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 全球行動
——國際安全專家與地方安全專家的合作

凱·貝克托爾德｜文 張朝彬｜譯

薩曼莎·康奈爾和布萊恩·施密特都在歐洲工作，都屬制藥行業，其角色和責任卻大相徑庭。施密特是所在公司全球EHS小組的工業衛生專家，主要為18個作業場所提供指導和幫助?？的螤柕闹饕ぷ魇潜ＷC公司可容納3 000多人的作業現場正常運行，她需要參與日常生產，責任包括管理有毒物質信息，進行空氣抽樣檢測，撰寫書面報告和內部審計。他們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各自的職責也沒有變化。The Synergist雜志就他們以往共同的工作經歷，對兩位專家進行了采訪，討論國際安全專家與地方安全專家的共同責任，以及他們如何攜手工作，發揮更大作用。

記者：你們會怎樣描述國際安全專家與地方生產安全專家各自的職責？

布萊恩·施密特：如果用商業語言來描述，他們就是“戰略性與執行性”的差別。國際安全專家在不同的場所間流動，其工作是為公司指明發展方向。而地方安全人員偏向于實際操作和執行，作出的決定立刻會產生影響，且常常得到及時反饋。例如，安全專家改進車間通風系統后，通過監測設備立即就能看見提升的地方。而我作為國際安全專家，必須要接受自己雖然多年努力付出，但遲遲不見成效的可能性。這如同讓一艘巨船轉向，希望在一兩年后回首時能夠看到航跡的改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認真思考能夠改變巨船航向的措施，但反饋往往比較滯后。

薩曼莎·康奈爾：作為公司在特定工作場所的安全專家，你要花很長時間去執行、落實一些事情，但也要擁有戰略眼光。你必須保障企業生產安全，提前制定好安全措施。其他日常工作還包括傳達風險信息和有毒物質信息，進行工業衛生監測，包括規劃、取樣、報告、員工培訓、風險評估、內部審查和事故調查。

布萊恩·施密特：國際安全專家并非比地方安全專家有更深的知識或更高的資格；他們只是看待安全的角度不同。如果你是國際安全專家，常去不同的作業場所，你就會對公司情況形成不同看法。無論作業場所面積多大或地位多重要，身處其中的地方安全專家很難看到作業場所之外的情況，因為他們的工作大多與具體操作有關，即維持車間安全生產。作為國際安全專家，某個作業場所，我每年可能只去1次。在這期間我頭腦中會形成一些更長遠的目標。但這也意味著我很難了解作業場所真正發生了什么，也很難產生與地方安全員相同的效果。

記者：兩類安全專家在時間非常有限的面對面溝通時，對他們而言，哪些事情最值得探討？

薩曼莎·康奈爾：面談有助于國際安全專家評估公司的安全需求。地方安全專家則有機會說出實際生產中最緊迫的問題。我會常常保留一些疑問和重要事項，等到國際安全專家來到我負責的作業場所時再詢問。如此我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可以在一天之內盡可能多地解決問題。與素未謀面的人建立真正工作關系很困難，但面談有助于彼此了解。

布萊恩·施密特：作為國際安全專家，你經常不在生產現場，大部分都是通過電子郵件和網絡電話與地方安全專家交流。面對面交談對我們來說很重要，讓我們認識到地方安全專家并不僅僅是電子郵箱中的名字。與地方安全專家協調溝通是我們的職責之一。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制定議程，議題涵蓋每年需要討論的各個事項。通過交談，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正在做什么，每個人都有機會為解決問題作出努力。它也讓我了解到各個作業場所面臨的難題，有助于我制定策略。例如，我可能會意識到他們在暴露評估上遇到了困難，因為公司沒有明確的評估方法。薩曼莎會把問題留給國際安全專家解答，其他人也一樣。

薩曼莎·康奈爾：有時候，地方安全員有助于國際安全專家收集相關信息。布萊恩提到，國際安全專家應該協調兩者間的合作，我非常贊同。我曾有機會參觀另外兩家公司的生產現場。我遇到了國際安全專家布萊恩·施密特。在那次見面中，我們意識到我們各自在為同一件事而努力：記錄工業衛生暴露監測結果。我們的想法相似，但每個人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在他人的協調下，我們終于見了面。一個擁有全球視野的人會知道哪些方法會有效果。他們可以互相幫助，完善想法。

布萊恩·施密特：是的，我們可以為彼此提供資源。在制藥行業，有時候地方安全專家需要有人幫助才能跳出固有思維，理清問題的解決方法，或者需要有人告訴他們是否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記者：你們如何通過合作在全球各個工作場所內實施公司的標準？

