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社會秩序重塑

喬以明

摘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對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至21世紀中葉約二百年的發展作出的重要定位，既是對過去一百年多年來中華民族革命與建設追求的科學梳理，也是對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準確判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也是中國內部秩序、東亞和世界秩序發生變遷的過程。中華民族將會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向現代黨和國家關系轉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構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秩序；和周邊國家、世界各國的關系也會從昔日帝國秩序向今日和平共處方向轉變，推動全球治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世界秩序重塑。

關鍵詞：民族復興；中國夢；社會秩序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8）02-0175-09

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

習近平同志在談到治國理政時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1]36?！皩崿F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盵1]39。自習近平同志把中國夢界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內涵之后，國內學術界對相關問題高度關注，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頗豐。如：冷溶著述《什么是中國夢，怎樣理解中國夢》，孫來斌專著《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夢”多維透視》，辛鳴專著《“中國夢”：內涵·路徑·保障》等。他們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際等視野，對中國夢提出的背景、內涵、基本特征、內外部環境、實現路徑、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以及與個人夢、美國夢、世界夢的關系，與“四個全面”重要戰略思想的關系，與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關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解讀與研究。楊宜勇、譚永生在論文《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測算》中列舉了衡量民族復興的三級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國民素質、科技創新、資源環境和國際影響等6個二級指標和29個三級指標[2]，等等。這些成果都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問題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但都未涉及到民族復興對社會秩序變遷與重塑的研究，也未把社會秩序變遷與重塑作為主要內容或衡量指標之一。鑒于此，筆者試圖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國內外社會秩序重塑的影響，進一步論述民族復興的內容與過程也會通過社會秩序不斷的變遷和重塑表現出來。中華民族正在塑造著全新的社會秩序，逐漸顯現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中華民族也將會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等方面實現更高水平和更高層次的民族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是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努力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3]9。新時代民族復興推動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同時，必定對國內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顯然，中國國情和世界潮流決定了民族復興的進程將會伴隨著多種秩序的重塑。

二、從傳統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文明秩序的重塑

從社會生產力角度看，中華民族必須實現工業文明才能體現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復興。

農耕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第一種文明形態，農業生產是最主要的表現形態，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人類文明，中國的農耕文明歷史悠久，漫長的農耕生產孕育了5 000年的中華文明。農耕社會過分依賴大自然的生存環境，需要良好的地理環境才能發展起農耕文明?？刻斐燥?，繼而辛勤勞作才能獲得豐碩的生產成果。幾千年來，中國農耕文明的特點主要表現為：生產力低，生產規模小，分工簡單，生產分散，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是自給自足。農耕社會的這種狀態也造就了農耕文明，造就了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學為核心，以儒道佛為主體的傳統思想體系，也構建了古代中國的政治倫理制度。生存的地理環境，加上低下的生產力，幾千年來中國人民都辛苦耕耘在東亞大陸這片土地上，農耕文明在經歷唐宋時期的鼎盛之后，到了明末清初，閉關鎖國的國策讓中國人越來越落后于西方國家，中華民族開始了落后于世界的一段農耕文明時期。工業文明是繼農耕文明之后以機械化大生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現代社會文明狀態，基本特征有：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非農業人口持續增加且比例大，信息生產速度快、傳遞快，社會人員流動快且明顯職業化，教育普及，社會日趨法制化與民主化等。這些特征使得傳統的農耕文明特點日漸消失，社會成員在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社會保障及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和農耕時代差異很大。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了工業文明，隨后西歐部分國家、歐洲之外的美國、日本等也相繼進入了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的影響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與地區都受到了工業文明影響而開始步入工業文明時代。

中國發展在明末到清末時期步入落后階段，直至20世紀中葉才開始步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期。筆者認為，從傳統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并實現中華民族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復興，應當主要體現在質和量兩個方面的飛躍。

（一）社會發展的內容在“質”方面的提升與飛躍

中國從農耕文明后期的衰退到工業文明的發展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曾經有過或不曾有過的繁榮強盛，重新走在世界前列。盡管中國古代社會男耕女織的生活狀態較好，甚至是不斷接近孔子所說的大同社會狀態，但農耕文明社會相較工業文明社會，在發展的內涵上依然無法相提并論?，F階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目標的具體體現，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主要內容，體現著中華民族復興的高水平和高層次內容。

