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四十年的演變軌跡及其新時代新征程

摘 要： 我國四十年的農村改革歷史進程可以通過七個重要時間節點來系統考察，農業農村各要素均發生深刻變革，農民由社會身份向職業身份演化，農業呈現出現代與傳統交織的轉型特征，農村的消亡、合并、轉型、復興持續上演。當前的“三農”依然面臨農業的“四面埋伏”、農產品安全的考驗、農民工的城鄉徘徊、農村深度轉變中的現伴生性問題等現實課題。未來中國農村要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下，以培育現代產業新形態、挖掘農民增收新空間、構建鄉村治理體系、重建鄉村文明為著力點，開啟農業農村發展新征程。

關鍵詞： 改革開放； 農村改革； “三農”問題； 鄉村振興戰略

中圖分類號： F320.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8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可謂彈指一揮間，滄海已桑田。四十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特別是作為改革的發源地，中國農村四十年來的變化也是前所未有的，其變化之快，變化程度之深，變化范圍之廣，既前無古人，更是世界罕見，不得不讓人感嘆，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農村的面貌、農業的生產方式和農民的生活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赝?0年中國農村的改革發展歷程，不僅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也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一、觀察四十年農村改革的七個重要時間節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農村變化，完全可以用“山鄉巨變”來描述。關于這些變化，各方面的表述如汗牛充棟，筆者不再贅述，而是想在這40年的歷程中，選幾個重要時間節點來觀察，以更加深切地感受“三農”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一）1984年——豐收的煩惱

經過4年努力，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在農村基本普及，解決溫飽的問題正在一步一步實現。正當中央為幾億中國人還無法解決饑餓問題而憂慮的時候，讓中央大感意外的是，兩年后的1984年全國竟迎來了第一次“賣難”，好多地方的糧站外農民在徹夜排隊，卻收不了。賣難現象的出現，一方面顯示了農民群眾身上蘊藏的極大生產力潛能，另一方面更顯示了家庭聯產承包改革的正確。為什么會出現“賣難”？因為當時還實行著統購統銷政策，農民的糧食必須先交到國家的糧站，再送到城市供應。解決的辦法只有“松綁”，中央決定，允許農民出售國家收購任務之外的糧食。但是，農民自主銷售還是不能化解糧食過剩，他們還想自己加工，這一種訴求很快在隨后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得到滿足。也就是在1984年，今天我們熟知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下發到第三個年頭，隨后還將延續到第五個年頭，這就是讓人懷念的改革初期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由于這五個文件每年都用了中發1號，也都是有關“三農”問題的，從此之后，“一號文件”就變成了中央“三農”政策的代名詞?；仡櫳鲜兰o80年代初連續下發的5個“一號文件”，最重要的特點是尊重了農民的首創精神。有人形象地比喻，上世紀80年代的“一號文件”，主要像是回應農民的訴求，說這個可以干，那個也可以試，整體是農民在前面干，中央在點頭和呵護；而新世紀的一系列“一號文件”卻更多的像是給基層黨政提要求，要這樣，不要那樣，堅決不允許干什么，農民得實惠。也就是在1984年，當農村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鋪開，重點從農村向城市轉移。[1]

（二）1991年——“泥腿子”上岸

隨著農產品的全面豐收和后續加工興起，更多的農民開始投入工商業發展，特別是一些原來的社隊企業也積極放眼更廣闊的市場，收獲“短缺經濟”的紅利，鄉鎮企業開始蓬勃發展。到1991年，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達到了驚人的1個億，這個超過一般人口大國總人數的規模意味著，相當一部分中國農民已經開始告別“面朝黃土背朝天”式的傳統生活，在自家門口就當上了工人，操作起了機器，或者半工半農，白天干農活，晚上干加工；或者農時下地，閑時做工，這就是典型的“泥腿子上岸”，“離土不離鄉”。當然，鄉鎮企業在當時是一個專有名詞，專門指由過去的鄉鎮、村集體辦的企業，曾經也叫社隊企業，而不是辦在鄉鎮的企業。費孝通先生曾經津津樂道的“蘇南現象”，其核心就是鄉鎮企業發展帶動的城鎮化，最出名的領軍企業就是春蘭集團。對于鄉鎮企業的超常規發展，中央給了一個定性——“異軍突起”，可謂恰如其分。不過，90年代上半葉也是鄉鎮企業的歷史巔峰，此后隨著中國經濟由短缺轉向過剩，資本少、技術落后、人才不足、管理滯后的鄉鎮企業開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式微，而農民也只能“離土又離鄉”，民工潮于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1]

