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地下文學場域中的傳奇與占位考察：貴州和北京

柏樺

摘要：在早期地下文學場域中，貴州和北京堪稱一對雙子星座，兩地的地下文學都經歷了各自令人矚目的傳奇故事，貴州的黃翔和北京的食指成為那個時代傳奇的主角。前者引導出“啟蒙社”，后者引導出“今天派”。這兩個早期地下文學流派在當時各自占有了什么樣的位置？誰主導了當時文學生產的審美趣味？這正是本文所要進行考察和回答的問題。但愿通過對他們的傳奇與占位的考察，我們能更清楚地認識那個時代特殊的詩性。

關鍵詞：場域;占位;傳奇;象征資本;黃翔;食指

本文將主要采用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即一種文學社會學方法來考察早期地下文學中北京和貴州詩人的傳奇與“占位”傾況，考察的時間大致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

北京詩人或“今天”詩人所獲得的“主導性占位”具有左右場域規則的權力，它使“朦朧詩寫作”所倡導的現代美學觀念和文本策略成為“場域”內的主要“游戲規則”，而與這一套“游戲規則”相去甚遠的貴州“啟蒙式”寫作只能被視為“非主導性”的邊緣化的浪漫寫作，它在“場域”內的“占位”相對來說自然較低。

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之中有一個重點，那便是對“場域”動態結構的揭示，他認為一個“場域”在獲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會出現一組對立的“二元結構”——在主導性的、擁有較高“占位”的位置與非主導性的、時刻覬覦高級“占位”的位置之間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結構的張力，彼此的斗爭構成了“場域”的歷史。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貴州詩人從來沒有放棄對已經取得“主導性占位”優勢的北京詩人進行挑戰和沖擊。他們總是以一種強迫癥與受虐狂姿態來強調地下文學的起源在貴州并企圖以這個源頭之爭來奪取地下文學場域內的“占位”優勢。為此他們以啟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驚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鋒性和傳奇性。吸引公眾的眼球，營造狂歡效果的黃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揮舞著他那如炮筒狀的一百多張巨幅詩稿，在天安門前瘋狂的吶喊：他率領他那渾身捆綁詩歌的“中國詩歌天體星團”，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奔向北京各高校。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為，正如他的親密詩友啞默所說：“黃翔以中國大地上第一代大字報詩人形象奏響了新詩大潮的序曲?！睆闹胁浑y看出，黃翔的斗爭策略仍然是以文革話語反文革本身，這種在肉體行為中爆發的非理性語言往往空有熱情，但無形式，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與陳舊也在所難免。但考慮到黃翔地處偏遠，他的高年齡以及他可資利用的文學資源的稀缺，還是可以諒解的。在經歷了幾乎是一生的文學斗爭之后，黃翔還是積累了他的文化象征資本，當他51歲時，他總算可以將其兌換成實際資本了（即實實在在的海內外名聲）。

象征資本是布爾迪厄的另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在文學場域內部有特定的資本積累手段，資本的積累程度直接關系到積累者在“場域”內部的“占位”情況。積累象征資本的手段包括寫作、發表和闡釋的情況、同行認可的程度、學術機構的接納程度等。貴州詩人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為何漫長，因為他們常常從文學場域中越界至其它場域，如政治場域等，因此他們純粹的文學象征資本的積累就必然十分漫長。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貴州詩人才終于獲得了一個說得過去的“占位”，部分國內外學者開始注意到貴州地下詩人早期的聲音，并認為它或許是地下文學最早的聲音，當然對于這一帶有傳奇性的說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一、“野獸”的《火神交響詩》

1941年出生的黃翔，在受盡人間折磨之后，終于迎來了他遲到的光榮。1992年10月英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將他和1942年出生的啞默（兩人性格迥異，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時收入該中心主持的第10屆《世界知識分子名人錄》并確認對他們兩人作為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該中心并同時授予詩人黃翔“世界知識分子”稱號和“二十世紀成就獎”。1993年1月由該中心和美國國際名人傳記研究院聯合發出邀請，邀請他們于當年7月上旬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參加兩中心共同舉辦的第20屆世界文化藝術交流大會。這一年黃翔走出中國，完成了他少年時代就想遠走高飛的夢想。而好靜的啞默卻選擇了一直呆在貴州。

黃翔大半生都被慘烈的命運所糾纏，他出生不久就離開親生父母（父親是國民黨東北保密局局長，母親畢業于復旦大學英語系），南養母在湖南桂東農村養大。由于出生“剝削階級”，黃翔僅勉強念完小學，從此便隨養母干起了繁重的農活。他8歲時的某一天從鄉間一口水井里撈出死魚，結果被人當場抓住，認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綁當街示眾，隨后又被關進牢房，還差點判刑。后經化驗，發現水中無毒，才得以釋放。如按弗洛伊德的說法，這一天的童年經驗對黃翔來說是致命的，他后來的恐懼、瘋癲、被迫害狂都與這一天的精神創傷有關。從此他的命運真是與眾不同，離奇古怪了。

