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信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的差異與引導策略?

◎ 焦俊波 劉思汝

提 要：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微博微信造就的突發事件信息傳播新樣態，重點探討突發事件信息在微博微信兩個平臺上的傳播差異與引導策略，以期更好地推動風險社會中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和輿論引導。

突發事件為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1]突發事件事發突然且無可預知，通常涉及廣大區域和眾多階層，帶有極大的聚眾性和破壞性。在風險社會中，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不僅涉及公眾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也影響到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 微博微信造就突發事件信息傳播的新樣態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0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6月，有96.3%的網民通過手機上網，手機網民規模達7.24億人。以手機為主要終端的移動互聯網正塑造全新的社會生活形態，而這種全新的社會生活形態與信息的發布和傳播不無關聯。[2]在我國，作為使用人數最多和使用次數最頻繁的兩大移動互聯網新媒體平臺，新浪微博和騰訊微信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所產生的獨特作用和特殊影響，是其他社交媒體無可比擬的。這種作用和影響，來自兩大平臺形成的突發事件信息傳播新樣態。

第一，兩大平臺都擁有強大的用戶基數，每一個用戶都具有突發事件信息傳播的主客體身份。截至2017年6月，新浪微博月活躍人數已達3.61億人，移動端占比達到92%。[3]而 《騰訊2017第二季度財報》顯示，微信每月活躍用戶已達到9.63億人。微信公眾賬號總數也已經超過2000萬個。微信已覆蓋90%以上的智能手機，超過九成的用戶每天都會登錄微信，半數用戶每天使用微信超過1小時。[4]無論是微博用戶還是微信用戶，它們都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為突發事件輿情發展走勢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第二，兩大平臺都具有突發事件信息傳播即時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特點。傳統媒體信息發布的流程和把關以及技術門檻，在某種程度上對突發事件信息的即時性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自媒體平臺則相對約束性較小。無論是微博還是微信，只要公眾掌握一定的操作能力，就可以發布信息。隨著智能手機功能的不斷優化，公眾具備了發布文字、圖片、音頻甚至視頻的能力。突發事件發生時，這種隨拍隨傳的即時性信息在微博和微信上都表現突出。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后，第一條信息不是來自傳統的電視臺或者廣播，而是來自微博。這條微博的發布僅在事故發生后的四分鐘，網友＠袁小芫微博稱“D301在溫州出事了，突然緊急停車了，有很強烈的撞擊。全部停電了?。?！我在最后一節車廂。保佑沒事??！現在太恐怖了??！”而隨著微信朋友圈的用戶量劇增，人們往往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在朋友圈里發布“我在現場……我看到……”這種模式的信息，以求建立社交媒體中的“信息告知者”的形象。

第三，兩大平臺都存在信息傳播主體多樣化，信息泛濫良莠不齊的隱患。和傳統媒體信息發布的嚴格把關不同，自媒體時代的信息把關在不斷弱化；“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當今自媒體傳播主體多樣化的生態。在這人人都可以成為傳播主體的時代，“客觀”“中立”“整體真實”的新聞信息發布原則，用來要求數億名的公眾猶如天方夜譚?！暗缆犕菊f”“三人成虎”的信息樣態，在突發事件自媒體傳播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與此同時，公眾往往把事實信息和態度信息混為一談，增加了信息“解碼”的難度，使得公眾在泛濫的突發事件信息中，要么無所適從，要么進入群體極化的狂熱之中。

二 微博微信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的差異

由于微博微信兩大平臺的參與，突發事件的輿論場變得更加復雜多樣，為輿論引導帶來一定難度。除去上述共性，兩大平臺在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主體、內容、方式、受眾和影響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

