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維度

鄭 士 鵬

(北京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44)

依法治國是當今各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和發展趨勢。中華民族古訓有云“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令”歷來都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一直以來，領導人民群眾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使社會的運行適應于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核心歷史任務。當前，針對我國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實施全面依法治國，是推動治國理政的科學轉化，同時體現黨對“法治”的深刻理解以及加強依法治國的自信與決心。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基礎和保障，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推進深化改革以及依法從嚴治黨的前提條件。從政治維度理解全面依法治國，有助于增強依法治國實施對策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加強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生態的理解，有助于勾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新模式，從而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法治建設的協同邁進。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習近平同志在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盵1]22全面依法治國是提高黨的執政本領與水平的必然選擇，而堅持黨的領導則是確保全面依法治國始終以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為發展方向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把握和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回應時代關切，帶領中國人民邁進了通往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公里”，走進了全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新征程?；仡欀袊伯a黨與人民群眾并肩奮斗的歷史，不難發現，堅持黨的領導是形成協調一致、統一高效創造力量的基本前提。這一點在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任務中依然具有引領性與指導價值。

(一)重視法治建設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從修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到《共同綱領》的制定， 再到1954年憲法的頒布等一系列的

法治實踐，都體現出了黨的領導的核心作用。這些法治建設成果無一不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所取得的。歷史上社會建設的累累成果表明，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保證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首要條件。

(二)推進法治建設要求要堅持黨對依法治國新常態的領導

一方面，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法治要求，同時更清晰地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事業獲取成功中發揮的巨大指導作用，賦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一同開展國家治理和社會建設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也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與合法職能。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順位就是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這與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維度是完全一致的。堅持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堅持黨的領導是對憲法精神的真實體現和高度還原。另一方面，在新常態背景和目標下，中國特色法治社會建設的現實局面要求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進入新常態階段，社會領域涌現的新矛盾與新問題層出不窮，推進深化改革的道路上依然存在大量已知與未知的風險，法治社會建設面臨的掣肘難題對依法治國的實踐以及改善黨的領導提出了迫切要求。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與國內改革的深水階段，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要統籌協調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更好地為我國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而提供保障。面對法治建設的歷史性任務與當前我國立法、司法、執法與守法的基本現狀，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不斷發揮出黨總攬全局的核心作用，發揮黨團結群眾的工作優勢，才能保證依法治國的全面性與徹底性。

二、深化全面從嚴治黨凈化政治生態

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盵2]實施依法治國的目的之一就是使黨的執政行為、理念、原則適應于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和規律。早在延安時期，黃炎培提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為了打破“歷史周期律”，提出要讓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讓法治為民主政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保障的倡導。全面依法治國對從嚴治黨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從內在維度上要求從嚴治黨應實現對依法治國理念的內生轉化，從外在維度上要求依法從嚴治黨應以科學的法治體系為標準，實現內在自覺與外在約束的有機統一。

(一)完善黨內法律制度

維護政治生態應法制先行，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優化黨內政治生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國視閾下，堅持全面依法從嚴治黨可實現權力的制度化，使對權力的制約得到加強，保證公共權力釋放出更強大的有益于民的積極能量。從當前依法治黨的現實基礎和目標來看，還需要深入完善黨內的法律制度，使黨內民主的作用得到發揮，實現黨內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國應在從嚴治黨中有充分的體現，如優化黨員干部甄選制度，實施權力清單制，真正讓權力在陽光下，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中依法運行。完善制度要依法，制度的內容要有法，全面依法從嚴治黨就是要將依法治國的理念和要求全面地融入黨內制度機制的建設之中。完善法律監督、輿論監督、黨內監督、群眾監督與社會監督機制，依法保障各項監督權力，形成配套完整、內容科學、程序嚴謹的全面依法從嚴治黨制度體系，使制度體系的綜合效能得到體現。

(二)嚴明黨的紀律

中華民族古訓有云“打鐵還需自身硬”，“鐵的紀律”要想始終保持剛性，需要黨員干部的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曾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第一條便提到：“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盵3]可見嚴守黨內政治紀律的重要性。在當前復雜的社會背景下，來自社會領域的誘惑不斷增多，黨員干部精神失守的情況時有發生，此時“鐵的紀律”需要剛性的法治手段加以維護，以增強紀律的韌性與剛性，確保黨的紀律屹立不倒。因此，全面依法治國之下的政治生態，應發揮紀律的約束作用，堅持黨的領導、基本理論、基本經驗、基本要求與基本路線，并將黨關于服務和領導工作的一切紀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以紀律為政令的落實提供保證，實現全黨上下自覺遵守紀律的自律氛圍。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需要長期的紀律約束，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政治生態的清明，使全面依法從嚴治黨成為黨建的新常態。