（三）1998年——農業農村經濟結構戰略調整

1998年是改革開放二十周年，又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一年秋天召開的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注定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次會議把關注的重點給了農村，“穩住農村這個大頭，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動權”。會議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認為“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大幅度增長，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2]這一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性的5.1億噸，主要大宗農產品普遍豐收，滯銷現象愈發嚴重，全國開始了調整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就是十五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按照高產優質高效原則，全面發展農林牧副漁各業；重點圍繞農副產品加工和發展優勢產品，調整、提高農村工業；結合小城鎮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四）2004年——重中之重

1998年以后中國農業農村經濟，迎來了艱難的調整期，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價格整體低迷而農資價格卻不斷抬升，鄉鎮企業發展遇到國企、外企、私企的強烈挑戰而生產下滑，稅制改革后的基層財政包袱轉化為沉重的農民負擔，基層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現農民的暴力反抗。2000年春天，李昌平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吶喊震驚了世人，各地因為農民負擔引發的上訪頻頻出現。2002年12月26日，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和研究2003年農業和農村工作時，胡錦濤同志首次提出要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胡錦濤又親臨講話，進一步明確“重中之重”，“三農”工作在新世紀初拉開了突破性前進的序幕。此后，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多予少取等重要提法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被陸續提出。到2004年，新世紀第一個關于“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出臺，此后中央每年都要下發有關“三農”的一號文件，整個“三農”問題的戰略思路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在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解決“三農”問題。到2017年，新世紀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下發14個。[4]

（五）2011年——告別“農民帝國”

按照統計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了51.3%，意味著中國多一半的人生活在城鎮而不再是農村，幾億農民的生活至此徹底改變。此后，中國城鎮化率以每年一個多百分點的速度在持續增加，每年新增1500萬人以上的城鎮人口。到了2016年底，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35%，農村居民只剩下42.65%。按照這一城鎮化進度，到2030年左右，中國的城鎮化率將達到一般發達國家的70%以上。當然，中國的城鎮化率是以常住人口來測算的，如果按戶籍測算，則2016年的戶籍城鎮化率是41%，還有2.2億在城市生活的農民是農村戶口，他們可能會落戶城鎮，也有可能重回農村。但不管怎么說，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農民帝國”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徹底被扭轉了！在城鎮化的背后，則是傳統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要隨之發生一系列改變，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

（六）2015年——不再“土里刨食”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對農民千百年來生存狀態的一種經典描述，長期以來農民主要靠土地上的種養殖來提供收入。所以，長期的農村工作一直把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特別是來自第一產業的經營收入作為重點。但在2015年這一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其中工資性收入4600元，家庭經營經營收入4504元，工資的收入首次超過了家庭經營收入96元，到2016年進一步超過280元。[3]這還是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在江浙一帶，農民的非農收入甚至超過80%。按照統計口徑，農民收入由四部分構成，即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其中家庭經營收入又包括第一產業，如種養殖；第二產業，如家庭手工、糧油加工等；第三產業，如農家樂、運輸、經商等。長期以來形成的概念是，家庭經營收入要占農民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現在完全不一樣了，農民的工資收入已經比家庭經營收入多，更比種養殖收入多，農民不再靠地里“刨食”了。這是一個有關農民的歷史性時刻，必將產生深遠影響。[1]

（七）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對于“三農”而言，又是一個新的重要歷史時刻，因為大會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且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眻蟾鎸⑥r業農村與教育、就業并列三大優先發展事項，足見重視程度?；仡櫄v史，從過去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到“三農”是重中之重，再到現在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三農”在整個國家的地位與發展策略不斷提升，今后的“三農”發展將在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度融合，而且要在發展上進一步得到優化。[5]

二、改革開放四十年“三農”各要素正在發生深刻改變

農業、農民、農村，合稱“三農”問題。由于三者概念的共同點較多，傳統上一般以“三農”統稱，也一般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因為，農業在土地上經營，經營靠農民實現，農民生活在農村。然而，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推進，讓這三個一貫并稱的概念正在分崩離析，加速演化，原來渾然一體的“三農”各要素走上了逐漸分化獨立的道路。

