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

摘 要：當今，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頻現，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傳媒體制層面造成其社會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對立、政府傳統管控模式的失靈、傳播技術支撐下過度追求新聞的時效性、政治責任與社會責任概念的混淆以及行業自律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的頻現?；诖?，通過加強媒體的自律規范和他律制度建設來改善社會責任缺失現狀。

關鍵詞：媒體;社會責任;原因;措施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12-0036-05

一、引 言

由于傳媒所特有的社會角色，即社會公器，在大眾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媒體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自然也就成為了大眾密切關注的焦點。然而，傳媒社會責任缺失時有發生，媒體的缺位和迷失不僅影響著本身的公信力，而且也影響著受眾的合理權益，是一種兩敗俱傷的行為，這種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隨著時代的變遷，媒體形態也在不斷更新變化，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的共存使得業界和學界人士對媒體社會責任的分析變得更加復雜。雖然過程復雜，但是對此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價值，筆者打算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分析社會責任缺失的種種原因以及相對應的措施，以期對業界和學界有所幫助。在分析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現象原因以及提出對應措施之前，筆者先對媒體社會責任概念做一下界定。

社會責任論概念最早是美國提出的，由于我國與美國社會體制存在差異，所以不能簡單地把美國學者提出的社會責任論概念應用在我國，應該對此進行中國化，童兵教授對媒體社會責任作出的概念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我國特殊的新聞體制以及源遠流長的文化因素，所以該定義更加適用于我國的社會制度。因此，筆者采用童兵教授提出的媒體社會責任概念，即“新聞媒介與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活動中對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和公眾身心健康所承擔的法律、道德責任和社會義務”[1]。

二、原 因

（一）傳媒體制層面

我國傳統主流媒體實行的是“事業單位，產業化運營”的宏觀管理體制，事業單位的性質要求媒體能夠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而產業化運營則要求媒體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在此背景下，媒體就需要在社會責任和經濟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艾F實的情況是，由于‘社會責任、‘公共利益都只是一種柔性的約束，而經濟利益是具有誘惑力并關系到媒體生存與發展的至關重要的‘硬件，因此，在二者的博弈中，媒體常常是偏向經濟利益，于是公共利益受損的現象比比皆是就不足為怪了?！盵2]

我國傳統主流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具有政治權利的光環，國家信譽的擔保，“國家信譽擔保的存在，使媒體對信譽建設的投入和回報失去了應該具有的緊密聯系”[3]。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部分主流媒體即使忽視社會責任的履行，也不需要為受眾的大量流失即經濟利益而擔心，因為其背后有國家的信譽和財政雙重擔保，顯然這種模式不利于媒體的發展與進步，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筆者認為傳統主流媒體產業化經營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我國主流媒體在市場競爭背景下能夠自食其力，用自己優質的新聞內容和服務來發展壯大事業，服務社會。事業單位和產業化運營是一對矛盾，部分人只看見矛盾的對立關系，即經濟利益和社會責任的沖突，卻沒有看到統一關系，即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促進其經濟效益的實現，同時經濟效益的實現可以為社會責任的履行奠定經濟基礎。兩者對立之間有統一，正是社會責任和經濟利益之間復雜模糊的關系使得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失去了正確方向，媒體社會責任的缺失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傳統媒體以外，網絡媒體憑借著種種優勢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成為大眾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網絡媒體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受到了密切關注。網絡媒體，它是一種產業化經營，華中科技大學鐘瑛教授認為，“新媒體的社會責任與熱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矛盾，熱度高的社會責任不一定高，社會責任的得分高熱度不一定高”[4]，網絡媒體是面向市場的，受眾是其衣食父母，是其生存發展的根本。如果網絡媒體太過注重社會責任的履行，那么新聞熱度就不太理想，意味著受眾對此不感興趣，點擊量不高，因而會影響網絡媒體的生存。白巖松曾說過：“我覺得現在媒體最大的壓力都不是責任實施的問題，甚至不是政治壓力，而是生存壓力，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媒體為生存壓力走到物質第一的地步，都已經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追求了，錢是第一位的”[5]。生存的現實壓力成為了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一大原因。

