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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與信用:貨幣理論的兩種本質觀
——兼論宏觀經濟學的重建

2018-03-30 20:35李秀輝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2期
關鍵詞:經濟學貨幣信用

李秀輝

(浙江海洋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舟山 316022)

一、 問題的提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同時引發了主流宏觀經濟分析的范式危機,經濟學界大規模集體反思的結果表明主流范式對金融因素的系統性忽視是問題的癥結所在。①陳雨露:《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國際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Simon Johnson, “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 The Economist, 2009-07-18.現代經濟體系自工業革命開始,其基本特征是貨幣經濟。廣義而言,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學實質上就是貨幣經濟學;②勞倫斯·哈里斯著,梁小民譯:《貨幣理論》,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譯者前言”第i頁。狹義而言,宏觀經濟學包括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貨幣信用理論是后者的核心。③瞿強、王磊:《由金融危機反思貨幣信用理論》,《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宏觀經濟學忽視金融因素源于主流貨幣理論對貨幣與銀行系統重視不足,例如“新共識”宏觀貨幣理論即假設金融系統中無貨幣、無商業銀行。④鐘偉、張曉曦:《對“新共識”宏觀貨幣理論的反思》,《金融研究》2009年第5期?!皼]有貨幣起源于在經濟學模型中如何引入貨幣這一傳統困境”⑤瞿強、王磊:《由金融危機反思貨幣信用理論》,《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因為經濟學模型基于貨幣中性和一般均衡分析,分析方法決定了其理論無法容納貨幣的存在。故而金融危機之后,貨幣理論的一個發展方向是主張推倒重來,⑥瞿強、王磊:《由金融危機反思貨幣信用理論》,《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⑦陳雨露:《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國際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該思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向,具體環節和實施步驟需要立足于系統的學理分析。

從思想發展史來看,貨幣理論并不是一套完整自洽的邏輯體系,而是存在著諸多流派和各種爭議,每一個方面幾乎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觀點,甚至同一個人的理論觀點也會前后矛盾,如李嘉圖、凱恩斯和??怂沟?。對此,熊彼特曾評論道:“人們的貨幣觀點就像天上的浮云那樣難以描述?!?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46、427、105~106頁。為便于理解紛繁復雜的貨幣現象和眼花繚亂的貨幣觀點,學者們不得不生硬地將其簡化為二元對立。瞿強概括了貨幣理論史中的兩種分析思路:一種側重純理論分析,強調建立嚴格的模型,結論多是貨幣中性論;另一種側重制度分析,重視貨幣的演進歷史,傾向于貨幣非中性論。*瞿強:《貨幣理論的困境與展望》,《經濟學動態》2005年第4期。古德哈特在論及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間的替代性時認為:“目前存在著兩種主要理論方法,一種稱為‘凱恩斯主義’,另一種稱為‘新數量理論’或者‘貨幣主義’(同樣不公平)?!?古德哈特:《貨幣的重要性》,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177頁。貨幣理論的其他二元分析還包括存量與流量、相對價格與價格總量、貨幣內生與貨幣外生等等。*樊苗江、柳欣:《貨幣理論的發展與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

貨幣理論存在如此多紛爭的根源在于對貨幣的理解這一古老問題。哈里斯曾經指出,貨幣理論不斷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回答什么是貨幣。*勞倫斯·哈里斯著,梁小民譯:《貨幣理論》,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1頁。宏觀理論貨幣基礎的重建同樣應該回溯到這一根本問題,即貨幣的本質?!昂敛豢鋸埖卣f,理解了貨幣是什么,把握了貨幣的本質,懂得了貨幣在經濟生活和發展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就可以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柳欣、于化龍:《貨幣經濟學:問題與爭論的歷史》,《經濟思想史評論》2007年第1期。正如上文所述,在貨幣本質問題上大致也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主流的商品本質觀和非主流的信用本質觀。不少學者已從不同角度論及這種觀點的對立:熊彼特從方法論角度稱之為實物分析和貨幣分析;⑦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46、427、105~106頁。古德哈特區分了M理論(金屬貨幣論)和C理論(貨幣名目論)兩種貨幣定義方式;⑧古德哈特:《貨幣的重要性》,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177頁。英格漢姆明確提出貨幣是一種社會關系結構,而不是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特殊商品;*Geoffrey Ingham, “Money is a Social Rel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4.4 (1996): 243-75.赫德森對比了貨幣起源的債務觀和易物觀;*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史密森劃分了側重技術分析的“隱含的主流觀點”和采用社會歷史方法的非主流思想。*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頁。國內學者也注意到在貨幣本質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劉新華、線文總結了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論,*劉新華、線文:《貨幣的本質: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6期。李黎力、張紅梅系統地比較了基于交易的主流貨幣本質觀和基于債務的非主流貨幣本質觀。*李黎力、張紅梅:《基于交易與基于債務的貨幣本質觀之比較》,《當代財經》2014年第10期。概言之,主流貨幣理論將貨幣看作一種特殊的商品,通過構建以物物交換為基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形成沒有貨幣的貨幣理論難以解釋信用貨幣時代的經濟現實,最終導致了當前宏觀經濟理論的困境。相比之下,將貨幣視為一種信用關系的分析思路更加符合歷史和接近現實,或可為貨幣理論的發展與宏觀理論的重建提供一種替代思路。

二、 貨幣商品本質觀的論證邏輯與困境

將貨幣看作一種特殊商品的傳統在文字記載上至少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他在該問題上一直影響到亞當·斯密。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46、427、105~106頁。亞里士多德指出一切財物“都可以兼作易貨之用”*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25、27頁。,以有余換不足的交易需要催生了物物交換和“錢幣”媒介?!癧錢幣制度的來歷是這樣的:]凡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笨重而難于運輸的,大家因此都希望有某種本身既屬有用而又便于攜帶的貨物作為交售余物及購取所缺貨物的中介貨物?!眮喞锸慷嗟轮?,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25、27頁。亞當·斯密以“分工—物物交換—金屬(貨幣)”的思路論證貨幣起源與效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0~22頁。李嘉圖明確反對“把硬幣和金銀看作一些在其一切活動中基本上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偏見”,*斯拉法主編,壽勉成譯:《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貨幣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01頁。主張將金銀及鑄幣都看作一種商品。約翰·穆勒則認為“貨幣也是一種商品,它的價值的決定方式,與其他商品一樣,其暫時價值取決于需求與供給,而永久價值和平均價值則取決于生產成本”。*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著,金鏑、金熠譯:《政治經濟學原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第424頁。這一傳統在邊際革命中被杰文斯和門格爾發揚和完善,*Jevons, W.S.,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London: Henry S. King, 1875). Menger, K, On the Origin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2 (1892): 238-255,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C.A. Foley.影響了新古典及其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如新古典綜合學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新貨幣經濟學等。參見李黎力、張紅梅:《基于交易與基于債務的貨幣本質觀之比較》,《當代財經》2014年第10期。更完整的持貨幣商品本質觀的學者名單則包括亞里士多德、洛克(1690)、普芬道夫(Pufendorf, 1744),亞當·斯密、李嘉圖、約翰·穆勒、杰文斯(Jevons, 1875)、門格爾(Menger, 1892)、米塞斯(Von Mises, 1912)、布魯納(Brunner, 1971)、阿爾欽(Alchian, 1977)、清瀧信宏和懷特(Kiyotaki & Wright, 1989,1993)等。參見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78頁。

