意識的核心，同時也成為闡釋公眾風險反應的核心?，F代風險所具有的隱匿性與不確定性，決定了公眾單憑個體力量無法對風險做出準確認知，尤其是面對無法直接感知的風險，公眾必然會選擇依靠媒體。endprint

由于微信傳播方式的便捷性，公眾對其的依賴越來越強，但是微信信息傳播的多元化與相對封閉性，卻讓公眾面臨著獲取風險信息泛濫性與短缺性的雙重困惑。目前，手機的覆蓋面和使用率遠遠超過了傳統媒體，公眾對微信的傳播方式更為依賴，而這種傳播方式使傳播的主體更為多元，公眾所關注的風險信息會通過“熟人圈”呈病毒式的轉發與擴散，且任何人都可以發布自己對風險信息的認知與理解，因此微信會在短時間內對某個熱議的風險事件進行大量傳播，形成刷屏效應。有關山東“問題”疫苗事件在微信的傳播上內容龐雜，真假消息魚龍混雜。多樣化的信息與觀點對公眾狂轟爛炸，本就難以抉擇；加之其具有的社交秀特性，為了獲得高點擊率與轉發率，對傳播的內容夸大其詞，這更加劇了公眾的恐慌感。事實上，“問題”疫苗事件早在2016年2月2號央廣網就以《濟南查獲大宗失效人用二類疫苗案，涉國內24省市有疾控人員參與》為題進行了相關報道，遺憾的是這條新聞當時沒多少人關注。卻在一個多月后，即3月18日，澎湃新聞重做這條“舊聞”，僅在標題上多加了一句話——“或影響人命”，即《數億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響人命，山東廣發協查函》，標題本身攜帶的“死亡恐懼”情緒立刻引發了公眾對人身安全的焦慮，從而引爆此話題，引起各大網站大量轉載和網友轉發[15]。

同時微信傳播又具有一定的封閉性，這讓公眾無所適從。微信的信息交流主要建立在使用者與其親朋好友之間，傳播主要基于人際化與私密化，各類信息是“封閉的一對一的交流形式”，是“局限于個體對個體、個體與群體的傳播”，是一個網絡社交的“私人會所”[16]。相對內向與封閉的傳播方式，使得有關風險信息的傳播不具備原有網絡開放式的傳播特點，缺乏多種觀點之間的相互碰撞，缺少外部信息的交流互動，使網絡原有的自凈功能減弱，真實與虛假信息相互冗雜。公眾在龐雜的信息面前，難以辨別哪些是重要的、真實的，哪些又是次要的、虛假的，公眾面臨著信息泛濫與短缺的雙重困境，從而顯得無所適從。

（三）個體的“參考構思”與偏頗吸收

吉登斯指出，個體在失控的世界為自己而活已成為一種自反性的生活。在充滿沖突及全球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個人生活的條件越來越依賴于人們的決定，“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將所有的責任卸載到個人身上，并一下子就要求他們變得“成熟又負責”，要求他們自我實現和自我決定，個人的獨特性通過與社會危機的結合而表現出來，在社會危機中，人們需要思考和行動，才能獲得生存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學會了去檢視各種紛雜的事物[17]。

在公眾對信息的判斷與認知中，很多人堅信，公眾如果處于均衡的信息環境中，就會全面而理性地接受與分析信息，其實這是很天真的想法。因為當全部的信息呈現出來后，公眾表現出的往往是一種選擇性的認知，沙菲爾等人就認為：“人們做出的選擇在特殊情況下有可能會通過情感性判斷而產生，這些情感性判斷排斥了對各種選項的全面評估?！盵18]由于專業知識的缺乏，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判斷往往是自動、迅速與情感化的，并不會對所有的信息分析后有選擇地接受，他們只可能在自己的情緒框架內選擇話語。也就是說，公眾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不是綜合各方面信息進行理性分析，即使信息是全面均衡的，他也會選擇性注意、選擇性過濾，這就是公眾的偏頗吸收效應[19]。公眾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偏好有選擇地接受信息，根據自己的偏好處理信息，并且在處理信息時也會受到情感和偏見的影響。他們只搜索樂于看到的信息，會相信那些引發他們情感共鳴的信息，而對于其他的信息可能會產生一種情緒化的抵觸。

在山東“問題”疫苗的微信文章中，一些陳年舊聞被借此翻了出來并不斷刷屏，諸如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亂象調查》、郭現中的《疫苗之殤》等。其實，這次疫苗主要是未經冷鏈運輸，造成的最大可能是疫苗失效，這與毒疫苗、假疫苗存在很大的不同，也與《疫苗之殤》報道的疫苗不良反應沒有必然聯系。但是公眾在自己偏好中的選擇性認知，使他們選擇傳播內容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內容，而是能引發他們情感共鳴的內容。他們只可能在自己的情緒框架內對風險信息進行選擇性地注意與過濾，從而導致對“問題”疫苗的過度闡釋，引發輿論的各種互撕，導致年輕父母的心理恐慌，讓公眾產生對“問題”疫苗強烈的風險感知。

