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何以進入“正史”？
——以《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為例

王慶華

在中國古代史學中，“正史”①無疑處于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作為野史之流，“小說”②雖被定位為“正史之余”③，但也具有一定的“資考證”④價值，可成為正史的取材對象。正史編撰取材小說，基本成為傳統史學之共識。對于小說何以進入正史，前人雖有所論述⑤，但仍有諸多基本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筆者擬以《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為例加以探討⑥。

《新唐書》相對于《舊唐書》而言，“列傳內所增事跡較舊書多二千余條”⑦，許多內容取材于雜史、傳記，也有不少取材于小說，“《新唐書》事倍于舊，皆取小說”⑧。對于《新唐書》增文采錄雜史、傳記、小說，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多有專門述評，另外，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也以合鈔形式全面展示了《新唐書》的增文情況?，F當代研究者從歷史史料學角度對此亦多論述⑨，也有部分學者從筆記小說研究視角進行探討⑩。這些研究基本厘清了《新唐書》采錄唐人筆記小說的史料來源，但較少從正史與小說關系的視角著眼進行深入研究。筆者擬圍繞古人如何認識、評價《新唐書》采錄小說、《新唐書》以何標準采錄小說、小說進入《新唐書》之“正史化”與《新唐書》文學性增強之“文人化”等問題做一探討。

一、古人如何評價《新唐書》采錄小說

在古人心目中，小說以載錄鬼神怪異之事和人物軼聞瑣事為主，多由記錄傳聞而成，“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其功用定位以游心寓目、廣見聞、助談柄為主而兼具勸誡、補史的價值?。在古代史學和小說學視域中，正史與小說的文類關系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正史與小說文類界限整體上涇渭分明。小說為志怪、瑣言、雜事，“非干大體”，“不足以累正史”?。另一方面，正史編纂常取材小說，“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并小說亦不遺之”?。兩者存在著一定相通乃至相同之處。這種具有一定張力的文類關系體現為幾種不同的理論批評傾向：從嚴格區分正史與小說文類界限的角度，反對正史過多采錄小說，強調正史采錄小說須嚴謹精擇；從正史與小說文類相通的角度，肯定甚至褒揚正史較多采錄小說，認為小說具有不可替代之重要價值?。宋代以降，古人對于《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之認識、評價，也是在此理論批評框架之下展開的。

唐宋時期，正史編撰可取材小說，基本是一種史學共識，如司馬光《進書表》稱其編撰《資治通鑒》“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其小說之來尚矣……其后史臣務采異聞，往往取之?！?宋人雖然原則上并不反對《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但卻多質疑、批判。例如吳縝《新唐書糾謬》之《序》云：“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修書之初，其失有八：……五曰多采小說而不精擇……何謂多采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豈非多采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新唐書》：“今唐史務為省文，而拾取小說、私記，則皆附著無棄，其有官品尊崇而不預治亂、又無善惡可垂鑒戒者悉聚，徒繁無補，殆與古作者不侔?！?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稱：“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之嘆焉?！?此類評價主要集中于《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過多過濫、沒有經過精心擇選，存在諸多失實、訛誤之處，無關治亂殷鑒、人物褒貶、善惡勸懲。宋代筆記亦多指摘《新唐書》采錄小說謬誤之處，這實際上也暗合了上述評價，反映了宋人比較普遍的認識。如王觀國《學林》卷五“霓裳羽衣曲”條：“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