富強的中國即國家和人民富裕，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乃至國際影響力較強，人民生活幸福。民主的中國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核心，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民族復興的實現過程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過程，是為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文明的中國主要指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領域達到較高的水平，社會文明程度很高，推動中華文明進一步發展，內容包括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和諧的中國就是人民群眾都生活在一個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特征的和諧社會中，社會各個領域、各個階層都處于協調穩定的狀態。美麗的中國即指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節約資源，保護生態，人民生活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感受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到21世紀中葉，中國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國家層面上的目標和要求。

（二）社會發展的內容在“量”方面的保持與增加

即使到21世紀中葉中國實現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但也同樣需要有“量”的參考依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是單純地實現現代化這個目的，同時也要恢復中國歷史上曾經的盛世景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要恢復曾經走在世界前列、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的盛世景象。

此處的量主要采用國際通用的GDP和人均GDP兩個指標，用這兩個指標作為民族復興的參考依據之一。古代中國繁榮強盛時期在GDP和人均GDP兩個指標上都位于世界前列，尤其是GDP占世界的比重比較大，至清朝時期已經高居世界第一，在農耕文明時代古代中國能取得這么好的成績得益于幾千年中華文明的積累與沉淀。中華民族在古代的強盛表現也是當今全國人民的追求。

在GDP的表現方面。參照麥迪森的《世界千年經濟史》，在0-1820年期間，古代中國的GDP總量達到世界GDP比重在22.3%～32.9%之間[4]261，遙遙領先世界，清朝達到最高峰，占據世界第一。根據這個數據，中國實現民族復興至少在GDP總量上要達到占世界GDP總量的22.3%，這對于勤勞奮進、歷來強盛的中華民族來說，顯然不會滿足這個數字。因為曾經達到過32.9%，所以達到30%左右甚至超越32.9%才能被接受和認可。古代中國人創造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能達到最高峰值的32.9%，那么現在的中國就一定要再次實現或超越這個比重，方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人均GDP的表現方面，根據《世界千年經濟史》表B-21可知，在0-1000年期間，古代中國的人均GDP為450國際元，略高于西歐合計的平均數，在1500年時，西歐合計的平均數為774國際元，中國人均GDP為600國際元[4]262。在1500年后，西歐合計的人均GDP越來越高于中國的人均GDP，到1820年時已高出中國2倍還多，而中國的人均GDP不見增加反而下降。中國進入百年滄桑后，與西歐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到1913年時西歐國家的人均GDP大約是中國人均GDP的10倍。而根據《世界千年經濟史》表B-12得知，在0-1820年期間，中國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在22%～33.6%之間，人口數量在1600年后就一直占據世界第一[4]240。所以，中國未來的人均GDP如果能接近到西歐國家的人均GDP也應該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參照指標之一，畢竟現階段中國人口接近14億，龐大的人口基數會稀釋龐大的經濟總量。

從傳統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過程是傳統文化的許多理念與形態變化與消失的過程，也是新型文化理念與形態形成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秩序重塑，引領與保障社會發展的“質”與“量”，以更高的“質”與“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從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到現代黨和國家關系：社會政治秩序的重塑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是指封建國家、大家族、小家庭在管理組織機構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的一種社會制度，是一種集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為一體的社會制度。國家、家庭的權力構建和組織關系就是嚴格的父權家長制。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在家庭內，父權最大，地位為尊，在一國內，君主權力至上。宗法體系經歷了一個漫長發展的過程，五帝三代時期業已形成，之后不斷完善，影響后世歷代封建王朝。五帝時期是早期的宗法體系，夏商周三代的宗法體系，尤其是周朝的分封制度，從上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奠定了中國“家國一體”或“家國同構”的政治局面。春秋戰國時期儒學在倫理道德方面及漢代儒學在綱常理念方面，均進一步強化了家國同構的思想。但這種制度到了近代時期受到沖擊，宗法體系支離破碎直到解體，中國社會危機重重，社會秩序非?；靵y。直至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經過28年的革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新型的現代黨和國家關系，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的，因此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與執政地位。黨章的總綱第一段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主要表現在政治、思想、組織等方面，憲法和黨的黨章都把黨的活動限制在憲法和法律范圍。中國共產黨從中央到地方有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其活動范圍遍及社會各領域，體現了黨的領導核心與執政地位。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機構的結構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從穩定社會這個角度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在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崩潰后中國社會再次呈現出的保障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

