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進程中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管理新思考
——以北京地區為例

陸晶，王莉，王慧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

伴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必然隨著外籍人口的不斷涌入而逐步成為國際化城市。隨著我國當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的高端就業機會的增加，高端國際人才在外來人口當中所占的比例也會與日俱增，這也是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攀升的一種體現。

我國邊境和沿海的某些大中城市每年都有許多其他國家的低技能移民入境，那么族群對立這樣的風險就可能在本地區低收入群體、低收入的國內移民和低收入的國際移民之間形成。在就業機會不夠充分的情況之下，本地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就會針對從發達國家引入的高端人才產生較強的排外情緒。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之下，尤其是當青壯年人口的失業率上升至10-20%的時候，反社會、仇富、排外等激烈的社會心理和群體性事件就會出現。

傳統的社會融入理論認為，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方向必然是向上的，向著中產階級和主流社會融入。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看到貧民窟的雛形，比如英國的托特納姆地區、歐洲的穆斯林聚居區、吉普賽人聚居區以及在我國的北京、上海社會融入的方向并非都是一致的，不會必然都向上流動，也會產生朝下或偏離主流社會的情形，形成貧民窟和移民飛地，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就會受到更大的威脅。因此，對于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有必要通過社會融入的手段加強入境后外籍流動人口的管理，并對不同類型人群的社會融入發展進程和最終方向給予必要的引導和干預，力爭為我國外籍流動人口的管理尋找一條新的思路。

一、外籍流動人口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外籍流動人口的概念

1.流動人口，是在我國國內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戶籍管理體制下的稱謂，在國際上通常被稱為“人口遷移”。所謂人口流動是指，人們超過一定時間長度、一定空間范圍跨度，沒有相應法律身份—戶口變動的空間位移過程。發生這種人口流動過程的人口即為流動人口。[1]

2.外籍流動人口是指，在我國境內居住，但是并不具有我國國籍的，居留時間超過三個月以上的外國人。根據我國出入境管理法的相關規定，在華外國人依據居留時間的長短不同，可分為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等類型。①第二十九條 外國人所持簽證注明的停留期限不超過一百八十日的，持證人憑簽證并按照簽證注明的停留期限在中國境內停留。第三十條 外國人工作類居留證件的有效期最短為九十日，最長為五年；非工作類居留證件的有效期最短為一百八十日，最長為五年。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指，在我國未取得永久居留資格和我國國籍的，且居留時間在三個月以上的臨時入境的外國人。從人口學的角度來說，外籍流動人口不同于境外人口，不包括來到內地的港、澳、臺同胞。[2]339-353

外籍流動人口管理是外國人管理的組成部分，在我國應屬于流動人口管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和商品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作為生產力構成要素的人口的跨國界流動。就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一體進程的飛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外籍人口的跨國遷移在我國的人口流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尤其是高素質的國際人才的跨國流動愈加凸顯。全球化發展使得各個國家之間原本相互分割的市場一體化利益被分散，各國相互依賴又相互競爭。這就給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的外國人管理相關制度帶來了許多挑戰。政府有必要出臺更加有針對性的入境外籍流動人口的相關制度措施，創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實現國家的發展與人的全面進步的和諧共進。

(二)社會融入的概念

社會融入問題在西方起步較早，但是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十分模糊。Boardman認為，社會融入是通過社會的幫助使那些資源缺乏、有需求、有困難不能順利進行社會參與的群體恢復其獲得公正分配的公民權。[3]Rachel Meton 認為，社會融入是能夠參與并且能在社會生活中的經濟、社會、心理和政治領域作出貢獻，要實現這一點要有個人的能力并參與到工作中或成為其他社會角色。[4]也有學者認為，社會融入是移民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相互交往、相互滲透、相互適應，并最終形成一種彼此認可的文化勝過的過程。[5]楊菊華將社會融合界定為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四個維度。[6]本文認為，上述概念雖各有所長，但都沒有揭示出社會融入的本質特征，本文傾向于采納陳成文的觀點，社會融入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主體能動地與特定社區中的個體與群體進行反思性、持續性、互動的社會行動過程。[7]其基本特征包括：社會性、能動性、持續性、反思性和交互性。入境中國的外籍流動人口是“移民”的一種類型，他們從進入城市到完全融入也會經歷定居、使用和完全同化這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多元化需要不同：第一階段的需求主要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如何適應新城市的語言環境等方面的指導；第二階段的需求主要是熟悉城市內的市政服務、法律服務、健康服務、長期住房、專門職業的語言輔導等系統或機構；第三階段的需求是參與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

二、在華外籍流動人口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北京為例

(一) 在京外籍流動人口的基本特征

1.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在京外籍流動人口大多數來自發達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較高，高學歷人口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以高學歷為主的來華外籍人口，通常舉家遷移，攜帶家屬子女來京從商、就業或學習，對國際教育等相應的服務具有一定的需求。