貨幣的商品本質觀在門格爾這里形成完整的貨幣理論體系,即通常所說的貨幣金屬論(Metallism)或者門格爾主義(Mengerians),古德哈特將其稱為M理論。*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77頁。門格爾從可售性角度分析交易媒介產生于物物交換的不便,最具可售性的商品,即貴金屬,成為最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貨幣起源于市場的自發選擇,而非法律或國家部門。*Menger, K., “On the Origin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2 (1892): 238-255,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C.A. Foley.門格爾歸納了幾乎所有該理論核心中的直覺性分析因素,后繼者不過是在其基本核心思想基礎上開發更具技術性和數學上更嚴謹的模型。*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78頁,注6。同時,瓦爾拉斯在1874年的《純粹經濟學要義》中認為“流通資本和貨幣,正同……其他形式為土地資本、人力資本和狹義資本的固定資產的情形一樣”*瓦爾拉斯著,蔡受百譯:《純粹經濟學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51、367頁。,用分析交換、生產和資本形成同樣的靜態均衡方法構建分析流通和貨幣結構的動態方程?!八羞@些方程,無論有沒有貨幣項,都是通過價格按照求過于供還是供過于求而上升或下降從而得解的?!ㄒ粎^別在于,于加入貨幣項之后,平衡價格將顯然比前為高?!雹嗤郀柪怪?,蔡受百譯:《純粹經濟學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51、367頁。瓦爾拉斯在貨幣分析方法上的地位是開創性的?!叭绻梢哉f他創立了經濟靜態學,即現代經濟均衡理論,那么也同樣可以說他創立了現代貨幣理論?!?熊彼特著,朱泱、易夢虹、李宏、陳國慶、楊敬年、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76頁。將貨幣看作一種商品而納入一般均衡體系,試圖用邊際分析方法彌合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的兩分是其后貨幣理論家的主要研究思路??梢哉f,在19世紀末貨幣的商品本質觀已經形成了核心理論體系和論證方法,直到今天的主流貨幣分析和經典教科書中,其理論內核仍未改變。*就19世紀的貨幣分析大師馬克思而言,其貨幣本質觀既有商品觀的印記,又包含信用觀的要素(李黎力、張紅梅,2014)。本文以為,具體而言,首先,他既認為貨幣天然是金銀,又從社會關系角度分析商品價值的決定。其次,他的一般等價物概念既強調交換媒介職能,又包含記賬單位功能。最后,他的“貨幣—商品—貨幣”或“G—M—G’”論證思路顯然與強調實物分析方法的商品本質觀是截然相反的。馬克思的貨幣分析獨特而精深,需專文加以論述。

貨幣的商品本質觀認為前貨幣時代采用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換會面臨“需求雙重巧合”的困境,需要一種“同質性、可分割性、便于攜帶、相對穩定”的商品作為交易媒介以完成商品交換。貨幣起源于市場交換的自發選擇,由金銀等最具“可售性”的商品承擔。貨幣價值由商品的內在價值決定,并不依賴于其職能的交換價值。商品是生產和交換的根本目標,貨幣在完成交易后即退出市場,它只是實物相互交換的“潤滑劑”,故而貨幣是不重要的。貨幣是一層中性的“面紗”,它的變化不會影響商品的實際生產與交換,僅會影響商品的名義價格,因而通常用數量論分析貨幣的作用。既然貨幣外生于實體經濟運行,通貨管理的政策目標就是以商品貨幣體系為理想狀態,反對通貨膨脹,具體措施是依據貨幣數量論控制貨幣數量與保證貨幣可兌換。貨幣商品本質觀這種論證思路的直接影響是實物分析與貨幣分析,以及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的“二分法”,也造成了其理論本身并不是邏輯自洽的統一體。

用數量論解釋貨幣現象,用邊際效用解釋商品價值,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如何統一是現代貨幣理論的根本難題。既然貨幣是不重要的,那么主流思路即將貨幣納入價值理論,通過與價值理論的結合使貧弱的貨幣理論得到加強,這充分體現在用一般均衡理論和邊際分析方法研究貨幣的“瓦爾拉斯—??怂埂镣⒔稹眰鹘y中。瓦爾拉斯將貨幣作為自身無任何效用的存量引入交換模型以實現二者的結合,??怂箘t從人們對所持貨幣數量進行選擇的角度使貨幣理論與作為一種一般選擇理論的邊際效用分析相結合。*John Hicks, “A Suggestion for Simplifying the Theory of Money,” Economica 2 February, 1935: 1-19.帕廷金指出了瓦爾拉斯法則與數量論的邏輯矛盾,“根據瓦爾拉斯法則貨幣過度需求函數是價格水平的一階齊次函數,而數量方程中貨幣的過度需求是價格水平的非齊次函數”*Patinkin D., “The Chicago Tradition, the Quantity Theory, and Friedma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 February, 1969: 46-70.轉引自劉洪軍:《西方貨幣理論的邏輯矛盾及其根源》,《南開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雖然帕廷金通過統一貨幣的交易媒介和價值貯藏職能,并引入實際余額概念給貨幣賦予價值等方式確立了貨幣在瓦爾拉斯體系中的地位,但是弗蘭克·哈恩提出了“為什么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幣在與商品和勞務交換時會有正的價值”的“哈恩難題”(Hahn’s Problem)*Hahn, F. H., “On Some Problems of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in a Monetary Economy,” Chapter 6, eds. F. H. Hahn and F. P. R. Brechling,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65).。不能保證貨幣有正的價值說明帕廷金模型分析的僅僅是實物均衡,而不是貨幣均衡。這意味著對“瓦爾拉斯—??怂埂镣⒔稹眰鹘y的根本質疑:貨幣經濟分析是否存在均衡狀態?“我們至今仍然在研究瓦爾拉模型。但是,如果說這個模型的非貨幣方面已得到穩健的改善,可認為取得了相對協調的、合乎邏輯的進展的話,那么,在該模型的貨幣方面的研究上則充滿了疑慮和失誤?!?奧斯特依:《貨幣和一般均衡理論》,伊特韋爾、米爾蓋特、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三卷:K-P)》,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552頁。然而,主流貨幣理論家們并未放棄對該傳統的信仰,而是為解決“哈恩難題”進行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嘗試,如克羅爾提出的“現金先期約束模型”、以清瀧信宏為代表的貨幣搜尋理論、薩繆爾森的交迭世代模型等。*柳欣、于化龍:《貨幣經濟學:問題與爭論的歷史》,《經濟思想史評論》2007年第1期。由于難以消除貨幣分析與實物分析之間的邏輯分歧,20世紀60年代以后,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新貨幣經濟學派和真實商業周期學派等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開始弱化甚至放棄貨幣分析,轉向純粹實物分析的一般均衡。簡單地說,貨幣主義認為貨幣長期中性,理性預期學派強調“預期貨幣中性論”,真實商業周期理論進一步認為貨幣短期也是中性的,*陳雨露:《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國際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新貨幣經濟學則明確提出用“精密的物物交換”取代貨幣交換,“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貨幣不是這個理論的缺點,貨幣理論家的任務是取消貨幣這種‘人為的擾動’,而維護一般均衡”*劉洪軍:《西方貨幣理論的邏輯矛盾及其根源》,《南開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事物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其本質特征,可以說新貨幣經濟學反映了貨幣的商品本質觀實質上是沒有貨幣的貨幣理論。其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逐漸排除了貨幣在理論框架中的作用,在最終解決了理論的邏輯困境之時卻迎來了難以指導實踐的現實挑戰。其實,主流貨幣理論的根本問題在于無論是方法上還是論證起點上都存在著邏輯與歷史的沖突。

