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阿拉”這座城市的緣分

鞠敏

馬克思（復興公園）。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開卷之語，激昂中帶有詩意。作者是德國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ざ鞲袼?。

當時，這對睿智又充滿激情的偉大學者不滿30歲?！豆伯a黨宣言》從1848年2月21日在倫敦第一次以單行本問世，170年過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理論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實踐。

一個世紀以來，德國人馬克思可以說是中國人最熟悉、最親切的“陌生人”，這位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他的學說著作深深打動中國人，并被廣泛學習運用。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中國一步步朝著馬克思理想中的社會前行。

不解之緣

今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日?；仡欀袊伯a黨的發展歷史，不禁發現馬克思與“阿拉”這座城市有著非常深的緣分——上海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前沿重鎮，中國傳播史上眾多的“第一個”和“第一次”都在上海發生：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問世。上世紀20年代，在上海燃起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星星之火”，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誕生成為一種必然。

1920年初，陳獨秀自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編輯部也遷至上海，《新青年》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

1920年5月，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年8月中共第一個早期組織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后，更加積極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努力提高工人群眾的思想覺悟，同時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斗爭，積極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打下堅實基礎。

1919年4月，在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第16期上發表了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文章。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這期專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較系統而簡明的介紹。當時由國民黨人主辦的《建設》雜志、《星期評論》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都是當時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1919年至1922年間，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20余種。這些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二是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三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介紹“新俄國”的著作。194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陳瘦石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完整本，除陳望道較早的譯本外，這是1949年以前《共產黨宣言》6個版本中唯一由非共產黨人翻譯、在國統區出版發行的版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鎮——商務印書館當之無愧。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成立。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又成立了第二個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經銷馬克思主義著作等革命書刊并印行黨的宣傳刊物。1925年，上海書店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并在國內外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書刊的發行網。

十里洋場的紅色基因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并在上海撒下了無數“紅色基因”——

漁陽里：新文化運動的承接地

漁陽里，紅色征程的起點。漁陽里的記憶里閃耀著片片紅光：一群覺悟的青年，以《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為陣地，把紅色思想傳向四方。這里，曾誕生第一個黨組織、第一個團組織、第一個干部學校、第一個黨領導的工會……這里，曾經是紅色心臟，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建黨的不少工作完成于此?！缎虑嗄辍吩谶@里編輯，《共產黨》月刊在這里創刊，作為中共“一大”的籌備處和“一大”期間的“秘書處”，此處誕生的思想隨后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漁陽里曾經是紅色心臟，誕生過第一個黨組織、第一個團組織、第一個干部學校、第一個黨領導的工會……

新漁陽里，在“外國語學社”的招牌下，其實是為了掩護一批年輕人在此秘密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新老漁陽里內，曾有一條百米長連接這兩條百年老弄堂的“馬克思主義小道”，來來往往的都是些憂國憂民、充滿理想的革命青年，談國家興亡，論民族前途。

20世紀20年代，上海作為中國的窗口，在與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當其沖。此時的中國發展歷程，已經同整個世界的面貌聯系在一起，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態，也與世界思想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斷地通過各種形式影響到中國，緣起于19世紀后期的中國派遣留學生制度，開始顯現成效。一批又一批學業有成的留學生，乘船經吳淞口回到上海，或經上海到中國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斷傳入國內。

留學生源源不斷地出去和歸來，這種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構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道風景線，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推動了整個城市更適應現代化的發展。

一大會址屬上海典型的石庫門建筑。

石庫門客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位于興業路76號，原為老上海法租界“西門區”望志路106號，后門在貝勒路上的樹德里（樹德里3號），屬上海典型的石庫門建筑。紀念館成立于1952年，當時稱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第一館。1968年，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改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并向社會公開開放。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20世紀20年代，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進程的偉大事件。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黃浦江畔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釗任書記。