2. 從居住時間來看，外籍流動人口在京平均居住時間較短，以兩年至五年的人數最多。外籍人口的流動性較大，全球化人才競爭背景下的來華相對處于弱勢，如何提升外籍人口城市融入，成為吸引留住人才的關鍵，也是管理服務好外籍人口，提升來華國際化建設最主要問題。

3.受教育程度不同、居住時間不同會導致在京外籍流動人口對城市融入程度存在差異和不同。在控制其他變量后，我們發現，受教育程度會對入境移民的心理產生消極影響，相反會對移民個體的行為適應和社會制度建構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在京外籍移民個體由于受教育程度較高和受教育時間較長，基于其自身對生活品質和自我價值的較高期許，因此幸福指數不會太高。反之，由于受教育程度較高、時間較長，在京的入境移民個體能夠很快在同鄉和熟人之間構建起網絡聯系，這樣就能夠幫助他們在短期內更容易適應和融入本地社會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時間的長短與在京“高素質”外籍移民個體對主流社會的經濟參與成正比。也就是說，在京居住時間越長，越容易找工作，參與和適應北京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但是，這并不必然導致他們對北京的社會制度、語言文化和與戶籍人口能夠相互完全接納與和諧相處。

4.從在京外籍流動人口的入境規模和國籍來看，國際化程度遠不及近代。近幾年，來京外籍人口規模不斷增加，但當下北京的國際化程度遠不及近代時期的北京。從近代來京的外國人居留歷史看，已經形成了以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主的外籍人口移民群體和良好的外籍人口聚居區人文環境。這對目前成為全國外籍人口最具吸引力之一的北京來說，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但與其他國際化大都市相比，來京外籍人口的規模和數量依舊存在較大差距。

(二)現行外籍流動人口管理模式的總體分析及存在的問題

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與接納的問題存在于我國部分大中城市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許多一線城市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都離不開外籍人士的參與和奉獻，但是對于保障外籍人士生活工作的相關政策法規并不完善。有些城市一方面吸引高素質的外籍人才，但在另一方面不能解決好外籍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入境外籍人口的數量也不斷激增，按照我國當前對入境外籍人口采取的出入境管理行政管理，往往注重的是通過對持證人身份和資格的查驗實現“以證管人”。仿佛持證人的證件合法了，其所實施的所有行為就都合法了，缺乏對其入境后行為的引導和跟進管理，這就使入境外籍人口很難依靠一己之力短時間內適應和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這種“入境易、融入難”的現象給入境地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后續管理壓力和負擔。 如果一直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也會使入境后的外籍人口成為入境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隱患，近年來，伴隨著我國2013年新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公安部近期出臺的便利外籍人員入境、居留等措施、政策相繼出臺，體現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我國政府在保護外籍人口權益上的進步。對這些入境的外國人管理該如何管理，如何讓他們融入所在的城市，是我國的外國人管理工作對于構建國際化大都市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實施屬地化管理還是跨文化管理？當前在北京等一線城市中，除了企業內部的跨文化管理，社會層面的跨文化管理需求日益凸顯。特別是伴隨著外國人聚居區的不斷出現，政府如何管理外籍人口聚居的國際化社區，如何協調涉外社區與周邊社區的關系等問題對于提高大城市的管理水平并且加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就顯得十分重要。

1.外籍流動人口管理的主要目標。在外籍人口管理過程中，我國許多一線城市的出入境管理部門雖然在此期間立足自身需求形成了不同層次的政策目標，并依據目標制定了不同的工作策略，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問題的形成和久治不愈正是因為管理目標設定不當導致的。

第一，分類管理、控制總量，實現外籍流動人口管理的有序化。各大中城市政府通過對不同類型外籍人員的篩選機制實現對總量的控制，在人員素質、規模、類型和時段等方面實現有序的外籍人口流動。

第二，吸引人才，提高綜合競爭力，改善投資環境。各大城市在國際化發展進程中對人才的需求量與日俱增，所以，通過吸引所需要的外籍高端人才來改善本地的人力資源結構，從而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實力并且創造更優的投資環境，是政府對外籍人才引進和管理的又一目標。

第三，以外養外，減輕財政壓力，調動基層管理積極性。由外籍人士負擔政府對其實施管理的成本會有利于政府集中財力在城市的建設和發展上，并且能夠對低素質、無經濟能力的外籍人士起到一定的阻擋作用。如果將這筆財政收入結合管理績效考核分配到相關職能部門，還將有助于調動基層機關管理外籍人口的積極性。