三、 主流貨幣分析框架中邏輯與歷史的背離

主流貨幣分析以貨幣商品本質觀為基礎,其理論困境源于論證框架中邏輯與歷史的分離。首先,在分析方法上試圖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整合貨幣理論,其實質是用理論推斷現實,從靜態推導動態?!案郧耙粯?,在分析原則上的平衡時,將先從理論上和數學上說起,然后引申到市場中顯示的現實情況。那時我們的經濟體系將開始活動,如果我們愿意的話,就可以從靜態觀點轉向動態觀點?!?瓦爾拉斯著,蔡受百譯:《純粹經濟學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51頁。從靜態均衡到動態均衡運用的是比較靜態分析,即不同時點靜態均衡的對比,實際上仍是靜態分析。若以此方法分析現實動態問題則有可能出現古希臘哲學家芝諾提出的“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和“飛矢不動”等悖論。一般均衡分析本質上是沒有時間性的靜態分析,沒有歷史時間,沒有不確定性,適用于物物交換的時點結清或者集中于“神秘拍賣商”的瞬間達成。貨幣所具有的交易媒介、延期支付、時間價值和流量波動等性質決定了它難以被完全納入一般均衡的靜態存量分析中。用均衡理論排除歷史時間,“把動態的貨幣關系納入靜態的描述實物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是西方貨幣理論家所犯的方法論錯誤”。*劉洪軍:《西方貨幣理論的邏輯矛盾及其根源》,《南開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其次,經濟理論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理論前提,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理論的適用性和解釋力會大打折扣。貨幣的商品本質觀是商品貨幣時代的產物,其研究對象是金銀等貴金屬為代表的商品貨幣,它為解釋當時的經濟運行和貨幣作用提供了合適的分析工具。用熊彼特的話說,“理論金屬論雖然有缺點,但如果運用得當,卻絲毫也不亞于更為正確的理論,同樣會使我們向前邁進,這正是它如此強壯的原因之一”*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51、107頁。。不過,顯然,“即使在相對價格與靜態貨幣理論中,也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擴展現有理論的范圍和改進現有理論的準確性方面的余地。特別是由于不恰當地過分重視‘假設’的描述真實性問題,我們往往忽略了考察決定各種假說有效性的限制條件的關鍵問題,而這些領域內的現有經濟理論就是由這些假說構成的?!?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豪斯曼編,丁建峰譯:《經濟學的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6頁。隨著信用貨幣時代的來臨,貨幣呈現出更多的信用屬性,主流貨幣理論不得不通過“紙幣是貨幣符號”等方式修改“保護帶”以捍衛其理論內核,而沒有重新審視它的理論前提和適用范圍。這涉及“思想史的基本事實:思想史的開端時期意味著后來的思想路徑”*汪丁?。骸督洕鷮W思想史進階講義:邏輯與歷史的沖突和統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頁。。貨幣理論研究同樣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理論體系的完整與穩定往往比歷史現實的真實與流變更加被看重。

最后,在論證起點上貨幣商品本質觀訴諸貨幣的邏輯起源而非歷史起源。以物物交換作為論證起點考察貨幣起源與職能事實上缺乏歷史依據,*關于該論題的詳細論證參見拙作:《貨幣與禮物:社會交往的兩種邏輯——兼論貨幣的真實起源》,《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6期。亞當·斯密用的屠戶、釀酒家和烙面師的例子也是在形成市場以后才出現的,而貨幣的歷史遠早于市場。*參見波蘭尼著,黃樹民譯:《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9頁;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94頁?!敖洕鷮W家們遠未能找到理解人類行為的普遍性解決方案,而僅僅是把他們自己的推理投射到他者的行為上,而這些推理是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中形成的?!?弗洛倫斯·韋伯:《多樣化的禮物:邁向一種非市場性呈獻的民族志》,莫斯編著,汲喆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3頁。也許貨幣的真實起源已無法準確考證,因為貨幣的出現可能早于文字,我們只能依據考古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向前追溯和推斷。受時代條件的局限,在缺乏準確歷史資料支持時,如亞里士多德和亞當·斯密等學者運用邏輯起源近似或替代歷史起源來論證貨幣是一種正當合理的研究方法。但邏輯起源只是一種理論可能,有其歷史局限。若將邏輯起源當成歷史起源,則會遮蔽和排除其他的歷史可能,也不利于理論的多元發展?!笆聦嵣献x者應該記住這一個可能的解釋,這將使許多在純想象的‘歷史’外衣下出現的論證免于陷入荒謬絕倫的深淵,……所以邏輯起源與歷史起源一定要區分清楚。不過這種區別僅在高級的分析階段才會出現。除了高明老練的分析家以外,一般人總是將兩者混為一談?!雹嘈鼙颂刂?,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51、107頁。對于學術地位如此重要的貨幣理論更要區分其邏輯起源和歷史起源,厘清其論證起點和邏輯預設,因為“闡述一種理論就如一個人走路一樣,一旦邁開了第一步,他就會沿著一條好像是預先注定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怂怪?,余皖奇譯:《經濟學展望:再論貨幣與增長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頁。。主流貨幣理論對歷史和事實的偏離已蘊含在其論證起點之中,立足物物交換的商品本質觀注定其理論實質是實物分析,沒有貨幣存在的余地。

