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發展困境與對策研究?

◎ 陳燕飛 吳舒倩

提 要：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機構建設有利于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保證社會公共文化決策反映社會的需求。博物館是最重要的公共文化機構，民辦博物館因其藏品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成為公辦博物館的有益補充。本文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幾家民辦博物館，通過實地調研、館主訪談等形式，深入探索杭州民辦博物館的生存現狀，一窺當下杭州市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機構建設的現狀，并結合“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背景，設想提出使民辦博物館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解決方案，增強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的“活力”。

自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通過興辦實體、資助項目、贊助活動、提供設施等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這一決定日益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必然會促使社會力量更為積極地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中。浙江省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民營經濟尤為發達，杭州市作為浙江省的省會城市，依托良好的經濟基礎，在公共文化建設中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其中出現了眾多由個人或企業出資建設的民辦博物館[1]。

一 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發展的基本情況

杭州的博物館事業可追溯到1929年6月，首屆西湖博覽會開幕，并在同年11月建立了西湖博物館，后改名為浙江博物館。1911年到1949年，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得到了初步發展，為新中國成立后博物館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統一管理文物，對民間文物流通造成了一定影響。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中國大地上沒有一座民間博物館。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開放環境促進了民間博物館事業的發展。1982年發布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從制度上規范民間收藏，體現了政府對民間收藏態度的轉變，提高了民間收藏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一些收藏家樂于將自己的藏品與相同愛好者交流，向社會展示，逐步形成了民間藏館。90年代，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經濟的發展，推動私人博物館的增加。由此，民辦博物館掀起了發展浪潮。

杭州作為八大古都之一，人文歷史氣息濃厚，擁有豐富的地方特色資源，在此基礎上，杭州市民辦博物館事業走在全國前列。譬如1991年建立的杭州胡慶余堂中藥博物館，其蘊含的豐富中藥文化內涵和精湛建筑藝術吸引了眾多海內外游客，有力地傳播了中華文化；1993年建立了杭州高氏照相機博物館，該館自成立以來接待了不少國外人士，在中外民間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1999年成立的杭州世界錢幣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家展出國內外錢幣的民間博物館。

進入21世紀，民辦博物館的社會和制度環境越發良好。2002年10月，經修改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重新公布實施，2006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博物館管理辦法》，2014年、2015年分別頒布了 《關于民辦博物館設立的指導意見》和 《博物館條例》……這些法規的出臺都為全國的民辦博物館建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近年來，杭州市政府也頒布了相關法規政策來保護和扶持民辦博物館，促使民辦博物館更好更快地成長。到2016年底，杭州市正式登記注冊的民辦博物館共有16家，占杭州市博物館總數的29.6%。

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發展勢頭良好，其中也不乏已經淡出人們視野的民辦博物館，例如都錦生織錦博物館、南宋錢幣博物館、剪刀博物館。這三家博物館均創立于20世紀90年代，是杭州市最早的幾家民辦博物館。民辦博物館雖然不斷注入新的血液，但是部分民辦博物館的消失也令人惋惜。

表1 2015年杭州市正式登記注冊的16家民辦博物館建立時間[2]

二 杭州市民辦博物館運行機制調查

唯有創新發展民辦博物館運行機制才能實現民辦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研究運行機制非常必要。民辦博物館的運行機制主要包括管理體制、運行經費、公共服務三大板塊。下文內容的撰寫基于文獻整理和對民辦博物館館長[3]的采訪。

（一）管理體制

在公共文化機構推行組建理事會，是管理權與所有權相分離的一種新的管理理念的體現。1963年，英國國會通過了 《大英博物館法》，規定“大英博物館理事會”為大英博物館的法人團體，擁有管理權，開了博物館理事會制度之先河。在我國，2008年實施的全國公共博物館定級與評估制度，就明確鼓勵博物館根據自身條件組建理事會；2011年，國家文物局曾發文要求“公共博物館紀念館要逐步實行理事會決策、館長負責的管理運行機制”[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明確不同文化事業單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績效考核機制。推動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等組建理事會，吸納有關方面代表、專業人士、各界群眾參與管理”；2015年的 《博物館條例》博物館章程中指出“組織管理制度，包括理事會或者其他形式決策機構的產生辦法、人員構成、任期、議事規則等”——強調博物館應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健全有關組織管理制度。