第四，完善居留許可制度，建立完整的外籍流動人口管理體制。針對外籍流動人員的“流動性”，用行政許可的管理手段通過發居留證件和住宿登記的管理辦法，掌握其基本資料信息和來去走向，形成一套有效的外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相當于美國采用的針對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安全號制度，是我國當下一線城市完善外籍流動人口管理體制的一個方向。

第五，完善外籍人口的就業管理。在國際化的進程中，我國一線城市不僅需要外籍人口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還希望限制他們的就業范圍，以減輕他們對我國國內就業市場的沖擊。針對外籍人口的就業許可以及對工作崗位的“分類管理”有助于這一管理目標的實現。

上述的各種管理目標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放在一起是否依然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是否能夠產生預期的效果？會不會彼此沖突？

2.對現行“分類管理”的可行性分析。入境外籍人口作為一個總括性的概念，不僅包括高學歷或者擁有獨特技能的高端人才，還包括入境旅游、探親、就醫或者求學的各類人員?！胺诸惞芾怼笔钱斍昂芏啻蟪鞘性谕鈬斯芾碇薪洺２捎玫氖侄?，從而實現對本地人力資源結構性的控制，以期吸引高素質人才的目標。如果說總量控制就是針對外籍人口入境數量的控制，那么所采取的“分類管理”就是對外籍人口的“質量”控制。

許多一線大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對高素質人才產生極大的需求，因此在對外籍人口進入進行總量限制的總體目標下，正在逐漸地開放對高素質人才進入的制度化渠道。這個想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存在著會將所謂“素質”的標準絕對化、單一化的問題。所以這一做法很容易導致管理目標的虛化和偏離，尤其是如果當它與入境人口總量控制聯系起來，就會成為阻擋“低素質”外籍人口入境的理由，就會成為一個無助于總量控制目標實現的神話。

第一，所謂的“素質”高低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對于像高新技術行業這種高度專業化的行業，就需要高學歷或者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而普通的崗位不需要高學歷人才，但也有自己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雖然普通崗位中的高素質人才為趕超世界科技水平發揮的作用不大，但是對于城市趕超世界總體水平絕對能夠發揮基礎性的重要作用。

第二，一直以來我國對“高素質人才”的定義首先考慮的就是學歷和文憑。但是縱觀全世界的企業家、創業者等真正的高規格人才，很多學歷并不很高。創業者不一定都是學校手把手教出來的，而是在真正的生活和市場的戰爭中拼搏出來的。入境的外籍人口中也一定會有很多這樣的人才，并且這些人才是許多大中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真正活力和動力之所在。國內的一些一線大城市在構建國際化的大都市進程中也會很自然地選擇和篩選出自身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因此政府所設定的單一化、絕對化的人才指標不會被現實所認可。

第三，外籍人口的“素質”結構是產業結構及崗位結構與外籍人口雙向選擇的結果。如果崗位結構是“低素質”需求的，那就留不住高級的人才，如果崗位需求的都是高素質的人才，那么“低素質”的人員來了就找不到工作。政府希望入境的外籍流動人口的素質越高越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低素質”需求崗位本身的存在必然導致“低素質”外籍人員的存在。所以，如果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得不到控制，大量的“低素質”外籍人口的數量就控制不了，外籍入境人口的總量控制就依然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

3.對分類管理的合理性分析。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人口流動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照市場和資源配置的需求，由人力資源的內在配置決定人員的流動。如果說政府是依托市場來實現生產力要素的有效配置，只要在市場動力機制的作用下的資本逐利性的存在，那么作為生產力要素的人口的流動就必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一定的自發性，政府單方面的控制措施是違背規律的，也難以奏效。

當前政府對外籍人口的控制思路還停留在以控制總量為目標的思路上，這也是我國計劃經濟留下的后遺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已經通過實施市場經濟，并依靠市場來配置資本，但是對于依靠市場來配置人口和勞動力還不能接受。結果必然導致目前用市場經濟的邏輯來處理資本等資源配置，而用計劃經濟的邏輯處理勞動力等人力資源配置的共存局面，這樣就必然會在管理中產生許多沖突和矛盾，致使現行管理措施無法得到適用。

政府盲目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誤以為自己可以對市場和市場機制實施任意的分割管控，把物質生產要素交給市場并把人的要素仍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現實是，市場配置機制不會允許這種割裂性做法的存在，市場會根據自身規律自行對所有生產要素進行配置，不管政府如何想干預其中。近年來，許多大城市都通過“招商引資”吸引了大量的國外資金和周邊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政府為了控制“低素質”外籍人口的入境提高了準入門檻并且不提供任何保護和保障措施，使得他們收入減少并且生存環境惡化。但正是由于這些“低素質”外籍人口缺乏相應的保護和保障措施，他們的雇傭成本遠低于本地勞動力，就給資本榨取更多剩余價值提供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從而吸引了更多的資本進入，隨之而來的就業崗位進一步增多，影響了當地產業結構的轉型。而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從事這些收入低的工作，這就為更多的“低素質”外籍人口留下了生存的空間。這就意味著，我國的一線城市為了控制“低素質”外籍人口所采取的措施反倒是刺激了低端勞動力的不斷涌入。

