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西北邊際化農地宏觀診斷研究
——以山西省右玉縣為例

馬 進，安祥生

（太原師范學院，山西 太原 030619）

農業生產用地又稱農地，作為農地邊際化研究的主要對象，對于其分類定義在學界和在實際不同農業地區存在著差別。常見的耕、林、草、牧、園等地是其廣義內涵，狹義上的農地只指耕地，而農業生產條件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差異，農地的分類也會因地制宜。雖然農地在分類定義上存在著差別，但核心內涵耕地、林地與草地卻被學術公認，同時也作為本文研究的重心。不同學者對于農地邊際化這一專業名詞的定義和理解存在異議，這是由于農地的邊際化現象不論在概念還是內涵上都充滿了層次性和動態性，所以迄今為止，學界對于農地邊際化這一概念沒有一個普遍的認同[2]。本文認為，農業土地邊際化宏觀理解為Earnings（收益）、Yield（產量）、Sown area（播種面積）三項指標下降和（Economic productivity）經濟生產力的消失，是E-Y-S-E下降消失的過程，也是農業土地利用與大的社會經濟結構下，社會、經濟、政治、自然等因素共同驅動的過程。究其本質，農地邊際化是指農地在利用過程中產生微小效益或無效益甚至虧本，是其純收益小于或者等于零的情況。并且在隨后的農地使用中，觀察到諸如播種面積減少和集約度下降等特征，便可初步判斷出農業土地利用的邊際化現象已經出現。

一、研究區概況

朔州市右玉縣座落于山西省西北邊陲，地勢呈南高北低，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1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約11.55萬人口。右玉縣城鎮人口占全縣總人口比重的53%，鄉村常住人口比城鎮人口略少，占右玉縣總人口比重的47%。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十幾屆縣委、縣政府大力植樹造林、退耕還林、舍飼圈養，境內有林面積逐年增加。右玉縣自然資源豐裕，交通便利，作為“兩省三市五縣”的交匯處，一直促進著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少數民族草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右玉縣轄右衛鎮、新城鎮、元堡子鎮、威遠鎮和丁家窯鄉、李達窯鄉、高家堡鄉、楊千河鄉、牛心堡鄉、白頭里鄉4鎮6鄉。鄉鎮下設361個自然村、321個行政村。主要農作物有玉米、蕎麥、谷子、胡麻、小麥等，是全國小雜糧基地縣之一。據2016年右玉縣統計年鑒數據，全縣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了128 127.9萬元，同比增長了3.01%。其中：農業產值28 867.1萬元，同比下降0.93%；畜牧業產值72 212.1萬元，同比增長4.07%；林業產值24 724.7萬元，同比下降21.74%；漁業產值184萬元，比上年增長19.48%；農村住戶獲得的經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后的收入6 588元，同比增長6.60%。

二、宏觀診斷農地邊際化的方法

（一）數據來源

數據獲取途徑包括查找《山西省統計年鑒》、《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右玉縣統計年鑒》、山西省國土資源局和右玉縣農業局。本文選取的相關指標全部以公頃為單位進行計算（包括凈產值、農業產值合計、農業產量、勞動力成本和生產總成本等）。

基于以下考慮，將研究時段定于2000—2016年：一是從2000年后，右玉縣的農業土地制度和政策相對穩定，有助于研究農地利用的變化問題；二是17年的時間跨度更能反映出農地利用所產生的各種問題[3]。

（二）指標體系

診斷農地邊際化的三大可操作指標為農業用地的純收益、集約度和播種面積指標[4]。通常來說，農地在利用過程中產生微小效益或無效益甚至虧本，是其純收益小于或者等于零的情況。并且在隨后的農地使用中，觀察到諸如播種面積減少和集約度下降等特征，便可初步判斷農業土地利用的邊際化現象已經出現。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將診斷農地邊際化現象的過程分為以下步驟進行：

1.轉換價格指數

為了消除年內價格上下浮動和通貨膨脹的影響，我們將本論文中所使用的涉及到價格的數據均進行了轉換。（以2000年為基準年）公式：

式（1）中，M-轉換后數據，N-轉換前數據，D-總價格指數。

2.診斷區域土地利用的表現特征步驟分為兩步，使用轉換后的數據計算

第一，診斷集約度的變化特征。集約度是指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的數量[5]。投入量越高則集約度越高。土地的集約方向取決于土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交通條件、社會生產力水平、人地比例等。公式：

式（2）中，I表示集約度；F表示經營面積；A表示勞動工資；Z表示經營資本利息；K表示資本消費額。

然后，計算集約度的年際增量（ΔIi），公式：

式（3）中，Ii為第i年農業用地的集約度；Ii+1為第i+1年農業用地的集約度；ΔIi為農業用地的集約度年際變化。

第二，分析播種面積的變化特征。公式：

式（4）中，Fi為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Fi+1為第i+1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ΔFi為播種面積的年際變化。

3.計算農業用地單位成本平均純收益及其年際變化增量[6]

首先計算單位成本平均純收益（ARi），公式：

式（5）中，i用于農業用地的年份（i為 2000年，2001年，…，2016年）；Ci是當前用途下投入的總成本；Ri是當前用途下的純收益；ARi是當前使用的每單位平均純收益。