到了清代，許多學者已不認同宋人的評價，對《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之態度，由質疑、批判轉變為肯定甚至贊賞，認為其采錄小說并非濫收而是謹嚴的，算得上嚴格甄別、挑選，符合史體規范。趙翼《陔余叢考》卷一一“新唐書得史裁之正”條：“吳縝《糾繆》謂《新書》多采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嘗為泌著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采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于傳’，是《新書》未嘗不嚴于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阇黎飯后鐘之事?！抖拍羵鳌?，不載其揚州狎游，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蔭之事?！稖赝ン迋鳌?，不載其令狐绹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擯抑之事?！独钌屉[傳》，不載其見擯于绹，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其謹嚴可知?！?也有清代學者認為其采錄小說更好地彰顯了人物評價、善惡勸懲，符合正史價值追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二“魚朝恩傳新舊互異”條：“宦者魚朝恩恣橫之狀，《新書》描摹曲盡，大半皆《舊書》所無，至如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令徽尚幼，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請得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此皆出蘇鶚《杜陽雜編》卷上?！缎聲泛貌尚≌f，如此種采之卻甚有益，《舊書》不采，使朝恩惡不著，固可恨?！?顯然，清人對《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之認識是針對宋人評價而言的?，相對而言更為圓融、辯證。

從文本分析來說，《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軼事、瑣事確有所篩選、甄別，甚至經過精心選擇。例如，《新唐書·張說傳》從小說中甄選了兩則軼事進行增補：“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瑰善，時瑰子颋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颋，其一紀瑰也，候瑰忌日致之。颋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勛，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薄昂笱缂t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后。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谑且x同飲，時伏其有體?！?前一則軼事采自《明皇雜錄》卷下“張說之謫岳州也”條?，既反映了張說從貶官岳州到復用為荊州長史的歷史細節及其原委，也表現了張說善于逢迎、周旋之性格。后一則軼事采自《大唐新語》卷七“張說拜集賢學士于院廳宴會”條?，彰顯了張說謙讓、有禮之作風。然而，另有三則事關張說的小說軼事卻未被采納。如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條?、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五“巾幞”條?、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一“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條??！队详栯s俎》《封氏聞見記》《大唐新語》都屬于《新唐書》傳記增文的采錄對象，編撰者應曾過目這些條目，但都棄而未取，應該經過一番甄別、選擇。相對于增補者而言，這三則舍棄的軼事既無關朝廷大政和人物命運，也不能很好地表現張說之性情、品格?？梢?，史家采擇小說編纂《新唐書》，實際上是一個選擇、建構的過程。他必然是以一定的標準舍棄那些他認為并不重要或不真實的軼事，而將那些他認為有價值的寫入其中，而且，這些被納入的新材料要與《舊唐書》原有的傳記統一而協調。

從宋代至清代，古人對于《新唐書》增文采錄小說評價之轉變，應主要源于其對下列問題認識的變化：首先，古人如何認識、評價小說及其所載錄之軼事之價值。這涉及從宋代至清代小說觀念的發展、演化，特別是人們對小說文類性質、價值功用的認識?？傮w而言，清人之小說觀念相對于宋人更強調小說補史之闕的性質。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就將一批原來一直歸為“雜史”“傳記”的著作劃歸“小說家”，而且，也更加強調小說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條亦曰：“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其次，古人如何認識、評價正史采錄小說之標準。這與宋代至清代史學思想的發展、演化有關，特別是與正史編纂之取材范圍、入史標準等有關?？傮w而言，清人之史學思想相對于宋人更為開放而且理性，對正史采錄小說更易接納、理解。再次，宋人更加貼近《新唐書》編撰成書，掌握之小說作品較清人應更為全面、豐富，所以也更易以嚴苛之眼光審視《新唐書》之挑選史料。

二、《新唐書》采錄小說之標準

整體來看，唐人小說主要類型有筆記體的志怪小說、軼事小說和傳記體的傳奇小說、雜糅諸體的雜俎小說。筆記體的志怪小說主要以神仙、鬼魅、精怪、異物等人物故事為取材范圍，軼事小說主要以各類朝野人物的軼聞逸事為記述對象。傳記體的傳奇小說主要以曲折細致、文辭華艷之傳記體敘述戀情、俠義等人物故事。雜俎小說指兼容并包志怪、軼事、傳奇乃至非敘事性之考證筆記者?！缎绿茣穫饔浽鑫牟射浶≌f集中于筆記體之軼事小說，主要包括張《朝野僉載》、劉饣束《隋唐嘉話》、封演《封氏聞見記》、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唐國史補》、李德?！洞瘟吓f聞》、胡璩《談賓錄》、孟棨《本事詩》、佚名《大唐傳載》、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讀《宣室志》、李亢《獨異志》、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鄭處誨《明皇雜錄》、趙璘《因話錄》、張固《幽閑鼓吹》、康駢《劇談錄》、高彥休《唐闕史》、蘇鶚《杜陽雜編》、李綽《尚書故實》、李?！端纱半s錄》、佚名《玉泉子》、孫棨《北里志》、王定?！短妻浴?、王仁?！队裉瞄e話》、劉崇遠《金華子》、孫光憲《北夢瑣言》等?。