1956年，黃翔15歲時，他的一個叔叔把他從桂東接到貴陽，在一間工廠當學徒。幾乎就在這一年，他開始亡命于文學，尤其是詩歌，當然他也開始經歷上百次的詩歌投稿退稿的厄運。

1959年3月的一個夜晚，黃翔在茫然的激動中輾轉反側，幻想著遙遠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輛火車，遠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著精神分裂癥式的白日夢，總認為有一位“穿著紅衣裙的牧羊姑娘”會在歌聲中出現并愛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卻是一張逮捕證，其罪證是“畏罪潛逃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企圖偷越國境逃往蘇聯”（據我所知，當時許多青年都有偷越國境的念頭，好些人還付諸實踐，我當時所在中學就有幾個中學生如此做過）。接下來，黃翔被“勞動教養”3年，之后，成為一個“黑人”，在社會上流浪，露宿街頭并在漫長的饑餓線上掙扎，后來在一家小煤窯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發，那時已在一家茶場工作的黃翔又遭抄家，因從他手稿、書信中發現其“戀愛信件”中的詩歌流露出絕望的痛苦，即被判為現行反革命，關人拘留所。就在這時，他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醫院拒絕為反革命的兒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時的黃翔崩潰了，接著被送進精神病院，醫生對他進行了麻木神經的癡呆性“政治治療”。

以上這個小傳是我在參閱了黃翔自撰的《并非失敗者的自述》后進行的略寫。從中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寫于1968年的《野獸》一詩的憤怒激情：“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獸/我是一只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边@首詩可以當作黃翔一生的真實寫照，同時它也獲得了普遍的歷史意義。此詩雖從自我經驗出發，卻與文革的語境完全吻合。這證明了一個道理：一個一流詩人在書寫個人命運時，他也就書寫了一個時代的命運。因此，該詩被公認為是文革這一歷史關節點上的早期中國地下詩歌代表作。

同樣是20世紀60年代末的某一天，資產階級出身的詩人啞默從貴陽一個古舊深黑的門洞中走出，獨自來到郊區一個叫野鴨塘的地方，這里的農民收留了他，讓他在此地公社的一間小學任老師。啞默的詩歌寫作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名字也逐漸開始在貴陽地下文學小圈子內流傳。

很快，野鴨塘成為一個詩歌重鎮（北洋淀幾乎與此同時也成為北方的一個詩歌重鎮，北島、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后來的“今天”），各色人物在這里進出，有詩人、畫家、演員、音樂工作者，這個沙龍被黃翔取名為“野鴨沙龍”，詩人們在這里談論政治、文學、哲學、藝術。其實這類地下沙龍在當時的中國到處都是，如我出生的重慶就有兩個以陳本生、馬星臨各為其主的沙龍，北京有徐浩淵的沙龍，北島、芒克的兩個沙龍，南京有顧小虎的沙龍，上海有朱育琳、陳建華的沙龍……但許多沙龍都被無聲無息地埋沒了，猶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國地下詩人（稍有夸張，但是事實），唯有北京和貴州這一對雙子星座臨空閃耀，奪人眼目。

該文為何先從貴州說起，原因有三：一是黃翔、啞默的高齡（二人均有65歲了）;二是貴州早期地下詩人（尤以黃翔為主）過于出眾的狂飚突進的沖擊力：三是黃翔寫過一篇讓我一讀之后終生難忘的文章《末世啞默》，該文是我讀過的眾多同類文章（描寫地下文學的文章）中最震動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學的傳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驚嘆，直叫人想回到那個時代去重新生活一次：

早年的時候，啞默在野鴨塘的房子是個獨間。在我的記憶中窗口栽著一棵僅有幾片嫩葉的小樹，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間，有一種說不出的啞默氣氛。房間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幾上總是整整齊齊地撂著一堆用彩色畫報紙包著的書。這些書是啞默最喜愛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爾、羅曼·羅蘭、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還有普里什文、巴烏斯托夫斯基。后來又擠進了意識流大師伍爾夫和普魯斯特?？繅Φ囊唤嵌阎鴰锥选秴⒖枷ⅰ?，從桌子一直堆齊天花板，顏色多半早已發黃。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啞默就從這些報紙的文字縫隙中窺探“紅色中國”以外的世界。有時一小點什么消息就會讓他激動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爾納克先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小則報道?！斈峥怂稍L華、叩擊古老中國封閉的銅門時，他同他的朋友們興奮得徹夜不眠，在山城貴陽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們手挽手壯著膽子并排走（這在那種年代是要冒風險的，這種行為立即視為“異端”，若被夜間巡邏的摩托車發現，就要被抓起來）。青春的心靈跳動著夢。他們靜聽著自己的腳步聲，仿佛中國已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一個嶄新的世紀已經來臨?！窃谶@個時候，我帶著我的處女詩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響詩》的第一首，寫于1969年）闖進野鴨沙龍……我第一次朗誦《火炬之歌》的那天是個夜晚。屋子里早已坐著許多人。我進來的時候，立即關了電燈。我“嗤”地一聲劃亮火柴，點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蠟燭，插在房間中央的一根獨木衣柱頂端。當蠟光在每個人的瞳孔里飄閃的時候，我開始朗誦。屋子里屏息無聲，只偶爾一聲壓抑的咳嗽。許久許久，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我才發現整個房間還沒有人從毛骨悚然的驚懼中回過神來，我這才聽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車聲。

