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流動少數民族群體主觀幸福感研究

李辛格 劉盈曦 梁捷

摘 要：文章采用在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次分層抽樣調查數據，對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感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西南地區流動少數民族群體與其他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并不存在顯著差別，該結果經過傾向性得分匹配等方法的檢驗仍然穩定一致。對于流動少數民族群體樣本的進一步分析表明，經濟收入提高是導致流動少數民族群體主觀幸福水平提高的關鍵性因素，這也是政策需要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流動人口;少數民族;主觀幸福感;傾向性得分匹配法

中圖分類號：C912.6;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8-11-22

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云南省流動少數民族族群福祉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隨機抽樣調查及田野實驗輔助檢驗”（2017ZZX007）

作者簡介：李辛格（1994—），男，浙江永康人，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西方經濟學碩士。

一、引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城市化不斷推進，流動少數民族的數量在大城市中迅速增加。這部分流動少數民族人口因其少數民族身份的原因，在語言、文化風俗、宗教信仰方面與其他群體有著較大的差異，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也與主流群體的水平有一定差距。

衡量社會非主流人群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主觀幸福水平。城市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幸福水平越高，表明其對生活越滿意，身心更為健康。因此，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擁有較高的福祉水平，對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實現社會和諧發展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本研究采用隨機分層抽樣調查方法，對云南省省會城市昆明市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情況進行抽樣調查，并使用有序Probit和傾向性得分匹配法對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研究發現，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水平與主流人群并無顯著差異。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證明，提高客觀工資收入能有效提高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度，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二、文獻綜述

以往認為，幸福感擁有一個衡量標準，而且受到經濟狀況和其他客觀條件的影響（Campbell，1976）。但是近年研究發現，幸福感和收入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簡單。例如，1958—1987年日本人均GDP增長了5倍，但是日本人民的幸福感并沒有上升;美國在20世紀最后25年收入不斷增加，但幸福感卻有所下降;英國在收入顯著增長的情況下，幸福感只是持平（Easterlin，2009），中國在過去20年間，人均GDP也增長了4倍，但中國人的幸福感也沒有顯著上升（Easterlin，2015）。于是人們傾向于將幸?？偨Y成一種“精神狀態”或者“心靈狀態”，如果一個人的愿望得到了滿足，那么他就是富裕幸福的（DeNeve，1998）。

經濟學家主要用主觀幸福感來衡量人們的福利水平。它由很多因素決定，對老年人來說，婚姻狀態、生活狀態、健康程度、社會經濟因素、社會交往程度對主觀幸福感會產生重要影響，而性別、年齡、種族、就業則影響不明顯（Larson，1978）;對兒童來說，家庭、學校、生活、師生關系、性別、年齡的影響變得顯著（Lisaan et al.，2004）。顯然，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群體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不盡相同。

在中國大城市中，流動少數民族雖是一個非主流群體，但極為重要，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它兼有流動人口和少數民族兩類非主流人群的特點，研究起來又較為困難。有一些研究指出，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幸福水平要顯著低于定居居民（林曉嬌，2007;張華初，2018），可是另一些研究認為，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幸福水平與定居居民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黃嘉文，2015），在這個問題上，學界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再從決定因素看，過去對于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主要考察了人口特征、地域差異、經濟收入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人口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在這方面，過去研究得出的結論不一。對于廣州市流動少數民族的研究表明，性別、受教育程度對流動少數民族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水平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則幸福水平越高 （張華初，2018）;而對于京津冀地區流動少數民族人口的研究卻得到不同結論。研究表明，該地區流動少數民族的主觀幸福感幾乎不受性別、教育程度、戶籍等因素的影響（戴宏偉、回瑩，2016）;對于廈門市流動少數民族人口的研究則顯示，不同年齡、性別、工作類型的流動少數民族人口主觀幸福感不存在顯著差異（林曉嬌，2007）。

第二，地域差異。習俗和文化都是因為人形成的，相似文化和習俗的人更容易結合成一個族群從而產生歸屬感，提高主觀幸福感。但社會融入對于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結論也是不一致的。在對京津冀地區流動少數民族人口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流動少數民族人口與本地人口的交往程度對其主觀幸福感呈正向關系（戴宏偉、回瑩，2016）。而在全國范圍內的研究則表明，與本地人的交往程度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甚微（黃嘉文，2015）。

第三，經濟收入。對該因素的看法比較統一，不管對于北京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分析（夏倫，2014），還是在全國范圍內的流動少數民族人口分析（李芳芝、向書堅，2016），都認為收入會對流動少數民族人口主觀幸福感造成積極而又顯著的影響。

云南作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大省，本身擁有大量且多元化的少數民族人口?？赡壳胺浅Ｈ鄙賹ξ髂系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難以確認中國西南地區在此問題上是否存有特殊性。本研究在云南省省會昆明市區開展調查統計，嘗試加深對云南地區流動少數民族的認識，也為流動少數民族的主觀幸福度研究提供一種堅實的實證依據。

三、數據描述

本研究數據源自2017年5月在云南省省會昆明市進行的街頭分層隨機抽樣調查。調查總共獲得有效樣本1074份。其中對主觀幸福感的調查問題是“總的來說，您認為現在的自己幸福嗎？”回答1至7，1是非常不幸福，7是非常幸福。我們選取在昆明居住超過一個月以上、非本市城區戶籍的人口作為流動少數民族人口樣本，少數民族包括除了漢族以外的所有民族。