布萊恩·施密特：國際安全專家為公司制定的標準要面向各種文化和法律，這意味著它必須具有普遍性。標準必須要包含指導企業實現某個特定目標的原則。例如，公司的目標是讓某物質的暴露濃度保持在閾值以下，如果該閾值是公司內部設置的，其他地方的法律或文件都沒有涉及，那該標準可直接在全球應用。但如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暴露閾值，你必須遵守所在國的規定。如果公司的某項全球標準互相沖突，應建遵照較為保守的閾值。

地方安全專家并不制定標準，而是遵照既定標準和原則，利用它們來確定具體作業流程。各場所的情況不同，必須仔細解讀原則，逐步落實。

薩曼莎·康奈爾：是的，國際毒理學家或安全專家會給我們設定暴露閾值。我在生產現場，要確保首先遵守所在國的閾值，然后才是公司標準。我必須想出落實標準的方法：我負責的作業場所，是否在暴露閾值以下？如果沒有，該如何保護工人？

從全球性視角看，很難在制定全球標準時找到平衡，因為每個作業場所都有獨特的作業方式。概述標準的要求時，要包含細節，但過于細致又無法應用于各場所。如果標準內容模糊，僅提供一個大綱，那么企業遇到大綱中不存在的情況時就無從著手。此時，國際安全專家與企業地方專家間良好的工作關系就有助于解決這些困境。

公司文件中可能包含大量要求和細節。對于沒有他人支持的作業場所，要遵守新文件中的所有要求，似乎有些困難。對于相對成熟的作業場所，同一份文件也可能顯得限制性過強，必須變更當前的生產流程。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公司會將大部分資源分配給不成熟的作業場所，因為企業默認成熟的作業場所可依靠已有資源，自行解決問題。這并沒有錯，你必須優先考慮并幫助那些沒有EHS人員的公司。但總體來看，EHS人員的作用有限，因此相對成熟的場所也可能缺少足夠的專家資源來執行新標準。

記者：公司如何確保所有場所都遵守了標準?

布萊恩·施密特：這就是審計的用武之地。國際專家與地方專家都會參與審計，但方式不同。作為國際安全專家，我被公司授權對各作業場所進行審計，向公司高層確定其EHS人員或職業安全人員都各司其職，妥善管理。這就要在各地進行檢查，看其是否遵守了公司標準。如果某作業場所被評級為A級，意味著他們一切都做得很好，C級則意味著該作業場所需要密切關注。薩曼莎，從地方安全專家的角度看，你對審計有什么觀點？

薩曼莎·康奈爾：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有些嚴格，因為我們在現場，清楚生產的每個細節。我負責場所可能在大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但當國際安全專家審計后滿意離開，整個場所都在慶祝時，我會想，“我們是否會因為自己已經做得足夠好而停止努力？”改進空間總會有，我們還有很長路要走。

記者：兩者溝通不暢或合作不佳會有什么后果呢？

薩曼莎·康奈爾：如果兩者傳遞的信息相沖突，員工會對公司失去信任，不相信公司能保護他們的安全，也有損安全專家的信譽。確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某作業場所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不久后國際安全專家卻發布與之前不一致的信息。國際安全專家對作業場所實施某項計劃的進度表，可能會有不同期待，因為他們不了解事情的優先次序。他們也可能低估落實計劃所需的工作量。

在化學品生產現場，控制暴露是重中之重。在我之前工作中，國際安全專家的目標之一是逐步實施為所有場所制定的聽力防護計劃，但對于我負責的場所而言，重點是控制化學品暴露并改進暴露監測方法。作為地方安全專家，我理解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但卻無法同時著手。因為我在作業現場工作，作業工人對我的期待就是首先按照他們的優先次序開展工作。

另一個例子是：某作業場所正實施既定的五年安全計劃，但國際安全專家恰好決定要在未來一兩年內實施一個新的安全項目。如果沒有良好溝通，雙方都會感到苦惱：雖然都清楚各自該做什么，但其優先事項卻不一致。

布萊恩·施密特：兩者之間的關系很有趣。以前我和薩曼莎一起工作時，她并不向我匯報工作。但我想操控一艘大船，為此必須讓她在自己負責的場所實施某些計劃。此時，各種信息會互相影響：她會從工人那里得到一些需求信息；從她的老板那里得到一些優先次序的指示；還會從我這里得到其他的指示。她必須保持三者的動態平衡。這種情況下，雙方要相互坦誠、要交流才能確保安全標準的推行。所以我們要不斷溝通。

薩曼莎·康奈爾：作為企業的地方安全專家，一方面要維持好雙方關系，另一方面要在不同方向間進行抉擇，這很痛苦。國際安全專家會支持你的工作，但你無須向其匯報工作。有時候，國際安全專家想要實施一些標準，但是作業場所的工人可能會說，“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和資源來完成這項工作了?！币部赡苁窍喾吹那闆r：你的作業場所想實施某些標準，但國際安全專家從全局出發，認為這并不重要。與國際安全專家在全局戰略上保持一致非常重要，但實際上，雙方對事情優先次序的劃定往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