然后計算年際變化增量（ΔARi）。公式為：

由于過去17年數據收集的困難，農業土地使用的成本僅包括勞動力成本和物質成本等生產性成本，其他非生產性成本被忽略[7]。因此，農業用地的邊際化現象中會出現純收益小于等于零的情況可能微乎其微，而僅僅可能出現純收益下降的情況，年際增長也將出現顯著的下降或負增長。所以，我們在宏觀診斷農業土地的邊際化現象過程中，將純收益小于等于零的判斷標準修正為純收益顯著下降，無效益甚至虧本，并且在隨后的農地使用中，觀察到播種面積減少和集約度下降等特征，便可初步判斷出農業土地利用的邊際化現象已經出現。

（三）指標權重

為了詳細精準地闡釋農業土地邊際化的程度，我們利用農地的總收益、純收益和實際產出三個決定因素進行綜合指數運算，構建農地的邊際化程度值[8]。步驟為：

1.首先，規范農地邊際化的影響因素（標準化）：

式（7）中，Pij是標準化后的值；Xij是各指標因素的實際值；j=1，2，…，m，是因子數；i=1，2，…，n，是因子的個數。

2.確定指標因素的權重，使各個指標因素的標準化值與權重相乘，再累加：

式（8）中：F（w）是農地邊際化的程度值；Wi是準則層的權重；Wj是指標層各指標的權重；Pj是評價指標標準化值；n是評價準則層的數量；m是評價指標數量。

3.通過一系列計算，將標準化后的值通過變異系數來確定三個指標因素的權重，公式為：

式（9）中，σi是第 i項的標準差；是第 i項的平均數；Vi是第i項的變異系數。

4.各項指標的權重為：

三、診斷右玉縣農地邊際化結果分析

（一）集約度的變化特征分析

從2000年以來，右玉縣農地利用的集約度整體上呈波動提高趨勢，2000—2001年迅速下降，從2001—2004年是較快提高過程；然而，在2004—2005年驟然下降，2005—2007年有小幅度上升，但2007年之后到2009年又處于下降趨勢，從2009—2013年有大幅度上升趨勢；但從2013年之后又緩慢下降。

圖1 右玉縣農業用地集約度及年際增量圖

比較圖1與圖3，可以發現兩個指標因素有很好的對應關系，然而集約響應時間的程度落后于純收益。在2003—2005年，當平均純收益下降時，農用地的使用顯示出明顯的邊際特征，這時的經營者將普遍減少未來農業用地的成本要素投入，從而減少農用地的集約利用。這就是農地利用集約度在2004—2005年下降的原因。同樣，2006—2009年平均純收益大幅減少，農業用地的集約利用也從2007年減少到2009年。根據農民的實際反應來看，這一過程存在著滯后性，一般要經歷三個或更多階段，這其中包括觀望、決策和行動等，而這一過程周期通常是兩年[9]。

（二）播種面積的變化特征分析

從播種面積的變化特征來看，播種面積從2000—2016年17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2001—2004年右玉縣播種面積嚴重下降，雖然在2005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從2005—2011年之間都保持著相對平穩的狀態；從2011年之后驟然下降，2012年之后又相對平穩。

從圖2可以看出，播種面積和平均純收益這兩項指標的波動特征在時間周期上也有規律的聯系，存在明顯的響應關系。播種面積在2000—2001年出現高值之后就持續下降，到2005年停止下降，這與2003—2005年純收益下降相關?？磥?，2010—2012年種植面積明顯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前三年的農地利用平均純收益的降低，2006—2009年的播種面積雖基本平穩，但年際變化增量一直處于負值狀態，如果從時間周期上來看，播種面積比平均純收益滯后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據此我們可以得出，集約度大幅度變化會引起播種面積的變化，前者的時間早于后者，這可能與行為響應過程有關，其中農民通常先減少成本要素輸入，然后減少種植面積。

圖2 右玉縣播種面積及年際增量圖

（三）農業用地純收益的變化特征分析

單位成本的平均純收益在2000—2003年持續增長，年際增量在2000—2002年也為正值，然而，在2003年之后到2005年純收益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年際變化量在2003年和2004年也出現了歷史性的負值，右玉縣農業土地利用近17年來首次出現明顯的邊際化特征。2006年，農業用地平均純收益大幅度增加，是繼2003年之后出現的又一高點，年際增量也呈現正增長，由此可推斷首次邊際化特征暫時消失。從2007—2009年間，農業用地平均純收益連年下降，農地利用的第二個階段邊際化特征出現。2010年，單位成本的平均純收益有所上升，但2011年之后又略有小幅下降趨勢，年際增量為負，有農地邊際化的跡象。2011年之后，平均純收益和年際增量變化平穩。

以上分析表明，右玉縣在2000—2016年間，農地利用的純收益在2003—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3年這幾個時期出現過下降現象；2003—2005年的明顯下降現象持續時間短，下降現象較為突然，具有明顯的邊際化特征，之后有所好轉。2006—2009年平均純收益變化趨勢呈顯著下降的狀態，持續時間較長，程度較深，具有明顯的邊際特征。2010年之后的又一階段由于持續時間短，下降相對平緩，所呈現出來的邊際化特征不明顯。

