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食物體系淺析

摘要：食品安全問題是我國替代食物體系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導因。中國的政府機構在生態農業認證體系發展初期發揮了主導作用。中國的替代食物體系主要有社區支持農業、巢狀市場、食物短鏈三種實踐形式。

關鍵詞：替代食物體系;食品安全;社區支持農業

一、概念

全球化、工業化、城鎮化使得裹挾其中的世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生態和社會問題，生態環境退化、自然資源耗竭、小規模農業生產者邊緣化、食品安全問題頻發……人們為了應對環境破壞和食品安全的危機，自救性地發展起替代食物體系。

替代食物體系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定義，其希望替代的是工業化食物生產體系，在空間上、社會關系上、經濟關系上都有具體的表現。替代食物體系普遍追求縮短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促進雙方進行信息交流、增強相互信任，強調公平交易和社區發展，涵蓋了與這類新興市場相關的豐富多樣的社會實踐。

二、我國替代食物體系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食品安全問題是替代食物體系產生和發展的直接導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食品短缺迅速演變為數量相對過剩，但是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三聚氰胺、蘇丹紅、毒菜心、毒韭菜、塑化劑、地溝油……層出不窮，公眾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甚至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為了維護自己的食品安全，部分消費者開始尋找替代方案，其中一種形式就是發起社區支持農業，通過與生態農戶建立直接聯系，獲得高品質的安全農產品。

現有主流食品體系內的力量失衡是替代食物體系發展的內在原因。在現有的食物體系當中，大型中間商、農資供應商掌握了生產資料的定價權，大型中間商、食品加工商控制了食品價格，農民、小生產者和消費者只能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這樣就產生了一連串的問題，首要的就是食品安全，低價格犧牲的只能是質量。處于食物鏈上游的農民面對種養殖環節利潤不斷被蠶食的現實，只好使用大量化肥、農藥、添加劑來提高產量，美化外觀，以期“價廉物美”。進入加工階段，食品加工商則選擇使用劣質原材料來降低成本，使用大量添加劑來改善口味和外觀，也是為了“價廉物美”。消費者無法直觀判斷食品質量，只好被動地接受“價廉物美”。這樣一系列理性選擇決定的“價廉物美”，客觀上卻存在著嚴重的食品安全隱患，無辜而積極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開始尋找替代方案。與此同時，農村社區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得不可持續。一方面農業成為最大的污染源; 另一方面，農業行業收入低下導致了青壯年人口流向城市，農村勞動力供給不可持續，一旦農業不可持續，整個社會必然不可持續。在“新鄉村建設運動”中，替代食物體系建設被視為擺脫資本控制，重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合作與信任，實現城市和鄉村良性互動的重要路徑。

城市中等收入群體是替代食物體系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城市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居于中游，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比較接近，在一定的經濟實力的基礎上開始對現有食品體系進行反思，對食品消費提出更高的利益訴求，首先是食品安全，再上升到公平貿易和環境保護。

三、替代食物體系的發展

世界眼光來看，替代食物體系最早產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德國、瑞士的消費者對資本導向的食品體系進行反思，為了解決原有食品體系造成的社會問題，一些矯正性的食品認證體系得以建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機認證。原屬主流食品體系的企業抓住了這一機會，掌握了有機食品認證體系的主導權，并且向全世界拓展有機食品認證。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中國早期的有機農產品以出口為主，參與運作的國外主體一般就是跨國食品公司，生產者獲得的資格認證一般由發達國家的機構頒發。

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政府機構在生態農業認證體系發展初期發揮了主導作用。1992 年，農業部建立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負責綠色食品標志許可、有機農產品認證、農產品地理標志登記保護。1994年環保部在南京成立了有機食品發展中心。2001年，農業部開始實施“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但是，政府主導的食品認證體系沒有獲得消費者的充分信任。

進入21 世紀，中國城市的中等收入居民群體不斷擴大，他們對食品消費有了更高的質量要求。柳州愛農會是出現較早的追求安全食品和關愛農民的消費者組織，由廣西柳州關愛自己、關愛農村的一群年輕人發起，2004開始尋找本地生產的安全農產品，2005年設立“土生良品展室”，2007年在開設第一家“土生良品餐館”，餐館所有食材都來自合作農戶，同時在社區農圩上銷售合作農戶的農產品。生產者也看到了消費者對健康農產品的需求，河南南馬莊農民合作社在2005年開始無公害大米的生產，并發起“購米包地”活動。在NGO“社區伙伴”的支持下，廣西橫縣南鄉鎮三叉、陳塘村在2005 年開始了有機水稻種植，將有機大米優質優價銷售給香港、廣州、南寧等地消費者。

2008年中國替代食物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年份，這一年爆發了“三聚氰胺”事件，廣大消費者對主流食品體系的信任遭受巨大打擊，消費者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尋找安全食品的迫切性，對有嬰幼兒的家庭情況更是如此。這一年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與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合作建立了小毛驢市民農園，發起全國社區支持農業大會。這一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科研機構、NGO投入替代食物體系的實踐和研究。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是國內建立時間較早，至今運作良好，處于不斷發展當中。自2010年9月建立以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已經在海淀、東城、西城和朝陽各區的幾十處場地舉辦了500多屆，參加的農戶和商戶超過50家，趕集人數最初只有100多人，現在已經超過到4000人。微博的粉絲數量則超過11萬。

四、側重點不同的實踐形式

（一）社區支持農業

“社區支持農業”從字面意義來理解，是指社區的每個人對農場運作做出承諾，讓農場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為該社區的農場，讓農民與消費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擔農業生產的風險和分享農場帶來的利益。這也成為社區支持農業最初的組織原則。