四、結論與反思

目前，我們所面臨的風險社會不僅是一個個單純的風險事件，而且是現代傳媒環境下的風險社會。風險溝通開始與風險社會相互影響、難以分離，尤其是公眾對手機媒體依賴性的不斷增強，手機不離身已成為現代社會的真實寫照?！疤貏e是自媒體時代，由于傳播門檻和違法成本都相當低，以至于不論是虛假信息的數量還是危害性都呈幾何倍數擴大，對社會公眾以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巨大的危害?！盵20]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一個風險事件，了解風險傳播的模式轉向、分析如何有效地釋放信息、排除各種公眾的懷疑以實現期望的結果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是在現實中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風險。在當前高度媒介化的風險社會中，各種風險的社會界定都是在大眾傳媒領域展開的，人們對事件危險性的感知更多地依賴于媒體信息，而不是日?，F實[21]。媒體話語僅是公共話語的一部分，但卻是重要的一部分，媒體的重要性不只是表現在報告的數量上，還體現在對風險的架構上，媒體會對風險產生框架化的話語，風險的社會過程（風險感知、傳遞、放大）都會在這個高度框架化的話語中產生[22]。而目前公眾對手機和微信的依賴度加深，因此我們需高度警惕微信媒介化所帶來的風險，微信傳播所能做的不僅只是對風險事件的簡單追蹤與詮釋，更需要擔負起集合社會各方力量來應對風險的一種社會責任。

二是風險溝通要注重同理心的構建。由于風險溝通的復雜性以及公眾對風險信息反應的微妙性，在面對公眾恐慌的風險事件的溝通中，不能僅靠告知、說服與教育等單項傳遞的方式，而應在同理心的基礎上，把定位焦點轉向以公眾為中心。關注與了解公眾的情緒，了解公眾對風險傷害的判斷，尊重公眾的經驗理性，了解他們風險關切的核心，從而在公眾情緒化的框架內選擇話語，表達對公眾訴求的理解，減輕公眾的風險焦慮。并在此基礎上，與之對話溝通，引發公眾的情感共鳴，引導公眾辯證地看待和評價風險事件對自己和社會的影響，做出適當的行為反應，從而避免集體行為的產生。endprint

三是引導公眾對風險議題持續理性地關注。為防止公眾短暫情緒發泄后的后遺癥——產生公眾風險感知和態度的長久變化，諸如相關集體記憶的沉淀、公眾相對剝奪感的產生、對社會不滿情緒的蔓延、對社會制度與政府治理能力的認同度的下降以及對社會管理機構不信任感的產生等，要引導公眾對風險議題進行持續理性的關注，而不僅僅是短暫的一種情緒化發泄式的表達。只有公眾對風險議題進行持續化理性化的關注，才能促成社會各界對風險問題的理解和反思，才能挖掘風險問題的深層次內涵，才可以推動問題得以真正解決，從而促進社會的良性互動與進步。

參考文獻：

[1]烏爾里?！へ惪?風險社會[M].何聞博，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46.

[2]普里戈金，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M].曾慶宏，沈小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373.

[3]錢亞梅.風險社會的責任分配初探[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18.

[4]微信公眾平臺的優勢和特點[EB/OL].（20131125）[20161210].http：//www.meizhida.cn/Article/ShowMarketing003.

[5]張亞婷.微信朋友圈的話語傳播機制分析[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125126.

[6]ZHU J H.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 a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J]. Journalism Quarterly，1991（4）：825836.

[7]胡雨濛.公共議題微博的“分散”與“短暫”：集中度與持續度的實證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142152.

[8]《“問題疫苗事件”微信公眾號熱點洞察》報告發布[EB/OL].（20160325）[20161215].http：//www.csdn.net/article/a/20160325/15820087.

[9]潘斌.社會風險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41.

[10]OGILVIE G. Decision science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88（37）：45.

[11]張毅強.風險感知、社會學習與范式轉移[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46.

[12]芭芭拉·亞當，烏爾里?！へ惪?，約斯特·房·龍.風險社會及其超越——社會理論的關鍵議題[M].趙延東，馬纓，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58.

[13]張豐.失效的疫苗，失控的傳播，以及失語的權威[EB/OL].（20160322）[20161225].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322/17/19153654_544371254.shtml.

[14]夢之星的博客.為什么疫苗事件把我們當父母的都惹毛了？[EB/OL].（20160323）[201612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d5ebcb0102wgk3.html.

[15]致虛守靜的博客.警惕“標題黨”讓山東疫苗事件失焦[EB/OL].（20160323）[201612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348c60102wjha.html.

[16]王來華.微信輿情的表達與傳播[N/OL].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0831[20161212].http：//www.cssn.cn/zx/201508/t20150831_2142265.shtml.

[17]烏爾里?！へ惪?，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個體化[M].李榮山，范，張惠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728.

[18]SHAFIRE E， SIOMONSON I， TVERSKY A. Reasonbased choice[J]. Cognition，1993（1/2）：1136.

[19]桑斯坦.謠言[M].張楠迪揚，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6970.

[20]于志強.虛假信息微傳播的刑法規制[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56.

[21]FELIX N， ETIENNE M. Societal risks as seen by Chinese students living in Macao[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01（4）：6373.

[22]KASPERSON J X，KASPERSON R E，PIDGEON N，et al.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sssessing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and theory[M]//PIDGEON N，KASPERSON R E，SLOVIC P.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346.

The Communic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 Risk 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WeChat： A Case Study of “Problematic Vaccine”endprint

Scandal in Shandong Province

SUN Zhuangzhe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WeCha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mobile phone terminal has not only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ng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osed enormous challenges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social risk information and the public perception and judgment of risks information， even to the government risk decision and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a typical Shandong vaccine incident was selected as subject of analysis. Given the relevant statistics， the notable feature of WeChat communication was probed， that is， there is complicated content without conspicuous spiral of silence； the attitudes are diverse and tend to be exciting； there is rapid and concentrated transmission but the issue lacks continuous concer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very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together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vaccine risk and individual biased interpretation make the public produce strong risk perception to the vaccine incident and stigmatize the vaccin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mediatization risks should be watched out in the WeChat era and risk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empathy and continuous and rational concern should be directed to public risk issues.

Keywords：WeChat era； risk events； communication； perception（編輯：李春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