通過調研，筆者發現，杭州一部分民辦博物館館長既是藏品的征集者、保護者，又是博物館的講解者、管理者。不論是日常的行政，還是收藏與展覽，文物保護與修復，或者是教育活動都由館長一人負責。雖然普遍都建立起了博物館理事會，但理事會往往沒有產生實質性的作用，只是名義上的理事會。這些博物館通常是由博物館館長私人建立，人單力薄，如杭州眼鏡博物館就沒有建立理事會。

另一部分博物館如萬事利絲綢文化博物館、江南錫器博物館等相對規范化，建立了相對“標準化”的博物館理事會。江南錫器博物館更是與南宋官窯博物館結對幫扶，從公辦博物館吸收管理經驗。

（二）運行經費

博物館的資金來源通?？梢苑譃槿糠郑赫斦С?、社會贊助、博物館自身的經營收入和投資收入。而民辦博物館不同于公辦博物館之處就在于政府的資金支持幾乎是零。作為公益性的事業單位，民辦博物館不論是建館還是運營依靠的都是自身的力量和社會的幫助。西方的博物館因為財政撥款不多，往往是依靠捐贈和開發文化產品的形式募集資金。近年來關于支持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事業的政策陸續出臺，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 《決定》指出“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通過興辦實體、資助項目、贊助活動、提供設施等形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國家文物事業 ‘十三五’規劃”也提出至2020年“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政策、體制仍不完善，社會力量很難參與到博物館的建設中去。

民辦博物館多是由個人或是企業建立。個人出資建立的博物館往往是依靠館長個人的財產在維持博物館的運營。而由企業建立的博物館則依靠企業資金得以發展。在社會募捐上，不論是企業還是個人興辦的博物館都是相對空白。

（三）公共服務

博物館是重要的教育陣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 《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強調“要充分發揮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群藝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強化文教結合，完善博物館青少年教育功能，定期開展博物館中小學生教育活動，推出一批博物館教育精品項目和示范活動”。

公辦博物館通常是綜合性的博物館，面向的是社會大眾，而民辦博物館出于其自身特色，作為專門性的博物館，其受眾往往是特定的人群。但是民辦博物館也同樣蘊藏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應該同樣發揮其公共服務的作用。例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杭州高氏照相機博物館舉辦了世界反法西斯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照相機展覽；為迎接杭州2016年G20峰會，又舉辦了“黃履的夢——照相機展覽”，展示嘉慶年間的杭州才女黃履發明的“錢塘鏡匣”（照相機的雛形），宣傳杭州才女在攝影方面的突出事跡。其展覽契合時機，很好地實現了以活動促宣傳、以活動促教育的目的，不僅留住了其特定的受眾群體（攝影愛好者），更是將教育滲入社會大眾。

博物館不是堆積文物的倉庫，也不是科研的圣地，而應該是為社會大眾服務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應該依托博物館自身的文化資源，聯合個人、媒體以及社會的力量，將公共文化傳遞給社會大眾。

三 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發展困境

（一）場地不足，資金匱乏

民辦博物館不同于公辦博物館的重要一點在于，它是“由社會力量利用非國有文物、標本、資料等資產依法設立并取得法人資格，向公眾開放的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機構”，它的建立者大多是私人或者企業。

而促使這些收藏家建立民辦博物館的重要原因在于館長的“歷史情懷”或者“文物情結”。浙江省第一家私人辦的圓木博物館（東方圓木博物館）館長胡興法介紹說，“辦這個博物館是因為自己的愛好，在當今，圓木已經沒有什么使用價值了，走進博物館讓更多的人知道這門手藝，便是它最好的歸宿”。而杭州眼鏡博物館、江南錫器博物館、杭州高氏照相機博物館也都表示一開始建立屬于自己的博物館都是因為“愛好”，同時也想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給大家，把文化傳承給下一代。這是民辦博物館建立的最初原因，但這也造成了民辦博物館資金匱乏，只能依靠館長自身的財力、物力建設和運營。