從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向現代黨和國家關系的轉變主要表現在社會穩定器的更替和社會制度的更替兩個方面。

（一）社會穩定器的更替

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和現代黨和國家關系都有著維護中國社會超穩定的巨大功能，從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向現代黨和國家關系的轉變也是中國社會穩定器的更替。

中國古代社會“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帶有濃厚的血緣關系，古代社會以血緣關系的遠近、親疏作為區分權利多少、地位高低的宗法準則，血緣關系的實質是血統關系，它是以人類婚姻生育而自然形成的關系。同一父系的人們聚集居住，享有共同的地域，有著共同的宗廟，祭祀著同一祖宗。小則可指家庭、家族，大則可指民族、國家。雖然中國歷代奴隸制國家和歷代封建王朝是按地緣關系建立的，區別于原始的氏族部落社會，但始終以氏族血緣關系、宗法關系為準則。家國同構的制度使得家族和國家在政治結構方面具有共同性，都以血緣關系、宗法關系為準則，確立了嚴格的父權家長制。在家族中，宗法關系維系著所有人，家長因其血統關系而居于宗主地位，家長是家族內的一把手，管理家族，統率族人，其宗主地位也會通過血脈遺傳，代代相繼，一般情況下嫡長子為血統上的宗主。在國家形態中，皇權由君主掌握，君主是更大的國家形態的宗主，是國家的一把手，君主的血統至關重要，是國之根本，血統不正甚至會導致國之動蕩。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種因宗法關系而形成的家國同構制度滲透于國家、社會整體、上下五千年的中國社會結構之中，家族結構延伸至國家結構，家族與國家的權力關系都是嚴格的父系家長制。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實質上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國家制度家族化，相互融合，相互支撐，滲透于社會、國家整體，有效地促進了交通信息不發達但國土面積廣闊、多民族的歷代中國社會總體上的超穩定。

中華民族歷經近代百年的革命實踐和探索，在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對家族、社會國家超穩定的功能作用逐漸喪失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現代黨和國家關系，使中華民族重新進入穩定發展和民族復興時期。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新型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體現。中國共產黨因其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對國家實行領導，所以在國家各級各類組織中都會設立黨組織實現其領導。黨章第九章第四十六條規定：“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成立黨組。黨組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秉h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三十七條也明確規定：“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秉h的組織結構和國家各級各類組織的結構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實現了對這些組織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但不領導其業務工作。尤其是對國家機構中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各級組織的領導，有效地保障了國家機關的高效運行。當然，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權絕不是特殊權力、超級權力、無限權力。鄧小平講得清晰明了，“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于一切，這是與‘以黨治國完全相反的政策”[5]12 ，“黨團沒有超政權的權力，沒有單獨下命令下指示的權力，它的一切決議，只有經過政府通過才生效力。要反對把黨團變成第二政權的錯誤”[5]19。鄧小平指出，有些同志“誤解了黨的優勢，以為黨員包辦就是絕對優勢，不了解真正的優勢在群眾擁護上。把優勢建筑在權力上是靠不住的”[5]10。

（二）政治制度的更替

社會政治秩序的轉變，必然帶來政治制度的更替，即從專制到人民民主的轉變。

盡管宗法制度既深入家族又深入國家，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經過歷代社會精英的努力，構建的以皇權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官僚政治體制與制度又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現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家長制作風和官僚作風就是其表現之一。以皇權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官僚政治體制與制度，其實質就是專制。中國古代的專制主義制度發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秦漢確立了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專制的君主制度，皇帝權威更加突出。此后，官僚體系、國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監察制度也得到完善，改變了過去完全的貴族政治，實行社會等級流動。后經歷代封建王朝的發展，專制主義到明清兩代發展到頂峰?！爸袊木鲗Ｖ普w，本是從秦漢以來幾千年相承不替的，不過到了清代，組織上更為完密”，在內閣與軍機處、六部、都察院、各省督撫等方面加強了組織的嚴密性[6]。