(三)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共同推進

在凈化黨的政治生態的過程中，道德教育是對依法、依規從嚴治黨的重要支持。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共同管黨、治黨，有助于規范和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發展建立思想過硬、制度嚴謹的黨組織環境。從這個意義而言，依法治黨與道德教育是相輔相成的，都是規范黨員干部行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核心要素。黨員干部應堅守道德與法律兩條底線。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延續和擴大彼此在從嚴治黨中的功能而發揮優勢。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過程中，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雖然需要統籌兼顧，但二者卻不能相互代替。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擁有各自的內核與重點。中華民族從“人治”走向“法治”這一根本事實和歷史趨勢不容改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法治方向不能動搖。在黨員干部的培養方面，既不能完全依靠法治更不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采取完全的法治，用嚴明的法律與規定將黨員干部的行為徹底束縛起來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一味地對黨員干部強調理論和道德，僅依靠自我教育和道德宣講來對抗人性的薄弱點是沒有保障的，是不科學的。道德內化和行為轉化本身也需要法治的鞭策和敦促。情感性是人的重要屬性，立法治人，而立德樹人。僅有法治的約束而沒有道德的教化，必然會導致一部分人知行不一，出現“兩張皮”的問題。道德的失守往往會使一部分人為了追求不當利益而鋌而走險，道德防線潰塌將會促使法治底線被碰觸，其后果是難以估計的。對權力實行制約，對人心進行禮教，可以使黨員干部在違紀違法方面經歷從“不敢”“不能”再到“不想”的心理蛻變過程?？梢?，法治約束與道德教育的兼顧是落實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也是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選擇。

三、建立覆蓋法治社會完整環節的法治體系

全面依法治國是現代化治國理政的一種基本布局，具體表現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不斷推進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的協調發展，這是當前社會發展實情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目標對于依法治國的政治要求。

(一)全面依法治國對全體社會成員提出法治要求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一切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成員都應遵守國家法律，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即參與國家治理、政府服務、黨組織建設、企業運行和教育培養等一切由人所推動的社會主體行為，都要受到國家法律的監督和約束。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落實，將使公民行為以及政府部門的執法行為全面接受法律的規約。這意味著一切社會生活與行政執法的各個細節都將始終處于國家法治的范圍內，自覺在法律框架之下堅持運用法律標準引導實踐。

(二)全面依法治國包含法治社會的五項建設

全面依法治國要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生態五項建設依法均衡發展。從政治維度而言，全面依法治國的理念和要求是對政治活動各個細節的統領，要求一切政治活動保持法治基調，實現法治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和諧統一。從經濟維度而言，全面依法治國表現為發展社會主義法治經濟，要求市場經濟建設的各個環節均要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保證市場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合法化。從文化維度來講，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即是一種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傳播與其文化背后的強大制約性，對于我國社會文化的繁榮發展而言意義重大。規范文化產業發展，弘揚中國特色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任務之一。從社會維度而言，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思維與新時代的社會治理緊密融合，是當前加快社會治理創新的主要思路。全面依法治國是現代化治國理政的應有之義，彰顯著一國、一黨的政治思維與制度意識。從生態維度而言，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維度體現為對政治生態與自然生態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的冷靜辨析與客觀認識。營造清明的政治生態環境需持續推進黨的作風建設，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建設廉潔政治。在新時代中，自然生態維護將以法治形式進行，包括與時俱進的生態保護立法、生態危機防治機制建設及自然生態破壞行為追責等，均將依法實施、依法推進、以法保障。因此，實現政治文明，加速經濟騰飛，不能忽視文化繁榮、社會穩定及生態健康。全面依法治國要求現代化國家治理的一切任務都應尊重、遵循法律法規，在經濟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意蘊。

(三)全面依法治國將覆蓋法治社會建設的四個環節

“無論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還是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國體、政體或是基本政治制度，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都離不開社會主義法治?！盵4]在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目標下，全面依法治國包含立法、執法、司法與守法四個環節。只有環環相扣、節節依法、步步協調，才能提高依法治國的信度及效度。在傳統國家治理模式中，對執法監管不嚴、對公民守法教育不夠的情況客觀存在。這也是我國法治社會氛圍遲遲無法形成的重要原因，依法治國的源頭力量在實踐轉化的過程中遭到削弱，大打折扣。因此，全面依法治國體現為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如只講規則，落實乏力，缺少全民守法的整體意志，法治將失去權威性與公信力。因此，全面依法治國應讓規則轉化為現實，使嚴格執法和自覺守法相互保障、相互促進，建立治國理政的完整法治鏈。

