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與新聞職業話語：從時間維度到空間維度

張心怡

一、職業話語、邊界的維護

職業話語根植在新聞專業主義背后的意識形態中：新聞從業者比公眾對“公眾應該知道什么”更有話語權（張壘，2015）。新聞職業話語是在積極建構中產生的。職業話語的壟斷意味著，一方面，專業化要求產生對職業內部約束，另一方面，強調其職業自主與社會地位，以實現從業者的利益。新聞從業者的話語塑造是為了意義爭奪和權力關系的展開，通過生產和建構話語的意義來形成職業、專業的知識，新聞從業者得以形塑新聞場域內外的權力關系（Schudson，1988）。

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語境中，在新聞社群的話語變化主要建立在理想與新媒體這兩個核心話語上（丁方舟，2015）。組織有其基本的理想追求，認為這種理想在其他因素作用處于平衡狀態時會凸顯出來。而新聞理想一直貫穿在新聞行業的發展中（吳飛、田野，2015）。新聞人對話語的闡釋除了過去與現在，還有“未來”，它影響新聞職業群體的認知、話語和行動（Beck等，1992）?！靶旅襟w”在新聞職業群體中的話語闡釋是新聞人對新聞場域結構化變動的策略回應，體現的是新聞人對現在與未來的感知。在對新媒體的闡釋中新聞人體現出維護傳統秩序、重新定義身份認同和職業意義的意識。但新聞職業群體的地位、權力建構并不是排斥新媒體，而是想要將公民記者、自媒體都收入到新聞場域中的新媒體話語中，進而占有話語解釋權，劃定話語闡釋的空間及分類標準（張志安，2011）。

白紅義（2015）指出，新聞職業的自主與權威在技術影響下受到威脅，而重新建構職業的邊界、維護職業話語是業界關注的問題，邊界工作在媒介生態中揭示了新聞職業群體如何通過一定話語策略在邊界地域維護職業地位。邊界工作一方面將專業的生產與外部的看似相同實際不同的生產區別開，為專業生產創造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專業內部群體的壟斷、排斥競爭者。新聞業是易受外部力量侵蝕的場域。實際上并非新媒體環境中才出現了邊界化的討論與關注，新聞業的合法化本身就是區分自身與其他知識場域的過程，而新的媒介生態的出現使新聞業的邊界問題更為突出（Lewis，2012）。

在數字化技術的浪潮中，專業新聞機構的職業話語在面臨更嚴峻的問題。新聞從業者守住話語權與職業邊界的方式在技術沖擊下呈現出不適應。以宏觀歷史邏輯來看，數字化技術并非在挑戰作為專業能力和職業素養的新聞專業主義，而是在沖擊著新聞職業的意識形態、職業話語權（張壘、劉旻，2015）。

二、數字化與職業話語的碰撞

在時代發展的視角中，技術邏輯適用的成果正在消解專業媒體的新聞傳播作用與影響力。傳播革命導致了傳播的“網絡化關系”，其中，職業新聞傳播的改變在于：有位置但不一定有效力；媒介與社會邊界線的消解；原有職業理念被重新考量；接入點和到達點的數量、數據轉化能力水平是衡量新聞機構的指標（黃旦，2015）。這些改變都是來自于數字化技術所產生的媒介變革，即新聞專業機構面對著來自整體媒介環境變化與內部轉型的壓力。

技術邏輯帶來了全新結構性力量，改變社會資源配置與權力結構。技術門檻的降低使個人成為重構媒介生態的重要力量（喻國明，2015）。目前非專業的傳播個體、組織的規?；纬蓪I媒體的職業觀念產生影響，挑戰著傳統新聞生產的合法性。原本以社會理念為出發點的專業媒體，在商業傳播組織擠壓下為爭取資源而屈從商業邏輯（楊保軍，2014）。而客觀公正理念一旦萎縮，則新聞職業話語與邊界必然受到詬病。

在這種形勢下，專業媒體在數字化轉型中表現出新的特征：一方面，新技術進入傳統新聞工作的流程，對傳統新聞業的職業意識形態及新聞生產慣習造成了沖擊（Vobic，2014）。新技術給公民新聞提供了可能，也明顯改變了專業媒體的傳播方式?；ヂ摼W讓受眾與新聞記者得以互動，新聞生產有了共同協作的意味。內部轉型實則是從一個固定形態走向另一個終點，這與專業新聞機構執拗的職業意識形態有關。數字化技術在專業媒體的應用也是堅守職業共同體話語權的表現。在轉型與融合中，傳統媒體在踐行時依舊沿著原有的職業思維：試圖將媒介手段納入職業機構內部，而不是走出職業門檻進入網絡之中（黃旦，2015）。

從時間的角度，在向前進的意義上而言，新聞從業者要從有封閉特性的“新聞理念”中走出來，追尋一種開放的、既能被新聞從業者踐行也能被更廣泛人群關聯的理念（張壘、劉旻，2015）。

三、職業語境變遷的空間化視角引入

在時間視角中，新聞生產與社會現實的互動、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關系、新聞生產與技術的關系被解讀為一種受到各種條件或因素制約的“歷史創造”（張志安、束開榮，2015）。目前研究傾向在時間維度上以歷史邏輯闡釋新聞職業話語變遷與技術的關系，缺乏空間化的視角。

空間化這一視角曾被塔奇曼（2008）提到，他在對新聞網絡與新聞關系的闡述中，指出專業的新聞組織在新聞生產實踐中對“時空秩序”的重視，并提出了“時間的空間化”?？臻g維度是理解如今傳統媒體處境的新視角。技術強勢地席卷而來，但是技術邏輯預示的未來重塑傳統新聞業的革新力量在現在卻很難達成共識（Spyridou，Vaia，2015）。數字化轉型使傳統媒體生產周期被一種新的不確定的模式取代，從業者對時間和工作節奏的感知產生變化（Boczkowski，2009）。專業媒體的管理者將數字化技術和理念在傳統媒體中引入，這與新聞記者的職業語境產生碰撞；公民參與生產的理念受到職業價值觀抵觸（張志安，束開榮，2015）。多平臺、多任務加上不確定的生產周期減弱了新聞工作者的能力（Boczkowski，2009）。從業者職業觀念中對自身話語權的堅持使他們仍然強調生產的主導地位，而抵觸和公眾合作生產的理念（Lewis等，2009）。這其中存在管理者與記者的內部對抗。Usher（2015）以動態的空間化視角進行了研究，分析空間化變化對記者職業行為和他們對未來發展認識的影響，發現空間的遷移給從業者帶來行業衰落的象征意味?？臻g對于行業工作者的意義在于“空間不僅被社會關系所支持，同樣其中也生產社會關系以及被社會關系所生產”（包亞明，2002）。

深入新聞媒體的編輯部中，在同樣的時間語境中引入空間化視角，可以擺脫歷史的認識論（張志安、束開榮，2015），同樣有助于解釋專業媒體在數字化的內外環境中經歷的變遷以及職業群體對職業話語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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