（一）農民正在由社會身份向職業身份演化

“農民”這個詞匯，自從馬克思將其比喻為“裝在麻袋的土豆”后，一般是社會身份多于職業身份，往往代表著就是修理地球的，落后、愚昧、保守、不文明等。但是今天不一樣了，整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職工中80%以上是農民，工人階級這個先鋒隊主力是農民了。即使還留在農村的這一部分農民，也不一定就是在種地，兼業化已經十分普遍，更多的時間在從事農村二三產業，農閑時大多數就近打工或從事二三產業，真正純種地的農民已經很少了。因為農業機械化發展飛速，將農民從繁重的農活中解放出來，騰出了大量的時間從事非農的事情。到了近些年，情況進一步逆轉，一批農民從曾經夢寐以求的城市重新回到農村，還有一批叫“新農人”的城里人開始了新的“上山下鄉”。商務部公布的農村電商從業人員也有近2000萬人，他們有些并不是農村人，卻從事了涉農的工作。來到農村的城里人，情況也比較復雜，有的看到了投資機遇，有的想享受田園生活，有的想改造農業，不一而足，但都打開了城鄉要素互流的新格局。在此情況下，職業農民也正在逐漸成為現實，從事農業的人今后可能不再是農村人，也可能是城里人，農民只是一個正常的職業身份，而不是帶有歧視的社會身份，如同國外的農民一詞由“farmer”取代“peasent”。[6]

（二）農業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加速現代化

出現像美國一樣的大農場并非不可能，比如土地寬廣的東北、新疆，也會有飛機和大型拖拉機作業的發達國家農業場景；但大多數的農村還是戶均耕種不足10畝土地的狀態，要靠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實現現代化。同時，隨著土地流轉的加速，土地經營規模也在提升，出現家庭農場。根據農業部通報，2016年全國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達到280萬個，新型職業農民總數超過1270萬人。其中，家庭農場達到87.7萬家；農民合作社達到179.4萬家，入社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4.4%。[7]農產品的供給日益與國際市場聯系日益密切，進口農產品不斷增長，農產品價格也與世界市場息息相關，原有的農產品價格體系越來越難以維系，加速向市場化機制轉型，特別是單一的農業補貼方式必須改革，如新疆棉花、東北玉米價格補貼率先試點并全面推開。

（三）農村正在面臨命運抉擇，或消亡，或合并，或轉型，或復興

有報告說，自2000年至2010年，我國自然村由363萬個銳減至271萬個，十年間減少了90多萬個，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個，其中包含大量傳統村落。[8]在一些邊遠的貧困山區，甚至還出現了10人以下的村莊，衰敗的場景讓人唏噓不已。但整體看，農村的基礎設施已經明顯改善，除水、電、路基本通暢外，全國大部分的村已經通了寬帶，手機網購也成了農民新的生活方式。對于廣大的村莊而言，也面臨不同的未來命運，有的因為人口持續流出，可能最終要消亡；有的可能要搬遷到新的地方，有的可能要整合為農村社區，也有的可能變為新的城鎮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村莊，交通便利，生態良好，還擔負著讓城里人“看得見鄉愁”的任務，一到周末就人聲鼎沸，熙熙攘攘。[9]正在興起的鄉村旅游、休閑農業，正是當前新型城鄉關系的生動寫照，美麗鄉村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期盼，也是城市人的期盼。

在目前的城鄉巨變中，有人哀嘆農村是“回不去的故鄉”，這種傷感大可不必，農村總是要進步的，也要現代化，重新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卻可以保留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場景，留住別有風情的鄉村文化，為在城市“水泥森林”生活厭倦的人們留下一個可以放松的地方。

三、中國“三農”歷史進程中面臨的現實問題

中國“三農”的現代化進程，取得的成績世界矚目，但現代化過程中帶來一些陣痛，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中國農業發展面臨“四面埋伏”

第一，價格“天花板”不斷下壓，中國大多數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根據原中農辦主任陳錫文介紹，2015年以來，我國谷物價格水平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約30%～50%，大豆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約40%～50%，棉花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約30%～40%，糖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約60%，肉類特別是牛羊肉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約70%～80%，而奶類的價格要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一倍以上。[10]正是在此背景下，國家這幾年先后實施了棉花、玉米的價格調整及相應補貼政策，因為如果繼續原有的保護價收購，結局就是嚴重偏離了市場實際情況，導致國內的糧棉價格虛高，進口的到岸價比國內的還低，企業更愿意用進口的，而國家的倉庫收購后銷售不出去，積壓嚴重，財政包袱沉重。

