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漢成帝時期外戚擅政之因

李世忠

（咸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陜西咸陽712000）

西漢一代，在它的開頭、中間及結尾處，外戚勢力不可思議的都變成了影響國家政權走向的決定因素。前兩次的呂氏專權與霍光專權，整個國家政權還算平穩過度、有驚無險，但到漢平帝時代就不再幸運，舉朝上下，全然沒有能夠約束王莽的力量，最終使其順利篡漢自立。以王莽為代表的外戚勢力，主要形成于漢成帝時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成就了此期外戚勢力的崛起？學界于此有不同討論。如錢穆先生論漢代外戚參與王室之由來時，認為這與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分治的格局有關[1]錢穆.國史大綱[M].商務印書館,1996.(P160-162)，呂思勉先生則認為成帝時外戚專權，與成帝本人的姑息及優柔寡斷性格有關[2]呂思勉.秦漢史[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P142)，這些看法都十分有理。然考察西漢中后期外戚崛起過程可知，成帝時王氏集團的擅權干政，原因實較為復雜，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昭、宣時代的外戚擅權傳統為成帝時外戚干政創造了條件

漢代自呂后“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導致后來呂氏作亂后，至文帝、景帝、武帝三代，都十分重視對外戚勢力的抑制、掌控，外戚雖得尊位，干政擅權卻很困難。如，文帝時期的外戚薄昭，在漢文帝從代國走向長安權力中心過程中立過大功，他后來卻在他的姐姐薄太后還在世時，以殺人罪被逼自殺?！顿Y治通鑒》載：“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盵3]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M].中華書局,1956.(P482)漢文帝竇皇后兩位兄弟竇長君、竇少君，早在初入長安時，周勃、灌夫等人就說：“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庇谑沁x年長且有節行者與他們居住，二人此后亦“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4]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P3944)。這都說明文帝時期從皇帝到重臣，對外戚的管控十分嚴格。景帝時，被廢的薄皇后及后立的王皇后，其枝系雖有封侯者卻都遠離權力中心。而武帝時的外戚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雖封侯，卻基本都是以軍功得封，田蚡雖因人成事官至宰相，也沒有形成左右朝政的能力。而且，這些人最終也都在武帝生前就被剪除殆盡。尤其是劉據事件后，因新立太子年幼，武帝竟以“子幼母壯”的理由殺死太子母，這些都說明武帝對外戚勢力的警惕和防范極其嚴密。

時至昭、宣之世，情況就開始有了變化。漢昭帝時以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為標志，朝廷開始形成了大臣輔政傳統。輔政之臣擁有左右朝政權力，甚至可以決定皇帝廢立。如，霍光廢除昌邑王劉賀而立漢宣帝，丞相楊敞事先并不知情，說明其權力極大。然霍光的權力最初不過源自武帝臨終授命，他卻憑借這一授權完成了自己從朝臣向外戚身份的置換。先是他的外孫女、上官安的女兒被送進宮當了昭帝皇后，接下來漢宣帝許皇后被霍光之妻霍顯設計毒殺，他的女兒成為宣帝皇后。所以本來以顧命大臣身份主持朝政的霍光，從他成為外戚始，就使得西漢王朝不知不覺中又一次開啟了外戚擅權的傳統。

首先，正是在宣帝時代，外戚無功而被大肆分封。漢宣帝不僅加封皇后一門外戚，其祖母、外祖母這兩門外戚都得到加封，三門侯者十人，還不算霍光一門所封四侯。這么多外戚得封，在西漢歷史上是第一次。

其次，被封外戚個個權傾朝野。宣帝的分封，使得他的兩個舅舅皆貴為侯王，他們的兒子王接、王商，也官居大司馬、大將軍及丞相；被毒殺的宣帝許皇后的弟弟許舜和許延壽不僅封侯，后者還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而他的兒子許嘉后來也官居大司馬、大將軍，成為元帝時代輔政第一人。

所以，漢昭帝、漢宣帝時代西漢王朝所重新確立的這種外戚掌控朝政的政治格局，很快變成一種執政傳統被后來的元、成、哀諸帝所繼承。如漢元帝時，國舅許嘉輔政8年有余；漢成帝時，國舅王鳳輔政11年，王音輔政8年，然后王商、王根各輔政3年，最后又是王莽接力。故追溯成帝時期外戚勢力坐大原因，實不應忽視昭、宣時期所形成的這種外戚干政傳統。

二、母后干政促成了王氏集團勢力的崛起

考察成帝時期王氏外戚崛起之因，除上述昭、宣時期外戚干政傳統的影響外，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作用實不可小視。這位西漢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皇后，一生歷元、成、哀、平四代帝王，直至王莽篡漢后她還健在。在王氏勢力的膨脹過程中，王政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王政君支持下，所有與她有血緣關系的王氏男性近親，均得封侯或追封，從而形成了一個以王氏外家勢力為核心的政治集團。

王政君之父王禁育有四女八男，自王政君為漢元帝婕妤時起，因其所生子立為太子（漢成帝），王禁就被封為陽平侯，去世后其長子王鳳嗣侯。成帝即位后，王政君政治影響力凸顯。此后六七年里，王氏子弟陸續被封，背后支持的都是王政君。如成帝即位之初，因封安成侯的王政君同母弟王崇早逝，遺腹子王奉世嗣侯，史載“太后甚哀之”[1]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P4018)。顯然王政君認為自己兄弟尊享富貴時間太短了。于是，王氏兄弟中的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五人，于次年“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1](P4018)。