（一）傳播主體的差異

突發事件信息發生后，微博中的傳播主體常常是一些微博大V、官方媒體微博、新聞事件當事人、普通微博用戶等，微博內部運行機制的熱搜功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2016年4月5日夜間，一個在4月4日新注冊的微博賬號＠彎彎_2016發布了“和頤酒店女生遇襲”的消息；截至當晚十二點前，該微博博主再發兩條微博，附上視頻鏈接、事件敘述、長圖的詳細說明。事件迅速發酵并進入多個微博大V的信息流中，其中不乏“＠所長別開槍是我”、創業導師“＠牛文文”、勵志自媒體“＠我的廁所讀物”等粉絲大咖，隨后“＠央視新聞”“＠頭條新聞”等官方媒體也跟進介入事件中。事件曝光之后，眾多明星對此事表示關注，“＠Angelababy”“＠舒淇”等娛樂明星的轉發評論再次將事件引爆，普通用戶在首頁關注中不斷轉發擴散。截至4月6日中午，“和頤酒店女生遇襲”話題已被排在微博話題榜的首位，熱度以億人次計，相關的微博內容和視頻引起網友的強烈關注和持續轉發?！昂皖U酒店女生遇襲”事件中的傳播主體，涉及最早的消息來源“＠彎彎_2016”，參與過程中的微博大V以及各大官方媒體和娛樂明星等。這些傳播主體身份的轉換和接力，也是微博傳播主體多元化的體現。[5]

由于微信的好友門檻低和相對封閉，微信“關注才可見”的“一對一”互動傳播更加隱蔽私密。微信用戶通過互為好友的私聊對話、發布朋友圈和訂閱公眾號這三種方式來進行突發事件的傳播。突發事件在微信中的傳播主要以微信好友為主，傳播的內容也僅是好友可見。一般來說，微信自身的定位使得突發公共事件很難在好友的聊天對話中形成關注和討論，而這種交流傳播的受眾也僅限于好友。除了“一對一”的聊天，微信用戶可通過朋友圈發布和接收彼此的動態，但朋友圈的功能也受限于互相關注和未屏蔽拉黑的好友。微信公眾號的訂閱和推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突發事件相關信息的接收，用戶可對此進行討論評論和點贊，同時也可以轉發給好友或分享至朋友圈。但由于微信自身的限制，突發事件在微信傳播中仍不具備相對的優勢，無法形成微博平臺上的參與關注度和討論熱度。

（二）傳播內容的差異

突發事件在微博中的傳播以轉發討論為主，話題更偏向于有關公眾利益、道德良知等社會性問題。而此類話題可以滲透到各個不同階層和影響力的圈子中，對于突發事件和信息的快速傳播與及時更新有著重要作用。隨著微博的改進和升級，越來越多的突發事件源于微博首發爆料。而在事件的后續過程中，各方聲音和觀點充斥圍繞，內容信息的多樣化和溝通互動的廣泛性都推動了突發事件的追蹤和發展。但由于微博的頁面限制和功能需求，突發事件信息在微博上的傳播多以幾十字的短小篇幅轉發和擴散，碎片化和重復化的信息難以形成更加深層化的閱讀體驗。[6]微博作為公眾媒體平臺，廣泛的用戶群體在這里進行生活分享和話題討論。其中既包括國家大事、社會熱點的議論，也涵蓋用戶自身日常點滴的記錄。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期間，微博搜索關鍵詞高達1億3千多萬條，其中熱門話題“里約奧運獎牌榜”閱讀量達到2635.1萬人次，引發了1.5萬次話題討論；“女排奪金”話題也擁有1.6億的高閱讀量，共達到11.9萬條微博討論。用戶在追蹤里約奧運會比賽的同時，不僅會關注官方推送的新聞，也會將自己的觀點和情緒帶入話題中發表，在微博上形成持續而廣泛的熱度討論。

微信更多側重于好友交流和生活分享，從事件第一落點來看，微信傳播對于突發公共事件信息其實鮮少關注和涉及。和微博不同，微信朋友圈信息的發布者更多會考慮“自身形象建構”“私人化內容發布指向”等，往往在形成一定規模的討論時，微信朋友圈內才會出現突發事件輿論噴發。而定位精準化傳播的微信訂閱號和公眾號，其傳播方式和分享功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微信公眾賬號在日常信息推送頻率等方面有數量限制，這極大地降低了突發事件信息在微信中分享傳播的開放度。但在公眾號的推送文章中，主打梳理整合突發事件全過程的長篇圖文，能帶給用戶更加全面廣泛的深度閱讀。

現實生活中大眾更傾向于把微博當作獲取信息的媒體平臺，而把微信當作一種社交聊天工具。[7]二者私密性和開放度的不同，導致了各自對分享發布內容的選擇差異。對于突發事件傳播來說，微博的自身定位和附加功能更適合發表觀點和公開的聚眾討論，而微信主打的精準和深度傳播，則有利于突發事件信息的準確到達和梳理整合報道。

