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設計的名義關注紀念改革40周年的命題

金 磊

2018年，令世界矚目的中國改革開放步入“不惑之年”。40年前，鄧小平以一句中國“有被開除出球籍的危險”警醒全社會，它要求全民要認識到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有著極端緊迫性。如果說過去40年的改革主要是“破”，那么未來30年的改革重任主要是在“立”字上做文章。城市建設的發展是中國改革的映射，以規劃設計的名義省思改革是件內涵豐富且深刻的事。

一、四十年改革“大事件”需要思想再解放

無論從社會視角還是對改革價值的認知，中國改革40年的事件“圖譜”很重要且有代表性：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講話；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独碚搫討B》60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經胡耀邦同志審定發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11月-12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的總結報告，實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2月22日的全會公報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

·2008年5月8日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光明日報》社召開“紀念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30周年”座談會。

由《光明日報》發起的一顆認識的火星，此刻已在中國大地上，燃成一片智慧、勇氣與信心的燎原火焰。與不少同行在一起聊建筑評論應該如何擔當起時代命題時想到，中國改革的城市化命題從何處尋，面對文化精神是城市核心競爭力，城市演變的格局與規劃師、建筑師的創作構建不同的話語體系，我們有必要針對如下理由去反思改革：

·1979年6月，國家計委等部門發出《關于勘察設計單位實行企業化取費試點的通知》，這是1949年后中國首次實行設計收費制；

·1980年3月，國家建委印發《全國勘察設計單位進行登記和頒發證書的暫行辦法》，這是1949年后中國首次對勘察設計單位實行登記頒發證書的準入制度；

·1980年6月7日，國家建工總局頒發《直屬勘察設計單位試行企業化取費暫行實施辦法》，這是設計打破“大鍋飯”的第一個法定文件；

·1984年4月，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印發《關于健全總工程師制度的暫行辦法》，明確在設立總工程師建筑設計單位還可以同時設置總建筑師；

·1988年7月25日，建設部印發《關于開展建設監理工作的通知》，標志著我國建設監理制度開始建立；

·1990年，建設部公布第一批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名單，共120位專家當選，建筑設計行業有20人當選；

·1992年1月1日，建設部、外經貿部印發《成立中外合營工程設計機構審批管理的規定》，鼓勵中外設計機構、開展國際工程合作業務；

·1993年11月4日，建設部印發《私營設計事務所試點辦法》；

·1994年9月29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工程勘察設計單位改為企業問題的批復》，正式開始勘察設計機構改企工作；

·1995年9月23日，國務院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建筑師條例》；

·1998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正式實施；

·2000年，首屆“梁思成建筑獎”評出，9位專家當選；

·2009年1月，由《建筑創作》雜志社主編的《建筑中國30年（1978-2008）》正式出版，此部專著為全國建筑設計行業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編著的唯一一部專著；

·2014年9月，由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師分會、中國文物學會20世紀建筑遺產委員會共同主辦“反思與品評——新中國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學術討論會，此舉為建筑設計界的重要學術活動之一；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對當前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今后的發展方向給予了明確指示，強調城市建設必須尊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適用、經濟、綠色、美觀”的新八字建筑方針等；

上述事件“圖譜”的梳理，令人聯想到許多，至少涉及如下方面：

其一，要認識到，在中國幾個標志性大城市，從來不缺建造一座宜居之城的激情，現在尚缺少的是建構良性制度的大環境，之所以中國改革40年的城市化命題重要，是因為我們要杜絕再出現“找不到根”的建筑，除了經濟驅使所造成的文化真空外，更深層的原因是利益不均衡所導致的城市建設失序與無哲學之思，在光鮮亮麗的建筑背后，充斥著盤根錯節不成體統的建筑項目與“欠設計”的房屋。

其二，中央及住建部都明示“建筑評論”是個好機制，建筑評論重在要用事實說話，大膽反思浮躁年代出現的城市“胎記”。如歷史給了深圳一種世界文化，新華社記者將深圳的改革文化總結為：海洋人的“開放文化”；認同感的“存在文化”；向前發展轉化的“價值文化”。城市與建筑、思想與學術、作品與事件的40年，重在認真面對已過“不惑”之年的諸多挑戰。