可見，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從這些入境的外籍流動人口本身出發去尋找問題產生的原因和解決辦法，而不是關注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空間問題。外籍人口管理應該由政府還是市場發揮首要作用這個根本問題如果得不到科學、合理的解答，具體措施力度越大取得的反作用力可能就越大。

總之“分類管理”是可行的，但是要把握好類型設置的合理性。特別是不能把互補的兩個勞動力市場當做是對立、沖突的，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市場的發展而去抑制另外一個市場。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遷移會不斷加劇，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問題在一段時間內會一直存在。由于在人口的遷移過程中，遷出決策、遷移過程、遷移結果是相互聯系的。我們認為，我國的入境外國人管理應當作為一個過程來實施，增加入境外籍人口社會融入的環節，具體包括入境后居留和融入現狀、影響因素及后果等。當前我們對于外籍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研究只是當作遷移后果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目前在這方面的國內研究剛剛起步，但是更需要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足夠的關注和更為深入的研究。

三、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理論分析

(一)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理論分析

傳統的西方社會融入理論，主要包含“熔爐論”“同化論”和“多元化”等幾種模式。但這幾種模式對來華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適用性不強，局限性很明顯。

1.傳統的“熔爐論”，及后來衍生發展的“邊疆熔爐論”“三重熔爐論”和“變形爐論”等共有的認知都是弱勢文化民族在美國這個強勢文化民族中，逐漸舍棄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而被美國文化所同化的過程。而移民同化過程則是外籍人口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實體上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來華外籍人口大多數都以優勢文化群體特征進入弱勢文化，所具備的經濟優勢、文化優勢、地位優勢等使其無意愿要融入本地的主流社會、經濟和政治體中，不管是“熔爐論”還是“同化論”，傳統的城市融入理論都不再適用。更何況并不以被當地文化和社會同化為目的外籍人口，甚至呈現出一些“逆同化”的融入特征，更是反駁了這兩種理論觀點。

2.社會學者在研究移民的社會融入問題時，一般都是在廣義的“多元論”基礎上展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世界格局的變化，發達國家的社會對非主流文化的寬容使“多元化”成為可能。不同種族和族裔群體愈加傾向于從本種族或族裔群體中尋求文化身份，這就給來華外籍人口的城市融入問題留出了解釋空間。但是“多元論”強調各民族文化交匯中保持的獨立性，而并不承認各種文化之間會互補與互動，這與外籍入境人口的自身文化不僅呈現多樣性和差異性，而且在長期的與我國社會的互動中會重新整合出既不同于其原初文化，也不同于目的地文化的一種獨特的實體，這也是外籍人口帶來的文化沖擊所具有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片面地強調差異性的多元論對于解決當前我國外籍入境人口社會融入的理論問題的解釋力度還遠遠不夠。

并且“多元論”即使在西方也依舊存在諸多分歧，受到中立性和科學性的質疑。一些發達國家的移民群體在融入類型和模式的多樣化上也呈現出不以同化愿望為前提的和而不同的“非零和型適應”模式。來自不同族群的外籍入境人口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然而沒有被發達國家這個熔爐同化的移民群體有著強烈的種族意識，這些新的族群很容易形成超越人們預期的更大的政治力量。因此，之后發展出來的區隔融合論和新融合論強調了個人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與整體環境之間的互動，提出了許多的融合路徑，在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時并不意味不能夠融入主流社會。外籍流動人口在維持其原初的文化特質的同時，會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進行重塑，進而助力多元化的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形成。

因此，在來華外籍流動人口經歷東西兩種文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相互抗衡沖突中，簡單的多元模式是很難使政府和學術界信服，這些新的移民融入論在新的人口態勢和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發展出來的解釋力更加能夠解釋來華外籍人口社會融入的特征，但還未能完全體現出全球化下來華的外籍流動人口這種優勢文化群體進行城市融入的獨特群體特征。

3.在社會融入的諸多形式中，同化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融入形式。所謂“同化”(Assimilation)，是指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或族群，在與另外一中更加強勢的文化模式互動的過程中，摒棄自身的獨立性和特點，吸納并與另外一種文化相交融，從而成為與強勢文化同質的文化的過程。同化論是由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社會學導論》中系統闡述的，他早在十九世紀末就提出，外籍族群來到遷入國后除了要應對生存壓力和文化沖突，還可能在與當地族群進行互動、摩擦、適應的過程中面臨被遷入國同化的挑戰。[8]在洛伊德·沃納(W Lloyd Warner)的《The Corporation in the Emergent American Society》和斯羅爾(Srole)的《Social psychiatry》中都提到，外籍族群的同化過程與族群的文化特質密切相關，同化時間的長短各有不同[9]，例如南歐移民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較快的同化速度。