盡管許多貨幣研究專家早已指出主流貨幣理論缺乏歷史基礎,如羅賓斯將貨幣經濟學看作基于歷史事實的理論分析并不充分的典型,*羅賓斯著,朱泱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03頁。古德哈特則直指“貨幣理論的長期困惑”在于“拒不面對現實”,*古德哈特:《貨幣理論的長期困惑:拒不面對現實》,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11頁。但是主流貨幣理論的論證思路有其自身的邏輯考量。其一,主流貨幣理論的目標是成為一門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科學”,相比于切合千變萬化的復雜現實,邏輯嚴密和預測準確才是構建理論的標準。在古德哈特看來,“一個可能的原因是,M理論從來也不希望成為一個實際的、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而是希望成為一個標準化理論,正如理論所應該成為的那樣”。*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92頁。既然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最優配置的理論,一般均衡分析是現有的最有效配置資源的標準模式,那么貨幣研究同樣也應該納入此標準模式以實現對整個經濟系統的完整解釋。一般均衡分析是現代經濟學的標準理論,因而在貨幣與一般均衡框架存在內在矛盾時,經濟學家選擇的是固守標準化理論。其二,在歷史起源和現實支撐不可得時,運用邏輯起源構建理論假說是一種正當的科學方法?!帮@然,完全的‘現實性’是無法達到的;而某一理論是否‘足夠’真實這一問題,只有通過考察該理論所做的預測對于我們的目的來說是否足夠令人滿意,或者是否比其他假說所作的推測更令人滿意來作出回答?!?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豪斯曼編,丁建峰譯:《經濟學的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5頁。經濟學試圖從合理的假設和一般性定律建構出可證偽的假說,通過公理性原則對經濟規律進行實證分析?!安煌墓砘蛭鋽嗉僭O之間沒有矛盾,推得出可以用事實驗證的假說,就成為一門實證科學了?!?張五常:《經濟學的哲學性》,張五常的博客,2014年6月2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e99g.html.仿效自然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卻難以通過實驗獲取客觀現實的精確數據,主流經濟學只能淡化現實依據,強調邏輯完整和預測準確?!耙驗榻洕鷮W的公理的非真實性比自然科學來得普及,科學的方法邏輯就比其他自然科學有較大的監管用場了?!雹輳埼宄#骸督洕鷮W的哲學性》,張五常的博客,2014年6月2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e99g.html.可見,主流經濟理論尤其需要關注其邏輯預設和方法的不足。

其實主流貨幣理論運用的是邏輯演繹方法,其理論缺陷是經濟學研究范式更深層次問題的體現??梢哉f,主流貨幣理論的問題與“貫穿著經濟思想史的內在緊張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均衡分析)邏輯方法與(演化過程)歷史方法之間的緊張關系”*汪丁?。骸督洕鷮W思想史進階講義:邏輯與歷史的沖突和統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222頁。。這種內在緊張曾在19世紀引發德國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對后世影響深遠。古德哈特從學科影響角度總結了這兩種方法在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從其他專業轉向經濟學有一個共同趨勢,即主要是兩個來源:第一個是數學和物理學,第二個是歷史學,再加上其他社會科學和人類學。這兩類不相同學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經濟學中多數個人的創造性思想。如果不了解制度/社會/政治背景,數學只會造成空洞的形式主義。如果沒有一個堅實的理論核心,歷史和制度方面的知識則僅僅是冗長、模糊和通常是錯誤的文字表述?!?古德哈特:《現在合適嗎?》,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頁。兩種學科所代表的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能夠相互結合是理論建構的理想境界,但現實狀況的復雜與理論要求的簡潔使得二者注定難以融合,不得不權衡取舍、選擇其一。該問題可歸結為邏輯或原則能否涵蓋真實世界的現實和可能?!榜R克思認為,以往的經濟學家采取了上述的第一種方法,也就是從具體進入抽象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建構經濟學的‘體系’。而馬克思自己堅信真正的科學方法是上述第二種方法,他稱之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非如此而不能‘理解’經濟學?!雹嗤舳《。骸督洕鷮W思想史進階講義:邏輯與歷史的沖突和統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222頁。畢竟,生命的個別、特殊和具體與歷史的雜多、差異和可能難以被抽象為邏輯的同一、一般和普遍。同理,對具有豐富社會關系內涵的貨幣進行研究要立足于長時段的歷史事實進行總結和抽象,在此基礎上再回到具體的現實問題?!叭绻覀冊谘芯磕撤N制度時,為了方便起見而抽離了這一實在的某些方面,那么最后,為了達成理解,我們就必須把我們所分離出來的方面重新放置回去?!?埃文斯-普里查德:《〈禮物〉英譯本導言》,莫斯編著,汲喆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頁。研究貨幣也應如此,經過從混沌的整體表象到具有諸多規定的總體的否定之否定過程,更能“理解”貨幣的真實與復雜,使貨幣理論盡可能地涵蓋現實的差異與統一。