圖3 右玉縣農業土地利用平均純收益變化圖

基于此，可以認為，在過去17年中，右玉縣農用地的使用在2003—2005年出現了農地邊際化現象；在2007—2009年，發生了最嚴重和持久的農地邊際化現象；在2012—2013年出現的農業土地邊際化跡象趨于緩和，時間短暫，2013年底基本恢復正常，這跟政府有效的治理密切相關，2014年之后農地雖有邊際化跡象，但趨于緩和。為了更加準確具體地判斷說明這幾個階段邊際化的程度，需要從農地利用的純收益、總收益和實際糧食產量入手[10]。

（四）農地邊際化程度值變化特征分析

我們利用變異系數法則計算出總收益、純收益和實際產出的權重分別為 0.36、0.38、0.26。根據綜合指數法和上述權重的計算公式，右玉縣農地邊際化值按表1計算：

表1 右玉縣三個階段農地邊際化程度值表

在表1中，農地利用的總收益、純收益及糧食產量的三個標準值決定了農地邊際化的程度值。單位面積里三個標準值的增減，農地邊際化值隨之增減。農地邊際化值與農地邊際化程度成反比，值越小表示邊際化程度越深。

運用聚類分析法，將邊際化程度值做一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邊際化程度劃分標準表

由表1和表2分析表明，右玉縣農地在2003年前屬于正常農地，從2003—2004年間開始出現初始邊際化現象，這一現象于2005年惡化為中期邊際化；在之后的2007—2009年之間，中期邊際化程度進一步加深；2012年轉為初始邊際化，2013年轉為正常農地，2013年以來，農地雖有初始邊際化跡象，但趨于平穩。

四、結論與討論

近17年來在右玉縣農地利用中出現了三個階段比較明顯的邊際化現象，分別在2003—2005年出現了初始邊際化和中期邊際化現象；在2007—2009年出現了程度最深、時間最長的中期邊際化現象；在 2012—2013年農地邊際化趨勢開始緩和，由中期邊際化向初始邊際化發展，于2013年底轉為正常農地。

（一）農地邊際化出現的原因

右玉縣農業土地邊際化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包括自然條件的惡化、年間自然條件的不穩定以及社會和經濟條件之間的差異等。

首先是自然條件的惡化。右玉縣地處黃土高原，山區面積廣布，許多農地地處溝壑縱橫之中，大量農地質量較差、區位不佳，加之氣候、土壤等自然因素的年際不穩定變化，導致農地非農化進程加快，邊際化農地隨之而來。

其次是勞動力成本的總體上升。當正常農業用地由于勞動力等成本的增加時，農地的生產力和純收益在單位面積上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初始邊際化現象出現（ARi＞0）；隨著農地純收益和生產能力的進一步降低直到即將為零，單位面積的總收入和實際產出處于下降趨勢，中期邊際化現象開始出現（ARi≥0）；持續惡化，單位面積的純收益再進一步持續降低直到其小于零，這將使農地淪為完全邊際化（ARi＜0）。

最后是家庭原因。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大量年輕勞動力被城市吸引，更多人選擇進城務工，農民不愿意種田的現象大量出現，農業勞動力呈現女性化和老弱化，加之農地流轉制度不暢，導致許多農田的閑置；某些邊際化農地之所以仍被農戶耕種和農民生活現狀相關，是由于農民的生活溫飽及就業問題亟需解決，當這一問題得到解決或是有其他方法時，生態條件相對惡劣的耕地，例如陡坡旱地等就會被撂荒。

（二）農地邊際化改善的建議

首先，要從宏觀上防止邊際化現象的發生。完善農地使用制度，改變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弱化邊際化農地限制性因素的影響范圍；然后，對于農戶自身生計問題造成的農地邊際化現象要對其農業生產進行農業補貼，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轉制度，鼓勵流轉、規范流轉、加強流轉，讓農地資源利用更多地集中在大戶手中；最后，要進行積極的生態建設。制定相關的建設政策，強化邊際化農地綜合整治措施，提高農地利用的機械化水平及耕作的便捷性，對于初期邊際化農地，可以運用一些工程技術措施進行土壤培肥等，對于完全邊際化的農地，坡度等自然條件或是耕地質量極差的農地，進行相應的退耕還林還草措施等。

中國農地利用存在很多問題，農地邊際化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的我國就已經出現，所以研究農地邊際化現象有助于在理論上剖析關于邊際化的相關問題，為邊際化現象的發生提供科學的預測和診斷方法，從而對邊際化農地資源的再利用提供科學依據，也為農地流轉等相關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論依據，對于國家糧食安全、農地改革工作及農地撂荒的整治都有重要的啟示。然而，該研究僅僅對山西省右玉縣近17年來農業土地的利用是否產生了邊際化現象進行了宏觀上的計算與判斷，在研究具體區域具體時間段的差異規律時，還需要結合更多的因素資料綜合分析來進一步完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