以上這段文字頗富時代現場感。如同聞到某種特殊的氣息一樣，我聞到了那個時代特異的思想、生活的核心與細節以及早期貴州詩人的隱秘之美。但隱秘的美注定要以一種黃翔式的“血嘯”面目出現，它注定要瘋起來，這“瘋”出現在1978年10月10日。這一天，黃翔帶著幾個幫手從貴陽到達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張巨幅詩稿卷成筒狀，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藥，如窺視天宇的火箭，我抱著它上了火車、扛著它進了北京城?！抑赃x定北京，因為在那兒，立于天安門廣場。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個屁也是驚雷！……墻上出現了一把我自畫的火炬。接著，兩個谷籮那么大的字‘啟蒙赫然顯現。接著，是我親自奮筆疾書的《火神交響詩》……街上的交通馬上被堵塞。我應群眾的要求即興朗誦。在手挽手地圍住我、保護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個感覺：一個偉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圍重新凝聚。我第一個人點了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個并不為世界知曉的詩人，在北京街頭的狂熱的即興朗誦，遠勝于當年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朗誦于民族廣場?！?/p>

接下來，黃翔一次又一次輪番對北京進行沖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遠離文學場域，最后他干脆從“啟蒙文學”直抵“政治文學”。他一會兒像一個政治家一樣要對毛澤東三七開，要重新評價文革：一會兒又像一個國家領導者一樣欲邀請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與他坐而論道談人權。如此大而無當的多頭出擊，如此不專注于文學場域內部的技藝鍛煉，其緊接而來的“占位”形勢可想而知。政治場域中的象征資本并不能在文學場域中進行交換，僅在與國際資本進行流通時會有例外。但一個詩人不能拿例外來進行賭博。正如龐德所說：“技巧是對一個人真誠的考驗”，一個詩人永遠都應專注于他的詩藝，也就是說永遠都應把自己局限在文學場域內，可以保持政治幻覺，但不去作越界之嘗試。當然這樣說并不是說一個詩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況詩人。我在此只是想說對反叛之范圍、理性、與形式感的把握。而這幾點是一個詩人在文學場域中獲得較好“占位”的關鍵。而黃翔在這幾點上都輸給了北京詩人，因此他雖有“壯懷激烈”的個人傳奇，但在詩歌界內部的“占位”卻不可能超過早期北京地下詩人。

二、相信未來

就在貴州發出“地下之聲”的同時，北京地下文學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食指在黃翔寫出《野獸》《火神交響詩》的前后，寫出了以地下形式傳遍大江南北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是建國后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具有歷史關結點意義的年份，這一年12月20日毛澤東發出‘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學在紅衛兵向知青的身份轉變中發生新的轉折，真正意義上的‘知青文學和‘文革地下文學從此拉開帷幕：當代作家食指在這一天坐上四點零八分的火車離開北京，并在火車上構思成《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這個‘四點零八分的歷史時刻成為一代人青春的創傷記憶?！眱H僅兩年之后，食指又于1970年寫出了“至今尚無他人能與之相比”（多多語）的純凈程度極高的《相信未來》。多多后來在他的一篇被引證極多的回憶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中，這樣說：“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殺以來所有詩人中唯一瘋狂了的詩人，也是70年代以來的新詩歌運動伏在地上的第一人?！标P于他的瘋狂有許多說法，因此充滿傳奇色彩，據馬佳回憶：“郭路生有次險些自殺，那是一種極其慘烈的失戀經歷。能夠在自殺前期聽到馬車駛過運河那種鈴聲，在聽到這種鈴聲時，他又產生了一種生命的渴望……失戀肯定是他崩潰的一大因素，早在1968年，他就在和一個維族姑娘相愛，他愛得很真，很熱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們中間的重重障礙。這段不會有什么結果的戀情，使他在感情與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滾，哭喊著那個女孩的名字”，那女孩其實就是賽福鼎的女兒賽莎莎。但據我所知，食指是與李立三的女兒李亞蘭結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導致精神錯亂的。1972年開始，他就基本長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2003年11月，我同他一道在廣州參加一個詩歌朗誦會，知道他現在已經出院了，與一位頗富愛心的護士一道生活?？瓷先ニ癫诲e，但據林莽說，偶爾如受刺激會犯病，他會突然說“芬蘭女總統是我的情人”之類的話。