四、 貨幣信用源起的歷史分析

“貨幣爭論的最基本問題是貨幣與信用的社會建構最初的形成、再生產與維持?!?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頁。在歷史時序中貨幣的所指與功用錯綜復雜,導致了對于貨幣理解的不同觀點,因而考察貨幣信用的歷史生成是解開貨幣理論紛爭問題的根本方法。貨幣一詞在不同時代有其不同的具體含義,如商品貨幣不同于信用貨幣?!叭绻A糌泿胚@個詞,用其原意解釋新情況,我們就會陷入嚴重的誤解,甚至可以斷言貨幣理論是錯誤的?!?羅賓斯著,朱泱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03~104頁。因而必須將貨幣放回當時的歷史情境和社會背景中才能理解其具體作用。只有對貨幣的源起與發展進行長時段考察及比較之后,才能總結其一般性質。貨幣商品本質觀的問題在于,“試圖將現代商業實踐僅僅追溯至古希臘早期和小亞細亞并不能發現古代商業的原型延伸至美索不達米亞”。*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同樣,如果僅僅分析民主和法制萌芽的古希臘以降的時期,就很容易基于市場的交換媒介和價值儲藏職能得出貨幣的商品本質觀;*反過來說,古希臘和古羅馬正是初民社會的禮贈經濟向現代社會的商業經濟過渡的重要節點。著名人類學家莫斯在考察初民社會的禮贈交換體系在古代法律中的遺存時指出,“因為正是羅馬人和希臘人(可能是繼北部和西部閃米特人之后)首創了對個人權利和物權的區分,并把買賣從贈禮和交換中分離出來,使道德義務與契約各自獨立,特別是在觀念上區分了儀式、法律和利益。通過這樣一場名副其實的、可敬的偉大革命,他們超越了那種陳舊的道德性和贈禮的經濟體系?!蹦怪?,汲喆譯:《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6頁。如果將時間向前推進至以原始部族和村落為主的初民社會,則會發現貨幣的信用本質觀中基于社會倫理和公共權威的支付手段和價值尺度職能在歷史上的作用更大,而且信用本質觀在國家奪取法幣供給權的當代再次得到呼應,從而更具有現實性。

如果在貨幣出現之前不是物物交換,那么問題首先是人們如何交換?答案是人們不“交換”,而是通過賒欠或者借貸等延期支付方式獲得各自所需物品?!芭c考古學家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發現類似,美索不達米亞的青銅時代(公元前4500年~前1200年)交換并不是立即支付,而是通過債務余額進行。經由禮物交換和宮廷經濟再分配,債務余額會在收獲時節、新年、航海返航時節或者類似的場合得以清償?!?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成語“秋后算賬”表達了這種交換規則曾經人盡皆知,乃至今天仍然通行于親朋好友間的熟人圈子中,也是節慶事件的經濟功能。早期初民社會部族和村落里固定的交往人群和匱乏的物質產出決定了債務和延期支付是當時主要的資源配置方式?!霸谶h古時期,甚至在通用價值計量標準、交易媒介產生以前,信貸可能就已經存在了。在許多族群,都發現了實物信貸,卻沒有任何交易媒介的痕跡,甚至還沒有價值標準?!?霍默、西勒著,肖新明、曹建海譯:《利率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4頁。如果信貸沒有明確的償還要求,就是禮物饋贈;如果有償還要求,那就是借貸,甚至需要付息。早期的經濟交往同樣有人情往來和還貸壓力。

最早的貨幣很可能起源于以禮物和借貸為形式的“債務—償還”過程中,不是充當一般等價物,而是作為固定的支付手段或償還形式。借貸情況下經濟目的更明確,也更便于為現代人理解?!耙笠酝任锲窔w還的借貸類型就要求有質量和計量的標準。事實上,有可能就是這種借貸引發了原始計量和貨幣本位的發展。把谷物當作交易媒介的做法在古代東方就很常見,而且一直使用到近代。后來發展到高級階段,即制定了一種適用于所有償還類型的普遍本位,也就是貨幣。借貸的谷物、土地、牲畜,或者錢本身,都可以用貨幣來償還,無論是否帶有利息?!雹呋裟?、西勒著,肖新明、曹建海譯:《利率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4頁。單純從經濟收益角度考察貨幣起源是不充分的,禮物代表了更為復雜的交往關系,而且“原始的存在形式通常并不比以后的形式簡單而是更為復雜”*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07頁。。禮物不僅是親密關系善意的表達,而且可用于敵對狀態的化解,甚至是挑釁和獲取社會威望的手段,如夸克特人的夸富宴等。由此而來的貨幣起源也同樣復雜?!柏泿牌鹪从谌N傳統,每種都代表著債務的不同支付方式。古代社會典型的用于賠償殺人和其他傷害的贖罪金債務,……另一種義務是為部落和親屬的聚餐貢獻食物和相關物品,……我們文明中通常意義上用于商業的這種貨幣出現于大約公元前三千年南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寺廟和宮殿里?!?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貨幣的起源與債務密不可分。最早的貨幣就是對各種形式債務的償還,而且早期的債務多不是經濟借貸,而是涉及社會關系和道德倫理方面。債務和貨幣在幾乎所有語言中都有“犯罪”、“賠償”或“禮物”之意,如德語、瑞典語、挪威語和亞美尼亞語等,②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而且漢語中“幣”的本義是古人用作禮物的絲織品?!案鶕蹲髠鳌酚涊d,春秋時代列國之間,或君臣之間互相饋贈、賂遺,甚至贖罪、納歡,都不是用金錢,而是用禮物,包括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以至美女、樂師為止,絕無用黃金貨幣相贈送者?!?錢穆講述,葉龍記錄整理:《中國經濟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24頁。故而“Kiyotaki和Moore(2002年)非常聰明和恰當地創造了短語‘惡是貨幣之源’(Evil is the root of all money)”*古德哈特:《貨幣理論的長期困惑:拒不面對現實》,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19、219頁。。

從初民社會的情況看,貨幣的起源是復雜多樣的,其功能也有很多具體的規定性?!霸冀洕胺鞘袌鼋洕呢泿?,必定是被限定了目的的‘有限目的貨幣’,而其個別的功能又總是有著種種不同的社會性起源?!?栗本慎一郎著,王名等譯:《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1、118、117頁。原始貨幣的有限目的性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貨幣交換處于社會資源分配方式的從屬地位,它的使用受到社會習俗、儀式場合和使用對象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完全不同于現代作為一般交換手段而購買所有商品的貨幣?!俺霈F在交換行為和支付行為中的貨幣的種類,是由人們在社會上的身份或掩蓋著交易行為的禮儀所決定的?!词乖谥苓吤褡逑驈姍嗝褡灞硎拘е疫@種有關兩個社會間地位的行為中,也會發生‘朝貢’形式的財產移動?!雹蘩醣旧饕焕芍?,王名等譯:《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1、118、117頁。其次,不同貨幣對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有不同要求,男女性別差異和酋長與屬民的階層差異都決定了各自只能使用特定的貨幣?!霸谠嫉陌l展階段,它視性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婦女不敢占有和男子一樣的物品。某種霰石的占有是保留給男子的,而珍珠貝則只是婦女的貨幣,并且是丈夫用來給新婦作為晨禮的?!?韋伯著,姚曾廙譯:《經濟通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149頁。最后,原始貨幣往往只具有特定的用途或目的,某種具體貨幣只能用于支付某些特定的物品,如牛用來交易大宗貴重物品,蚌殼用于小量日常物品?!霸诮洕祟悓W著名的‘羅塞爾島的貨幣=達普幣’的例子中,某一特定種類的達普幣只能同豬交換,而其他種類的達普幣則可以交換新娘?!雹嗬醣旧饕焕芍?,王名等譯:《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1、118、117頁。在市場尚未發育或市場從屬于社會倫理和政治權力的前現代社會,貨幣的功能是分離的、不完全的,它只是人情禮贈、祭祀神明或權力分配所使用的工具,受制于社會習俗的具體規定性。