（三）傳播方式的差異

微博“一對多”的轉發分享平臺具有較強的發散流動性。微博的定位是隨時隨地分享新鮮事的轉發分享平臺，更新升級后的微博擁有更加多元化的傳播載體，除了原有的圖文模式之外，之前的字數限制也被打破。其后秒拍小視頻、頭條文章，甚至微博直播間等都逐漸開放應用。在某一突發事件發生的短時間內，微博用戶可在首頁的關注和推薦中追蹤事件的原委和現狀，之后通過微博的一鍵轉發功能選擇是否繼續向外傳播擴散。

微信在某種程度上作為QQ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進化產物，集聊天溝通工具、朋友圈分享平臺、信息訂閱服務等為一體。一方面，微信用戶通過私聊對話和發布朋友圈來達到交流分享的目的，更加傾向于線上人際交往的虛擬社區；另一方面，用戶也可自主選擇訂閱相關領域的公眾號，獲取感興趣的信息。相較于微博所引發的公眾話題和熱度討論，微信用戶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范圍囿于自身的朋友圈子和訂閱的公眾號，微信自身的封閉性和私密性使其不易形成廣泛的轉發和關注。

微博上突發事件的信息來源廣泛而豐富，信息交叉求證的方式也比較多樣。在突發事件的產生、傳播、平息階段，微博隨時隨地的發布和更新，讓關注者可以及時獲得第一手消息，跟進事件的最新動態，了解事件的真相和結果。微博準入關注的低門檻和界面的一鍵轉發功能，使得人人都能夠發布和傳播信息。但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在微博的快速更新和廣泛傳播中又比較容易產生眾多謠言，這種病毒式的轉發分享會助長謠言的滋生和擴散，從而會造成信息的混亂和不可控。特別是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突發事件時，海量信息的甄別和選擇會造成效率低下和無效等額外負擔。

但也正由于相同的機制和一鍵轉發功能，微博上產生的謠言可追溯到原始消息來源，從而在后續的事件發展和實際求證中，經過又一輪的更新和轉發后，能夠快速及時地粉碎謠言修正信息，事件的結果和真相也會逐漸浮出水面。在這種雙向作用的機制下，微博對于突發事件信息的追根溯源和去偽存真起到一定的獨特作用。

相較于微博高效廣泛的信息傳播機制，微信則顯得有些低效費力。微信朋友圈中的突發事件傳播通常由某個親密好友轉發為由頭，出于對朋友間的熟悉和信任，受眾會選擇相信該事件或信息的真實性。這種熟人網絡之間會進行內部的轉發傳播，主觀性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觀點或是形成小范圍內的輿論聲音。但由于朋友圈的私密性和封閉性，相較而言事件的最新信息不容易準入準出，同時突發事件在微信中的消息來源單一且較難考證，受眾很容易受到個人圈子和表面虛假消息的局限。當謠言或虛假信息已經產生并進入微信朋友圈開始擴散時，微信的私密性和封閉性也使得謠言的自我修正和清除拖延滯后。有很多突發事件實例表明：當微博上的謠言已經在粉碎修正，微信朋友圈里卻依然在轉發點贊。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助長謠言的滋生和虛假信息的擴散，對于信息的精確度和修正性也有著一定的阻礙。

（四）受眾的差異

微博具有某種“公共空間”的特性。微博非實名性的匿名社交網絡則不需要雙向的認同和通過，“關注即可見”的單向傳播，使得信息瀏覽獲取門檻低，大眾參與面廣，信息擴散傳播速度快。

鑒于微博的單向關注和“一對多”的傳播特性，微博在突發事件傳播中的受眾關系更傾向于大眾傳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并不依靠特定的某種關系，傳播對象也是未知和不確定的陌生群體。微博的注冊用戶是在匿名的情況下，去轉發擴散突發事件的話題和相關消息。一方面，匿名性使得他們沒有實名制的責任和顧慮；另一方面，這種隱匿性讓他們不必擔心傳播某些虛假或不良消息的后果。相比微信用戶，微博的使用者也無須過多思考“擬劇論”的存在和意義，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網絡微博圈子里演繹各種角色。[8]