從歷代主要公私書目著錄情況來看，《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條目較多者，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小說”“雜史”“傳記”混雜著錄者，如《大唐新語》《明皇雜錄》《次柳氏舊聞》《劉賓客嘉話錄》《朝野僉載》?。作為史之流別，雜史、傳記、小說與正史之文類關系存在著明顯的親疏遠近之別，其中，雜史載錄內容與正史最為相關，多事關廟堂國政、人事善惡，傳記次之，小說最遠。雜史、傳記、小說混雜著錄者，多兼具三者或二者的文類規定性。不過，在宋代公私書目特別是《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此類作品多被歸為雜史或傳記，也反映出《新唐書》傳記增文實際上是將其作為史料價值較高的雜史、傳記看待的。此外，《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條目較多者，也有部分作品屬于歷代主要公私書目著錄于“小說家”者，如《隋唐嘉話》《唐國史補》《唐摭言》《大唐傳載》《因話錄》等。但此類作品在古人心目中也屬小說中之翹楚，從史家眼光看來，算得上史學價值較高者。如《四庫全書總目》稱：“所錄唐公卿事跡言論頗詳，多為史所采用?！保ā洞筇苽鬏d》提要）?“故其書雖體近小說，而往往足與史傳相參?！保ā兑蛟掍洝诽嵋?“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保ā短妻浴诽嵋?《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主要集中于記載朝野人物之瑣聞、軼事且具有較高史學價值的軼事小說，這說明正史與小說文類關聯之處在于一小部分補史之闕者，其他大量的志怪小說、傳奇小說及距離史家旨趣較遠的軼事小說大都與正史無緣。

關于《新唐書》編纂者以何標準采錄小說增補傳文，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七“新書增舊書處”條稱：“試取舊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于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于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從古代史學視角來看，所謂“有關于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主要指《新唐書》傳記增文之史家標準：事關重要歷史事件發展過程、朝廷大政沿革、人物善惡評價等。這與曾公亮《進唐書表》表述之編撰初衷也基本一致：“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從文本分析來看，《新唐書》傳記增文以史家標準采錄小說具體表現為：

第一，傳統史學強調，正史記載須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殷鑒興廢?！缎绿茣穫饔浽鑫牟射浶≌f軼事與朝廷大政密切相關，屬于反映重要歷史事件或重要人物命運轉折之歷史片段。如《桓彥范傳》：“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瘡┓哆M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托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竽伺P，不復言?！?此事又見于《大唐新語》?，關系中宗復位，展現了重要的一幕歷史場景。

第二，傳統史學強調，正史載事須辨人事之紀、賢賢賤不肖、表賢能?！缎绿茣穫饔浽鑫牟射浶≌f軼事與人物治國理政及其他方面之才干評價密切相關。如《張嘉貞傳》：“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后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笫甓鵀橹袝??！?此事又見于《玉泉子》?，崔湜對張嘉貞之態度由輕蔑到驚異而欽佩的轉變，從側面表現了張嘉貞理政才能之出類拔萃?！侗R杞傳》：“（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皆唬骸菀啾菹掳傩?，臣謂食之便?！墼唬骸仉蕉鴳n它州，宰相材也?！t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此事又見于《唐國史補》?，盧杞之議論，揭示了他胸懷天下、心有全局的宰相胸懷。其中，事關歷史人物之文藝、學術才能的軼事主要集中于文藝傳和儒學傳，如《李賀傳》：“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此事又見于《唐摭言》?，以獨特的方式凸顯了李賀杰出的文學天才。這類軼事，即是趙翼所謂“正以見其才”?者。

