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與剝離

何英 王學振

[摘要]魯迅研究伴隨著共和國的文壇幾經風雨滄桑，它所經受的喧囂與紛爭，都在時間的流淌中沉淀，具象為一種歷史形態和一個思想文本，廓清它的生成理路，分析它的成敗得失，成為魯迅現象研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邏輯起點。袁盛勇教授的新著《當代魯迅現象研究》把魯迅研究置于1930年代以來的社會進程中，探討了魯迅被改寫和重塑的歷程，進而探討了魯迅以何種方式、何種程度介入了共和國前二十七年的文學、文化建構及其參與建構的限度。作者穿過其他思考者的學術話語外殼，考量了幾個重要魯迅現象及魯迅思想本身，通過主流敘述的重新敘述，對當代魯迅現象的研究問題提出新的質疑，從而勘探到了魯迅現象真正獲得延伸的“思想本真”。

[關鍵詞]魯迅現象;魯迅傳統;思想改造;批判運動

魯迅及其思想和文學在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都產生了各種經久不衰的激烈回響，成為一個在歷史性和當代性之間不斷被人言說的永遠的存在者，魯迅在中國較長時期內的接受與傳播呈現出復雜的歷史與人文景觀，實在與虛無糾纏在一起，追求魯迅思想深刻的同時遺忘魯迅本身的凡俗性，這種特定時代魯迅接受與傳播過程中產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及其幻象，都可以被命名為“魯迅現象”。

魯迅被經典化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文化的動蕩和思想的交鋒，所以“魯迅現象”既是源自文本的，又源自圍繞文本的各種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美學現象。通過這個節點，我們也可以窺測到193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話語生產和文化意義生產的深層動機，進而掌握“魯迅現象”的文化意義和精神宗旨。陜西師范大學袁盛勇教授于2018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當代魯迅現象研究》，把研究的時間范圍大體限制在1942-1976年間，嚴格來說也非1942年，而是自魯迅逝世開始，1942年只是為了標示延安文藝整風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已?！坝捎隰斞负退倪z產與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之間存在著非常特殊的關系，所以自1930年代以來魯迅被接受的整個歷史中，始終存在著一個超世俗的神圣化與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痹诠埠蛧岸吣?，魯迅被選擇和限制后成了一個神話，但魯迅在其文學、思想和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中，也并非一個完美的存在，而是在神的意義上和思想原點的意義上逐步走向了沉淪。袁盛勇教授基于一種“強韌歷史觀”的學術自覺，既沒有把魯迅研究問題簡單化，也沒有把復雜的學術問題政治化，而是將一些已被政治化的問題重新引入到再學術化的軌道，踏踏實實地進行了細微的研究。他從一種文化和考古的角度清理了魯迅在當時被改寫和重塑的歷程，進而探討了魯迅以何種方式、何種程度介入了共和國前二十七年的文學、文化建構及其參與建構的限度。魯迅現象的產生實則蘊含了政治、文學、文化的觀點乃至宗派觀念的斗爭，因此，從精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考察當時魯迅接受與傳播及其相關“魯迅現象”的形成，尤其是“魯迅”的符號化形成及其所蘊含的本來，就成了作者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和側重點。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對魯迅思想中的消極因素缺乏適當的理性審視和剝離，更對現代中國文學和思想史中普遍存在的負面因素缺乏深刻考察，這對于現在和未來中國文化的積極建構都是非常不利的。承認研究主體身份的復雜性、流動性和不完整性實際上有利于我們防范宏大敘事下難以避免的壓制性和排他性。為了破除一些已經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論前設和概念體系，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它歷史化，即考察它們的具體歷史起源?；谶@種考慮，袁盛勇教授對魯迅現象的研究注重的是文學事象的平等性而不是等級性、多元性而不是單一性，他用眾生平等般的目光來對待每一種歷史事實，探尋“魯迅現象”的生長規律和特點。在《當代魯迅現象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從魯迅思想內部對共和國前二十七年所發生的幾個重要魯迅現象及魯迅思想本身進行了一些考量，透過歷史文化的帷慢，在傳統與現代的復雜論域中，作者穿過其他思考者的學術話語外殼，對當代魯迅現象的研究問題提出新的質疑，從而勘探到了魯迅現象真正獲得延伸的“思想本真”。