隨著各地黨的早期組織陸續建立，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的倡議下，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便提上了議事日程。相繼擔任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代理書記的李漢俊、李達與當時在穗的陳獨秀及在京的李大釗書信商討之后，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望志路106號當時是李漢俊和其哥哥李書城的寓所。96年前的望志路還地處城鄉接合部，后門的樹德里在當時屬于新建石庫門社區，一街之隔就是農田，屬于法租界管轄范圍。上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上海仍在軍閥政府的控制下，而法租界因為種種原因管控力不足，成為相對的“安全島”，這也是中共一大在此召開的重要原因。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場是一個僅18平方米的石庫門客堂間（客廳），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五十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

一大召開的第六天，因租界巡捕騷擾而被迫中斷，李達提議異地開會，確保安全。李達的妻子浙江嘉興人王會悟建議到家鄉嘉興南湖，那里游人少，好隱蔽，可以包一艘畫舫，在湖中開會，這得到代表的一致同意。7月31日，代表們來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至此，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立志徹底改變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中國革命領導力量。

延安中路北側，成都北路以西的沿街地帶，兩排石庫門建筑格外醒目，這是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此外，它還是人民出版社舊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達與妻子王會悟的私人寓所。

根據形勢需要，中共準備召開二大時，李達還是負責會務籌備，夫妻倆將住處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作為二大會場。王會悟再次自告奮勇，抱著剛出生的女兒在門口放哨，為二大做警衛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另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等八次中央重要會議都選擇在上海舉行。

1931年1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干預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武定路修德坊6號這幢普通的兩層石庫門民宅里舉行。這次會議的結果，是以王明為首，貽害中國革命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錯誤路線粉墨登場。但于此同時，黨內健康力量也與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民主斗爭的史詩縮影。在這里，既有勝利的凱歌，也有失敗的陰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是濃重的陰影。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內始終有堅持真理的健康力量，黨才有能力不斷戰勝千難萬險，發展壯大，創造輝煌。

三曾里：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

在閘北公興路與臨山路路口，很難想象，90多年前這里曾蟄伏著黨中央的秘密辦公機構。來自弄堂里的號令，指導了一系列翻卷風云的革命運動。

三曾里只是黨中央早期在上海艱險斗爭中的短暫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第一站。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除幾次短暫遷徙，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各級機構都設在上海，前后將近12年。

三曾里遺址，90多年前這里曾蟄伏著黨中央的秘密辦公機構。來自弄堂里的號令，指導了一系列翻卷風云的革命運動。

當年這個小弄堂離火車站不過幾百米，四通八達卻又鬧中取靜。1923年6月中共三大結束后，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局遷至產業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7月，除譚平山留駐廣東外，中央局5名成員中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和羅章龍等先后來此辦公。

虹口永安里地處租界當局越界筑路地段，弄內歸中國警察管，弄外歸租界巡捕管。弄堂一頭通向四川北路，一頭通向多倫路;弄內五條支弄并行。這些特征，為我黨的活動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上海有許許多多這樣的弄堂，正是這許多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從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時的安全掩護所。中共中央局、團中央等機關都曾設在這里。

左翼文化運動：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

左翼文化運動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堅力量，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積極參與，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第一次有綱領、有組織領導開展的革命文化運動，也可以說是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的思想啟蒙運動。從此，中國革命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特點，即黨不但率領武裝的軍隊，而且率領文化的“軍隊”，同時向統治中國的黑暗勢力進攻。這在中國現代革命史、文化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一批黨的和黨所影響的文化工作者陸續聚集到上海。他們沖破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高壓，在新開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陣地上，展開了英勇的戰斗。1929年下半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中央宣傳部下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統一領導這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隨后，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分別簡稱社聯、劇聯、美聯、教聯）以及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團體又共同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

在左翼文化運動發展的進程中，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翻譯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還特別注意宣傳介紹辯證唯物論，這在20世紀20年代前期著重介紹唯物史觀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

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開展論爭，是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這些宣傳、研究和斗爭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論水平。

此外，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諸學科也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論著，成長起一批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

通過辦報辦刊，有序開展思想文化啟蒙。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黨又處在開創階段的歷史條件下，開展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使黨的政治主張被廣大人民群眾所了解，要把工農群眾組織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建立、擴大黨的基礎;要領導推動中國革命順利發展，做好黨的宣傳工作是一項舉足輕重的任務。

