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的體系建構

包子君（四川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作為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是由梁啟超先生提出并且奠定了理論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先生在清華大學作“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演講時，就曾經指出“在中國，史學的發達，比其他學問更利害，有如附庸蔚為大國，很有獨立作史的資格。中國史學史，最簡單也要有一二十萬字才能說明個大概，所以很可以獨立著作了。[1]”并進一步說明中國史學史的基本內容，“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與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2]”自此以降，《中國史學史》的專著便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蒙文通先生所著的《中國史學史》，是其中較為特別的一部。此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到的體系具體而言，乃是指中國史學史的分期以及基本內容，這也是接下來要論述的主要內容。

一、史學史分期

宏觀的來講，中國史學史的分期可歸納為四類，分別是以施丁先生為代表的兩段分期法；以金毓黼先生為代表，包括倉修良、蒙文通等先生的四段分期法。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分期段數相同，他們的具體分法也大不相同，這個下文會提到；以白壽彝先生為代表的五段分期法；還有張孟倫先生為代表的七段分期法。[3]

具體而言，關于中國史學史的分期問題最需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史學的起源；另外是史學史的下限。中國史學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形成的？中國史學起源的標志是什么？一般認為，出現文字，才能有歷史的記錄，所以史學應起源于文字的產生。楊翼驤說:“探究我國史學的起源，應當從文字出現的時侯談起。因為有了文字才能有厲史記載，有了歷史記載才能編纂成史書，在記錄史實和編纂史書灼過程中才產生了史學。[4]”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史學的起源應該是史官，金毓黼這樣寫道:“史學寓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語其發生之序，則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學居末。而吾國最古之史家，即為史官?！士脊糯穼W，應自史官始。[5]”中國古代史學史的下限是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前，是基本一致的觀點，此處不再贅述。

我們知道，蒙文通先生在他的《中國史學史》中，將整個中國史學史分為四期，分別是：晚周至漢；六朝至唐；中唐兩宋；明清。蒙先生認為：“竊以中國史學之盛，有三時焉。曰晚周，曰六朝，曰兩宋，皆思想廓落之會也?！家来酥?，謹述三時，漢、唐、元、明，備之而已。清世以師資既昵，亦舉大要，俾明流變[6]”。他從哲學與史學的關系著眼，以哲學的盛衰影響史學的盛衰作為劃分史學發展階段的標志，重點突出晚周、六朝、兩宋的史學。在處理中國史學的起源問題時，蒙先生引用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之語，認為史學是繼文學而興起的。他還進一步引用《墨子》、《史記》等文獻資料說明《詩》盡于東周之初，而《春秋》作于西周之末，再次證明了他關于史學起源的觀點。

簡而言之，蒙先生對于《中國史學史》的分期雖然未必恰當，但是分期標準明確，使得上下貫通、脈絡清晰。足以成為一家之言。

二、基本內容

對于中國史學史的基本內容，上文引梁啟超先生的觀點已經說明，而梁之后的很多學者，如金毓黼、謝寶成等先生基本是按照這個框架展開論述。但是蒙先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在致柳詒徵的信中提到：“竊以中國史學惟春秋、六朝、兩宋為盛，余皆遜之。于此三段欲稍詳，余則較略?！娱L、子玄、永叔、君實、漁仲，譽者或嫌稍過，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業而觀其先后消息之故，不樂為一二人作注腳也。[7]”正是因為有這種“不樂為一二人作注腳也”的勇氣，蒙先生寫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史學史》。

第一，論述先談學術大勢，經學、哲學、文學都講。如他認為周代學術的發展依次經歷了三個階段：西周末年至東周初年，史學緊接著文學而興起，“蓋十五國風次第衰竭，而侯國《春秋》次第以興。此學術變遷之一會乎？史學蓋繼文學而起[8]”；春秋末年，各諸侯國大夫之家史興起而國史衰落，“《左氏》書于春秋之末，晉以叔向，齊以晏嬰，……是家史盛而國史又衰，此非學術之又一變乎[9]”；隨著家史的興盛，史學衰落而哲學興起，“家史既盛，謹于一人之言，則史學衰而哲學興，故曰此學術之又一變也。[10]”