第三，傳統史學強調，正史載事須善善惡惡，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缎绿茣穫饔浽鑫牟射浶≌f軼事與歷史人物品行、操守的道德評價密切相關。如《房玄齡傳》：“（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g驲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湮晤惾绱??！?此事又見于《隋唐嘉話》?，既反映了唐太宗對房玄齡的信任，也表現了房玄齡對唐太宗的坦蕩、忠誠?！遏~朝恩傳》：“養息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愿得金紫，在班列上?！畚创?，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饣束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d銜之，未發?！盵51]此事又見于《杜陽雜編》[52]，凸顯了魚朝恩之惡：藐視皇權、專橫無理、飛揚跋扈。

整體而言，小說屬于史官之末事，所載錄者多為無關朝廷大政、善善惡惡的瑣細之事。然而，從《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軼事有相當一部分直接事關朝廷大政、人物命運、善善惡惡之評價來看，小說還是載錄有少量符合史家旨趣之軼事，與正史存在直接相通之處?！冻皟L載》《唐國史補》《大唐新語》《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等一批唐人軼事小說載錄有大量此類性質的條目，其中許多內容還可能抄錄自唐代國史“實錄”。此類小說為后世確立起軼事小說之典范。宋人軼事小說向唐人學習，也載錄了大量此類內容，如歐陽修《歸田錄》、司馬光《涑水記聞》等?！端膸烊珪偰俊贩Q：“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言……然大致可資考據，亦《國史補》之亞也?！保ā稓w田錄》提要）[53]宋人軼事小說中諸多此類軼事后來也被大量采入了《宋史》。

《新唐書》對《舊唐書》之刪略、增補，暗含著一種批評、對話關系。宋祁等人選擇小說軼事寫入《新唐書》，這些軼事首先必須符合史家對傳主的人生經歷、思想才能、性情品格以及相關歷史事件過程的整體理解和想象。其次，這也是史家按照自己的史學標準和新掌握的史料重新審視《舊唐書》，補充、修正《舊唐書》對傳主的整體理解和想象。

三、小說之“正史化”與《新唐書》之“文人化”

《新唐書》傳記增文往往會對作為素材的小說軼事進行一番加工處理。一般來說，小說載錄之軼事較多描摹形容，包含大量的細節描寫和場景化描述，這些軼事進入《新唐書》后，常常被簡略化處理而僅保留個別典型性細節或比較簡略的場景化敘事。例如，《明皇雜錄》載錄“唐玄宗用張嘉貞為相”：“開元中，上急于為理，尤注意于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于省中，訪直宿者為誰，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為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棺嘣唬骸畯堼R丘今為朔方節度?！霞戳畈菰t，仍令宮人持燭，抗跪于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箽w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瘎e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霞纹涞萌?，復嘆用舍如有人主張?！盵54]《新唐書》采錄此事入《張嘉貞傳》：“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乖唬骸菑堼R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奂词棺髟t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盵55]這種簡略化處理反映了正史與筆記小說在敘事方式上的典型差異，“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56]。正史之敘事追求簡潔，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而《新唐書》更是特別追求敘事之簡要，如《進唐書表》稱：“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盵57]《新唐書》對傳記增文采錄小說之軼事進行簡略化處理，實際上是一種“正史化”。這種簡略化處理雖符合正史之敘事原則，但因過度追求敘事簡要，也招致不少史家、文人的批評。如顧炎武《日知錄》“文章繁簡”條曰：“《新唐書》之簡也，不簡于事而簡于文，其所以病也……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盵58]不過，也有少量小說軼事片段進入《新唐書》后保留了比較完整、細膩的場景化描寫。如《吉頊傳》：“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愿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竺?，頊曰：‘水土皆一盎，有爭乎？’曰：‘無?！唬骸詾橥?，有爭乎？’曰：‘無?！唬骸酝繛榉鹋c道，有爭乎？’曰：‘有之?！滎D首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并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笤唬骸拗?，業已然，且奈何？’”[59]此事又見于《大唐新語》[60]，兩者的場景化描述基本相同。