（二）政府管控層面

媒體社會責任的履行不是媒體一方的努力就能夠做到，而是需要媒體、政府和公眾三方的積極配合。涂光晉，吳惠凡學者在其論文中提及，西方社會責任理論的實踐途徑是媒體、政府和公眾三方的相互合作與努力，并且將媒介的自律放在首位，公眾的監督次之，最后才是政府的干預。在我國，實踐傳媒社會責任的途徑也是需要這三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但是，政府的作用更為重要，公眾的監督次之且處于一個逐漸增強的過程[6]。西方國家具有較為成熟的網絡自律機構，這些自律機構擁有大量優秀媒介素養的人才，因此有能力在新聞發布之前對其進行分類和管制，且社會責任理論提出的初衷是通過更多的自律來減少他律的干預，因此政府退居其次把媒介的自律放在首位也是符合西方國情的。但是我國的現實情況與西方國家不一樣，我國“自媒體用戶的媒介素養水平參差不齊，普遍不高、媒介人或自媒體用戶的社會組織不發達、自媒體服務提供商和媒體行業的自律公約還沒有建立、公民社會尚在建設之中”[7]，媒體和公眾雙方對傳媒社會責任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在這一背景下，政府的管控顯得尤為重要。

以前在傳統媒體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對媒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主要通過政府組織、黨委宣傳部門和記者協會等社會組織進行監督和管理。而當今是自媒體時代，自媒體是一個新生事物，國家對其的態度還沒有從法律層面上進行細化以及深化，政府組織、黨委宣傳部門以及各級社會組織對其管理的界限還比較模糊。然而，現在自媒體用戶數量逐年增長，且大多是沒有經過新聞傳播的專業訓練，媒介素養普遍不高，他們的傳播行為具有個體性、自主性，往往根據個人喜好、潛在點擊量等標準來判斷是否進行傳播，有時候為了博取關注甚至傳播色情、暴力等低俗信息，并且這些信息具有傳播碎片化、內容觀點化等特征，這些因素導致了信息傳播系統發生了顛覆性的革命，劣質信息猶如空氣一樣充斥在社會環境中。自媒體傳播問題不斷顯現而政府還未找到合理調控方法，傳統時代的政府管控模式在自媒體時代遇到了挑戰，政府等國家機構無法對其傳播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制，因此，媒體社會責任的缺失現象就會變得更加普遍。

（三）傳播技術層面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技術在給人類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在人類的發展進步方面起著絆腳石的身份，傳播技術也不例外。網絡媒體高速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傳統主流媒體的集體性失語現象，尤其是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上，網絡媒體因為沒有相關部門的審核，以及由于發布者的在場，因而可以以最快速度還原在場場景，滿足受眾對公共危機事件真相了解的需求。但是一味追求時效性，必然會對新聞事實真相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藍江先生曾在其論文中說過：“我們所謂的真相，永遠是經過一定的結構性或程序性處理過的被再現的‘真相”[8]。時效性固然重要，真實性也是其他因素不可取代的，新聞的發布是需要花費時間進行篩選和辨別的，如果一味壓縮時間去追求時效性，最終的結果只能以新聞真實性作為代價?，F在新聞發布追求時效性不僅是技術因素促成的，而且也是其背后的經濟利益在作祟。筆者需要強調的是技術本身沒有錯誤，只是人為的利用使得技術成為了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幫兇。

（四）責任概念層面

責任概念層面，主要指的是政治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混淆。我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起著教育啟蒙、社會教化的作用?！爸袊伯a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以絕大多數人的福祉與利益為自己唯一執政目的，因此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與政治責任有很多時候存在著一致性，中國媒介社會責任的對象往往也是其政治對象”[9]，這也是部分媒體將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混為一談的原因。政治責任指的是媒體要為黨和政府的工作做好鼓與呼，認認真真完成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宣傳的任務;社會責任指的是媒體的所作所為要以社會大眾合法權益為重心。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兩者從本質上來講是國家和公眾對媒體期待的產物。對媒體社會責任全面客觀的理解需要從媒體、國家、公眾三者之間的關系來進行具體闡釋。樊昌志，夏贊君曾在其論文中談及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國家和公眾對媒體有要求，而國家和公眾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媒體需要同時滿足國家和公眾的利益，如果是一致性利益，那么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都可以兼顧;如果不是一致性利益，那么媒體就會有兼顧雙方利益的難度，媒體往往無所適從[10]。將國家和公眾比喻成天秤兩端，如果媒體過度偏向政治責任，那么媒體社會責任一端就會失衡，從而引發媒體社會責任缺失問題。