“弄堂里的博物館”是對民辦博物館的最真實的概括。它們或是隱藏在居民住宅區里，或是散布在狹窄的巷子里，抑或被遮蔽在企業的角落里。場地的限制，造成了民辦博物館難以“做大做強”；無處擺放的文物，難以真正地釋放出那一份屬于歷史的美感。而建立起這些博物館后，由于博物館支出費用的繁多，資金成了其生存最大的難題。政府每年的財政撥款雖較前幾年有了較大的提升，但對于龐大的維護費用來說，只能算是鳳毛麟角。杭州高氏照相機博物館高繼生館長戲謔地表示自己是“啃小族”，每年兒子給他十萬元支持他的博物館建設，即使這樣還是依舊難以維持生存。為了籌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照相機展覽”，高繼生館長只能忍痛拍賣了自己收藏的字畫。而以企業為依托的眼鏡博物館，在資金越來越匱乏的時候，只能選擇將自己的博物館不斷縮小來維持自身的發展，展示企業文化。

資金問題是博物館發展的重中之重，如何解決民辦博物館的資金問題，是博物館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二）人才緊缺，文物難修

博物館的運營不同于一般的企業運行，在日常的展覽之外還需要開展精細的保護工作。而這樣的保護工作，急需“博物館人才”。國家文物局發布的 《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指出，將大力進行博物館人才的培養，推進“文博人才金鼎工程”[5]，由此可見博物館人才對博物館發展的重要作用。而民辦博物館資金沒有公辦博物館雄厚，待遇自然也沒有公辦博物館好，因此民辦博物館人才緊缺也是其發展遭遇瓶頸期的重要原因。通過對這幾家民辦博物館的調研，筆者發現這些博物館大都是“四位一體”，博物館館長既是藏品的管理者、講解者，也是保護者、修復者。由于館長的時間以及精力有限，很多文物都無暇顧及。同時，高繼生館長指出，“由于藏品的特性，在許多藏品的修復方面不得不聘請專業的人員”。所以，民辦博物館的人才緊缺問題尤為嚴重。

同時，由于場地的限制，許多藏品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展示，它們只能被擠在某個角落里，或者是堆砌在倉庫里。而江南的梅雨季節對文物的損壞尤其嚴重。民辦博物館沒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因此它們很難有很好的通風系統和防潮系統，加之缺少人才支持修復文物，很多藏品漸漸地成為“殘品”，甚至成為“廢品”，這對文物來說是一項很大的損失。有館主也指出，政府部門應該舉辦文物保護培訓班，讓民辦博物館人員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能夠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

（三）關注偏少，亟待扶持

民辦博物館“藏”在民間，其社會的關注度遠遠不及公辦博物館。2008年，杭州市為發展青少年教育，開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開展了杭州市青少年學生第二課堂行動計劃。中小學生利用假期時間深入博物館開展第二課堂活動，大大地提高了公眾對公辦博物館的認知度。而民辦博物館由于本身選址不如公辦博物館，大多處在“郊區”，訪問的人數明顯偏少。

同時，電視、報紙等媒體在宣傳博物館時，民辦博物館的出鏡率明顯較低，大多也都是言說民辦博物館的“尷尬”處境，以及發展的艱難，未能把民辦博物館自身的特色、優勢以及舉辦的展覽等做一些“正能量”的宣傳。而在自媒體發展的今天，很多公辦博物館都建起了宣傳自己的公眾平臺以及微信、微博等，而民辦博物館館長大多數年齡比較大，難以緊跟時代的潮流，不會使用網絡，也沒有資金、精力去建設和維護這些網站。雖然館長們都懷有一份“愿望”，卻終究難以實現。