除了持續不斷地創辦報紙雜志，中國共產黨還致力于文化教育，顯示出黨的創始人的高瞻遠矚。建黨前后，中國共產黨創辦并參與領導了幾所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學校，其中著名的學校有：外國語學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中華藝術大學。

上海機器工會：早期工人運動的發祥地

黃浦區自忠路，位于上海的中心區域之一，周圍高樓鱗次櫛比、公園綠意盎然。許多人并不知道，這里曾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領導建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當年，在一幢破舊的臨街住宅里，推開吱吱呀呀的簡陋木門，工人階級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娘家人”——上海機器工會。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正式成立。

上?？偣I導了多次全國聞名的大罷工。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聚集地。商務印書館的技術工人，文化素質較高，是“一支有覺悟、有文化、有組織紀律性、有戰斗力的產業工人大軍”。

上海機器工會的建立，標志著中共發起組在領導工人運動方面，由宣傳教育階段進入有計劃地組織工人的階段，由理論付諸實踐，為中共“一大”的順利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工人階級從此有了“娘家人”，也成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動力。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

中共二大對工人運動給予極大的關注，大會通過的《關于“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對于工人運動的發展作了全面的部署。

1924年，南洋煙廠工人舉行了一次全國聞名的大罷工，這是從1922年底以來黨所領導的最大的一次罷工。

東方圖書館遺址位于寶山路584號市北高級職業中學內，1927年3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黨史留芳。

1929年的上海，工人運動不斷。5月1日上?？偣l動全市工人停工，分區游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并發表宣言。同日，國民黨當局就發布通令，禁止集會游行。6月6日，英美煙廠4000余工人罷工，抗議資方開除工人。6月28日，全市274家中藥店2500名店員罷工，反對國民黨取締其原工會。7月4日，虹口區20家絲廠的11000名工人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當時上海開辦學校培養革命干部，印刷進步刊物宣傳革命思想，發起工人運動為革命高潮作準備，都與中央在滬直接領導是分不開的。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聚集地。據記載，1925年，商務印書館上?？傪^有職工4000人，而且多為技術工人，文化素質較高，是“一支有覺悟、有文化、有組織紀律性、有戰斗力的產業工人大軍”。

商務印書館的黨員團員紛紛踏上了追求進步的革命之路。在他們的發動、組織和領導下，原本平靜的商務印書館內部“工潮”澎湃。從五卅運動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商務印書館職工不僅是參與者，更是中堅力量。由此，商務印書館被視為“革命大本營”。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的指導思想和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斗爭上，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完全放棄領導農村革命運動。90年前，青浦小蒸、楓涇地區農民武裝暴動威震江南地區;1928年4月，嘉定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嘉定整個西鄉地區進行了一場“抗租、抗債、抗糧、抗捐、抗稅”為內容的“五抗”暴動斗爭。

1929年2月6日，在中共金山（浦南）縣委領導下，金山地區新街鎮發動“新街暴動”，盡管暴動最終在國民黨當局大批軍警鎮壓下失敗了，但鼓舞了人民斗志，對金山、松江地區的革命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1930年8月9日晚9時許，在浦東泥城鵬鎮馬泐港的海灘邊，聚集了近千農民、鹽民，暴動群眾手持大刀、扁擔、鐮刀、鐵塔，向馬泐港鹽廒進軍。8月10日上午，暴動隊伍臨時設立了農民暴動指揮部，升起了中國工農紅軍旗幟，宣布成立泥城蘇維埃政權……泥城暴動雖然最終失敗，但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在頭版頭條詳細報道了泥城暴動的經過。泥城地區的農民革命斗爭時間跨度之長，斗爭規模之大，取得勝利之顯著，英烈犧牲人數之多，都可列上海郊縣武裝斗爭歷史的前列。

這些農民暴動和上海地區其他農民武裝起義一樣，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蒸楓涇農民暴動的領導者是陳云同志，因而在上海黨的發展史上，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修德坊曾是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的所在地。