談及魏晉之學術與史學，他的論述高屋建瓴，引人入勝。他認為晚周至秦，百家爭鳴，至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道術遂由多而定于一，“周秦之際，百家竟鳴，至漢則定一尊于孔氏，此道術之由歧而至一[11]”；魏晉以降，講究家法的學問衰落而不同的學說興起，“魏晉以來，家法之學廢而異說大興[12]”文末又說：“蓋一切學術均變，而史學亦不得不變，哲學盛而史亦盛矣”。

至中唐兩宋，他還是先講天寶后之文、哲學與史學。他認為“唐初之學，沿襲五代。官修五史，皆斷代紀傳一體。故《漢書》學，于時獨顯[13]”，但是自中唐以來，“是皆一反隋唐傳統之學，而起靈于晚周百家之言。諸子之學，于是蔚起。其從事六經，亦以從事諸子之法求之，而義理之涂遂啟。[14]”

有別于梁啟超開辟的中國史學史的撰寫原則，蒙先生總是把史學置于同時代大的學術背景之下，強調史學與經學、文學以及哲學的關系，正如劉復生老師所言，“蒙之《中國史學史》與一般史學史不同，是書著重從史學思想、史學方法及其與各種學術思想的關系。注重發展的史學和歷史哲學，不把它作為史學家作注腳的史學史[15]”。

第二，以史學流派論述史學的發展。通觀蒙先生整個《中國史學史》，我們不難發現，他論述了很多史學流派，從晚周至明清，各個時期都有。而劃分史學流派的標準也不統一，既有地域，也有學術思想的原因。如論述晚周史學，蒙先生將其分為魯、晉、楚三系，認為“三方稱道古史不同，當即原于三方之思想各異，……考論先秦諸子，派別統系，群言淆亂，分合靡準。誠以言義理則人有出入，難可據依，由史而言，則事有定質[16]”。

在中唐兩宋這一章里，蒙先生對史學流派的考察更加深入，較為詳細地梳理了這一時期史學各學派的發展演變。蒙先生認為唐初乃沿襲六代之舊學，“徒能整齊舊事，無所創明[17]”。至唐大歷以降，新學雖有發展，但仍未能取代舊學。直到宋代慶歷時期，“舊者熄而新者盛，……然后朝野皆新學之流[18]”。需要說明的是，劃分新舊學派的標準問題，根據蒙先生的論述，主要根據學術特點，以唐初五經正義、章句訓詁之學為舊學；以先秦諸子講求義理之學為新學。

至宋仁宗時期，新派之學開始分裂，而主要以三派為主：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以程頤程顥為代表的洛學和以三蘇為代表的蜀學。宋室南渡之后，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女婺之學“實集北宋三家之所成，故足以抗衡朱氏[19]”。之后女婺之學又一分為三：是為義理、經制、事功三派之學。本章尚有三節未能留存，然而通過目錄可知，蒙先生仍然沿用史學流派這一方法論述史學的發展，如西蜀、江西之史學，三派末流與官修宋、遼、金、元各史。

其實，在筆者看來，蒙先生的這本《中國史學史》與其說在論述中國史學的歷史，不如說是借中國史學史之名，在論述一套完整的中國學術史。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本書就和史學關系不大，我們仍然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學術史中的史學發展史。

第三，并未忽略梁啟超先生所確立的史學史撰寫原則。上文提到，梁啟超先生確立了史學史撰寫的基本內容，也就是四點。雖然蒙文通先生并未嚴格按照梁先生的說法來寫，但是不可否認，任何一部中國史學史，若沒有梁先生所提到的那四點，嚴格來講，也就不能稱之為中國史學史了?；诖?，蒙先生在構建別具一格的中國史學史的時候，也并未完全摒棄梁啟超先生的觀點。

在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中，一些極具代表性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蒙先生也有所涉及。如司馬遷、班固、劉知幾等史學家；《尚書》、《左傳》、《國語》、《史記》等史學名著。值得注意的是，蒙先生所認為的一些史學家與梁啟超等史學史學者們所認為的史學家略有不同，我們可以說，以梁先生為代表的史學史學者們所認為的史學家也可以成為史學作家，也就是說他們都有自己大部頭的史學著作；而蒙先生所認為的史學家還包括史學思想家如先秦諸子、呂祖謙、二程等，還有史學評論家如葉水心、三蘇、陳亮等。此外，蒙先生對史學的起源與發展、最近史學的趨勢都有所涉及，只是他們處于從屬地位而已。