其三，2015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曾出版《社會之霾——當代中國社會風險的邏輯與現實》一書，其價值在與它從“天人合一”哲學觀出發，以“自然之霾”到“社會之霾”的共同性為引，將中國改革問題視作“原點”，以歷史的視野，求真的精神和嚴謹樂觀的態度，剖析為什么城市過度膨脹，為什么難尋找世外桃源？正視城市化發展的社會之“霾”，重在認知并化解社會風險，找準其表現形式及原因癥結。

改革奔涌向前，歷程值得銘記。前不久，中國首家“改革開放博物館”——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正式對外亮相，它使還原時代記憶、展于今世、傳之后人成為可能。紀念改革40年，重在推出有創新意義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實招?？v觀這40年，這已是一條汰舊立新、攻堅克難的法則，需要我們以更大的魄力推促改革、擴大開放，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穩中有進，珍視這個歷史節點的到來，改變與成就、反思與再前行就是最好的紀念。思想解放與深化改革總是相互激蕩彼此成就的，改革恰似逆水行舟，要想不后退，只能呼喚不斷的思想動能。思維何以會被禁錮？一個重要原因是，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在習慣的區間中重復自己，不論對行業、對個體這是極其危險的。思想是總開關，沒有思想上的“破冰”，就難有行動上的突圍與“春天”，必須要克服種種抵觸癥及影響行業發展的理念遲滯。

二、“以設計的名義思考并紀念改革”離不開理念的再清晰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1805-1859）在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一個在當下仍流傳的謬誤即，一個政權“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便是著名的“托克維爾悖論”?，F實中似乎也找到相關驗證如中國大明王朝崇禎改革、清末的新政都曾導致政權的傾覆，這些片面的例子，似乎為不改革找到了借口。中國改革史及戰略史專家雪珥新作《國運1909——晚清帝國的改革突圍》（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所表達的是改革面對的是沒有“劇透”的歷史，如果說“文人史”不乏燦爛者，但多借史抒懷，而“改革史”之特殊題材是令人經世致用的。因為找出改革的出發點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使命而非僅僅是結果；此外，改革的著力點必然是問題，任何離開問題的改革史是臆想。中國屬改革大國，改革的“文明早起”有著豐富的改革實踐，問題在于“改革與革命”賽跑中，要讓改革跑過革命，貴在早些、主動些、全面些，要將真改革在理念上有質的突破。雪珥在書中痛楚地指出盡管時至1909年，改革已經前所未有地成為大清國的全民共識及主流話語體系，可令人難以料到的是：“精心設計的改革，在經過官僚體系的執行后總是會‘爛尾’：明明是利國利民的仁政，最后卻被大小領導轉變為擾民和斂財的工具……大清國這艘巨大的航船行駛至暗礁林立的險灘?！卑倌曛袊母锸?，也是部“石頭記”，但今日已不是晚清穿越之時，改革開放要深入、防范風險更需嚴格，所以不可忽視亦真亦幻、步步驚心的業界改革之勢。

2008年值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時任《建筑創作》雜志社主編的我，策劃了《中國建筑設計三十年（1978-2008年）》（天津大學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為該書寫下定位三句話：

“一本旨在記載三十年設計體制轉折與變遷的書”；

“一本力求影響一段歷史并追求建筑共生融合的書”；

“一本靠故事中的人書寫三十載傳奇與激情的書”。

在今天回顧設計行業發展史即改革史，首先應向改革精神致敬，因為它不僅創造了經典，更傳承下設計改革精神，人們會發現凡可在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就能校驗并砥礪出真正的設計企業家精神。盡管改革40年的今天，于10年前社會環境又大不相同，但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將40年前的設計企業（剛剛開始研究設計收費）解讀為：冰河解凍（主要指設計思想剛剛解放），那么今日中國的國有大型（含民營大型）企業已有機會在國內外設計市場中“行船”，只是設計愈趨高質量發展，設計企業家的精神，貴在創新不止。要看到不少設計企業的經營業態現已調整，如何在單一設計的基礎上豐富設計業類型？如何在設計產業跨界發展后大膽提供世界級“品牌”（如一帶一路沿線）的相關項目；如何在為城市營造時空環境時，用作品推動設計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等，為公眾提供更幸福、更安全，有更高訴求的可持續作品等，本質上都在挑戰設計企業的新改革之策。其本質上是如何從規劃設計上，規避城鎮化建設中不幸福、不安全因子的聚積。