回溯上海農民運動都證明了一個歷史事實：盡管上海是黨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城市斗爭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的農民運動照樣如火如荼，也是應該載入史冊的紅色基因。

修德坊：隱蔽戰線斗爭的聚焦地

武定路930弄14號（原武定路修德坊6號）之所以為人所知，因為它曾是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的所在地。

當時在上海設立機關，雖然空房較多，但租房要擔保，要找到“殷實店鋪”具保，這方面較不容易。周恩來指示要千方百計找社會關系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勞合路（今六合路）的泰亨源水電行、靜安寺路（今北京西路）的古董店、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進路）口的三民照相館等“自己人開設”的店鋪，都成了特科的聯絡點。三民照相館作為中央特科武器存儲處和秘密聯絡點，儲存著直接從外國洋行購買的槍支，這些武器有各種型號的手槍如駁殼搶、左輪槍、勃朗寧手槍，甚至還有機關槍。

1927年，對誕生時間不長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是血雨腥風的一年。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中共“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陸續從武漢遷往上海。在國民黨軍警憲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場，要想長期隱蔽下來開展工作，就要有支強大的保衛力量。

當時的上海隱藏著復雜的情報斗爭。國民政府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國、法國租界的巡捕房、包打聽，弄堂碼頭的青幫、紅幫，共產國際的情報站……秘密網絡，復雜交錯。

1927年11月，周恩來受命組建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主要從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報、保衛中共高層人物、采用暗殺方式懲處叛徒等。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長期置身于國民黨的統治中心上海，非但沒有遭到毀滅性打擊，還有效地指揮了共產黨在全國的活動。

上海隱蔽戰線歷史上創下“四最”：最早設立、最重要陣地、貢獻最大、作出犧牲也最多。

周公館位于幽靜的上海盧灣區思南路上，這里曾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

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1928年春，周恩來主辦學習班，培訓特科人員20多天。他又研究、擬訂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號——關于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確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在上海的城市斗爭之所以能堅持28年而不中斷，革命的火種始終未曾熄滅，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實現了中共首次遠程無線電聯絡，中共的第一部無線電電臺悄然誕生。

1930年9月，周恩來親自布置在上海舉辦訓練班，為各地蘇區和紅軍部隊培訓無線電干部。周恩來還親自編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碼“豪密”，鄧穎超擔任譯電員。

1928年，中共六大決定在上海建立地下無線電通信站，由周恩來主抓籌備。1929年春，中央擁有第一部自制的無線電收發報機，并于同年秋在?？道?號開出首個秘密無線電臺。

1931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黨中央和許多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這時，潘漢年臨危受命，被周恩來召喚到黨的隱蔽戰線，參與中央特科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

當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蘇區工作，特科交由陳云接管。1932年陳云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后，特科先后由康生、潘漢年負責。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轉往江西蘇區，潘漢年隨同博古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隸屬上海中央局。1935年在中共中央遷入蘇區，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蘇區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延續了中央特科的職能。

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極端的“白色恐怖”環境中，為中共各級組織、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培養了一批特殊的人才。他們離開上海后，像火種一樣，撒向各個戰場，發揮了巨大作用。正如陳云同志所說，

“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斗堡壘。特科是—個有戰斗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p>

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在兩個區域（簡稱紅區與白區）、兩條戰線斗爭（武裝斗爭與隱蔽戰線斗爭）與國民黨統治者開展長期的斗爭。武裝斗爭是革命的主戰場、主旋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一判斷，絲毫不影響我們對黨的隱蔽戰線斗爭重要性的認識。

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一定的歷史事件中，黨的隱蔽戰線所開展的斗爭，對黨中央正確的戰略決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毛澤東同志當時在多個場合充分肯定隱蔽戰線工作，贊揚過作出貢獻的同志，甚至評價說，隱蔽戰線的某一個重要同志，他所發揮的作用，相當于多少個紅軍師。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再次強調：“讓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精神激發力量?！币驗橹挥羞@樣，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上海擁有如此眾多“紅色基因”，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座城市的光榮，是屬于人民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