由于微博的匿名性和大眾傳播特性，突發事件在微博上的傳播多易形成聚眾討論和廣泛擴散。這種共享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群體共識的達成，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通過同一熱門事件話題，在潛移默化間形成某一認同感。例如災難事件中有類似經歷的網民通過講述分享，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群體信息和情感的交流溝通。在突發事件不斷發酵的過程中，微博上網友相似經歷的分享不斷給事件、輿情加料，引起多數人的共鳴，聲音呈螺旋式放大。

微信的雙向關注能讓用戶間實現有效的交流溝通，“發現”功能會將未屏蔽（拉黑）的好友動態自動推送至朋友圈首頁，朋友間還可以評論點贊動態。微信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社交圈，用戶只能在相互關注且未屏蔽（拉黑）的情況下才能看到對方的動態。而彼此之間的聯系大多也不僅僅局限于線上媒體，私下也可能是擁有共同愛好和興趣的熟人，這種“熟人”之間的網絡交往也是一種人際傳播。在微信交流傳播的過程中，除了常見的文字圖片之外，語音和小視頻等方式也更加直接并常見。無論是私聊會話的溝通交流，還是你來我往的點贊或評論，都是微信人際交往的多樣體現。

在微信這種具有“私人領域”性質的社交圈中，突發事件信息的傳播受限于好友和個人朋友圈以及關注訂閱的公眾號。[9]同時，人以群分的微信好友間容易形成類似的情感需求和價值取向，對于突發事件信息的選擇和交流帶有較強的同質化和主觀色彩。

（五）傳播影響力的差異

微博作為一個偏社會新聞性的新媒體平臺，已經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突發事件的消息溯源地和輿論傳播中心。突發事件信息短時間內在微博上傳播速度極快，傳播范圍廣，影響力巨大。一方面，微博的匿名化和單向關注不受限制，用戶之間不需要雙向通過就可以自動接收到關注賬號的最新微博。突發事件發生時，相同性質的一系列賬號都會先后發布類似的微博，有些微博甚至在用戶關注首頁經過了多輪轉發，大同小異的消息會造成信息的堆砌和泛濫。另一方面，微博上的海量信息和快速刷屏，使得很多有效信息被遮蔽或是石沉大海。即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一段時間內，受到時效性和重要性等新聞價值因素的影響，更新的事件動態也多以百字以內的簡短語句來報道最新的進展情況，在爭分奪秒的時間里難以形成深度思考。

微信作為一款社交軟件和私密分享平臺，突發事件信息在微信中的傳播速度和范圍遠不及微博。但從長期的效果來看，微信上緊密的人際互動和針對性傳播過濾了大量無效信息，突發事件信息在微信中的傳播更加精準有效。當突發事件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和傳播后，關于事件的梳理整合類文章往往會在某些公眾號上出現推送，其中會有關于突發事件的背景緣由、現狀發展、思考展望等。微信公眾號的推送內容經過后臺運營編輯的精心整合和編排，能帶給微信用戶更加精準化的深層閱讀體驗。[10]

微博作為重要的網絡輿論場，在突發事件的報道中逐漸形成了“意見領袖”和“沉默的螺旋”效應。微博上的明星大V或是媒體達人坐擁千百萬級粉絲量，在突發事件的報道傳播中起到重要的過濾和中介作用。他們的意見和思想介入了傳播過程，對其他公眾的態度也起到了不容小覷的影響。當發生某件轟動社會的突發事件時，面對滿屏更新的事件消息，受眾通常會優先選擇關注最具有公信力和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會對其認同感較強和最具傳播價值的微博進行分享轉發，時而還會附加自己贊同或類似的觀點和評論。強大的“粉絲效應”和廣泛轉發之后，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微博話題榜和熱門微博，再次通過主頁推送和發現推薦幾度曝光，促使人們潛移默化地站到大多數觀點的梯隊。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出現不少情緒化的圍觀從眾者，而少數派的聲音和觀點則會在此循環往復的過程中越來越消沉沒落。近年來突發事件頻頻上微博熱搜榜，相關微博和搜索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其中也有不少渾水摸魚者，帶著話題熱度卻發送毫不相關的微博內容。更有些熱門話題遭到屏蔽或是病毒式營銷，大量的“僵尸粉”和“水軍”層出不窮，這些現象都不利于突發事件信息在微博中的傳播。