處于從屬地位的貨幣最初是沒有完整的內在含義的,債務在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中具體償還方式的變化使得貨幣的含義和功能越來越明確和完整。貨幣起源于社會債務及其償還,“人類無法履行償還承諾(即違約)的弱點,是需要和具體構成我們貨幣體系的核心”。⑨古德哈特:《貨幣理論的長期困惑:拒不面對現實》,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219、219頁。就此而言,“債務—償還—違約—擔?!辨湕l是正確理解貨幣起源和貨幣本質的歷史邏輯。波蘭尼對人類社會不同整合模式的經典總結可為我們理解債務償還機制的貨幣信用演變提供可靠的時代背景?!皬慕涷炆峡?,我們發現主要的社會整合模式是互惠、再分配和市場交換?;セ荽硗|組織的相關節點之間的運動,再分配是指先朝向中心再到外圍的運動,市場交換則是在市場系統中不同人之間的來回運動?!?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Harry W. Pearson, ed.,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7) 250.互惠是村落或部族等共同體內部熟識的人之間的禮贈和互助,到了青銅時代出現寺廟和宮殿等大型統治機構通過價格進行再分配的模式,最后出現了供求靈活變化的市場定價。

早期互惠模式中的貨幣體系已不可考,晚期則受到其他模式的影響,但是太平洋雅浦島上著名的原始貨幣“費幣”(fei)可以提供一個活體樣本,這種巨大石幣的特異之處可以說明互惠模式中的貨幣特點。*馬汀著,鄧峰譯:《貨幣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6頁。首先,在相互認識的島民間交易并非以物易物或錢物交換,而是債務抵消。其次,石幣并不需要搬運易主,甚至某塊石幣沉入大海也不影響其主人的財富,因為人們都知道這塊石幣歸誰所有,即使它躺在海底。最后,石幣的大小受幣材影響,也與它所經歷的故事有關。囿于熟人圈子的貨幣體系體現了貨幣清算未結債務的原始功能,債務償還和貨幣運行依賴于狹小圈子的交易信息暢通與社會倫理制約?!霸谳^小的范圍內,可流動性可能要由社會、法律和個人的擔保和關系來保證?!?西美爾著,陳戎女、耿開君、文聘元譯:《貨幣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第114、114頁。在借貸者個人信用不足以為所涉債務做擔保時往往需要有社會地位的中間人做擔保,如酋長、神職人員,甚至君主等。因而具有較多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寺廟與宮殿通過提供更多的信用關系成為貨幣體系的中心,但這并不意味著寺廟和宮殿是為貨幣提供信用擔保而設立,或者是互惠體系的延續。它們有以權力再分配資源的政治和社會功能,其中的貨幣體系和信用擔保有著獨特的運行邏輯。

在已經分化的階層社會,寺廟和宮廷處于社會金字塔的頂端,通過收租和征稅等方式成為社會最大的債主。以美索不達米亞的債務記錄為例,“大型公共機構最初賦予銀和其他貨幣金屬以價格,這些機構之間的資源流通只有轉讓價格,并不涉及支付。但社會成員要支付給這些機構,農民之間有互惠的交易?!?M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在依賴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模式中,即使用于貿易的貨幣,其目的也不是為了獲得更多經濟利益,而是奢侈消費、版圖擴張或政治影響等,朝貢體系就是以增加宗主國和附屬國緊密關系為目的的交換方式。階層間的資源流動并不是對等交換而是強制和掠奪,故而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有所弱化,價值尺度成為這一時期貨幣的主要職能?!柏泿诺墓δ苁菫榇笮凸矙C構每年或每月的量化和管理經濟活動提供所需的價格尺度?!雹躆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貨幣是政治權力控制經濟資源的工具,其信用擔保來自于政治權威?!白郧嚆~時代開始,貨幣的力量就建立在公共部門接受它作為支付公共費用和稅收的意愿之上?!雹軲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公共部門和統治者總有過多發行貨幣以謀取私利的動機和行為,因而幣材本身的內在價值也是債務清算得以完成的重要信用擔保?!柏泿刨|料價值的增加使得主體活動范圍的擴展有了意義,在這樣的范圍內,貨幣一般都可被接受?!雹尬髅罓栔?,陳戎女、耿開君、文聘元譯:《貨幣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第114、114頁。

如果說共同體內部的債務清算主要通過社會倫理和政治權威保證貨幣信用的流通支付,那么共同體與外部的貿易及清算則需要以貴金屬等幣材價值擔保貨幣信用的支付?!白怨乓詠?,人們一直認為商業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是起源于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及共同體同‘外部’的交往活動中?!?栗本慎一郎著,王名等譯:《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0、50頁。而且只是在與外部的陌生人進行貿易以后,支付才轉變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立即結清的方式?!斑@就是我們在習俗型和指令型之外增加的第三種組織形式,我們只能把它稱作重商主義或商業性的組織?!???怂怪?,厲以平譯:《經濟史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2頁。在對外貿易及其后的市場制度中,貨幣才表現為金屬貨幣形態、交易媒介職能和商品本質觀所闡釋的特點。在市場發展之后的貨幣體系中,商品本質觀是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和解釋力的,但其視角顯然有局限,并出現了一些本末倒置的觀點。其中被有意或無意忽略的一點是:“古代經濟中的貨幣,是一種具有穩定和整合社會功能的制度?!雹崂醣旧饕焕芍?,王名等譯:《經濟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0、50頁。全球化的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世界共同體”逐漸形成,依賴社會倫理和政治權威的貨幣信用擔保方式再次成為主導,對貨幣的社會功能和制度作用需要重點關注。雖然波蘭尼的三種模式有個大致的時間順序,但并不意味著某一歷史時期只有一種整合模式?!叭魏渭榷〞r代,所有三種交換和定價方式總是混合共存的?!雹釳ichael Hudson, “The Archaeology of Money: Debt Versus Barter Theories of Money’s Origins,” ed. L. R.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2004, 99-127.這意味著貨幣信用有著不同的擔保方式和運行邏輯,貨幣體系是一個擁有不同信用類別和不同信用等級的疊加系統,基于不同視角的分析會得出不同的理論和結論。