理清了蒙先生《中國史學史》的體系建構，我們會產生一個明顯的疑問：蒙先生為何如此建構中國史學史的體系呢？也就是說，他為什么要這樣論述中國史學史？我們認為，這和蒙先生早年的學習經歷和后來思想的變化密切相關。

蒙文通早年曾于四川國學院問學于廖平、劉師培，廖、劉二人是清末經今古文經學的代表，蒙先生身處兩位治學路數截然相對的老師之間，“朝夕所聞,無非矛盾[20]”，其思想之矛盾可想而知。然而從后來蒙先生的治學經歷來看，他顯然受廖平今文學派的影響更大?！睹晌耐ㄏ壬鷤髀浴酚涊d：“廖氏見先生之好段氏書也，嘗詈之曰：‘郝、邵、桂、王之書，枉汝一生有余，何曾解得秦漢人一二句，讀《說文》三月，粗足用可也?！壬铐t其言，自是循廖氏之旨以治經，惟家法條例之求而不屑屑于訓詁名物矣。[21]”也就是說，在蒙先生轉向史學之前，他已經繼承了廖平今文經學的治學理念。

王汎森曾在《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一文中提到，廖平綜合了晚晴經學的兩個特色，一是進行跨文本的研究與比較，同時重視還原家法條例，弄清某書究屬何派以及某拍學說在不同時代究竟有何不同，這其實是一種具有學術史眼光的工作；二是仍然尊崇經學，反對以史學治經學。王先生又進一步概括了廖平早期的兩點想法：第一,經學系統不是一個完滿的有機體,它的內部有許許多多的差異與矛盾。第二,這些差異可以分成一些派別,這些差別先是可以用孔子早、晚不同及地域差異來解釋,接著又可以用孔子、劉歆之不同來加以梳理。并且認為“清代經學研究的成績,有不少被民國時代的古史家所繼承,而由經學到史學的轉變,大多與五個環節有關:第一是分別經是經,史是史;第二是丟掉今、古文之爭的老問題,代以古代史的問題;第三是分出時間的層次,漢是漢,先秦是先秦,而且各個層次的意義是一樣的,不因時代先后而有別;第四,要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區分出古代文獻內容中“理想”與“事實”的區別;第五,接受19世紀西方史學的影響,尤其是種族、地理兩種因素。在蒙文通從經學到史學的轉變過程中,以上五個環節大抵清晰可見[22]?！?/p>

我們不難看出，蒙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正是這種從經學到史學轉變的完美體現，既重視學術大勢的考察，并將史學史置于學術史的背景下予以分析，又重視學術派別的探討，深入研究不同學術流派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演變。但是，蒙先生卻沒有丟掉今古文之爭的老問題，他的治史思想仍然深受乃師廖平的影響?；诖?，我們認為今古文之爭并沒有隨著經學向史學的轉變而消失，其治學思想依然保留在轉向之后的史學家身上，并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治史實踐。而這也是蒙先生這部《中國史學史》的體系如此建構的主要原因。

注釋：

[1]轉引自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 頁

[2]轉引自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5 頁

[3]參考張越：《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綜述》，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77-78 頁

[4]楊翼驤：《我國史學的起源及奴隸社會的史學》，天津日報，1961年

[5]金毓黼：《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三頁

[6]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7 頁

[7]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128 頁

[8]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9 頁

[9]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12 頁

[10]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13 頁

[1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41 頁

[12]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42 頁

[13]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69 頁

[14]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70 頁

[15]劉復生：《通觀明變，百川竟發——讀《蒙文通文集》兼論蒙文通先生的史學成就》，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第6 期，第106 頁

[16]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20 頁

[17]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69 頁

[18]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72 頁

[19]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82 頁

[20]蒙文通：《經學抉原·序》，《蒙文通文集》第3 卷，第46 頁

[21]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303 頁

[22]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 —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2005年，第6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