微信公眾號的推送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傳播學上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把受眾成員看作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11]在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微博微信的大V意見領袖，而微信中的意見領袖體現在公眾賬號上。只要微信用戶關注了某個公共賬號，就可以不定時地接收到公共號的推送更新。這不僅給了微信用戶主動選擇關注的權利，也有利于各類領域消息的定制和精準傳播。這些自主關注的公眾號針對性和可讀性較強，用戶也能更高效地接受，在突發事件的延伸閱讀和深度系列報道方面具有更強的原創性和專業性。

三 微博微信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策略

（一）輿論引導的時間維度策略：微博在先，微信在后

時間維度的輿論引導策略，首先體現在對微博輿論場的監測上。突發事件發生后，微博常常先于傳統媒體甚至官方微博成為突發事件的消息溯源地和報道跟進平臺，在網民意見的表達和輿論引導方面有顯著影響。[12]微博上快速形成的網絡輿論，在某一突發事件伊始代表了當時的真實輿論。對于政府管理部門來說，通過輿情監測手段在突發事件之初對微博輿情進行監測和預判是極為重要的。而對于一些公共社會事件，則需要更早地在微博輿論場里給予關注，在發生引爆事件之初就能進行有效的輿論調控和引導。

從時間維度引導策略的要求看，官方微博輿論生態的營造更為迫切。政府部門和傳統媒體要積極進駐微博，營造良性輿論生態，這對于一些突發公共社會事件的輿情形態會起到較好的調控作用。目前我國政務微博數量眾多，但是往往流于形式，無法形成持續關注和影響力。這些微博很多時候都是由于突發事件發生后處理不當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為突發事件后期的輿論引導增加了難度。當然，政府部門和官方媒體的微信公眾號建設一樣重要。公眾號的“粉絲”角色一旦確立，往往在價值觀和情感取向上較為一致，為輿論引導打下了良好基礎。在后期的“粉絲”維護上，微信公眾號將花費更大精力。

突發事件輿情爆發時，引發輿論的信息往往來自微博，而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里的信息也多轉自微博。所以，對于微博的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是重中之重。

（二）輿論引導的信息形式策略：微博短平快，微信精準深

在輿論引導信息的發布形式上，微博應短平快，發揮第一時間和超鏈接功能，而微信則需要精準深地找好第二落點。微博的迅速即時性不言而喻，微博編排花費的時間比起微信來說也相對較短，同時微博的字數發布也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突發事件發生后，針對公眾關注的疑點以及容易引發的關注點和謠言，官方微博應在第一時間簡明扼要地進行信息發布。

2016年7月武漢遭遇洪水災情，這一突發自然災害發生后，武漢本地的三個政務微博＠武漢市政府應急辦、＠平安武漢、＠武漢發布形成信息發布矩陣，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共發布微博950條。包括第一時間發布危機信息、為公共提供出行服務，第一時間發布救災現場的信息和謠言澄清，也包括一些感人的救災事跡等，來引導輿論。微博的即時性特點，使得政務微博的信息發布和救災工作緊密配合。在暴雨還沒有來襲前，＠武漢市政府應急辦就發布了暴雨預警并被大量轉發，起到了很好的信息告知作用。而隨著災情的不斷發展，微博發布量也不斷增加，和事件發展保持一致。

而對于微信來說，公眾號的內容無法做到隨時隨地更新，所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微信公眾號應和官方微博打“配合戰”，對信息進行“歸納”和“深度解析”。如果說微博適用于“事實類”信息發布的話，那么微信則更需要一些“態度類”信息的推送。比如在自然災害中，對災害的成因、縱橫對比、預防措施進行深度報道。針對謠言信息，微信更適用于集納式報道和連續的專版報道，能起到較好的輿論引導效果。

（三）輿論引導的傳播形態策略：微博大眾化，微信人際化

盡管與傳統媒體比較起來，微博傳播具備了一定的人際性，例如人民日報微博相較于人民日報，語言樣態顯得更加活潑和親民，更接地氣。但是從傳播內部機制來看，微博和微信的輿論引導主體還是應在傳播形態上加以區別：微博的突發事件信息傳播應偏向于大眾傳播，而微信的突發事件傳播則應更注重人際傳播特性。