無論是同化論、熔爐論還是多元文化論，在實踐過程中都遇到了或多或少的挫折，西方學者已經開始在外籍族群社會融合問題上探討模糊族群邊界的可行性，但是目前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理論體系有待進步一豐富。

(二)城市融入理論新范式——全球化范式

在西方學界三種主流社會融合價值取向之外，史蒂文·艾普斯坦(Steven A.Epstein)在《模糊的界限:跨越東地中海地區的族群邊界(1000-1400)》中提到了一種新的觀點，可以視作一種新范式的起點。他認為不同族群經過長期生活共處，族群邊界逐漸模糊，彼此相互適應，在文化表現和行為習慣上呈現趨同的狀態。[10]但是，艾普斯坦的觀點并未在西方學術圈引起劇烈反響，模糊族群界限論也一直未能成為主流社會融合的價值取向。

在我國，也有數位學者通過借鑒這種觀點，并對我國少數民族的社會融合問題進行了研究，包括包國滔《族群邊界模糊與維持——新中國成立以來惠東畬族的客家化》，和少英、李曦淼《社會變遷背景下的族群邊界演變——以N寨“克木-傣”族群為例》以及田夏彪、施彥岑《教育交往與族群邊界模糊——以大理白族為個案》，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論突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全球化范式。

隨著資本和技術的流動，全球化為人口的遷移提供了背景、機會和原動力。與傳統的國際移民單方向遷移不同，更多的人口遷移是一種跨越國界的、多向性的家庭、經濟、文化、社會、制度、宗教和政治關系，是作為一個活躍的主體進行跨國活動?，F代交通和通信、教育，又為人類這種跨國流動提供了實現多次定居和遷移的可能。由于在華的外籍人口大多具備綜合素質較高、受教育程度較高、人力資源成本較高、經濟收入較高的優勢文化群體的基本特征，使得他們更加頻繁地在全球流動。

這種“人的全球化”使來華外籍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不得不轉向世界社會、全球社會概念的模式，移民身份認同也發生了轉變，他們更以“國際人”身份認同，而不是固守著原始國籍國或特定國家的文化和價值的方式，而是把在華生活和工作經歷作為其個人事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全球化時代也為在華外籍流動人口提供了全球權利的意識，在自主性和個體的權利層面獲得事實上和法理上的承認，他們把個人的全球化發展與城市全球化進程緊密相聯，也使其在來華的城市融入過程與來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同步發展。他們在城市建設中體現出個人自我實現價值，更樂意以國際慣例行事和制約，這種以全球范式為標準，并承認文化或制度上的互補互動，“和而不同”并“求同存異”的多元文化更能體現出在華外籍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代表性特征。其不僅體現出外籍流動人口心理層面自我實現的價值觀，更體現了“人”與“城”合一的國際移民城市融入新范式，也只有遵循這種新型融入范式，才能使北京吸引更多、留住并用好外籍人才，管理好和服務好這些外籍流動人口。

(二) 全球化社會融入與我國大中城市的國際化進程建設價值藕合

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必然擴大外籍流動人員的跨國就業。我國的大中城市已經逐步吸引了大量的外籍人口，成為了我國重要的外籍流動人口聚集地。因此只有通過采取新型社會融入范式，才能更做好實現在華外籍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全球化范式下的社會融入有利于外籍流動人口更多地融入當地的經濟建設。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一線城市要想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和“經濟、文化中心”就需要為外籍人才開辟寬松、暢通的引進渠道，為其提供各項入境后的保障措施，使其更好地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入境我國的外籍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分布廣泛，而解決好這一群體的城市融入問題，必須在借鑒其他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來選擇具有可行性的方式。無論是“共和模式”“多元模式”還是“同化模式”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實踐中也使主權國家遭受了慘痛的代價。全球化模式模糊了國別的概念，只強調當下最先進的國際理念和國際規則，這就使入境的外籍人口在自身權利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價值得到了充分實現。他們就會積極參與和融入到我國的經濟和社會中去，有利于我國城市的和諧穩定以及城市的長足發展。