筆者曾對典型報道效果作出一點研究，所以這里以典型報道為例作進一步分析。典型報道無可厚非，適度的典型報道是需要的，“通過樹立典型，為公眾提供可以模仿的對象，通過對先進典型人物的模仿，進而形成群體的規范和價值，從而起到統一思想、穩定形勢的作用，維護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盵11]但過猶不及。如今，部分媒體不厭其煩地發布大量有違人性的典型報道，媒體的行為初衷是在向國家層面上靠攏，積極響應國家精神文明建設，本意是好的，但是由于過度以及自身的疏忽造成不良后果，給國家和公眾都帶來了傷害。即使沒有出現疏忽，如果出現太多中規中矩的典型報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社會責任缺失的體現。典型報道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能夠發揮重大作用，是因為那時國家和公眾對媒體的期待基本無異，即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基本等同，因此媒體擔負起了其該有的社會責任。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國家和公眾對媒體的期待不是完全重疊，出現了部分差異，即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不再是處于完全等同的狀態，部分媒體依然遵循著之前的典型報道模式，顯而易見媒體的社會責任不能得到充分的履行。

（五）行業自律層面

新聞傳播行業是在其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進入市場經濟大環境中的，自律規范呈現出不完善的狀態，筆者在梳理學界觀點基礎之上認為具體可以表現為三點：一是自律規范中充斥著大量的政治原則;二是自律規范籠統模糊，缺乏針對性;三是自律規范中對違規媒體懲治力度不大，這三點也是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重要原因?！熬汀吨袊侣劰ぷ髡呗殬I道德準則》來說，由于多數條文過于籠統、抽象，所以當新聞從業人員面臨職業道德難題時，許多時候并不能根據里面的規定做出選擇和判斷?！盵12]一旦缺失對事物公正的評判標準，那么不公正、帶有偏見的標準就會填補其中的空白，新聞行業也不例外，如果新聞從業者無法通過現有的準則來解決一些難以抉擇的問題，那么一些人極有可能利用準則的模糊性打擦邊球。同時，能夠一次次觸犯底線，打擦邊球的原因是自律規范中對違規媒體懲治力度不大。在此背景下，部分媒體鋌而走險，為了私利放棄了社會責任的履行。雖然對自律規范的不完善還可以通過有關主管部門發布的部門規章等進行有針對性的彌補，“但限于在法律體系中的效力等級，它們無法對新聞行業中的所有權利義務關系進行有效調整?！盵12]此外，筆者還需要強調的是政府管控需要適度，過度的干預對新聞傳播行業的發展也是不利的。政府越是像保護溫室里的花朵一樣保護新聞傳播行業，其行業就越發缺乏獨立意識，自律規范就難以建立。筆者認為，自律規范的建立和自律意識的養成是其至關重要的環節。哲學上說，事物的發展取決于外因和內因兩個環節，其中內因起著主導作用，媒體社會責任的落實不僅需要政府的管控，而且還需要行業自身的努力，做到自律和他律的平衡。

三、措 施

（一）加強新聞媒體的自律

新聞媒體自律可以分為行業自律和媒介個體自律。從傳統媒體角度來看，對于行業自律而言，前文曾提及，新聞媒體自律規范具有模糊性，所以新聞媒體行業組織需要建立更加具體、操作性更強的自律規則。只有這樣，新聞媒體組織及其從業人員才能夠細化自己的責任，做到責任層層分級，既方便了管理者，又方便了從業人員。除了行業自律以外，“媒介個體自律在傳媒自律中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只有每個媒體都意識到‘自律的媒介最自由，傳媒行業才會井然有序”[13]，所以需要培養新聞從業者職業意識，將新聞職業道德和自律準則內化為工作信仰，從而有助于其更好履行媒體社會責任。從網絡媒體角度來看，和傳統媒體一樣，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需要行業自律和媒介個體自律的相互協調、相互補充。如今是自媒體時代，自媒體用戶數量激增，因此媒介個體自律顯得尤為重要。政府組織、黨委宣傳部門和各級社會組織對自媒體用戶的管理還不夠全面，所以他們的行為有意無意之間會偏離正確的方向。為此，自媒體可以借鑒傳統媒體時代監管模式，即通過建立自媒體的媒介人社會組織（微博、微信用戶的社會組織），“建立用戶社會組織公約，通過網絡平臺網上課堂的形式，逐步提高這些用戶的媒介素養”[7]，使得用戶能夠規范自己的言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自媒體用戶社會責任意識。自律規范的加強除了需要自媒體用戶的努力以外，自媒體提供服務商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即需要加強自媒體行業自律公約的功能?！芭c自媒體用戶相比，自媒體網絡服務提供商擁有更優秀的媒介素養人才，可以有效規避有害或不良的網絡信息，從而達到實現凈化網絡信息的目的”[7]。

