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陜西辛亥革命中同盟會的作用

張苗苗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22日西安革命黨就舉行起義，陜西成為了全國最早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中堅持斗爭時間最長的省份，陜西辛亥革命在同盟會的組織與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力量不斷壯大，革命事業蓬勃發展。

關鍵詞：陜西辛亥革命；同盟會；井勿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統治，打破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是一次真正從思想和政治上深入人心且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場革命過程中，陜西率先在西北地區和黃河流域樹立起了民主革命斗爭的旗幟，井勿幕、康寶中、白秋駭等積極投身于革命，在以同盟會為組織核心的領導下拉開了陜西革命活動的序幕。

一、陜西同盟會的成立

辛亥革命發生之前，陜西處在清政府黑暗統治的陰霾之下，百姓一邊遭受饑荒之苦，一邊飽經剝削與鎮壓。時逢饑荒，食草根樹皮者莫不皆是，鴉片入陜，白銀外流，男丁身體每況愈下，無心勞作，百姓生活民不聊生，民間起義不斷，清政府對內予以鎮壓，對外割地賠款，屈膝投降。陜西的資本主義工業也并不發達，民族資產階級還未形成，陜西民眾同其他省份百姓一樣，深受清王朝統治之毒害，怨聲沸騰。

清政府的腐朽統治激起了陜西人民的反抗，陜西留日學生成立的同盟會陜西分會在陜西辛亥革命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1904年起陜西留學日本熱潮的興起，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資產階級愛國知識分子，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吸引了不少的陜西籍留學生加入，他們之中的井勿幕、張鳳翙、趙世鈺等人深受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洗禮，率先加入中國同盟會，后根據孫中山指示回陜西開展革命活動。經他們的努力借用日本東京“明明社”樓上的一間大房子召開了成立大會，同盟會陜西分會由此成立，白秋駭當選為會長，陜西辛亥革命開始走向有統一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正規道路。[1]陜西留日學生在同盟會的領導下，他們開始聯合陜西省內革命團體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積蓄革命力量。

陜西同盟會的成立也離不開外省革命黨人的幫助，成員活動多與外省同盟會一起進行。井勿幕15歲時到四川并與四川友人一道東渡日本，與四川同盟會會員熊克武、但懋辛相交甚好，因此也經常參加四川同盟分會的活動；甘肅的日本留學生與陜西同盟會會員一起在東京成立了陜甘同盟會支部，甘肅留日學生張贊元任支部事務員，井勿幕為負責人，陜甘一帶經常有陜西同盟會的身影；趙世鈺等人與山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九聯絡頻繁，經常參加山西同盟分會的活動。陜西同盟分會的成立也得力于外省革命黨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在與外省同盟分會開展合作中，不僅加強了聯系，也為陜西培養了干部，對推進陜西革命以及全國辛亥革命的形勢有很大的幫助。

二、陜西革命的爆發

1906年發生的農民“反對鹽斤加價事件”、“反對西潼鐵路加收畝捐事件”進一步使得陜西革命氣氛不斷升溫。陜西同盟會為了更好的配合省內革命斗爭，便同甘肅留日學生一起先后創辦了《秦隴》、《夏聲》、《關隴》等革命刊物作為聯系各方進步力量的樞紐，在傳播革命輿論、喚起民眾意識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由于同盟會在國內發動的萍瀏醴起義、黃岡起義等活動都基于革命力量對比懸殊過大以失敗而告終，于是在以井勿幕為首的陜西革命黨人就積極的參與河南、陜西、山西、甘肅四省協會搞的各種革命斗爭活動中去，這樣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各省分會領導人的聯席會議，省內外革命黨人互相鼓勵支持，有序一體化開展活動，對革命幫助極大。與此同時，正值革命勢頭發展正猛之際，四川爆發的人民護路風潮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四川人民爭取修路權的消息傳到陜西后，這恰好給了陜西革命黨人信心和力量，1910年5月初，井勿幕遵照孫中山先生指示從上?；氐轿靼?，策劃在較東南之交通相對閉塞的西北地區發動起義。之后井勿幕就在陜西涇陽舉行“柏氏花園同盟會會議”上宣布這一內容，并做出了聯絡陜西新軍、哥老會、刀客等勢力共同起義的決定。在起義前陜西同盟分會切實加強軍隊訓練，并派專人到上海購置槍支彈藥作戰武器。陜西同盟會、哥老會、刀客等力量匯聚在一起，起義條件逐漸成熟。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安不久后，陜西各革命階層在10月22日召開林家墳會議，并在會上決定就在當日進行起義，張鳳翙任起義總指揮，錢鼎任副指揮。起義軍很快就占領了軍裝局，攻下滿城，省城戰事很快結束。[2]為了統一民軍，加強對新生革命政權的鞏固，10月25日起，同盟會革命黨人同新軍以及哥老會首領決定正式成立軍政府，陜西起義一舉取得成功。

