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方修辭學的《曾國藩家書》文本分析

楊躍珍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 外國語學院，鄭州 450044)

一、引言

Aristotle作為西方修辭學的鼻祖，他將修辭定義為“在任何給定的情況下運用已有的勸說手段的能力”(Rhetoric is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1]研讀文獻我們不難發現，亞氏修辭學的核心是“勸說”。隨著社會的發展，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修辭學越來越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因為它不能對很多語言的使用問題做出解釋。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修辭學在繼承古典修辭學的基礎上誕生了。作為新修辭學的代表人物，Burke大大拓展了修辭學的研究范圍，將修辭的研究對象擴展為人類的各種交際行為。他的“認同”理論被認為是亞氏理論的延伸和發展，是現代非常重要的一個修辭理論。正如伯克所說，“哪里有勸說，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勸說”[2]。修辭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

《曾國藩家書》作為一種修辭活動，有它本身的修辭特點?！对鴩視酚涗浟嗽鴩谇宓拦?0年至同治10年前后達30年的翰苑和從武生涯所寫信件近1500封。所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是曾國藩一生的主要活動和其治政、治家、治學之道的生動反映。由于曾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學者都對他的家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探究其成功的秘密?？v觀國內外對此家書的研究無非是從其教育和現實意義、軍事思想來分析曾氏的思想來源，而且研究人員基本上主要來自中文系和歷史系。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們沒有發現從修辭的視角來分析其家書的。因此，本文在綜合中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運用西方修辭學理論來分析曾氏家書，希望能夠彌補我國在這方面的空白。為了展示修辭情境、Aristotle的修辭三訴諸和Burke的認同理論等在家書中的具體操作，本文從眾多家書中選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篇：《致諸弟(明師益友虛心請教)》和《與沅季二弟書(余處高位深悚懼)》為分析對象，希望能夠揭示曾氏家書的修辭特性并探索其規律,從而對類似家書的寫作和批評性解讀有所啟發。

二、《曾國藩家書》的修辭要素

作為一種典型的修辭話語，《曾國藩家書》有其產生的特定條件和背景，即修辭情境。作為一種特殊的修辭話語有其參與者(寫信者)和讀者。特定環境下的參與者經過互動肯定會產生結果：家書。為此，我們從家書的修辭情境、寫信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來闡釋家書的修辭特性。

(一)《曾國藩家書》的修辭情境

修辭情境是西方修辭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為我們評析各種各樣的修辭事件提供了一個強有力并且可行的工具。Bitzer強調修辭話語是情境性的，情境是修辭的中心。他說“修辭作品注重實際效果；它的最終目的是引起某種改變的同時履行某種任務?！迸c此同時，他認為修辭情景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體和關系的組合所組成的一種實際或潛在的急缺；如果能夠通過引入話語或者象征行為使急缺產生改變，那么這種狀況就會部分或完全地消除。歸納起來，緊急狀態、受眾和限制項是修辭情景的重要組成部分。[3]話語是由情境產生的。而他這一觀點受到了Vatz的猛烈抨擊。Vatz在《修辭情境的神話》中認為情境是修辭的，語言產生意義而不是意義的效果，修辭決定情境。[4]Bitzer對修辭情景的概念做了詳細的界定，Vatz對其做了修訂。對曾氏家書的分析，我們采用他們二人的觀點。

眾所周知，曾國藩生活在我國的一個內憂外患時期，當時清政府正在衰落，社會矛盾加劇。太平軍起義盛行，直接威脅著清政府的統治。為了鎮壓農民軍起義，清政府當時派遣曾國藩去和太平軍作戰。歷經14年，曾國藩率部成功地鎮壓農民軍。他因此也成為清政府的有功之臣，其權力后來也為清政府的統治者感到害怕。當時的皇帝咸豐曾經說到“鎮壓了洪秀全，又起來一個比其更可怕的人物，這個人就是曾國藩?！睘榱讼虍敃r的統治者表明自己的忠心，也為了教育自己的子孫，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曾國藩寫了上千封家書。曾國藩的家書正是對當時修辭情境的適切反應，也即為了回答弟弟或子孫所提出的問題或遇到的困難并向當時的統治者表明忠心而寫。