五、 貨幣信用本質觀的理論譜系及批判

貨幣與信用相關的歷史要早于貨幣與商品相關的歷史,貨幣信用本質觀在文獻記載上至少不晚于商品本質觀。貨幣信用本質觀根源于經濟思想領域所說的貨幣名目論或者古德哈特的“C理論”,但側重點有所不同。熊彼特主張將柏拉圖看作貨幣名目論“最先為人所知的倡導人”,與亞里士多德相對,因為“柏拉圖順便提到了貨幣是為了便利交換而設計的一種‘符號’(理想國II,第371頁;朱厄特曾將他的希臘譯文譯作‘貨幣—符號’)”。*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95頁。中譯本對應原著第371頁的譯文是:“于是我們就會有市場,有貨幣作為貨幣交換的媒介?!卑乩瓐D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2頁。雖然柏拉圖并未明確表示貨幣的本質是信用,但貨幣的信用本質觀至少不晚于亞里士多德時代,后者在其《政治學》里提到“有時人們也曾經提出相反的觀念。他們認為錢幣只是一種虛擬的物品,其流行有賴于習俗的信用”。*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27頁。其后,貨幣信用本質觀一直鮮見于文獻記載。即使有,也是像這樣從商品本質觀或貨幣金屬論者的論證中找到蛛絲馬跡?!白匀环ㄕ軐W家和直接受他們影響的顧問行政官,只不過重復并發展了亞里士多德和經院作家的學說而已?!?熊彼特著,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47頁。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市場的發育和金銀的使用之外,也與學者們總是面臨著真實性和普遍性難以兩全的抉擇有關,顯然將貨幣看作商品更容易構建一套理論體系。即便如此,反對金屬論和支持信用本質觀的傳統仍然斷斷續續繼承了下來,如強調貨幣價值是由法律規定的巴賁、將貨幣比作入場券的伯克利主教,以及研究記賬貨幣的加利亞尼和斯圖爾特等。但非常明確地將信用與貨幣等同,并力行以創造銀行信用來影響經濟發展的是約翰·羅。他在《關于貨幣的考察》一書中表示,“信用量的增加與貨幣量的增加有同樣的效果,即它同樣能創造財富,繁榮商業”。*轉引自胡企林:《評約翰·羅的經濟思想》,約翰·羅著,朱泱譯:《論貨幣和貿易》,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ix、x頁?,F在看來他的觀點太極端,以為“只要貨幣充裕,就能導致繁榮;只要信用設施完善,就能供應充裕的貨幣,給經濟界以最初的沖擊;依靠這種沖擊就能為法國創造大量財富”。⑤轉引自胡企林:《評約翰·羅的經濟思想》,約翰·羅著,朱泱譯:《論貨幣和貿易》,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ix、x頁。由此指導的以貨幣信用管理來調節一國經濟的大膽社會實驗的失敗也使得信用本質觀在相當長時期里令人談之色變。

19世紀學者們開始構建信用理論,系統地闡釋貨幣作用,如麥克勞德創造性地提出債務的流通性在財富變化和貨幣創造中的作用,他說:“如果有人問,什么發現對人類的財產變化的影響最深,我們大概可以符合實際地說——那是人們發現債務是一種可以出賣的商品?!瓊鶆帐且环N可以出賣的商品或物;它可以像貨幣那樣使用;并且產生貨幣的一切影響?!?轉引自康芒斯著,于樹生譯:《制度經濟學(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4頁。再如英尼斯認為:“信用理論就是在市場交易中商品為了信用而交換。由此得出的推論是信用或貨幣的價值并不取決于任何貴金屬的價值,而是取決于債權人要求‘支付’的權利,也就是說完成信用;其價值也取決于債務人‘償還’債務的義務,以及反過來說債務人從債務和義務中脫身的權利?!?A. Mitchell Innes, The Credit Theory of Money, The Banking Law Journal 31 (Dec./Jan. 1914): 151-168.克納普將貨幣看作一種由國家以法律形式確立的支付手段,以此為標志的貨幣國定論已為學界所知?!芭c主流貨幣本質觀得到一批杰出的經濟學家擁護相比,非主流的這種‘基于債務’的貨幣本質觀則更加為各色邊緣經濟學家所繼承和發揚,并得到一些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支持,包括經濟學家明斯基(H. Minsky)、凱恩斯(J. M. Keynes)、勒納(A. P. Lerner)、古德哈特(C. Goodhart)、雷(L. R. Wray)、基恩(S. Keen)、戈德利(W. Godley)、摩爾(Moore)、赫德森(M. Hudson)、加爾布雷斯(J. K. Galbraith),社會學家英格漢姆(G. Ingham)和人類學家格雷伯(D. Graeber)等?!?李黎力、張紅梅:《基于交易與基于債務的貨幣本質觀之比較》,《當代財經》2014年第10期。兩種貨幣本質觀之間似乎很少相互借鑒,古德哈特指出:“據我所知,Melitz是唯一試圖對C學派提出的有關人類學和歷史學上的問題進行闡述的當代M學派經濟學家?!?古德哈特:《貨幣的兩種定義:對最優貨幣區分析的影響》,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78頁。但是,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甚至主流經濟學者都曾試圖突破實物分析,強調貨幣信用的重要性。熊彼特認為:“更有用的方法可能是從信用交易著手,把資本主義金融看作是一種清算制度,它抵消債權和債務,將差額結轉到下期——使得‘貨幣’支付成為特殊情況,沒有任何特殊的根本重要性。換言之,從實際上和分析上講,一種信用貨幣理論可能優于一種貨幣信用理論?!?熊彼特著,楊敬年譯:《經濟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26~527頁。弗里德曼引領的貨幣主義重新強調經濟分析中貨幣的重要性,但卻放棄貨幣在經濟中作用的深層研究,使其歷史功績大打折扣。曾提出“IS—LM”模型的??怂雇砟暧^點轉向了貨幣的信用分析,他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說:“你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只不過是我過去在寫作《批判性論文》時所處的階段,當時我曾認為,金屬貨幣和信用貨幣是可以并行不悖的?,F在我堅信,從信用的角度出發來理解貨幣,會更加正確!”*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頁。貨幣信用本質觀支持者中影響最大的是凱恩斯,他所創立的宏觀經濟學可被理解為“當我們進而討論何者決定社會全體之產量及就業量時,我們需要一個關于貨幣經濟(Monetary Economy)之全盤理論”。*凱恩斯著,徐毓枬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53頁。凱恩斯革命在貨幣理論上的表現是試圖建構一個結合貨幣理論、價值理論與分配理論的關于貨幣經濟的“全盤理論”。在貨幣性質的理解上,凱恩斯提出:“計算貨幣是表示債務、物價與一般購買力的貨幣,這種貨幣是貨幣理論中的原始概念?!泿疟旧硎墙桓詈罂汕甯秱鶆掌跫s和價目契約的東西,而且也是儲存一般購買力的形式。它的性質是從它與計算貨幣的關系中得來的,因為債務和價目首先必須用計算貨幣表示?!?凱恩斯著,何瑞英譯:《貨幣論(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頁?;诖?,在凱恩斯試圖建立的貨幣經濟理論中貨幣起關鍵作用,貨幣和利息與總就業和總產量相聯系,用貨幣變量或名義變量來解釋宏觀經濟的運行。凱恩斯的貨幣分析被主流經濟學通過“IS—LM”模型納入一般均衡分析,在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過程中,不但凱恩斯貨幣理論的革命性蕩然無存,而且宏觀經濟分析一步步誤入歧途。