2016年，杭州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意見和政策。館長們也表示省政府、市政府、區政府每年也會撥一些款項給民辦博物館，但是經營民辦博物館不同于企業，沒有收入，只有支出，而這些撥款也只能彌補日常的開銷和文物的修復，這樣的收支不平衡，導致了民辦博物館難以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民辦博物館在依托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的同時，要想長遠發展，必須要增強自我造血的能力。

（四）時代挑戰，功能欠缺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博物館大多效仿蘇聯的建館模式，這樣的模式對當時中國的建館體系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但是隨著當今社會的發展，“互聯網+”“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該模式需要順應歷史潮流做出一定的改變。

民辦博物館的功能大多還局限在陳列、展覽等方面，其單一的運營模式，難以適應時代的挑戰。在許多公辦博物館中，單純的博物館已經慢慢地向“復合型”的博物館轉移，比如騰訊與故宮博物院合作開發游戲、國家博物館入駐天貓商城等。在文化產業興起的今天，國家也大力推進文博創意產業的發展。雖然民辦博物館大多都有這樣的意識，卻因技術、資金等原因未能很好地開發這一塊產業。

多樣化發展是時代的要求，在走訪的幾家民辦博物館里雖然也有像高氏照相機博物館多次舉辦展覽、江南錫器博物館舉辦學術活動、眼鏡博物館依托眼鏡行業展示企業文化、圓木博物館承辦“第二課堂”等多種形式展開活動，但是這樣的功能挖掘遠遠不能適應當今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這方面，民辦博物館還需要積極探索，建立復合型的博物館，促進多元化發展。

四 杭州市民辦博物館發展對策

杭州民辦博物館事業仍在蓬勃發展，而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成為促進民辦博物館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難題。針對上述問題，基于國家“傳承中華文明”的要求，以及“互聯網+”時代的背景下，抓住博物館由博物館的衍生品向文博“IP”轉型的機遇，積極建設民辦博物館文化PPP模式，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筆者設想提出以下發展建議，希望能為民辦博物館的發展出一份力。

（一）自我造血，創意文化

民辦博物館雖然已經在法律上和公辦博物館取得了相同的地位，但是政府部門對民辦博物館的資金投入遠不及公辦博物館，而“民辦”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性質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民辦博物館應該有著比公辦博物館更強的“自我造血”功能。

以往的博物館的運營就像是一個“黑洞”，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據四川省建川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建川博物館在成立之初，完全處于虧損的狀態，而在后期建川博物館通過文化產品的研發、與旅游業的合作，漸漸地能夠實現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一民辦博物館的成功經營對杭州的民辦博物館乃至全國的民辦博物館都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重視開發文物創意產品。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尋求和互聯網合作，拓寬博物館自身的融資渠道。單一的文物衍生品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文物的衍生品應慢慢地向文博“IP” （知識產權）轉型，設計屬于博物館獨有的“標志性”產品，將文物融入產品的設計，研發文化融合型產品。而這一設想的完成，也要和文創企業大力合作，共同開發文物創意產品。在 《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國家文物局提出“到2020年，打造50個博物館文化創意產品品牌，建成10個博物館文化創意產品研發基地，文化創意產品年銷售額1000萬元以上的文物單位和企業超過50家，其中年銷售額2000萬元以上的超過20家”的目標，民辦博物館擁有獨特的文化資源，在這樣的機遇面前，更應該加大文物創意產品的開發力度，以期實現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

初步形成民辦博物館產業鏈。民辦博物館應該將自己的活動范圍擴大，而不僅僅是局限于單一的陳列展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讓文物活起來”，這就要求博物館應該將自己的視野延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諸如：地鐵站、社區、商場等。此外，博物館可依托自身的館藏資源，和旅游、游戲、科技、文化等產業融合，形成產業鏈，促進融合型的文化產品開發。同時博物館可以在政府的幫助下，建設“博物館群落”，將多個博物館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集群效應”，擴大影響力。與此同時，博物館的資金問題也能得到一定的解決，在融合中獲取資金，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政策支持，人才傾斜