(二)《曾國藩家書》的受眾和修辭者

在同一修辭情景中有不同種類的受眾?？梢哉f，修辭活動是以受眾為中心，是受眾導向型的。Bitzer認為，受眾是改變緊急狀態、解決問題的行為主體。曾國藩寫家書的目的就是喚起受眾，即讀者，認同自己的觀點并采取相應的行動。一旦離開他們，修辭活動就無法實現其目的。讀者在家書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雖然受眾在修辭學史上不斷的演變，但其本質沒變，即對造成緊急狀態的爭議點有興趣、愿意參與到修辭活動中來，能夠受修辭者修辭話語影響并參與到改變現狀中來的所有人。就《曾國藩家書》而言，其主要受眾是其弟弟、兒子和父母。他們彼此都比較熟悉。以《致諸弟(明師益友虛心請教)》為例，信中的主要受眾是他的兩個弟弟。而事實上，曾國藩的家書不只是寫給家人的，其更是通過家書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表明自己忠心的一種方式，我們上面提到過當時的皇帝曾一度擔心曾國藩的權勢過大危機自己的統治。因此，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是曾氏不能明說的隱含受眾。而曾氏本人作為高級官員深知在他成功鎮壓太平軍之后，他對統治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心思縝密的他，在給子孫寫家書之時不忘向皇帝陳述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誠之心。

“長子如父”是中國的俗語。曾國藩是家中的長子。通讀史書，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成功的履行了作為家中長子的責任和義務。其作為家書的書寫者，其修辭人格整體來說是肯定的、積極的，這為其在家書中取得理想的交際效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昆提利安和西塞羅均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修辭者的為人對于其修辭人格的形成與塑造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昆提利安曾經在討論修辭教育時下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義,也就是所謂的 “修辭者”指的應當是一個 “善于言辭的好人”(A good man speaking well)。根據上面的這個定義,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修辭應該是道德修養與語言使用技巧的統一體。一個人只有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做到人品端正、無可挑剔，才可能通過一定的訓練成為一名優秀的修辭者。[5]人們往往比較容易相信擁有高尚品德之人說的言語。曾國藩自身的言行舉止為弟弟樹立了榜樣，因此他能夠比較容易地勸導自己的家人。從修辭學的角度來分析,我們知道修辭者和受眾是雙向互動的,他們彼此會有比較深刻的影響。

三、《曾國藩家書》的修辭策略

對修辭情景要做出適切的反應。沒有適切的反應，修辭情景也不會存在。曾國藩在其家書中運用了不同的修辭策略，我們可以看作是對不同修辭場景所做出的適切反應。Aristotle提出了三種訴諸方式，分別是理性訴諸(logos)、情感訴諸(pathos)和人品訴諸(ethos)。理性訴諸是以“修辭推論”和“例證法”為形式進行證明的一種勸說方式，是由演說自身所證明或者有所證明而造成的；情感訴諸是通過打動受眾的情感來實現的，是由受眾所處的某種心境造成的；人品訴諸是通過修辭者好的品德使受眾產生信賴從而達到勸說效果，是由修辭者的性格造成的。[6]于此同時，Burke的認同理論也被運用到曾國藩的家書之中，即“同情認同”“對立認同”與“誤同” 。同情認同主要強調人與人之間共同的情感因素；對立認同是一種通過分裂而達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人、物或者人的生存環境都可能成為對立面；誤同通常的表現形式出于人對自身處境的錯誤認同上。[7]

在《與沅季二弟書(余處高位深悚懼)》中，曾國藩用修辭推論來闡釋自己的觀點。

大前提：只有居安思危，身居高位之人才能夠長久。

小前提：我們現在身居高位。

結 論：我們需要考慮當前面臨的危機。

在《致諸弟(明師益友虛心請教)》中，曾國藩也用到了修辭推論來說服自己的弟弟。

大前提：有志氣、有決心的人即使身處鬧市也能刻苦學習。

小前提：四弟決心努力學習。

結 論：不需外出，四弟在家也能好好學習。

在同一封信中，他也運用了同樣的策略去說服六弟。

大前提：品德高尚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而是為貧苦大眾憂心。

小前提：六弟為一次考試失利耿耿于懷。

結 論：六弟的焦慮是不值得的。

事實上，在《曾國藩家書》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作為家中的大哥，他在信中試圖用邏輯推理來勸說年輕的弟弟。

在歷史上，我們知道曾國藩家族和睦，子孫繁衍昌盛。這些事實不禁讓我們想知道曾國藩是怎樣在情感上和家人交流溝通的？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家書中窺見一斑。這就是他在信中用到了情感訴諸。在《與沅季二弟書(余處高位深悚懼)》中，曾國藩用了一些反面例子來勸說弟弟。例如，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員由于缺乏危機意識最終搞得身敗名裂。在這里曾國藩想通過“恐懼、害怕”這種情感來勸說弟弟。Aristotle曾經說過是恐懼指人或動物面對現實的或想象中的危險、自己厭惡的事物等產生的處于驚慌與緊急的狀態。通過讀史書我們得知，后來曾國藩和他的弟弟雖然控制了軍權也沒有造反。在《致諸弟(明師益友虛心請教)》中，六弟由于考功名失利在信中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曾國藩用堯舜這兩位圣人做榜樣以讓其弟弟產生一種羞愧感?！靶呃⑹菍τ谧约鹤龅氖禄騽e的由內而外感到羞恥和慚愧”[1]在信中曾國藩成功地消除了六弟的焦慮，因為品德高尚之人憂慮民族的興衰而不是計較個人得失。因此，他的六弟一旦和品德高尚之人作對比，就會感到慚愧。與此同時，在信中曾國藩始終將弟弟的興趣牢記在心。他的這番舉動定會被弟弟感知，他在弟弟心中會是一個善良、體貼的哥哥。正因為他在弟弟心中的形象，他的弟弟才容易被他說服。