意識形態是20世紀的常態存在，但文學的意識形態也是一個復雜而不易于把握的文學性構成部分，魯迅身上也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裂癥狀，并不時地表現在其總體的文學布局中。袁盛勇教授對于延安時期魯迅的傳播研究得很徹底，涉及的問題也很廣泛，在復雜的文本和政策性的文件里，詳盡地整理出了批評史的軌跡。毛澤東如何界定魯迅的價值，周揚、茅盾的魯迅觀建立在何種邏輯結構中，左翼文人對于魯迅解析的差異性何以漸漸消失，這些思考都很細微體貼。他認為：“魯迅傳統在延安形成的過程，是‘魯迅不斷被主流話語予以重塑的過程，也是對延安文人和知識分子導引并促使其走向自我歸化的過程?！碑斘膶W研究剔除了意識形態成分時，文學研究也就走向了一條簡化歷史和否定其復雜性的道路，雖然對魯迅不斷在重寫，但只有通過不斷擦拭歷史，才可以重新回到歷史的原生態，還原“魯迅現象”自身的活力。因此袁盛勇教授此書的第一章就對三個問題進行了追問：延安時期的魯迅傳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一些什么特質？它對知識分子、延安文學與文化的導引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黃子平等人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這樣談道：“在中國文學中，個人命運的焦慮總是很快納人全民族的危機感之中，而感時憂國的中國作家，則始終把民族的危難和落后，看作世界文明進程中一個觸目驚心的特例?！彼崾疚覀冋险Z言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和民族國家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政治選擇能夠決定的。由于缺乏平衡的標準，文學史因此成為一個動蕩的大師排序場域，伴隨不同標準的誕生而呈現不同的結局，“這種因時因人而異的建構標準自然也就為政治的介入提供了方便之門，因為文學自身缺乏獨立的認識傳統，自然需要他者的介入來清晰化它的文學歷史和現實認識”，即使是魯迅，也會呈現出迥異的歷史面貌。

袁盛勇教授指出：“在延安，文化界和黨領導人都對魯迅的小說和雜文給予了充分的熱情，但是隨著時間的延展和延安文化思潮的不斷變化，魯迅小說和雜文都呈現出日漸弱化的趨勢，但讓人驚訝的是作為‘革命家的魯迅在延安政治文化界的強力塑造下，凸顯在世人面前?！泵珴蓶|在《論魯迅》一文中，肯定了魯迅是現代中國的圣人。袁盛勇教授認為學界恐怕沒有充分揭示出這段話的含義，而分歧和誤解源于對“圣人”的理解。毛澤東在評價魯迅為“現代中國的圣人”時，是在論述他的“政治遠見”時說的，因此，“圣人”二字是在贊嘆魯迅具有極強的政治預見性，這個“圣人”是與特定意識形態需求相關的“圣人”，是被特定政治文化情勢所限定了的“圣人”，它被政治領袖賦予了政治功能性，而王富仁認為毛澤東所言“圣人”特指魯迅為民族建立了人生原則和價值觀念的這個理解和評價明顯有點拔高了。袁盛勇教授還舉了一首延安文人創作的《種菜歌》來說明“圣人”這個稱謂在當時并沒有神圣的含義，所以望文生義的理解會造成一種不必要的誤讀。由于袁盛勇教授在學術方法上的這種自覺，他的研究不會先設定某種理論或者某種概念的正統性，然后把討論對象加以比照，“而是將某種見解，與見解所處的狀況、條件的關系納人思考。這樣的結果，倒有可能將對事情‘真相的揭發、討論引入深處”。