2.全球化范式有利于外籍流動人口在社會融入進程中文化傳播和國際交流，促進我國一線城市的國際化進程。從國際化城市建設的角度看，每個城市所處的文化等級不同，文化態勢各異。文化勢能比較高的城市通常是文化創新的發源地和主陣地，從而影響著世界文化。本地居民與外籍人士的跨文化溝通是文化傳播的一種高效途徑。外籍人口在國內一些大城市中形成的“優勢文化孤島”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推動和促使當地居民盡快熟悉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的作用。這些入境外籍人口在長時間的居留過程中不斷用自己的文化、生活和思維方式影響當地的居民。比如，外籍人士與當地居民的混同居住，本地居民與外籍人士在交流中難免要涉及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碰撞，這就推動了國際化社區的發展，增加了對政府管理部門的監督，迫使城市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迅速提升。同時本地居民也在向外籍人士傳播著自己的風俗和文化，從而可以持續性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凝聚力和輻射力。不同文化的交互融合加速了我國一線城市國際化的進程，外籍人口的社會融入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3.采用全球化范式實現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對他們的權利保護。對一線城市的社會進步和與國際接軌。在我國的一線城市實現國際化的歷史進程中，衡量其性質和國際化程度的不僅僅是該城市在經濟領域參與的國際交流，移民比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力資源朝著經濟發展快、效益好、就業機會多的一些國際化城市流動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反映。我國一線城市目前一直有大量外籍人口流入并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外籍流動人口是我國城市經濟建設中一股至關重要的力量，他們彌補了當地的人才需求，緩解了城市勞動力不足的狀況，為流入地的經濟發展貢獻頗多，其與當地社會的融入程度也間接影響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秉承尊重人權和種族平等的執政理念，遵守我國加入的國際條約和頒布的相關法律規范，為在我國合法工作6個月以上并依法納稅的外籍入境人口提供應有的服務和保障，包括他們自身的各項權利。因此，采用全球化范式可以不斷推動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與國際接軌，這種國際化的寬松環境會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入境外籍人口來華發展。

四、外籍流動人口融入管理的借鑒

(一)法國促進移民融入的主要做法

法國長期以來對于外籍人口的社會融入一直采取的是“共和模式”，也就是說，要所有外來人口必須遵循法國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摒棄自身的文化、心理和信仰，同化到法國的主流文化中去。

1.政府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文化和心理滲透，使外來移民通過參與各種文化和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更多地接受和吸納法國文化和價值觀。比如，根據外來移民群體的經濟能力較差，文化欣賞水平因受教育程度較低而有所限制，所以對于外來跨國移民的文化融入來說，公共的文化館圖書館等發揮中重要的文化滲透作用。

通過這些低成本的社會活動的參與，使外來移民有機會與本地人口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產生相互的了解、接觸和彼此的互動，從而進一步相互接納，使彼此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融洽、和諧，使原本族權之間的族際界線更加模糊，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對立更加緩和，有利于實現不同族群之間的和諧共處和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

其次，搭建基層溝通平臺，為外籍族群提供溝通渠道。市鎮聯合體作為聯結基層社區的行政單位，在法國能夠為外來移民搭建交流平臺，使他們可以通過這個渠道獲得話語權并表達自己的訴求。許多初入法國的外來移民和族群由于身處社會底層、經濟能力差，缺少話語權和維護自己權益的能力，是外來移民社會融入困難的重要因素之一。

3.政府還通過區議會來直接聯系當地居民。作為直接了解和反應民意的平臺，區議會不僅體察民情還替他們呼吁和維權。在社區內部，還有一支保護和服務當地居民合法權益的便民服務組織，內容涵蓋教育、司法等與居民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各項社會事務，使居民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及時得到處理和解決，有利于維護當地的治安和社會穩定。

4.對外來移民實現歸化入籍和身份合法化。法國的移民政策雖然歷史上也先后經歷過對跨國移民從限制——打擊——合法化的制度變遷，當前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上還是為外來移民的身份合法化提供了許多機會和條件。法國政府規定，合法入境的跨國移民只要具有一年以上的合法居留資格，允許在法國有工作權，還可以與法國公民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這一權利也可惠及其子女。這些機會和途徑都使外籍族群能夠通過居留、就業和受教育來了解和融入法國社會，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法國社會。

(二)英國政府在促進跨國移民社會融入中的先進經驗

1.立足國家利益選擇性接受外來移民。鑒于英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內現存外來移民分布狀況，政府提出了未來英國可接受移民的數量將維持在上個世紀最后十年的發展水平上。在接受外來移民的問題上，政府的態度一直是非常謹慎的，既有需求又有限制。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外來移民幫助他們解決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助力英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這些人的到來影響和打破了當下英國社會既有的秩序和平衡。因此，政府在接受入境外來移民時采取了選擇性接受的態度，通過移民積分制鼓勵和接納高素質移民進入，同時對于低素質移民則規定了很多限制條件，防止這一群體的大量涌入給政府的后續管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負擔。這就使得英國不斷采取收縮移民政策，來保證政策的連續性以期鞏固執政的基礎。這也會成為英國未來移民政策的發展趨勢。