政府是民辦博物館發展的堅強后盾，而當前國家層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促進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政策，但是地區層面的卻比較少，因此縣市級政府應該在結合當地實際的基礎上，出臺更為具體、細致，切實能夠支持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方針、政策。

加強對民辦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培訓。文博人才是整個博物館良好運行的基石，而民辦博物館卻較少能夠得到文博人才的青睞，因此民辦博物館在管理、講解人才上往往是缺失的。政府如果能在加強對民辦博物館管理的同時，對民辦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工作人員給予一定的培訓無疑會對民辦博物館帶來巨大幫助。

建設透明、公正的融資平臺。早在2014年國家財政部就提出“要加快促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簡稱“PPP”）的形成[6]”，而這一模式對民辦博物館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政府應建設一個透明、公正的融資平臺，以此來為民辦博物館籌集資金，讓社會資本流入民辦博物館。

（三）多邊合作，傳承文明

博物館在發展過程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周邊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個好的博物館能振興一個城市，這就是“畢爾巴鄂效應”，這也是博物館的奇跡。民辦博物館駐扎在民間，是民間文化的象征，加強民辦博物館與基層社區、學校、公園的結合，能帶動這個地區的文化發展。

加強民辦博物館與周邊的聯系。坐落于郊區的民辦博物館，可與所在街道、社區聯系，開展一系列豐富當地居民的文化活動，將博物館融入居民生活，在豐富民眾生活的同時，也增強自己的影響力。民辦博物館可加強與學校的聯系，不僅僅依托“第二課堂”實踐活動這樣的形式，還可與周邊的高校合作，舉辦講座，為大學生講解文物知識。周邊高校若有文博專業，則可和學校合作，促進人才流入民辦博物館，挖掘藏品的附加值，同時也為文博專業的學生提供實習基地。另外，民辦博物館可和媒體合作，發揚自己的“正能量”，不再是以一種“難以生存的尷尬境地”出現在民眾的視野中，讓民眾想去、愿意去、樂于去民辦博物館，領略和公辦博物館不同的藝術魅力。

與“互聯網+”結合傳承文明。中華民族的文明源遠流長，作為一個文化大國，中國歷來重視傳承傳統文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 《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也指出要“大力發揚中華人文精神”[7]。文物就是中華人文精神的最好載體。江南錫器博物館陳建明館長指出，“一件文物其實反映的是古人們的生活態度，這些是他們的審美追求、生活理想，蘊藏著他們對子孫的祝?！?。文物是歷史的見證者，民辦博物館擁有不同于公辦博物館的文化資源，蘊藏著獨特的“民間”的藝術氣息。而在互聯網時代下，將文物實現數字化，能更好地利用好民眾的“碎片化”時間，了解藏品的最新信息，促進文明的傳播。

民辦博物館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杭州的民辦博物館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民辦博物館應該根據當前的時代背景，在政府的引導下，逐步實現“自我發展”，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杭州市多數民辦博物館的運營都面臨資金困境，尤其是由個人建立的民辦博物館。但是，即使是面臨如此困境，這些博物館館長依舊堅守著博物館。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機構建設，政府不僅要在政策上給予規范，還需要提供適當的政策優惠，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機構的建設提供公開透明的平臺，實現公共文化機構的可持續性發展。

注 釋

[1]2015年 《博物館條例》及國家的政策文件更傾向于使用“非國有博物館”這一概念，但筆者認為，“民辦博物館”這一稱謂能夠更好地反映這一類博物館的特點。因此，本文將沿用“民辦博物館”這一稱謂。

[2]建館時間，而非在文物局、民政局登記注冊時間。

[3]分別是杭州高氏照相機博物館館長高繼生、杭州東方圓木博物館館長胡興法、杭州江南錫器博物館館長陳建明、杭州眼鏡博物館負責人周峰。

[4]《關于進一步做好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2010。

[5]《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2017。

[6]《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2014。

[7]《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