小說之軼事進入《新唐書》，雖然大都經歷了程度不同的“正史化”處理，但最終寫入的歷史片段、生活片段還是或多或少補充增強了《新唐書》的文學性，實質上也是一種“文人化”?！妒酚洝肥鞘饭P、文筆相結合的典范。從敘事方式上說，其文筆主要表現為：歷史敘述中添加了諸多描摹形容成分，包括細節描寫、心理描寫、場面描繪、氛圍渲染、軼事傳神、筆補造化等等；注重敘事，也注重寫人，以人物為中心，鮮明生動地刻畫人物性情、品格，深刻揭示人物思想、靈魂；注重凝煉主題，寄托自己對歷史人物的認識、評價和情感、態度等?！疤饭珨⑹?，必摹寫盡情。如萬石君孝謹，將其處家處鄉處朝，筆筆形容，如化工之畫須眉，毫發皆備?！盵61]隨著史學的發展，《漢書》已出現文、史分流的傾向，更加注重紀事而淡化寫人，常常刪略歷史敘述中的描摹、形容成分，從而使其文學性大大削弱?！逗鬂h書》《三國志》之后，更加強調“文之與史，較然異轍”[62]。史家追求史體謹嚴實錄而反對“文筆”敘事，甚至認為文采奕奕有害歷史真實。這些補充寫入《新唐書》的歷史片段、生活片段大都包含了諸多人物的表情、動作、言語等細節，有些還算得上歷史場面描摹，鮮明、生動地刻畫出歷史人物的性格思想、性情才能。從某種意義上說，此類文字也是文學性較強之“文筆”。

《新唐書》采錄小說瑣事，也有不少內容與歷史人物之性情、品格、嗜好密切相關。史家之所以采錄，主要是為了彰顯歷史人物的性格、精神，這反映了鮮明的文人旨趣。如《韋斌傳》：“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靴，亦不失恭?！盵63]此事又見于《酉陽雜俎》[64]，彰顯了韋斌憨厚、拘謹之性情?！队钗氖考皞鳌罚骸捌淦迖L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嘆。帝正色曰：‘魏征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x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薄坝謬L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啖之。其機悟率類此?！盵65]此事又見于《隋唐嘉話》[66]，反映了宇文士及“機悟”之品格。也有一些瑣事重在表現人物之嗜好，如《歐陽詢傳》：“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盵67]此事又見于《劉賓客嘉話錄》[68]。這類反映人物之性情、品格、嗜好的瑣事，在《新唐書》中大多屬于追敘、補敘，以“嘗”“初”“類此”[69]等引導、提示，基本上脫離了人物命運和歷史功業之主體敘事，屬于文學性的閑筆。

正史借細小瑣事為人物傳神、表現人物性情、精神的文學化書寫傳統確立于《史記》?！敖栎W事出色，乃史公長伎?！盵70]“史公每于小處著神?！盵71]這屬于文人色彩鮮明之“文筆”。相對于人物的歷史大事業、大功績來說，細小的軼事往往在表現人物性格方面發揮作用，如黃宗羲《論文管見》所云：“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盵72]《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中無關史家旨趣之瑣言碎事，實際上也是遵從了這個文人化書寫的傳統。

“《唐書》歐陽修撰本紀、志、表，宋祁撰列傳?！盵73]《新唐書》傳記增文采錄小說之文人化，與宋祁兼具史家與文人之雙重身份與意識密切相關。宋祁在《新唐書》傳記增文中表現出鮮明的文學性和文人色彩，以至于招致宋人之批評，如高似孫《緯略》：“重修《唐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盵74]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稱：“子京通小學，惟刻意文章?！盵75]

