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與他的“中國中心觀”探析

張小娟 田耀（天津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0302）

一、孔飛力介紹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美國著名漢學家。1933年出生于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 Woodraw Wilson )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1954年，他從哈佛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1954-1955年，他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歷史。1955年夏，孔飛力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Montery）的軍隊語言學校學習中國語言文字，這段經歷引發了孔飛力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歷史的興趣，并與之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1958-1959年，他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博士學位。他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先后擔任該校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Guggenheim fellowship）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起，他把研究重點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叫魂：1978年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等論著，并參與了《劍橋中國晚清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Late Ch’ing,1800-1911）、《劍橋中華民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的編寫工作?？罪w力被認為是繼費正清之后，引領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一個重要學者。

二、“中國中心觀”的提出

研究“中國中心觀”避免不了研究與之對立的另一理論體系：“沖擊——回應”模式。費正清時代的近代史觀“沖擊——回應”模式實質上是變相的“西方中心論”，其理論依據是中西文化沖突。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和西方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本質差別歸結為一點就是：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先進的。他指出，“兩種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1]，中國文明是一種“停滯的農業—官僚政治文明”[2]，是“古老的”、“變化緩慢的”[3]、充斥著“惰性和固執”[4]的，而西方文明是一種“擴張性的商業—工業—軍事型的文明”，洋溢著勃勃生機，是“現代的”、“更有生氣的”，因此，當兩種文明相遇時，“中西價值觀、風格和慣常做法等方面的文化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5]，進而他又斷定，“這種沖突是必然要到來的，而且西方的勝利也是必然的”[6]。傳統的遲滯與穩固、資源與文化的自給自足使得中國靜止了數千年，原封不動，它缺乏內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非借鑒外界來實行現代化不可”。[7]因此，中國只能在西方的沖擊下，被迫做出回應，走上現代化進程。這就是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此外，費正清把中國近代歷史建構為三個階段：19世紀 40年代—50年代，西方的沖擊使中國遭受到沉重打擊；19世紀 60—90年代西方逐漸成為中國效仿的榜樣；到了 20世紀，西方成功的鼓舞了中國進行三次革命，分別是：共和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8]由此可以看出，費正清將近代中國的一切變革都與西方的“沖擊”聯系起來，夸大了西方沖擊的作用，這其實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的沖擊直接影響了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最終取決于自身內部運動的規律，任何外來沖擊只有通過中國社會的內部因素才能起作用。

20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國際局勢風起云涌，給美國中國學帶來了新的發展時機。美國國內危機的影響、中美關系的緩和、主流學術思潮的變化使得美國中國學界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9]費正清時代用以解釋中國近代史的“沖擊——回應模式”遭到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沒落，倡導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歷史的“中國中心觀”。這是一種“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采用多學科協作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討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9]的研究取向。它力圖擺脫殖民主義的框架，從中國社會內部探索其發展，是七十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基本取向。保羅·柯文（Paul Cohen），韋爾斯利學院歷史名譽教授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主要研究領域集中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研究、歷史編纂學、國家主義等方面?？挛慕嬃死斫庵袊返摹爸袊行挠^”，孔飛力正是這一思想模式的倡導和踐行者。

柯文對“中國中心論”模式進行了詳細闡述，其學術特點體現為：（1）從中國而不是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的撰寫；（4）熱情歡迎歷史學家以外諸學科中已形成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10]由此可見，在研究思想上，這一取向與費正清時代的“沖擊——回應”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它否定了用西方的標準衡量中國歷史的觀點，要求在中國歷史環境中進行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求西方學者通過“移情”進入中國社會內部，去“了解中國人自己是怎樣理解、感受他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的”[11]。所謂“移情”，“就是要‘卸下’那張包裹著史家自身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個人的‘皮’，然后鉆進他所研究的對象的‘皮’中去”[12]。這樣，西方學者才能“卸掉”西方文化的皮，更好地感知中國內部的歷史文化傳統。

在這樣的學術趨勢下，一批令人矚目的學者和研究成果涌現出來，如:魏斐德( F.E.Wakeman )與卡羅林· 格蘭特 ( Carolyn Grand)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5年)、施堅雅 (G.W.Skinner)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史景遷( J.D.Spence)和約翰· 威爾斯 ( John Wills )合編的《從明到清》( From Ming to Qing.1979年)等。 在這些眾多的學者中，孔飛力無疑是其中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劉廣京教授曾以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為例，稱譽他是美國上個世紀入探討中國社會史動態最杰出的史家。[13]在美國中國史研究轉向“中國中心觀”的過程中，孔飛力一直走在學術潮流的前頭，成為美國第二代漢學家的領軍人物。