1965年，日本的一群家庭主婦出于對農藥污染食物的擔心，與有機食品的生產者達成了一個供需協議。相關理念在世界上得到傳播。

在中國，2009年，人大農發學院與北京海淀區政府共同發起的“小毛驢市民農園”，是按照社區支持農業的理念運行的產學研基地。從2010 年1月，全國社區支持農業（ CSA）第一屆大會召開，迄今已經舉辦九屆。

社區支持農業已在全國鋪開，比較有名氣的社區支持農場有北京的分享收獲、廣州的神農田園、珠海的綠手指。分享收獲農場有3個核心目標，分別是加強市民與農民的關系，保障參與生態農業的生產者的收入，改善社區的食物安全狀況;為了實現自己的核心目標，作為農場消費者的市民需要承諾提前預付費用，與農民分擔自然風險，并且承諾適時參與農場活動;農民需要承諾生產富有多樣性的優質食物并且保持生產過程的公開透明，以此推動社區的食物安全工作。綠手指和消費者簽訂份額合同，和消費者“共擔風險，共享收獲”，當遭遇自然災害時，會員將與農場共同承擔風險——蔬菜品種減少或數量減少，豐收時共同分享農場的收獲——蔬菜品種的增加、數量增加或配送次數的增加。

（二）巢狀市場

巢狀市場是農村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以公共池塘資源為基礎，通過特定生產者生產出的高質量農產品與特定的消費者進行直接聯結的市場。

巢狀市場嵌入廣闊的農村市場體系之中，以特定的方式將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嵌入對產品質量的相互理解和協議當中。一般意義上巢狀市場對農民生產者意味著高價格，對城市消費者意味著低價格。

巢狀市場通常根植于特殊的產品和（或）服務，或起碼與特定的產品和（或）服務相關聯。這些產品和（或）服務通常都是“高質量”的載體，也構成新城鄉關系的載體。這些產品和（或）服務的提供者有能力用農村的一些公共池塘資源在巢狀市場的運行框架下建立聲譽，以此吸引消費者，推進產品的順利交易。巢狀市場的消費者也具有某些特殊品質，他們能夠判斷進入巢狀市場的產品和（或）服務的優質秉性，對產品的品質深具信心。巢狀市場里的交易雙方通常分享著一種特定的參照框架，這一框架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交易雙方通常進行密切的交往，在交往的基礎上形成穩定的信任機制，這一機制保證了生產者的產品銷售，以及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巢狀市場的載體通常包括農民市場、農場商店、采購計劃、每周交貨計劃、短期循環等形式。巢狀市場往往對第三方產生一定的優勢，從而調動整個生產地區的積極性，拉動與巢狀市場相關的行業發展，促進整個地區的繁榮。

巢狀市場依賴公共池塘資源。這里的公共池塘資源是指巢狀市場賴以形成的農村地區的社會—物質基礎。公共池塘資源是可再生的，但相當稀缺的，這些資源的使用具有競爭性，但是不排他。魚塘、灌溉用水、公地等都可以成為公共池塘資源，但必須經由一系列涉及資源治理和管理的規則，才能作為公共池塘資源發揮作用。這些規則不同于資本的邏輯，它們反映的是生產者的利益，遵循生態循環、團結互助、社會正義等原則。這樣，巢狀市場中的公共池塘資源就包含了交易雙方共同遵守的規范、相互聯系、特定資源的使用和特定產品的交易。產品則成為公共池塘資源的物質載體。

巢狀市場的公共池塘資源塑造了產品的生產、加工、分配和消費過程，與一般的農產品市場相比具有明顯的不同。農民通過巢狀市場獲得的農產品附加值被用于公共池塘資源的維護和再生產，所以巢狀市場的發展又強化了公共池塘資源的基礎，這樣就形成良性循環。公共池塘資源對資本的替代使得巢狀市場優勢凸顯——生產者不需要求助資本去購買外部資源和服務，不必承受資本壓力。與此同時，公共池塘資源的區域屬性決定了巢狀市場的獨立性。這些優勢使得巢狀市場可以擺脫“食品帝國”的統治，提高農產品生產的自主性，使農村農業的永續發展成為可能。

（三）食物短鏈

食物（供應）短鏈（short food supply chain）首先，地理概念，即食物消費的本地化和地方性;其次，指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直接聯系;第三，指食品生產和安全信息的透明和可見，消費者可以了解食物生產和流動過程的全部信息。

食物供應短鏈為傳統食物體系中生產者與消費者斷裂的關系提供一個替代，在直接交易中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無以回避地恢復互動?；謴突訛榻灰纂p方交流想法創造了機會，如果交流能傳遞責任心和信任，就能衍生出安全和信心。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流為雙方協調各自的目標和價值提供了機會。生產者一方面可以利用地理位置和新鮮安全獲得商品溢價，另一方面和消費者恢復聯系和互動可以提升無形品質，從而獲得難以量化的價值增值。食物供應短鏈中的食物超越了商品交換，成為食品交易基礎上的關系網絡。而消費者則收獲了透明度、安全和信心，還可以更關注環境保護、社區發展、本地農民生計和區域商業發展等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1]薛賀香.替代食物體系下綠色產品生產與消費演化機制研究[J].生態經濟，2017（11）

[2]張麗，王振，齊顧波.中國食品安全危機背景下的底層食物自保運動[J].經濟社體制比較，2017（02）

作者簡介：

施學奎，浙江行政學院，研究方向：市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