2.政府通過多種激勵和保障機制，扶持和幫助外來移民融入社會。長期以來，英國政府一直采取“多元化”社會融入模式，尊重外籍族群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采取寬容和接納的態度，提供許多外來移民需要的福利和制度保障，使他們在英國能夠安居樂業。然而，隨著“托特納姆騷亂”和“倫敦地鐵爆炸案”的發生，政府認識到這種管理辦法會陷入失控和無政府主義狀態，不利于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此后，英國政府開始推行主流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要求外來移民要通過受教育和提高培訓等方式，讓他們盡快把自己當作英國社會的一員，實現從心理到身份的認同和轉變。但社會融入不能立竿見影，這些外來移民即使在英國政府移民政策的積極引導下，也需要經歷一個迂回前進的過程。

3.通過國際合作，推動外來移民的社會融入。英國政府通過與歐盟成果國之間的合作，進一步消除由于國家間移民政策的處突和張力導致的跨國移民問題，在小范圍內實現了移民跨國遷移的通暢。通過與移民輸出國進行合作，使輸入的移民不僅幫助輸出國受益，也幫助英國達到了預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此外，對于已經入境的外籍人口，英國政府為他們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福利和保障措施，比如就業、住房和教育培訓等。通過這些有利于移民權益保護的福利政策和措施，政府希望他們能夠在英國安居樂業的同時，接納和認同英國的主流社會文化，自然融入英國社會。然而，隨著近年來英國經濟狀況的下滑和入境外籍人口數量的攀升，政府無力繼續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保障，這就導致外來移民對政府的不滿和仇恨，繼而導致“騷亂”和“爆炸案”的不斷發生。

(三)美國促進移民融入社會的主要做法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也是一個從移民身上充分獲益的國家。多年來，美國一直通過多種途徑網羅和吸納人才為其所用。比如，美國通過“綠卡”和“海外工作簽證”制度，根據美國政府的需要，將大量海外的技術移民按技能高低進行分類排序，并按照“頂尖人才、高技能人才、急需人才以及宗教移民、投資移民”的順序先后賦予其優先權。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還推出了移民配額制，這樣可有效控制入境外籍移民的數量。但是以收割和網羅人才為導向的“人才戰略”使美國政府在引進海外移民時往往過于重視高端勞動力市場，而忽略了低端勞動力的引入，使移民結構與市場需求之間無法保持平衡。目前，美國政府也認識到了移民引入的結構性失調問題，通過歸化入籍和擴大技術移民規模的方式進行移民改革。

從以上三國的外籍族群管理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看到，外籍族群管理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權利保障和個人全面發展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解決外來移民與主流社會之間價值觀的矛盾和沖突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對待人權與國家主權的關系上，如果一味放任、不加以引導，英國的悲劇還會發生。當然也不能像法國那樣，采取比較機械、單一的強硬態度。我們認為，需要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通過社會融入的管理手段，積極引導和把握外籍入境人口的發展方向，掌握發展規律。提供必要的社會幫助和保障，對于可能出現的消極因素要積極預防和管控，避免成為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隱患。

五、外籍流動人口融入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隨著來華外籍流動人口數量的與日俱增，如何管理好這一特殊的流動人口群體，也成為我國政府面臨的新課題。傳統的出入境管理手段目前已經無法回應現實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我們認為，進一步加強對在華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管理，還應在如下方面予以改進和完善。

(一)引導和把握入境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過程和發展方向

眾所周知，任何社會都是由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所組成。傳統的社會融入理論認為，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方向必然是向上的，向著中產階級和主流社會融入。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看到許多反例。比如，許多低素質的外籍人口入境后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就慢慢形成外籍族群的聚居區，成為貧民窟的雛形，比如英國的托特納姆地區、歐洲的穆斯林聚居區、吉普賽人聚居區以及在我國的北京、上海和廣州陸續出現的低端勞動力構成的外國人聚居區等等。雖然這是我們不想看到和不期待發生的，但這種“移民飛地”的出現就說明，社會融入的方向并非都是一致的，不會必然都向上流動，朝向中產階級和主流社會，也會產生朝下或偏離主流社會的情形。這種“移民飛地”越多，主權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就會受到更大的威脅。因此，對于中國社會來說，入境的外籍人口跨國遷移的進程及其社會融入的最終發展方向必須是我們所關注和重視的問題。有必要對跨國流動移民社會融入的發展進程和最終方向給予必要的引導和干預，促進積極社會效益的產生。