傳統媒體也好，網絡新媒體也罷，他們之所以認真遵守這些自律規范，除了迫于輿論道德壓力以外，主要還是因為自身的發展。有多大權力，就會多大責任，權力和責任是相互的，一旦權力行使成分大于責任履行成分，相應地，其聲譽、利益等就會受到影響?！懊襟w權力在本質上是生產性力量，而抵抗權力的責任從媒體權力內部生成，其抵抗先天注定了也再生產著其正與之斗爭的權力，從而產生無窮的張力”[14]，責任的履行與權力號召力掛鉤，這也是媒體自愿遵守自律規范，承擔自愿式責任的原因之一。

（二）加強新聞媒體的他律

僅憑自律規范的軟性約束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需要加強他律制度的建設，賦予其強制約束力?！皞髅缴鐣熑闻c私營傳媒所有者的盈利宗旨以及新聞專業者的獨立自治原則之間常常發生矛盾，要求后者擔當社會責任，這無疑在很大程度上跟西方根深蒂固的個人自由本位和產權神圣觀念形成對立?！盵15]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西方國家，在我國也有類似現象，部分媒體認為傳媒社會責任嚴重限制了新聞自由、表達自由，并且還會以我國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作為憑據，進行曲解憲法來為自己謀取私利。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不是無階級的自由，“不管到什么時候，也不管在什么社會環境中，人們和媒體的權利，都不會也不可能超越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受制于該基礎的社會文化結構?！盵16]但是現實情況是媒體的社會責任一般指的是道德責任，道德責任對上述復雜矛盾的制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筆者認為需要建立傳媒問責制，它是一種法律責任，指的是“社會將如何要求新聞工作者就賦予他們的責任之完成情況做出說明”[17]，這種具有法律依據的強制力使得對媒體行為評判變得有法可依，從而使得媒體承擔該有的社會責任。鄭涵，金冠軍學者在其論文中談及，傳媒問責制包括固定的章程、規范和新聞信訪、民意測驗等部門機構，更重要的是其互動的流體動力機制。傳媒問責制不是一套生硬的制度，相反它是通過互動的方式進行調和社會責任和傳媒自治之間的緊張關系，這里涉及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通過話語的理性博弈來不斷調整表達自由、傳媒自治與媒體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使其達到動態平衡。

參考文獻：

[1] 童兵.中西新聞比較論綱[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364.

[2] 張春華.傳媒體制、媒體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基于美國廣播電視體制變遷的反思[J].國際新聞界，2011（3）：61-62.

[3] 杜志紅.傳媒社會責任的缺失原因與實現路徑[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7）：11.

[4] 秦雪冰，童兵.網絡媒體的社會責任評估與困境——“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內容傳播與社會責任高峰論壇”會議綜述[J].新聞與寫作，2017（10）：46.

[5] 曾繁旭，吳虹飛.白巖松 希望新聞改革速度可以更快[J].南方人物周刊，2007（19）：30.

[6] 涂光晉，吳惠凡.傳媒“社會責任理論”的現實困境[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809.

[7] 宋全成.論自媒體的特征、挑戰及其綜合管制問題[J].南京社會科學，2015（3）：116-117.

[8] 藍江.后真相時代意味著客觀性的終結嗎[J].探索與爭鳴，2017（4）：11.

[9] 朱清河.媒介“社會責任”的解構與重構[J].新聞大學，2013（1）：19.

[10] 樊昌志，夏贊君.重新審視和厘清媒介“社會責任”——解讀《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J].新聞記者，2006（12）：81.

[11] 劉日照，程嫩生.典型報道的“非典型”傳播效果研究[J].新聞知識，2018（6）：27.

[12] 紀現鵬.我國媒介社會責任制度建設研究[D].南京大學，2012：66.

[13] 邱璇.論新聞傳媒的自律[J].廣西社會科學，2001（5）：146.

[14] 趙鴻燕.關系的網絡：微觀權力視角下媒體責任探析[J].國際新聞界，2011（12）：57.

[15] 鄭涵，金冠軍.論當代國際傳媒研究中的兩大關鍵詞：社會責任與問責[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7（3）：42.

[16] 方延明.媒介傳播的社會責任與“問題意識”[J].南京社會科學，2010（7）：108.

[17] 轉引鄭涵，金冠軍.論當代國際傳媒研究中的兩大關鍵詞：社會責任與問責[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7（3）：42.

[責任編輯：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