貨幣的信用本質觀將貨幣看作是基于債權和債務的社會關系,其產生和發展與道德、倫理、習俗、法律等因素密切相關,在經濟實踐中起著關鍵作用。該理論運用歷史分析和制度主義方法,強調貨幣的支付手段、記賬單位和作為信用抵押的資產功能,反對貨幣數量論和以自然利率與市場利率為代表的諸種二分法,倡導相機抉擇的貨幣管理原則,認為它更像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與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類似,當代的貨幣信用本質觀主要為非主流經濟學的后凱恩斯主義者所繼承。該學派只是一個松散的學術共同體,遠未取得一致的理論意見。貨幣信用本質觀的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決定了其在理論構建和邏輯論證上難以達到精致、完美的高度?;跉v史關注現實是貨幣信用本質觀的優點,但同時也帶來了理論局限。首先,用信用這個含義更加復雜的詞來解釋貨幣及其本質使問題更加模糊,而且信用涉及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領域,在主流觀點看來有違經濟理論的“純粹性”。準確厘清貨幣與信用的區別成為貨幣信用本質觀的首要問題。其次,動態的現實與靜態的理論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貨幣為應對市場交易中的不確定性而存在,歷史的偶然因素是不確定性的主要成因,動態分析、直覺主義和運氣因素等相關變量很難被納入強調邏輯理性的理論模型,因為一旦成為理論其內涵就靜止固化了。最后,即使理論前提是建立于歷史事實之上的貨幣信用理論,其在理論論證推理過程中難免離現實越來越遠,在政策建議上則忘記其預設前提和理論局限。例如,部分后凱恩斯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功能財政”理論,認為政府財政赤字為市場創造貨幣信用,這實為只見主權信用而不見市場信用,故而有失偏頗。

貨幣信用理論的構建首先要劃清貨幣分析與實物分析的界線。從經濟分析最基礎的市場循環流量圖來看,貨幣循環與商品循環方向相反且同樣重要,但貨幣與商品有著本質不同。貨幣可以通過相互約定而創造或衍生,如商家充值300元送100元的會員卡服務。貨幣是一種信用、契約或索取權,因而貨幣分析有其自身的邏輯,不必非要套上實物分析,尤其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枷鎖。其次,貨幣系統其實包括一套信用等級體系。根據前文的歷史分析,信用主體可以是個人、企業和政府,可接受程度的廣泛性決定了其信用等級。信用金字塔頂端既作為價值尺度又充當最終結算手段的信用關系即為貨幣,它可以是主權信用,也可能是私人信用。如何排除跨期信用交易中的不確定性,使貨幣循環和商品循環在約定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契合是經濟循環發展的關鍵,兩者之間的摩擦與互動是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的根源。再次,貨幣信用金字塔體系表明金融體系存在不可避免的集權化趨勢。主權信用成為貨幣,不應該遮蔽信用主體的多樣性和信用體系的復雜性?!耙虼?,認為國家中央銀行的統治是一個純粹的‘政府干預’問題也許是錯誤的。更確切的論點應該是:建立在誠信與信心基礎上的貨幣經濟邏輯,需要建立起一個等級制度?!?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9、110頁。貨幣政策決策者不僅要考量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博弈,還要考慮基于互惠原則的熟人經濟及其社會影響,這樣在處理民間借貸與農村金融等現實問題上思路會更加開闊。最后,既然貨幣分析與實物分析遵循不同的邏輯,那么“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本身有可能存在方向性錯誤?!笆聦嵣?,金融學研究的對象——整個金融體系的特征和運行規律——從一開始就無所謂‘宏微觀’分離的問題,而是同時含有微觀基礎和宏觀表現的一個客觀整體?!?陳雨露:《重建宏觀經濟學的“金融支柱”》,《國際金融研究》2015年第6期。即使存在宏觀與微觀分離,宏觀層面的邏輯與微觀層面的邏輯也未必一致。比如,“對于家戶經濟而言,資源有節制地利用已經足夠,但對政治經濟體系而言,對資源的有限利用卻可能令經濟難以為繼”。*薩林斯著,張經緯、鄭少雄、張帆譯:《石器時代經濟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53頁。宏觀經濟理論的重建在理論上應回到凱恩斯的企業家經濟分析和貨幣的生產理論上尋找方向,在客觀上要立足于貨幣背后復雜的信用網絡體系和社會制度因素。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分析不應如“IS—LM”模型那樣進行靜態的橫向疊加,而是貨幣信用借貸與商品生產交付存在時間差異的縱向交替。貨幣資本的逐利性和信貸創生的主觀性決定了金融系統之內在不穩定,這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也是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

六、 結 語

雖然貨幣的信用本質觀在歷史事實和當前實踐中更合理,但商品本質觀也有其合理之處,“每一種理論都有其更適合的或者說更具解釋力的特定時代或經濟體系進化階段”。④史密森著,柳永明、王蕾譯:《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9、110頁。貨幣的商品本質觀適合于商品貨幣時代,而信用本質觀則更適用于信用貨幣時代。界定邏輯前提、說明適用范圍正是學術研究和理論批判的意義所在。在研究方法上經濟學一度陷入邏輯理性與科學主義的迷思,“抽象和簡化是必要的,對于貨幣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那種絕對的、超越歷史和空間的理論根本就不存在”。*柳欣、于化龍:《貨幣經濟學:問題與爭論的歷史》,《經濟思想史評論》2007年第1期。只有將兩者適度結合才有可能避免片面強調歷史帶來的瑣碎或者過于倚重邏輯造成的空洞,在正本清源的基礎上將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相統一才能形成一個貨幣經濟的內生性分析框架,為宏觀經濟學的重建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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