三、孔飛力“中國中心觀”的特點

（一）主張中國史研究的“內部取向”

在孔飛力之前，無論是倡導“沖擊——回應”模式的費正清一代中國史研究者，還是追隨“傳統——近代”模式的李文森一代研究者，他們都認為中國歷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終處在王朝循環的“停滯”狀態中 ,只有等待西方猛擊一掌，才能沿著西方走過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會前進。[14]而孔飛力則不然，他反對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切都以西方沖擊中國的程度來衡量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對于18世紀中國社會發生的一些變化，如嘉慶帝的政治革新、魏源倡導的今文經學等，孔飛力都一反以往美國學者以為近代中國的改革力量完全依賴西方沖擊的觀點，立足在中國內部來分析問題。他在《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中 ，對中國“近代”始于鴉片戰爭的說法提出了異議，認為這一說法至少隱指“在這一時代 ，控制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來自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之外”，而“中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有其很深的社會根源”[15]，確定中國近代的開端還得從中國內部的社會結構著手。在他看來 ，中國社會由傳統轉化為近代的動力主要來自內部社會結構的演進 ，它的演進是一個長期而又緩慢的過程。

在孔飛力的《民國時期的地方稅收與地方財政》（Local taxation and local fina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一文中，就閻錫山在山西實行的“村制”對當時中國地方稅收與地方財政影響做了剖析。他認為閻錫山在山西實行的“村制”，盡管披有改良派綱領華麗的外衣，但它“相當于清代的‘編村’制度”，“是中國舊行政制度在 20世紀復活的例證，即將征稅的責任落實到具體的村，并使村成為一個基本的政治行政單位”，閻錫山竭力鼓吹的所謂‘村制’ 僅僅有一層自治的皮囊，而骨子里卻繼承了陳舊的帝制時期的稅收制度，是一種稍加變型的十人連坐保甲管理制?！盵16]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出現的一些曾被視為具有“近代”特性的歷史現象，原本就是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與西方的“沖擊”并無多大的關系?？罪w力這種不把近代中國出現的“新”的歷史現象，全歸結為是西方“沖擊”造成的研究方法，動搖了美國當時一切以西方“沖擊”為標準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學風。

（二）反對用西方的“術語”套用中國近代史研究

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許多美國中國史研究者認為中國歷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現代化定義的發展軌跡才值得研究。 因此，即使是一些被稱為是“中國中心觀”的學者，他們雖然也注重從中國的傳統中探求歷史發展的真相，但由于受西方學術傳統影響，他們常在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具體研究中套用西方術語。如80年代以來羅威廉(William Rowe)、藍欽( Mary B.Rankin)、史大衛 (David Strand)等學者將學術界原先用于歐洲史研究的兩個相關概念——“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套用于中國史的研究。他們認為中國之前雖然沒有形成市民社會，但在19世紀末期，已經發展出類似歐洲資產階級初現時特有的一些“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現象。盡管這些學者把解釋歷史的重點放在中國歷史內部的發展，克服了過去中國無力創造自身歷史而必須依賴西方“沖擊”的偏見，但卻陷入另一誤區，即試圖把中國和西方的歷史等同起來，把西方的學術規范套用于中國史的研究。

但孔飛力不同意這一做法。他認為，歐洲的“公共領域”、“市民社會”這些概念太過寬泛，而且不同時期對這些概念的定義也不同，直接套用在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研究上并無益處?！叭绻晃犊贪宓靥子脷W洲的理論建構，我們所得到的或許不是‘虛假的現代化’，至還會得到‘自由主義萌芽’ ——亦即‘資本主義萌芽論’ 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過是想顯示‘中國也有’的心結?！币虼?，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套用西方的一些術語，而應“忠實地把握住中國的實際脈絡”。[17]孔飛力所提出的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史時應避免用西方的學術概念來套用中國歷史的觀點，對于美國史學界在探討中國問題時少一些“西方”色彩具有重大意義。

四、結語

作為“中國中心觀”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孔飛力強調從歷史內部的發展來尋找中國社會轉型變化的原因。他關注中國社會本身的“獨特性”，并嘗試從中國社會內部重新發現中國歷史發展規律。這一思想模式動搖了美國當時一切以西方“沖擊”為標準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學風，對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由于過分夸大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立性，孔飛力相對地忽視了西方入侵對中國的影響；同時，他的論著大多是針對一些個案展開的，缺乏對近代中國作全局性的系統研究。這些都是他的“中國中心觀”研究方法的一些缺陷之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史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