從專制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中華民族在近代時期經過艱苦的奮斗，走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道路。習近平在2016年“七一”講話中精辟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作出的三大歷史貢獻，其中之一是“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優勢和特點：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民主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民主集中制是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等。

從封建家國同構的宗法體系向現代黨和國家關系的轉變，中國從總體上完成了社會政治秩序的轉換，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必須繼續改善與完善現代黨和國家關系，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尤其是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

四、從昔日帝國秩序到今日和平共處：國際關系秩序的重塑

從國際關系角度看，中國必須與世界各國一起共建和平共處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參與全球治理，才能體現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的民族復興。中國與各國共建和諧世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世界潮流，符合馬克思主義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實際上，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不是讓中國重返昔日帝國地位，也不是恢復昔日的帝國秩序，而是要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諧世界。

盡管中國本著和平共處的原則與世界各國共同維護和平與促進發展，但世界各個國家反應不一，抱著復雜的心理看待中國提出的民族復興。綜合國外媒體有關報道和評論，主要有三種心理表現：（1）有些國家把中國看成競爭對手。這些國家擔心崛起的中國會影響他們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擔心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國人想要重新找回過去的輝煌，是恢復古代王朝的帝國秩序和昔日的帝國地位。（2）中國周邊部分國家的擔心。他們擔心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國力蒸蒸日上，中國變得日益強大，甚至連美國都被超越的時候，中國會不會再次成為宗主國，而他們可能成為中國的附屬國。特別是那些和中國有著主權糾紛的國家更有這種擔心，有些國家甚至妄圖把域外大國拉進本地區對沖來自中國的壓力，并延遲中國的發展速度。（3）部分中立國家的擔心。他們不在中國周邊但又不愿意成為大國競爭對手，也不愿意大國之間互相激烈的競爭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他們有著傳統的“國強必霸”的邏輯思維方式，擔心中國強大了肯定會稱霸地區與世界。以上幾種國外主要報道和評論純屬自說自畫，他們不了解中國文化及其精髓，不了解中國文化對民族性格的決定性作用，不了解中國對外的一貫主張和政策。中國文化在處理對外交往方面遵循的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思想，既謀求個性存在也謀求和睦相處。中國歷來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決不會稱霸，決不搞擴張。2013年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指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奉行的內外政策，絕不干涉中亞國家內政。中國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范圍?！盵1]288習近平把決不稱霸、決不擴張細化到不謀求地區事務的主導權和不劃分勢力范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3]47。習近平把決不稱霸、決不擴張提高到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的這個高度。當外國人對中國文化和對外政策知之甚少時，就會以他們的思維簡單地下結論，猜忌和懷疑中國。中華民族要實現的中國夢并不是要稱霸，不是要恢復昔日帝國秩序，更不是要控制別國，而是和其他國家一起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這個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曾經一直領先的地位，不斷提升中國的影響力，實現和達到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應該主要表現為強大的感召力和強大的話語權兩個方面。

（一）強大的感召力

感召力是指一種不依靠物質刺激或強迫，完全憑人格的魅力、信仰的力量領導和鼓舞他人的能力。一個有感召力的領導人或國家，不是憑借權力體系范圍內的可供他支配的組織起來的政治資源，不是通過政治權力或政治化的程序去獲得他人或他國的信任，而是他人或他國折服于他個人的非權力威望和人格魅力。

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雖然居于高位，卻是以對國家、民族、人民的無限熱愛、無私奉獻和鞠躬盡瘁贏得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愛戴和敬仰，也讓世界人民無比敬佩。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讓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從產生好感到愿意和中國一起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重要準則。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比西方發達國家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表現出更大的熱情和興趣，因為他們正承受著新殖民主義者和霸權主義國家運用強權通過種種不平等方式強加給他們的不合理待遇，他們渴望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態，渴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而他們贊同與擁護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正是向第三世界展示了新生的中國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中國對外交往歷來重視與他國真誠相處、和平相處，真誠期待同世界各國并肩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2013年3月，習近平訪問坦桑尼亞尼時發表題為《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的重要演講。談到中非關系時說到：第一，對待非洲朋友，我們講一個“真”字；第二，開展對非合作，我們講一個“實”字；第三，加強中非友好，我們講一個“親”字；第四，解決合作中的問題，我們講一個“誠”字[1]306-309。2013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又指出：“親望親好，鄰望鄰好。中國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盵1]332體現了習近平“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