① “正史”作為史部文類概念，確立于《隋書·經籍志》（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53頁）。本文所謂“正史”，沿用了歷代目錄學中的概念。

② 本文所謂“小說”，主要指歷代公私書目著錄之“小說家”，以文言“筆記體小說”為主體。

③ 笑花主人：《序》，抱甕老人輯《今古奇觀》，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1頁。

④?????[5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82頁，第1210頁，第397頁，第1185頁，第1184頁，第1186頁，第1190頁。

⑤ 前人有關古代史學、古代小說史的研究論著，雖然對正史與小說之關系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專門、深入的論述很少，僅有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等個別專著相對涉及較多，以及李少雍《略論六朝正史的文學特色》（載《文學遺產》1998年第3期）、董乃斌《諸朝正史中的小說與民間敘事》（載《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王國良《六朝小說與〈晉書〉關系初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等個別論文有比較深入的論述。

⑥ 本文主要指《新唐書》本紀、列傳中的傳記文相對于《舊唐書》增加、補充之內容，不包括《舊唐書》無傳記而《新唐書》新增整篇傳記者。

⑦?? 趙翼：《陔余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頁，第179頁，第180頁。

⑧ 朱弁：《曲洧舊聞》，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17頁。

⑨ 如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鄒瑜《〈新唐書〉增補傳記之史料來源考略——筆記小說部分》（陜西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解峰《〈新唐書〉增傳史料來源研究》（吉林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等。

⑩ 如周勛初《唐人軼事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嚴杰《唐五代筆記考論》（中華書局2009年版）等。章群《〈通鑒〉及〈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對《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有專章論述，以附表形式較全面地梳理了《新唐書》采錄筆記小說的具體條目。

? 參見拙文《論“筆記體小說”之基本文體觀念》，載《浙江學刊》2011年第3期。

? 李之亮：《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巴蜀書社2007年版，第284頁。

?? 參見拙著《文言小說文類與史部相關敘事文類關系研究——小說在“雜史”“傳記”“雜家”之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下編第二章“小說與雜史”、第四章“小說與正史”有關論述。

? 司馬光：《進書表》，《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9607頁。

??[75] 晁公武：《宛委別藏衢本郡齋讀書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頁，第135頁，第135頁。

? 吳縝：《新唐書糾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頁。

?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頁。

? 王觀國：《學林》，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69頁。此類論述還有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6頁）、洪邁《容齋隨筆》之《容齋續筆》卷六“嚴武不殺杜甫”條（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84頁）。

??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4頁，第1407頁。

? 此類論述還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一“盧攜無拒王景崇事”條（第1365頁）、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唐書”條（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頁）。

????????[51][55][57][59][63][65][67][69] 《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407、4410頁，第6471頁，第4310頁，第4444頁，第6351頁，第5787、5788頁，第3857頁，第5865頁，第5864、5865頁，第4442頁，第6472頁，第4259頁，第4354頁，第3935、3936頁，第5646頁，第3769、4048頁。

?[54] 鄭處誨：《明皇雜錄》，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8頁，第12頁。

???[60] 劉肅：《大唐新語》，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3頁，第165頁，第8頁，第6頁。

?[64] 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95頁，第197頁。

? 封演：《封氏聞見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2頁。

? 據筆者考證統計，《新唐書》傳記增文共從這些筆記小說中取材八十四條。

?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8頁。

? 佚名：《玉泉子》，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8頁。

?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頁。

?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頁。

?[66] 劉：《隋唐嘉話》，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12頁，第12頁。

[52] 蘇鶚：《杜陽雜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5頁。

[56][62]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頁，第250頁。

[58]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外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6、1467頁。

[61] 王治嗥《史記榷參》評《萬石張叔列傳》，轉引自楊燕起等匯輯《史記論著集成》第6卷《史記集評》，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546頁。

[68]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7頁。

[70] 吳見思：《史記論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

[71] 姚苧田評《史記菁華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

[72]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2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頁。

[73]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第138頁。

[74] 左洪濤：《高似孫〈緯略〉校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