(二)形成具有共時性、延續性的外籍流動人口研究方法，把握內在發展規律

由于入境的外籍流動人口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居留時間相對較短，流動性大。當前對融入狀態的考量受限于特定理論工具和調查方法，這就使當前國內許多針對特定時間點和時間段的調查研究無法全面反應特定入境外籍流動群體社會融入問題的發展變化。加之各項研究所用的測量工具的差異，也會導致研究結果不具有普適性，繼而阻礙了結論的推廣和廣泛使用，更無法作為一個可行性研究結果與其他同類研究進行橫向比較，至今無法形成學術共識。

社會融入是一個動態、迂回的漸進過程。其好壞無法在某一個特定時點上作出價值判斷，而要在一個相對的時間段內考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不應該局限于特定的檢測指標和分析工具。如果學術界能夠使用規范化的研究方法和標準化的測量工具，對各個時點的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狀況進行系統的、長期的跟蹤和調查，通過對其在境內全部數據的綜合分析來確定其大致的變化規律和軌跡。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對這個特定群體的動態考察，從而便于政府及時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引導和助力于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梢?，形成一套規范、標準的分析、測量工具是十分重要性。

(三) 形成階段性的、符合我國國情的評價指標和測量維度

我國入境外籍流動人口的獨特性和人力資本使得其在不同城市的社會融入體系中會涉及到諸多問題，涉及到經濟、文化、心理和身份等多個維度。因此，我國的外籍人口社會融入過程不應是簡單的向主流社會和中等資產階級看齊的單線性軌跡，而是沿襲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對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評價指標體系涵蓋的維度，應充分體現當今國際移民的根本特征和需求。

由于跨國遷移人口的社會融入是一個由不同維度、不同階段組成的迂回、漸進的發展過程。這些指標和維度之間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層層深入的，共同反應了主權國家對入境移民的根本需求。在研究中我們發現，衡量外籍人口社會融入的維度中還要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許多高于其他流動人口的指標和要求，比如用來衡量結構性參與和文化、心理融入維度的一些“社會滿意度”的評價指標，這些因素都深刻地反映出以制度、個人背景、社會資本等為主要影響因素的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是受多項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依托這些維度及影響因素建構起來的在華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重要評價指標體系，其在維度和測量指標上與以弱勢群體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國際移民和國內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評價體系是需要有所區別的。我們也同樣需要把衡量指標和維度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之內，從而使得分析過程能夠更加簡單明了。也就是說，對于入境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評價指標應該選擇那些更能夠反應和充分體現同時還應該充分體現出當地外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社會性、能動性和交互性等本質特點和當今國際移民需求的維度。

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同樣是一個迂回前進的過程，雖然我們無法從短期和局部的狀況判斷整體融入進程的發展，但我們目前可以依據一些顯性指標作為衡量標準，從而進行判斷：首先，外籍人口是否積極找工作解決生存問題，是否參與到主權國家的經濟建設，還是僅僅靠政府提供的救濟福利整天養“懶漢”？其次，他們是否從心理上認同當地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像當地人一樣進行價值選擇，或者正在變成當地人？第三，社會融入的結果和效益是否產生，就看外籍人口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權益是否充分得到了實現，比如人權、子女的受教育權個人的生存權和就業權等等。

(四)漸進式提升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能力

我們認為，引導和把握外籍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方向，重點還是要不斷提升這一群體人力資本的結構性水平，進而提升整體融入當地經濟發展的能力。由于現階段我國的社會資源還十分有限，不可能把所有資源都投入到對外籍流動人口的幫扶上。我們只能有步驟、有側重地采取漸進式融入的方法，積極引導他們進行社會融入。

1.建立咨詢和服務平臺，有側重地培訓特定入境移民群體，逐步提升入境移民的人力資本和適應能力。在我國現行的入境外籍流動人口管理中，我們需要為外籍入境人才的引進提供便利條件和制度保障，提升我國在國際人才戰略中的競爭力和吸引力。

2.由于群體性差異，政府可以采取分群體、有側重地推動重點人群融入。許多入境的外籍高端人才都有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的強烈愿望，他們往往在目的地國會積極采取多種途徑來不斷提升個人的人力資本和適應能力。我們可以讓一部分意愿強烈的群體先融入進來，除考慮普適性外，也要對重點人群有所側重，再以此帶動其他人。在社會融合過程中，白領群體和高學歷群體的可以成為首選。由于這些高端人才不僅能夠認識到融入主流社會的重要性，而且自身具備強烈的融入愿望。加之他們在自身的人力資本和融入能力等各方面能力都非常突出，在經濟與社會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幫助和促進這部分高端人才的優先融入，使他們在當地的充分享受各項社會保障，從而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當條件具備時，可以考慮對低端勞動力進行有步驟地漸進式融入。比如先幫助他們參與當地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使他們有了一定的社會活動能力，這樣就會增加他們進一步融入社會的信心和積極性。然后再通過語言培訓、活動宣傳等方式加強文化融合，從而使其整體適應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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