微博的傳播受眾對于傳播主體來說，和傳統媒體一樣有其廣泛性，官方微博尤其如此。所以微博的整個傳播機制接近于傳統的大眾傳播。突發事件發生后，官方政務微博和媒體微博應積極進行議程設置，把握輿論關注的焦點。微博的意見領袖在突發事件發生后，往往成為大眾媒體發布渠道，因此對微博意見領袖的培養顯得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在突發事件輿論中占得先機。

和微博不同，微信用戶之間大多彼此熟悉和了解，朋友圈更像是將現實生活中的聯系紐帶復制到了網絡社交中，彼此的身份和角色在微信中也不會有太多偏差和改變。在這樣的受眾關系中，內部的傳播變得更加感性和直接。面對突發事件的相關消息時，我們更多因為情感的觸碰和交流而產生發布的目的和心理。突發事件的傳播一般不以生硬的事實現狀為主要賣點，更多的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意見和抒發情感為主，用戶之間也不太會關注理性的事實和認知判斷，但彼此也會默默地點贊，以微信常見的交往維系表達熟人間的接受和認同感。朋友圈的熟悉性和親密感，會讓用戶對事件真相的把握產生偏差和誤解，感性化的社交圈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道德和價值觀的集體迷失。

由于微信輿論場更加真實和隱蔽，不易被察覺，所以針對微信輿論場，政府部門和傳統媒體的微信公共號除積極進駐微信輿論場，第一時間發布信息進行輿論引導之外，尤其要注重微信傳播的人際傳播特點。在信息內容傳播上，要重視尋找突發事件中的情感共鳴因素。共情心理是人際傳播暢通的重要心理支撐，同時也是微信二次傳播的有效催化劑。同時，在微信輿論引導時，應注重標題的寫作。微信的信息傳播中，標題是第一門檻，否則很難達到傳播效果。另外，還應積極完善微信的輿論預警系統，通過大數據挖掘，盡早做出輿論態勢研判。

總之，隨著近年來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突發公共事件的頻發，微博和微信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和不可忽視的作用。微博和微信不僅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地位和局限性，在輿論引導和全網影響力方面也體現出特殊作用。但微博和微信的性質定位和傳播特征不同，二者在突發事件傳播過程中也有較大區別和差異。微博平臺的公開性和開放度有目共睹，傳播主體和傳播內容也更加廣泛多樣化，同時微博的一鍵式轉發功能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巨大的傳播效果。微信作為一款實時社交軟件和私密分享平臺，更加注重熟人間的聊天交流。當突發事件發生時，微信的精準和深度傳播有利于信息的傳遞到達。微博的大眾傳播和意見領袖效應，使得突發事件發生時容易產生網絡謠言和抱團從眾。而微信的人際傳播和朋友圈心理，很大程度上會演變為同質化感性社交，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道德和價值觀的集體迷失?？偟膩碚f，微博偏向于信息的發布和傳播，微信則側重于信息的互動和交流。我們習慣利用微博瀏覽新聞關注時事，而通過微信與人聊天溝通。微博和微信貼近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服務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無論是公眾平臺還是人際社交，二者有著各自的特征和影響。針對微博和微信不同的輿論場，政府部門和傳統媒體應準確把握其傳播特征和差異，以便在突發事件輿論場中進行更好的應急處置和輿論引導。

注 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7年8月通過，11月1日起實施。

[2]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7。

[3]《新浪微博2017 第二季度財報》，2017年8月，http：//tech.sina.com.cn/i/2017-08-09/doc-ifyitapp 3476655.shtml。

[4]《騰訊2017 第二季度財報》，2017 年8月，https：//www.tencent.com/zh-cn/articles/8003451502937229.pdf。

[5]程新雅：《公共事件中微博與微信傳播比較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6]陳偉宏、馬育秀：《突發事件微博輿論傳播的特征及道德調控探析》，《求索》2012年第8期。

[7]夏明名：《微博與微信：突發事件傳播中特點之比較》，《現代視聽》2015年第2期。

[8]李林容：《微博與微信的比較分析》，《中國出版》2015年第9期。

[9]方興東、石現升、張笑容、張靜：《微信傳播機制與治理問題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10]靖鳴、周燕、馬丹晨：《微信傳播方式、特征及其反思》，《新聞與寫作》2014年第7期。

[1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2]夏德元：《突發公共事件中微博傳播的若干規律》，《新聞記者》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