王政君也促成了王莽的受封。漢成帝即位不久，王氏兄弟活著的一一被封，后來平阿侯王譚死，其子王仁嗣侯。此時，“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語?！盵1]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P4026)于是漢成帝很快下詔追封王莽之父王曼為新都哀侯，隨后王莽順理成章嗣爵新都侯。這樣，加上太后姊之子定陵侯淳天長，王政君枝系侯者十人，其數量之多超過了西漢一代任何外戚之家。

其次，當王氏勢力遭遇危機時，總有王政君作為保護傘擺平一切。

如，成帝時因大將軍王鳳專權，京兆尹王章上書彈劾王鳳，受成帝接見。于是王章進一步深談王鳳專權亂國諸多事象，成帝感悟并讓王章薦賢以取代王鳳。孰料君臣談話被服侍成帝身邊的王鳳堂弟王音私下報告王鳳。王鳳于是先下手為強要挾漢成帝——他寫了一封情詞哀婉的書信要求辭職。成帝還未來及做出反應，“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1](P4022)。因太后以絕食施壓，于是王鳳不僅沒有被廢，還得到了漢成帝的謝罪道歉。而說事的王章反被投進監獄迫害而死。

因有王政君保護，故王氏子弟不僅交結黨羽、生活奢糜，且僭越禮法、胡作非為，使朝綱進一步變得混亂。如“五侯群弟，爭為奢移，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后廷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馨，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盵1](P4023)成都侯王商生病，欲避暑，提出要借用皇帝明光宮居住。后來他又穿過長安城，引內澧水注入自家宅第之大陂以行船；曲陽侯王根池園中的土山漸臺，修得類似于白虎殿。當他們知道漢成帝對此極為不滿時，“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面對這種壓力，漢成帝雖怒，亦不了了之。

三、成帝的無能及耽于淫樂也為王氏崛起創造了條件

呂思勉先生認為，成帝時期外戚勢力擅權，與成帝本人姑息有關。實則姑息只是表象，深層原因卻是漢成帝政治上的無能。政治無能，發過來又加劇了他對外家勢力的倚重。正如論者指出：“沒有證據證明成帝本人對當時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看法，或者明顯的對國家大事的決策有任何影響?！盵2]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秦漢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P228)漢成帝即位時雖已19歲，但即位后的朝政大事他并不能獨立處理，而是全依賴國舅王鳳。他“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取代了元帝時期的輔政大臣許嘉，“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盵1](P4017)當時有朝臣以“黃霧四塞終日”“陰盛侵陽”為借口對此質疑，指出“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1](P4017)，漢成帝并不為所動，而是出面安慰王鳳“毋有所疑”?？梢?，他本來就是把王氏外家勢力看作自己執政基礎的。這種對外家勢力的倚重，在西漢帝王中也是少有的。

隨著王鳳專權，成帝政治上的無能進一步暴露無遺。此由兩事可知：一件事情是，成帝欲私自任命劉歆為侍中，結果遭遇群臣力爭，認為必得報與王鳳知曉。成帝所認為的“小事”也終遭王鳳否決，他卻毫無辦法；另外一件事是，定陶共王入京后，成帝欲留住京城陪伴自己，結果被王鳳以日食異象的理由否定，于是成帝兄弟二人只好“相對涕泣而決”[1](P4019)。王鳳由成帝倚重之臣變為權臣，成帝不是采取措施限制其權勢，而是愈加害怕王鳳，其無能可知。

另外，成帝的貪于淫樂也給王氏勢力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關于漢成帝的縱情酒色，有論者認為“可能部分地是出于歷史學家的偏見，因為《漢書》的作者是班家的成員”[1]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秦漢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P227)。意思是漢成帝的班婕妤與《漢書》作者有親戚關系，而班氏恰好又因失寵結局不佳，故《漢書》記載成帝貪于淫樂之事略帶偏頗。事實上，成帝即位后不僅因貪于玩樂常微服出行，且因沉湎女色而不能自拔。如為了得到趙氏姐妹歡心，他甚至不惜將其他宮妃所生孩子處死，致其身后無子可嗣，最終自己也一夜暴亡。這些事情都不應是《漢書》作者的隨意添加或夸大記述。正因成帝貪于玩樂而無暇過問朝政，導致王鳳等人大權獨攬。從公元前32年王鳳擔任大司馬開始，到漢成帝死去的公元前7年，整個成帝在位26年中，王氏先后有五人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擔任輔政大臣25年，其中王莽是在成帝死前數月得到任命。由此可見，王氏外戚壟斷朝政、權傾人主的形勢，早在成帝時代就已形成，至于其奪權篡位只不過是個待時而動的問題罷了。

綜上，漢成帝時期，以王鳳為代表的王氏外戚勢力急劇膨脹，其背后的原因，不僅與漢昭帝、漢宣帝乃至呂后時期形成的外戚擅政傳統有關，更與漢元帝皇后王政君對外家的保護有直接關系，更與漢成帝本人政治上的無能，以及沉湎于女色與享樂的生活作風大有關系。面對外戚勢力嚴重威脅皇權的事實，成帝朝的大臣也不是沒有警惕，但是面對權臣的政治高壓乃至迫害，他們多三緘其口甚至為虎作倀，這些因素都為后來發生的王莽篡漢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