大約五年前就有專家統計：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波濤在創造美好時，也有失序、失衡、失當的“糟糕態”，如平均每2秒，就會增加一位新市民；每一分鐘，就會有30人走入城市“落地生根”；每天，分享城市生存空間、就業機會、公共服務的市民會增加5萬人，每年城鎮人口以近2千萬的數量增長。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力，但核心問題是城市“時空”為這些增加準備了保障措施了嗎？以城市設計為例：深圳是中國最早試點城市設計的試點城市之一。通過對深圳至少35年的城市設計實踐歷程回顧看，確經過了從起步的感性到體系建構的理性，再到人本多元的探索與實踐，實現了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的“雙平臺”，實現了建筑師與規劃師共同參與城市設計的“創舉”。深圳城市設計的主要作用，一是要解決目前城市建設缺乏特色、風格單調、建筑文化缺失等突出問題；二是通過城市設計，達到建設人文綠色環境的目標，以增強城市活力，其規律可歸納為：

其一，特區起步，萌芽與感性的城市設計（1980-1993年）設計項目——可持續社區規劃的早期典范“華僑城”；其二，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深圳全境進入理性、規范的擴張發展期（1994-2004年）設計項目——福田中心區，是城市設計的一次完整體現，并建立了城市設計體系；其三，面對“四個難以為繼”，城市設計在多元、人本及功能提升上著力（2005-2015年）“四個難以為繼”指：土地空間、資源能源、人口承載力和環境承載力方面，因此通過城市公共空間營造，綜合技術提升地區價值，代表性案例有：深圳國際低碳城、深圳灣超級總部等。

恩格斯說過“文藝復興時期是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對應中國，1978年即隨后的40年，因為是解放思想、敢用能人，便產生了巨人與奇跡的時代。無論從科學技術還是中國勘察設計行業發展看，經過四十年發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標在中國已實現，古人講“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倉廩實”“衣食足”已完成，可人文價值觀的“知禮節”“知榮辱”之目標還仍在路上，它不僅影響著行業的自身建設，從本質上也影響設計水平本質文化內涵的提升。為此，深化并展開“以設計的名義省思改革40周年”的大討論意義扎實，因為這個命題可深入到設計界的縱深之處，更重要的是從多方面加速提升設計作品的“品質”，同時也讓“有態度的設計”去傳承并創新城市精神。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城市工作的系統性，要求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突出“運籌”的五個關鍵策略，即：

·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

·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

·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

·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

·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

從設計史看，伴隨著中國20世紀初的藝術設計與教育，蔡元培早有一系列倡導建筑觀的美育思想，它們無疑是從大文化觀上的設計改革之思。如蔡元培倡導的“城市美化為舊宿的美育思想”，恰與1919年德國建筑師、包豪斯第一任校長格羅皮烏斯《包豪斯宣言》中的著名句式“一切造型藝術的最終目標是完美的建筑”。在這篇建筑史、美學史、設計史的經典文獻上，可看到有留學德國背景的蔡元培與包豪斯幾乎共有的設計藝術改革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建筑師、藝術家去省思當下改革，急需要從設計的本質、設計的語境、設計與社會的關聯乃至中國建筑設計的國際化視野去感悟“可貴的先風”，旨在找準方向，不帶盲目性。

《中國建筑三十年（1978-2008）》（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本文并非是解決問題的評論，而是一個問題之見，要思考：如何從提升設計作品的“品質”上入手，如何把握并提升從業界到公眾的審美理念。即正視曾有的在城市“長官”意志及開發商的驅使下，建筑設計發展過快且失序，建筑評論家要以“第一觀察員”的身份站出來作出反對同質化且到位的語境之評論，這是業界內外需要的百家爭鳴之聲；在建筑評論上做足“傳播”之聲，重在面向公眾普及建筑文化與建筑美學思想之需，要充分估計到中國城鄉公眾中蘊藏的對華夏建筑文化有內在渴求的群體，這是抵抗“山寨”式低水準建筑的力量；更是從根本上杜絕“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負面建筑崇尚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