中國由此及彼，推誠置腹，換來了很多國家的真誠回報，愿意遵循中國提出來的交往規則，在國際事務中也愿意響應中國，這體現了中國具有的巨大感召力。當然，部分國家也不理解甚至歪曲中國與他國的真誠交往，部分地影響了中國現有的感召力。這不僅需要中國不斷地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外交立場與政策，不能對這些負面言論聽之任之，謊言重復千遍也會成“真理”，同時，中國自身也要迅速強大起來，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讓事實說話。

古代中國在盛世時期對外國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大唐盛世時期就出現了四方來賀、八方來朝的景象，很多國家愿意和中國開展經貿往來，很多外國人仰慕中華文化，有的把這些文明帶回國內傳播，有的留在中國居住生活并不斷學習中國文化，有的甚至還留任中國為官。顯然，提升中國的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感召力，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題中之義。

（二）強大的話語權

話語權是一國外交政策與措施在世界范圍內的實現程度，程度越高，話語權越強。話語權的強大并不意味著中國會稱霸，也不是說中國會利用強大的話語權建立昔日的帝國秩序控制他國，而是運用強大的話語權謀求國家的安全與發展，謀求建立不受霸權主義影響的新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使得世界規則的制定與實施始終圍繞著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目標。

古代中國歷代強盛王朝都自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是天朝大國，要求周圍國家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藩屬國必須定期向中國進貢，進貢后中央王朝還常常以等量或更多的金錢或禮物作為交換，中央王朝獲得的是尊嚴和地位認可。雖然這是中國封建王朝的帝國秩序，而且更多是通過強大的武力來實現這種秩序，但它確實能反映中國封建王朝的強大話語權。18世紀之后這種帝國秩序便逐漸衰敗，西方勢力進入中國之后，新的國際秩序瓦解了清王朝的帝國秩序，清王朝相繼失去了對部分周邊國家的保護權或控制權，被迫承認這些國家獨立或是被別國保護或控制。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國際地位江河日下，話語權一落千丈。實際上，來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對這個曾經威震四方的天朝大國發號施令，而清王朝還得點頭哈腰。盡管晚清政府軟弱無能，但一個偉大的民族絕不會就此意志消沉，新中國的誕生讓中國人開始重新尋找失去的話語權。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融入了世界，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尚未與之同步增長。中國增資IMF和中國人任IMF高官說明中國在IMF的話語權逐步增強，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中國將在 IMF 和世界金融體系中發出更多的聲音，但仍未能達到像美國那樣影響IMF重大決策的地步。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已經從戰略制高點上為中國爭取了主動權和話語權，他讓世界人民既了解了中國夢的世界意義，又了解世界對中國的重要意義，但仍然引起部分國家的擔憂。中國人仍需要不斷努力，用自己的聲音影響世界，增強自身的國際話語權?！爸袊枰粋€什么樣的世界，中國發揮引領作用要創造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是21世紀中國大戰略必須回答的問題”，“所以，中國大戰略的最高層次和最高境界，是對于世界的總體規劃和長遠設計。中國要引領世界、領袖世界，就必須規劃和設計世界”[7]。中國已開始有意識地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積極承擔大國責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以實際行動參與并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在補充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深度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積極斡旋熱點問題和大力推動南南合作等五個方面深度參與全球秩序變革[8]。 2016年杭州G20峰會習近平向世界再次傳遞了中國聲音，這說明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正在尋找機會、創造機會傳遞中國聲音，影響世界秩序，提高中國的話語權。中國仍然必須一邊致力于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一邊致力于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國際話語權平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修改國際政治經濟規則，改變國際話語權的體系，向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目標前進。

無論是感召力還是話語權，都是一個國家軟、硬實力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具體體現，都是該國威名遠播、輻射力強的必然結果。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軟、硬實力的表現主要取決于自身問題的解決程度和在國際事務中處理問題的能力，中國始終走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并以自身優越的表現吸引世界人民的友好目光，必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巨大的成功。

總之，在重塑社會秩序的民族復興過程中，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滿懷信心，振奮精神，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適合中華民族發展的國內、國際社會秩序，中華民族一定會再次強盛于世界，也為人類對更好社會秩序的構建與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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