在家書中，曾國藩不失時機的塑造身份權威以影響家庭成員。曾國藩是家中長子，肩負著家庭重任，行駛著父親的職權。從家書中得知，他在給家人提供經濟支持的同時不忘給弟弟和子孫提供精神食糧，以教育他們怎樣處理各種各樣的困難。曾國藩用自己的言行來給家人樹立榜樣確立身份權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的弟弟都信任他的原因。比如，在《致諸弟(明師益友虛心請教)》一信中，曾國藩通過以自己向身邊的朋友和賢人學習并且每天堅持寫日記為例，告誡弟弟要向身邊的人學習。哥哥已經取得這么大的成就還不忘向他人學習，因此弟弟很容易受感染而聽從他的勸告。與此同時，曾國藩在家書中所洋溢出來的對家人的善意也是很容易被家人感知的。他寫家書旨在幫助家人解決面臨的各種各樣困難。曾國藩在解答問題的時候總是有無限的耐心?？傊?，曾氏用言行給自己樹立了身份權威。

Burke作為新修辭學的代表人物，將修辭定義為“用話語形成態度誘導他人行動”[8]。根據Burke的觀點，如果你想說服他人，你就要和他取得同一。也即，找到一些共同之處。共同之處包括意識形態、情感、話語等。因為認識有理性的，和讀者在價值、態度、信仰、情感等方面取得同一對作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9]Burke的修辭三角如下圖所示：

圖1 Burke的修辭三角

在家書中，曾國藩為了說服弟弟，他盡量和弟弟取得同一。作為同一家族中的成員，由于骨子里流淌著同樣的血液，他和弟弟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彼此同體。相對別人來說，曾國藩更容易和家人達成同一。那《與沅季二弟書(余處高位深悚懼)》為例，這封信是曾國藩身處憂慮狀態時所寫。 擔心自己和家人重蹈覆轍，曾國藩在共同的敵人這一方面和弟弟達成同一。而且，曾國藩作為封建體制下的一名官員，他和弟弟同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統治者要忠心是他們共同的意識形態。曾國藩運用共同的信仰勸說家人，事實證明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

四、批評性解讀《曾國藩家書》的基本框架

本文在基于西方修辭學的基礎上對《曾國藩家書》進行解讀，探討了它的特點和修辭要素，分析表明《曾國藩家書》實質上是曾國藩對具體修辭情境所做出的適切反應，是曾國藩和家人對話互動的結果。由此我們能夠歸納出批評解讀《曾國藩家書》的基本框架：運用西方修辭學的理論，探索曾氏和家人互動關系的本質與運作過程。其本質主要探索曾國藩怎樣利用不同種類的修辭策略，即勸說和認同，和家人共同建構對話的修辭情境，從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以實現自己寫信的根本目的。它的運作過程需要研究修辭情境的不同種類的制約因素是如何被動態建構起來；受眾都有哪些類型以及不同類型的受眾都是怎樣影響修辭者的；曾氏寫信的內容反映了修辭者(即寫信者)和受眾(即讀信人)怎樣的互動關系。這種分析方法初步證實了修辭理論在分析具體作品上的可行性，也揭示了《曾國藩家書》深受讀者喜愛的原因所在。我們希望這一框架能在指導類似家書的批評解讀上有借鑒意義。

[1]ARISTOTLE.Rhetoric [M].Trans by Roberts W 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2]FOSS S.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on Rhetoric [M].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85．

[3]BITZER L.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J].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68 (1): 1-14.

[4]VATZ E R.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J].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73(3)：154-161.

[5]劉亞猛.追求象征的力量:關于西方修辭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4.

[6]亞里士多德．修辭學[M]．羅念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7]肯尼斯·博克．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M]．常昌富，顧寶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8]FOSS S.Rhetoric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M].US: Waveland Press, 2004.

[9]鄧志勇.修辭批評的戲劇主義范式略論[J].修辭學習,2007(2):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