抽樣方法上，調查采用了多層抽樣法確保樣本無偏和具有代表性。在行政規劃的基礎上，隨機112個調研點，包括收入水平高、中、低三種級別的場所。調查結果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顯示，流動少數民族人口與其他人群的主觀幸福感不存在明顯差異，其他人群的主觀幸福感平均為5.23，流動少數民族的主觀幸福感為5.066。

四、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檢驗影響流動少數民族群體主觀幸福度的因素，本文進一步采用回歸分析加以檢驗。實證模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先使用整體回歸模型，從整體上分析流動少數民族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第二部分考慮到由于“主觀選擇效應”存在，個體特征存在差異性，因此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模型消除個體差異，觀察影響流動少數民族主觀幸福感因素的穩定性。第三部分單獨使用流動少數民族樣本，整體回歸流動少數民族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1.整體回歸模型

首先不考慮內生性影響，檢驗流動少數民族身份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同時控制性別、年齡、教育、宗教、婚姻、方言、收入等潛在可能影響的因素。由于主觀幸福感是有序數據，本文分別采用OLS和有序Probit兩種不同的模型對其加以檢驗。流動少數民族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的基本實證模型為：

yi=β0+β1mobile_minori +β2xi+εi

在此模型中，是因變量，表示個人主觀認知的主觀幸福感，以個人口頭匯報所感受到的主觀幸福水平來測量。我們模型重點研究的自變量mobile_minori 是兩個二元變量，mobile_minori 值為1時，表示個體屬于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為0是表示個體屬于其他群體。與此同時，模型也考慮了其他可能影響一個人主觀幸福感的潛在因素Xi，包括性別、年齡、教育、宗教、婚姻、方言、收入等，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在收入上，我們分別采用客觀收入層級（1-7）和主觀收入層級（1-10）兩種測量方法?；貧w結果見表2。

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幸福度的因素后，流動少數民族群體這個身份仍與主觀幸福水平不存在顯著關系，所以可以認為，在本研究的樣本中，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度并不低于其他群體。

2.傾向得分匹配模型

為控制自我選擇效應（self-selection）， 本文進一步使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的方法，將流動少數民族群體與相對應的其他群體相匹配，消除個體差異然后再來觀察兩者之間的主觀幸福感的差異。結果可見表3。為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與一致性，本文采用k近鄰匹配法加以匹配，并以一對一匹配法、半徑匹配法和核匹配法進行檢驗。

當被解釋變量為主觀幸福感的時候，k近鄰匹配法所估算的ATT值變動為-0.066，不顯著，說明通過匹配，流動少數民族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主觀幸福水平的差異進一步縮小。此外，一對一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半徑匹配法估算的結果都與k近鄰法匹配結果基本一致。由此我們可以斷言，流動少數民族與其他群體之間的主觀幸福水平不存在系統性差異，這個結果是穩定且一致的。

3.流動少數民族主觀幸福感回歸

本文進一步探究哪些因素真正提高了流動少數民族的主觀幸福水平，使得他們與城市其他人群不存在差異。所以我們單獨對流動少數民族樣本使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結果顯示，只有客觀收入能顯著提高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其他因素如年齡、教育、婚姻等個體特征并不產生顯著影響。所以，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由于收入的提高，他們的主觀幸福度也隨之提高，最終達到與城市其他人群相同水平。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一次在云南省昆明市舉行的分層抽樣調查數據，采用OLS、有序Probit和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進行分析，發現流動少數民族的主觀幸福感與其他人群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文章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正是客觀收入增加顯著地提高了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其他如年齡、教育、婚姻等因素都非決定性因素。

本研究發現西南地區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幸福水平與其他人群無差異，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國西南地區近幾年的民族團結共榮的政策是有效的。本研究結果也肯定了過去對流動少數民族主觀幸福感研究中對經濟收入的重視。因此，今后的經濟政策和民族政策的重點應放在能夠增加流動少數民族收入的舉措上，具體而言：

第一，著力加強對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創業扶持政策，通過培訓教育，提高流動少數民族群體的素質和工作能力，提高職業技能，增加工作機會，促進流動少數民族人群的就業率。

第二，加快實施就業促進法，完善相關制度和服務機制，落實民族很優惠政策，增強對流動少數民族就業權的保護。政府的統籌安排，為流動少數民族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良好的就業環境，減少就業選擇和工作中的歧視。

第三，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為流動少數民族提供就業服務，包括提供政策法規咨詢，職位供求信息和職業培訓信息發布等;對就業困難人員實施就業援助。

第四，完善和貫徹失業保障制度，監督失業保險的繳納和發放，提高失業保險和救濟的給付水平，建立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1]林曉嬌.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現狀考察[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4）：35-37，73.

[2]張華初.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以廣州市為例[J].城市問題，2014（10）：90-95.

[3]戴宏偉，回 瑩.京津冀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實證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6（4）：164-171.

[4]黃嘉文.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及其代際差異[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22-133.

[5]夏 倫.流動人口收入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