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談行書：這才是文化家族

能從行書里看出那么多風景，一定是進入到了中國文化的最深處。然而，行書又是那么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會隨口說出王羲之和《蘭亭序》。那就必須進入那個盼望很久的門庭了：東晉王家。是的，王家，王羲之的家。我建議一切研究中國藝術史、東方審美史的學者在這個家庭多逗留一點時間，不要急著出來。因為有一些遠超書法的秘密，在里邊潛藏著。

任何一部藝術史都分兩個層次。淺層是一條小街，招牌繁多，攤販密集，摩肩接踵；深層是一些大門，平時關著，只有問很久，等很久，才會打開一條門縫?？绮竭M去，才發現林苑茂密，屋宇軒朗。王家大門里的院落，深得出奇。

王家有多少杰出的書法家？一時扳著手指也數不過來。祖父王正生了八個兒子，都是王羲之的父輩，其中有四個是杰出書法家。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算一個，但是，伯伯王導和叔叔王廙的書法水準比王曠高得多。到王羲之一輩，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洽、王劭、王薈、王茂之都是大書法家。其中，王洽的兒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筆墨健將。別的不說，我們現在還能在博物館里凝神屏息地一睹風采的《伯遠帖》，就出自王珣手筆。

那么多王家俊彥，當然是名門望族的擇婿熱點。一天，一個叫郗鑒的太尉，派了門生來初選女婿。太尉有一個叫郗璿的女兒，才貌雙全，已到了婚嫁的年齡。門生到了王家的東廂房，那些男青年都在，也都知道這位門生的來歷，便都整理衣帽，笑容相迎。只有在東邊的床上有一個青年，坦露著肚子在吃東西，完全沒有在乎太尉的這位門生。門生回去后向太尉一描述，太尉說：“就是他了！”

于是，這個坦腹青年就成了太尉的女婿，而“東床”，則成了此后中國文化對女婿的美稱。

這個坦腹青年就是王羲之。那時，正處于曹操、諸葛亮之后的“后英雄時代”，魏晉名士看破了一切英雄業績，只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所以就有了這張東床、這個太尉、這段婚姻。

王羲之與郗璿結婚后，生了七個兒子，每一個都擅長書法。這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其中五個，可以被正式載入史冊。除了最小的兒子王獻之名垂千古外，凝之、徽之、操之、渙之四個都是書法大才。這些兒子，從不同的方面承襲和發揚了王羲之。有人評論說：“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東觀余論》）。這個評論可能不錯，因為相比之下，“源”是根本，果然成就了王獻之，能與王羲之齊名。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個家庭里的不少女性，也是了不起的書法家。例如，王羲之的妻子郗璿，被周圍的名士贊之為“女中仙筆”。王羲之的兒媳婦，也就是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韞，更是聞名遠近的文化翹楚，她的書法，被評之為“雍容和雅，芳馥可玩”。在這種家庭氣氛的熏染下，連雇來幫助撫育小兒子王獻之的保姆李如意，居然也能寫得一手草書。

李如意知道，就在隔壁，王洽的妻子荀氏，王珉的妻子汪氏，也都是書法高手。脂粉裙釵間，典雅的筆墨如溪奔潮涌。

我們能在一千七百年后的今天，想象那些圍墻里的情景嗎？可以肯定，這個門庭里進進出出的人都很少談論書法，門楣、廳堂里也不會懸掛名人手跡。但是，早晨留在幾案上的一張出門便條，一旦藏下，便必定成為海內外哄搶千年的國之珍寶。

晚間用餐，小兒子握筷的姿勢使對桌的叔叔多看了一眼，笑問：“最近寫多了一些？”

站在背后的年輕保姆回答：“臨張芝已到三分?！?/p>

誰也不把書法當專業，誰也不以書法來謀生。那里出現的，只是一種生命氣氛。

自古以來，這種家族性的文化大聚集，很容易被誤解成生命遺傳。請天下一切姓王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是生命氣氛，而不是生命遺傳。但同時，又要請現在很多“書法鄉”、“書法村”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氣氛與生命有關，而且是一種極其珍罕的集體生命，并不是容易模擬的集體技藝。

這種集體生命為什么珍罕？因為這是書法藝術在經歷了從甲骨文出發的無數次始源性試驗后，終于走到了一個經典的創造平臺。像是道道山溪終于會聚成了一個大水潭，立即奔瀉成了氣勢恢宏的大瀑布。大瀑布有根有脈，但它的會聚和奔瀉，卻是“第一原創”，此前不可能出現，此后不可能重復。

人類史上難得出現有數的高尚文化，大多被無知和低俗所吞噬，只有少數幾宗有幸進入“原創爆發期”。爆發之后，即成永久典范。中國現代學者受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和社會發展論影響太深，總喜歡把巨峰跟前的丘壑說成是新時代的進步形態，惹得很多不明文化大勢的老實人辛勞畢生試圖超越。東晉王家證明，后世那種以為高尚文化也會一代代“進化”、“發展”的觀念是可笑的。

在王羲之去世二百五十七年后建立的唐朝是多么意氣風發，但對王家的書法卻一點兒也不敢“再創新”。就連唐太宗，這么一個睥睨百世的偉大君主，也只得用小人的欺騙手段賺得《蘭亭序》，最后殉葬昭陵。他知道，萬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經典不可再造。

唐代那些大書法家，面對王羲之，一點兒也沒有盛世之傲，永遠地臨摹、臨摹、再臨摹。他們的臨本，讓我們隱約看到了一個王羲之，卻又清晰看到了一群崇拜者。唐代懂得崇拜，懂得從盛世反過來崇拜亂世，懂得文化極品不管出于何世都只能是唯一。這，就是唐代之所以是唐代。

公元六七二年冬天，一篇由唐太宗親自寫序，由唐高宗撰記的《圣教序》刻石。唐太宗自己的書法很好，但刻石用字，全由懷仁和尚一個個地從王羲之遺墨中去找、去選、去集?；蕶鄬ξ幕t遜到這個地步，讓人感動。但細細一想，又覺正常。這正像唐代之后的文化智者只敢吟詠唐詩，卻不敢大言趕超唐詩。

同樣，全世界的文化智者都不會大言趕超古希臘的哲學、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莎士比亞的戲劇。

公元四世紀中國的那片流動墨色，也成了終極的文化坐標。

說了那么多文化哲學，還應回過頭來記一下東晉王家留下的名帖。太多了，只能記王氏父子的留世代表作。例如，王羲之除了《蘭亭序》之外的《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平安帖》、《奉橘帖》、《喪亂帖》、《頻有哀禍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二謝帖》等。王獻之的《鴨頭丸帖》、《廿九日帖》，以及草書《中秋帖》、《十二月帖》等等。

任何熱愛書法的人在抄寫這些帖名時，每次都會興奮。因為帖名正來自帖中字跡，那些字跡一旦見過就成永久格式，下筆如叩圣域。

這么多法帖中，我最寶愛的是《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平安帖》、《喪亂帖》、《鴨頭丸帖》、《中秋帖》六本。寶愛到什么程度？不管何時何地，只要一見它們的影印本，都會頓生愉悅，身心熨帖，陰霾全掃，紛擾頃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