由此可見，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要求具有高度的綜合性，依法治國不是僅僅依靠某一個主體、某一個領域和某一個環節，而是應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對法治社會建設全部環節的共同發力，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協調一致的法治化管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對現代化國家治理模式的統籌性思考，關系到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全局和根本。因此，全面依法治國不應完全側重于依法行政、依法執政等任何單一環節，特別是在新時代多風險并存的社會環境下，全面依法治國要求治國理政的一切事務都應以法治要求和標準為紅線。在綜合建設的過程中，正視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以及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建設之間的地位差異，既滿足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要求，又應在全面中兼顧重點和次序。

四、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

關于無產階級政權建立以后國家該如何治理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應實行無產階級民主制，認為在組織形式方面，無產階級民主要堅持“議行合一”的基本原則。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政權本身，在政治上不僅僅是表達無產階級意志的機關，更是將這部分意志轉化為實踐的機關。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按照馬克思“議行合一”的原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應是國家治理的多元主體和第一主體。全面依法治國的實施為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治理民主權利的實施提供了保障?！皣抑卫憩F代化的要素之一就是法治，法治體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內容。從強調國家統治到強調國家治理現代化，符合人類政治發展的一般趨勢?！盵5]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合理狀態之一是全民參與、科學管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依靠全面依法治國來加速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創新。

(一)全面依法治國促進了國家治理理念的創新

全面依法治國是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發展形勢下，提升治國理政的時代性與創新性的重大選擇。也是黨領導人民群眾推進現代化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國的提出對國家治理理念的創新提出了迫切要求。國家治理的各項工作顯現出法治性、民主性特征，傳統行政干預及社會管理的陳舊理念被摒棄，實現了法治社會視閾下國家治理精神層次的升級。國家治理理念的法治化轉變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探尋和參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6]。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只有選擇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根基的全面依法治國理念，才能使治理實踐適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和社會建設的客觀需要。國家治理法治理念的形成將從內生角度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動能，從而使依法治國理念與國家治理理念進一步糅合，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礎。

(二)全面依法治國促進了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

在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國家治理的主體從“一元”向著“多元”轉變，同時各個治理主體的治理角色、治理權利將得到依法保護和制度確認，充分體現出全面依法治國下國家治理的民主性。全面依法治國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調動一切社會和人民力量行使國家權力、管理國家事務的實踐過程與制度頂層設計。是在黨的依法領導下的全國各族人民、武裝力量、國家機關、民間組織、社會團體、各政黨、企業事業單位等主體，嚴格遵循國家法治原則和法律規定共同治理國家、維護社會有序運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單向度的政府主導行政管理模式將會被打破，每一個國家公民和組織力量都有依法承擔參與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各項發展事務的權利、責任與義務。全面依法治國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創新的源泉，進一步增強了國家治理的動態性和靈活性，真正建立系統治理、多元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以及綜合治理的治國理政新模式。

(三)全面依法治國促進了治理機制的優化和升級

首先，依憲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成為國家治理機制建設的基石。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機制，使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模式更加成熟和完善，必須要圍繞“依憲治理”這一根本核心，積極維護依法治國視閾下國家憲法的權威，將憲法的制度性要求融入國家治理機制建設之中，促進國家治理機制的升級。其次，全面依法治國的規范功能有益于國家治理機制的現代化轉變。馬克思曾指出：“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手段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盵7]176全面依法治國通過授權性規范、允許性規范以及禁止性規范等多種形式，使國家治理機制更具規范性與功能性。理順了國家治理機制內部主體、制度保障、職能劃定以及責任追認等多環節的法治邏輯性。依法規定國家治理機制內部的權利、義務、行為模式、行為后果，同時進一步規范治理程序法規和實體法規范。使依法治國視閾下的國家治理機制邏輯嚴謹、體系協調。再次，全面依法治國降低了國家治理對于以往目標責任制的依賴。目標責任制主要是運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動國家治理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但作為國家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目標責任制也應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加強創新。全面依法治國的實施使目標責任制的內涵中包含了更多的法治因素，法治目標增加為目標責任制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不再完全依賴自上而下的責任制度，而是一切以法治為準繩，國家治理的所有實踐都可在國家法治體系中尋找依據，使目標責任制逐步向著法治化、現代化的方向轉變，最終實現國家治理機制的時代創新與發展。

總之，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善治”的理性選擇，具有深遠的政治意蘊，體現出高遠的政治維度，彰顯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內涵。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的目標下，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以法治推進中國夢的時代進程，加強從嚴治黨的法治內化，不斷促進現代化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形成，使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維度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得到體現，讓法治文明的普遍原理最終發揮出更加卓越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