第二，成本“地板”不斷抬升，農業生產成本越來越高。自新世紀以來，中國人工成本增長進入快車道，最低工資水平線不斷上調，相應的農村勞動力成本也水漲船高。根據筆者調查，陜西核心果區的洛川縣，采購一個進口的蘋果紙袋才8分錢，但套這個果袋的人工成本是1毛2，果樹任務關鍵時期的單日人工價格高達150元左右。據張云華研究，2001年至2015年，我國玉米、稻谷、小麥、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增幅分別為256.71%、230.27%、261.57%、172.46%、336.07%，成為推高農業成本的主要因素。[11]在人工成本不斷增加的同時，農資成本也在持續增加，從事傳統的糧油生產已經無利可圖，撂荒現象屢禁不絕。

第三，補貼政策“黃燈”亮起。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候的承諾，對農業補貼的額度不超過農業總產值的8.5%，現在已經逼近上線。而據美國人的測算，說中國對農業的補貼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承諾線。在2015年2月20日舉行的世貿組織總理事會會議上，美國駐WTO大使邁克爾-龐克認為，當美國開始“付出心血”來減少其國內的農業補貼時，中國、印度等其他國家則依舊維系著高額的國內農業補貼。[12]2016年9月13日，美國政府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宣稱中方違反規定補貼小麥、玉米和大米價格。[13]顯然，直接補貼這種“黃箱”政策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必須轉向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農業科技進步的“綠箱”政策了。

第四，資源環境“紅燈”閃爍。根據環保部、國土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工礦業、農業生產等人類活動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14]同時，長期存在的農業用水比例過高、節水灌溉推廣不力，化肥、農藥過量使用等問題，既不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還影響了農村生態環境，農業部推出“化肥零增長行動”就是基于這樣的背景。

（二）農產品質量安全任重道遠

從“三鹿奶粉”事件到2017年新近發生的“毒大蔥”事件，每一次農產品安全事件無不繃緊國民的神經，也讓塑料大米、塑料紫菜等農產品類謠言甚囂塵上。于是，一方面是中國農民種出來的真正好產品賣不上一個好價錢；另一方面就是外國的農產品大量涌入國內。究其根源，心理上的不信任比質量本身還難以過關，而建立城鄉之間的互信也比提升農產品質量更不好辦。雖然當前中國的現代農業體系還不完善，農產品質量檢測與追溯體系還不健全，也確實存在個別投入品監管不到位的問題，但整體上看，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還是在穩步提升。根據農業部通報，2016年農業部按季度組織開展了4次農產品質量安全例行監測，共監測全國31個?。▍^、市）152個大中城市5大類產品108個品種94項指標，抽檢樣品45081個，總體抽檢合格率為97.5%，同比上升0.4個百分點。其中，蔬菜、水果、茶葉和水產品抽檢合格率分別為96.8%、96.2%、99.4%和95.9%，同比分別上升0.7、0.6、1.8和0.4個百分點；畜禽產品為99.4%，其中瘦肉精抽檢合格率為99.9%，同比均為持平，全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持續穩定向好。[15]因而，目前農產品安全的問題，既要不斷提升質量安全水平，更要傳播更多有關農產品的“好聲音”，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任，這顯然需要時間。

（三）農民工的有序城鎮化面臨考驗

2.2億農民工站在城市的門口，這可能是當前中國最大的城鎮化課題。人口流動政策給了農民向城鎮遷徙的自由，但要從農民完全轉變為市民，依然不容易，特別是在大城市。要接納這2.2億農民工完全進入城鎮體系，目前的住房、社保、教育、醫療等方面面臨嚴重壓力，需要大量新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統籌，，城鄉融合還需要分類施策，循序漸進。在此情況下，需要穩健的城鎮化，否則進城后就業生活還不穩定的農民工群體就有可能陷入“低收入-低教育-低就業-低收入”的循環，也影響其融入城市，甚至產生隔閡。特別是“農二代”——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他們很小就隨父母進城甚至就出生在城里，自己也以城里人自居，但卻是農村戶籍，如果不能被城市接納，絕對也不會回到已經陌生的農村，那種進退維谷的焦慮，是城鎮化過程中不得不警惕的新隱患。[16]