即便是瘋了的食指，并且已經退出了文學場，他的影響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啟迪了“朦朧詩”整整一代詩人的源頭性詩人。江河說：“他是我們的酋長”，多多說：“他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的傳統”，北島也曾說過：“我當時寫詩是因為讀了食指的詩”。食指的名字早在70年代初就在祖國大地上秘密流傳，成千上萬的青年傳抄他的詩，據說《相信未來》一詩甚至驚動了江青，被江青點名批判過。

對于食指在地下文學場域內的高“占位”，黃翔頗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說：“北京的一些人追溯中國當代詩歌的緣起總是盡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實無論從時間的早晚，從民刊和社團活動，從國內外所產生的影響都風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識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堅持‘三熱愛，無論過去和現在思想都非?！y和局限。他當時的影響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我想這是公允的?！逼鋵嵾@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說食指當時的影響已廣及全國知識青年，舉一個例子：就連當時在昆明工廠當工人的于堅都于70年代初讀過《相信未來》，由此可見其傳播的深廣度。食指如今的聲名已超出了文學界，被公認為中國早期地下文學的第一人。當然，我們可以說黃翔從事地下文學的時間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齡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積累更多的象征資本。與黃翔相比，食指對于詩藝更專注、更自覺，他從不從詩歌中越界，他終其一身都在探討詩的形式，深受其老師何其芳的影響，崔衛平在一篇文章說：“他很快和我談起了何其芳，談起了何其芳當年對他說的，詩是‘窗含西嶺千秋雪，他邊打手勢邊對我說：‘得有個窗子，有個形式，從窗子里看出去?！比绱诵蜗蟮卣務撛姷男问娇梢娝麑χ袊F代格律詩這一形式探究的執著。又如崔衛平所說：“在任何情況下，他從來不敢忘懷詩歌形式的要求，始終不逾出詩歌作為一門藝術所允許的限度，換句話說，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亂的、分裂的，詩歌也要創造和諧的形式，將那些原來是刺耳的、兇猛的東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澀的，詩歌也要提供堅固優美的秩序，使人們苦悶壓抑的精神得到支撐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惡的、痛苦的，詩歌最終仍將是美的，給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倍S翔卻常常從文學場域中越界到其它領域，如進入泛政治領域，“追求轟動效應，渴望聽見群眾狂歡，熱愛詩歌運動”因此黃翔沒有遵循布爾迪厄關于“象征資本”的獲得必須依靠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這一鐵律，我們見到黃翔的激情若脫韁之野馬，四處狂奔，多頭而零亂，完全不象食指那樣埋首于詩歌這一點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學的一個重鎮，芒克、多多、北島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詩藝。白洋淀與野鴨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兩個地方都有一群談論文學與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學資源卻相去甚遠。如多多所說：“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個早春。兩本最時髦的書《麥田里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向北京青年吹來一股新風。隨即一批黃皮書傳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這批內部讀物真是及時雨，讓“今天”詩人們在決定性的年齡讀到了決定性的書，正如北島后來所說，正是這批書的翻譯文體幫助了他們挑戰枯躁的新華社的大字報式文體。完全可以想像，當時的貴州文學青年卻處在無書可讀的苦悶之中，他們只讀了早年艾青詩選、泰戈爾之類，這些書還不能強力提升他們的精神高度，他們對于世界的現代性進程或前沿還一無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義及荒誕派戲劇了。正是在這一點上，北京地下文學在場域中的占位必然領先于貴州，處于主導地位。他們在寫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偏遠的貴州地下文學只能處于非主導性的占位，要么成為模仿者，要么繼續它那艱難的在場的斗爭。常常出于急躁，貴州詩人往往會采取一些特別恐怖的革命行動來挑戰已取得優勢占位的北京詩人。如前所說，黃翔于1978年身扛卷成炮筒狀的100多張巨幅詩稿奔向北京：后在80年代末又搞什么天體星團大爆炸，他帶領幾個小青年，將書寫的詩歌捆綁于全身，猶如真實的炸藥武裝于全身，以如此“武裝”奔赴北京，對北京五所高校進行藝術“大爆炸”，其結果可想而知，黃翔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入獄。今天看來，這樣的行事確有鬧劇之嫌，但也實屬無奈，因為“今天派”詩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流通了，黃翔卻仍在貴州的監獄進進出出并獨自哀嘆：“直到目前為止，并沒有誰承認我是詩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