三、陜西革命中同盟會的作用

在以井勿幕為首的陜西同盟會革命黨人是陜西辛亥革命的策劃者、組織者、發動者。為了爭取到哥老會，同盟會以其首領張云山所在的“通統山”為基礎成立了“同盟堂”，同盟會員錢定三（新軍一際三營督隊官）、張寶麟（新軍炮兵營中隊排長）、鄒子良、馬開臣等人先后加入，同盟堂成為了聯絡會黨和新軍的秘密組織。[3]同年10月，同盟會召集會黨和新軍中的會員在大雁塔開會，決定將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調整為“土地國有”，并組織祭掃黃陵的活動，祭文中明確提出“驅除韃虜、光復故物、掃除專制政體、建立共和國體”的政治口號，并向中華始祖宣讀反清誓詞。后來，在大雁塔會議上，同盟會會員和新軍軍官錢定三、張伯英（新軍炮兵營右隊排長）、胡景翼、張云山、萬炳南（均系哥老會首領）等三十余人成立了統一組織“三合會”，共圖大舉。同盟會將新軍和哥老會兩方面力量聯合起來，二者后成為了響應武昌起義的主力。

同盟會雖然是陜西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發起者，但實際上其在革命過程中軍事戰略地位是處于劣勢的。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安時，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十分激烈，形勢非常緊張，卻正逢井勿幕不在西安，于是錢定三、張伯英等當機立斷并很快同新軍、哥老會取得聯系，決定在10月29日起義。這便對起義后軍政府的領導權有所影響，起義軍攻下省城后，哥老會掌握了省城實權。

省城的迅速光復，也主要依靠的是新軍和哥老會的武裝力量。起義成功后，哥老會便一舉成為了省城最有組織的團體。哥老會作為攻城主力，在戰斗中不僅得到了大量武器，還趁機招攬哥弟擴大隊伍，起義后的哥老會擴到了30個標。而且，哥老會還在新軍中建立了“舵”，各“舵”只聽從哥老會的指揮，對革命軍不屑一顧。盡管經郭希仁的調和暫時緩解了哥老會和新軍的矛盾，但哥老會最重要的兩個頭目萬炳南和張云山，張云山在任兵馬大都督后，在交通要道和州縣遍設“碼頭”，辦理軍務之余牟私利，涉民政，擴充哥老會隊伍。無論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同盟會都處于被動，不占優勢。

在革命過程中，同盟會內部結構也是錯綜復雜，問題重重。由于西安起義時井勿幕未來得及直接領導，錢定三等人又將領導權讓給張鳳翙，再加上資產階級分子對革命的認識不清，最后致使各種人物混進革命隊伍竊取革命成果。有的地方光復后，舊知府只把龍旗換為白旗，搖身一變就成為了新知府；有的地方如漢中各縣，聯合宣布獨立，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相互妥協，實質卻未發生變化；新軍中的陳樹藩，最初并不同情革命，起義發生時才急忙找人填了一份同盟會會員證，后竟以革命的身份到司令部參加工作；惡貫滿盈的西安知府尹昌齡竟也鉆進了陜西軍政府任職。同盟會成員隊伍的不純潔性導致革命中舊的勢力超過了進步的革命勢力。

起義成功后，同盟會在軍政府中的地位也并不重要。有的沒有在軍政府中任職，有的即便任職了其職位也是無關緊要。井勿幕僅出任北路招討使，以召集各路游俠保衛地方為任務，明顯沒能進入軍政府領導核心；景定成出任了山西軍政府政事長官，并不在陜西；積極宣傳革命并創辦了健本學堂、公益書局的焦子靜也只是出任渭北民團使；曾積極聯絡刀客的李仲三任東路招討使。軍政府的29人名單中，也只有宋元愷、高祖憲、曹澍、南兆豐、郭希仁5人是在革命前加入的同盟會，但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大多不在重要職位。財權與兵權都掌握在哥老會手中，張鳳翙并沒有實權，郭希仁只在張鳳翙下面做個秘書長之類的官。綜合多重因素下，陜西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就被這樣被竊取。

四、總結

陜西辛亥革命有力支援了南方地區的革命政權，在革命中又同活動于西北地區的外省籍革命同仁互相學習，對全國革命形勢的深入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新軍起義，陜西光復都是近代以來陜西重要的歷史大事件。但如此高漲的革命運動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核心來領導，這也是導致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不論是陜西軍政府，還是省外新伊大都督府、甘肅臨時軍政府，各地同盟會分散，各處起義隊伍也缺乏聯系，革命隊伍又成員冗雜，沒有形成自己賴以依存穩固的革命武裝，導致最終只能達成妥協，大好的革命形勢轉入低潮。[4]

陜西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被篡取，反映出了資產階級對革命的不徹底，依舊無法避免其失敗的結局。同盟會在陜西辛亥革命的作用直接體現在革命勝利后的政權建設問題上，軍政府大權掌握在會黨手中，同盟會則處于邊緣地位，雖然同盟會代表的資產階級領導了辛亥革命，但資產階級并未掌握實權。這也反映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任務，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擔當歷史的重任。

參考文獻：

[1]尹潔.淺析同盟會革命活動對陜西辛亥革命的影響[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04）.

[2]馮峰.陜西軍政府與辛亥革命[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03）：26-32.

[3]孫志亮.辛亥革命在陜西的勝利與失敗[J].人文雜志，1981（05）.

[4]王勁，段金生.論同盟會在西北地區的活動[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3）：63-68+151.

（作者單位：西安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