（四）農村深度轉型過程中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

比如城中村，農民可能賣了地已經很富有，但生活方式與整體素質還很長時間里難以跟上城市的節奏，而城中村本身也成為城市的“牛皮癬”，環境臟亂，治安不好。而一般農村的“空心化”問題讓人揪心，幾萬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考驗著農村社會治理的智慧，他們不僅有生活上的困難，更有心理上的壓抑，特別是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更讓人擔憂，頻繁出現的兒童受侵事件更是暴露了農村社會的軟肋。鄉愁在進城的人心中迷漫著，但在追尋鄉愁的過程中卻出現了破壞鄉愁的遺憾現象，一些古村落卻以保護的名義破壞，看似得到了改造，實際卻不倫不類。一些仿古街區在農村被簡單化復制，真實的山水消失而代之于假山和人造景觀，缺乏鄉土文化氣息，甚至是斷了農村文化的根。

在這個演變過程中，農村最嚴峻的還是人與社會問題。農村固有的鄉規民約和傳統道德已經被沖破，而應有的現代觀念卻還沒有扎根，在一個物質追求異乎狂熱的時代，農村人乃至整個中國人都在一種忘乎所以的狀態中浮躁甚至狂躁著。那些農村的問題表面是傳統的農民心態在起作用——不患貧，不患富，患不均；但實際是道德底線的淪陷，沒有了遮攔，只剩下不可抑制的利益沖動。都沒有的時候，可能大家還心平氣和；一旦有了卻反目成仇，一池子水始終靜不下來，渾濁的狀態怎么澄清！[17]在賈平凹的《帶燈》中，作者借主人公帶燈之口說道：“我現在才知道農民是那么的龐雜混亂肆虐無信，只有現實的生存和后代依靠這兩方面對他們有制約作用。人和人之間赤裸地看待?！盵18]

（五）部分農村的深度貧困問題還需要努力化解

改革開放以來，扶貧一直是農村工作的重要領域，也取得讓世界稱贊的成績。進入新世紀以來，全面小康的步伐明顯加快，“貧困”二字也加速從中國歷史退出。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了“打贏脫貧攻堅”的戰略部署，推出精準扶貧的一系列舉措，農村脫貧進步進一步加速，年均脫貧人口在1000萬人以上。但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留下來的貧困人口，大多身處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所在，必須不遺余力。

然而，中國“三農”的歷史無疑已經掀開了亙古未有的歷史新篇章，出現的問題也是“三農”在巨大的時代變遷中伴隨發展而來的時代產物，也一定會在歷史的進步中不斷化解問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四、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鄉村新征程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篇之年，由黨的十九大確定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宏偉目標全面拉開建設的序幕。而身處新時代的中國“三農”，也將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引領下，向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邁進。從2005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2017年的鄉村振興戰略，在同樣20字的方針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調整，也預示著“三農”的發展新未來。

（一）從“生產發展”向“產業興旺”轉變，農村產業不斷融合創新

鄉村旅游、休閑農業、創意農業、農村電商等新業態的出現，推動農業與互聯網深度結合，也大大加快了農村三產融合進程，深度挖掘農業的產業新空間呈現出勃勃生機。特別應該關注農村電商帶來產業升級機遇，出現了3.5萬個農業類網站，4000個農業類電商平臺，2.01億農民上網，1.2億農民在網購，800萬個農村網店在上線，99%以上的農村都有網絡。[19]農村電商不僅擴大了農產品網上銷售，促進綠水青山在網上變成金山銀山；而且用電商的大數據倒推產業轉型，促進農村創業，改善農村民生，帶動就近就地就業，在推動農業產業化與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同步中繁榮了鄉村。一些地方的實踐表明，隨著電子商務進農村，帶給農村一些新的改變，比如生活更加便利化了，人才回流了，出現了電商扶貧、消費扶貧等新業態。電商帶給農村的變化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還有社會層面的，比如淘寶村，年輕人回來以后，沒有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了，這個村子比以前和諧多了。[20]

（二）從“生活寬?！钡健吧罡辉！?，農民增收的新空間將得到深度挖掘

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已經超過家庭經營收入，成為第一大收入來源，但農民外出務工的增長已近飽和，返鄉創業日益興起。如何提升農民生產經營能力是當務之急，需要幫助農民從傳統的生產者向現代的經營者轉變。十九大報告提出，“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5]以鄉村旅游為例，原來作為生產油菜籽的油菜種植，現在更多的是用于城市人的觀賞，由觀賞油菜花帶來的鄉村旅游、農家樂、民宿、文化旅游產品開發等收入，遠遠超過了油菜種植的收入，從而讓農業產業的深度得到大大開掘。同時，正在積極推動的農村產權改革，也將會把農民收入四大構成中最大短板——財產性收入逐漸補起來。目前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各占四成多，以政策性補貼為主的轉移性收入占約一成，財產性收入只有百分之幾，大有潛力可挖。如目前正在推進的“三變”改革，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將有效釋放土地資產的潛力，讓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得到明顯改善。

（三）從“村莊整潔”到“生態宜居”，美麗鄉村將成為宜居中國的有機構成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必然體現為人民的安居樂業。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絕對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地方。在未來，即使城鎮化率達到80%以上，農村依然生活著幾億人，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樣需要關注。還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鄉村文明是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另一個體系，這種恬靜、安逸、祥和、自然，是城市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園。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表明，城鎮化率達到70%左右就會出現城鄉人口流動的平衡甚至逆向流動，我們國家東部發達地區已經出現這種跡象?？梢哉f，無論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都需要鄉村更加富饒、美麗、和諧。[21]從原來新農村建設的“村莊整潔”升級到“生態宜居”，更加的由表及里，讓農村不僅在面貌上整潔，而且在生活水平、生態環境等各方面得到根本性改善。不僅讓農村人更加舒心，也讓城里人能找得到久違的鄉愁。這就意味著，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要不斷深化，如新一輪電改迫在眉睫，因為農村用電負荷與日俱增；寬帶進村、降費提速的進程要加快，因為農村的需求日益迫切；鄉村道路建設需要適應乘用車輛增多的趨勢，拓寬升級，強化養護。更重要的是，要從國土空間科學布局的高度出發，從農村的實際出發，少砍樹，不填湖，避免不科學的撤鄉并村和粗暴的城鎮化改造，讓農村像農村。同時，在教育、醫療、社保、文化體育等方面進一步縮小與城市的差距。

（四）從“民主管理”到“治理有效”，逐步構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在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推動農村基層民主實踐的基礎上，繼承和發揚古代鄉村治理的優秀傳統，如鄉規民約，鄉賢文化。特別是當下應發揮好農村老人的道德約束作用，返鄉創業、退休回鄉人員等新鄉賢的示范引導作用，共同參與鄉村治理。一般來說，農村的老年人被視為弱勢群體，也往往被作為幫扶對象。而在《塘約道路》一書中，塘約村通過成立老年協會，讓他們在移風易俗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成立紅白理事會，比如反對鋪張浪費，比如做一些思想工作等，老年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顯然，在今天的新農村建設中，對老年人應該重新認識，他們身上依然蘊藏著巨大的新農村建設的潛力，也有積極參與這一過程的強烈愿望，現在欠缺的就是給他們一個平臺和相關的支持。[22]同時，應該繼續鼓勵各類熱愛農村、扎根農村的人士參與鄉村建設。比如在全國脫貧攻堅的一線，不乏一批退休后重返鄉村的干部、企業家和愛心人士，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鄉村建設和治理，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五）“鄉風文明”的要求雖然一脈相承，但重建鄉村文明的任務依然繁重

無論是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后記對法國鄉村社會復興表象的哀嘆，還是賈平凹在《秦腔》中對傳統鄉村衰敗的惋惜，其根本上都是對鄉村文明的“根”性的憂慮。不是新房修了，路也寬了，生活好了，住的人多了，就是鄉村復興。而是自古以來形成的與鄉村生活相匹配的鄉村文明體系的延續，才是鄉風文明的內核。既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普遍要求，又要充分體現出鄉村的自有特點，也需要在對鄉村建設進行更加科學的評價。最為理想的新農村場景是：整體現代了，卻在形式上保持著農村的外在特征，比如雖然也蓋了樓房，卻可以與傳統的民居風格良好結合，與當地的生態環境良好適應，不砍樹，少填湖，不毀山，不強求整齊劃一，而是因地制宜，當然這個需要當地政府的引導甚至是政策性補助，讓外觀看起來美麗，而農民居住上也舒心；再比如生產工具現代化了，但農業的特色沒有變，而且還可以與時俱進，發展綠色循環農業，讓農產品更安全，品種更豐富；生活方式現代化了，大量使用電器，可能也用了網絡，但鄉風民俗沒有變，傳統文化沒有丟，讓外出的人回來還能找到自己文化上的根；最為根本的是，農業的季節性、村莊的熟人特征、農民的閑適心態所共同營造的舒緩的農村生活風格，與城市的緊張、忙碌、焦躁依然可以形成鮮明的對照。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事關“三農”發展的千秋大計已經推出，只要科學有序地推進，那未來的農村就一定會變成令人向往的地方，未來的農業也會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而農民最終也會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中國的“三農”問題也將在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得到根本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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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葉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