既然談到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必然涉及一個知識分子的界定問題，袁盛勇教授在此書第二章對該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中，毛澤東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但在延安整風前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在重心上發生了一定轉變，在后來反復強調的“皮毛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才有不斷針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運動。除了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一定心理障礙的原因外，袁盛勇教授認為毛澤東思想結構中的階級斗爭理論是其根本因素。正如鮑曼所說，“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團體比非知識分子團體擁有更多的機會和權力來獲得更高層次的知識，他們被賦予了從事仲裁的合法權威”，在知識分子的改造中，茅盾、瞿秋白、胡繩和許廣平等人，把魯迅闡釋成了一個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并進行自我改造的典范，個人性立場被理解成了一種必須加以克服的思想局限，為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所借用了?！皩嶋H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缺乏公共性的實踐及其傳統，缺乏的是公共性后面的那個中心詞‘個人，如何個人化的表達公共建議和深思，如何在公共化的時代確立個人的位置才是一個至關緊要的迫切問題?！?/p>

馬克思·韋伯把合理性行動分為工具合理性行動和價值合理性行動?！皬膬r值合理性觀點上看，純粹工具合理性是實質上的非理性，因為對于一個具有一致自由的獨立自主的人格來說，最合理性的手段選擇不能不具有終極價值、意義或理想的成分。所以，價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反而是實質非理性的?！痹隰斞感蜗蟮乃茉熘?，許廣平和馮雪峰更多地是一種為我所用、立等可取的心態，他們處心積慮地建構了一個忠于馬克思主義、忠于毛主席、忠于黨的形象，并迎合了新中國成立后較長時間內的歷史走向，而魯迅在貌似飛揚中也開始沉淪了。20世紀40年代的文學界和思想界正處于一種被強力重組和構建的態勢中，胡風等人的文藝思想也遭受了嚴厲的批判和清算，而其焦點又在于魯迅思想有無前后期“轉變”的看法?！棒斞赣性S多朋友與學生，然而真正從學理上捍衛魯迅文學正脈的是胡風。魯迅逝世后，文壇主流越來越偏離魯迅的新文學傳統，而胡風逆歷史潮流而動，站在魯迅西化與啟蒙的立場上，反對公式主義與客觀主義，弘揚自由之主體的強力意志對現實人生的血肉搏斗，推崇魯迅文學傳統的現代性?！被诤L對魯迅思想的承繼和堅守，袁盛勇教授大膽提出一個判斷：“既然魯迅思想的一部分已經成了胡風生命的一部分，人們無法把胡風和魯迅的思想做一截然的劃分，所以主流派批評者其實是在有意無意中貶低了魯迅思想的豐富性，主流派批判胡風的過程其實也是批判魯迅和簡化魯迅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批判胡風就是批判早期的魯迅?！比绻徽J清這一點，魯迅就有可能在不斷變換自己思想立場的同時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打人歷史的冷宮，這也是魯迅研究應該努力糾正的方向。

袁盛勇教授通過《狂人日記》的意識形態性、《阿Q正傳》的革命性、《野草》的主體性和革命性以及作品的具體解讀，把批判者和胡風派的論證總結為三個焦點：魯迅思想是否經歷了一個改造和轉變的歷程，魯迅是否一開始就是個共產主義者，魯迅作品中是否存在消極性和矛盾性。原來屬于魯迅一脈的左翼文化力量也在論證中發生了你爭我奪的內耗，正如孫郁在書序中所評價的通過魯迅作品傳播史的研究，也可以厘清左翼文化變遷的歷史。如果對魯迅的思想前后進行簡單的二元劃分，我們不僅會閹割和遮蔽魯迅思想的本質，而且會忽略和遺忘部分歷史真相，導致魯迅研究本身的空白及其文化意義的喪失，袁盛勇教授所做的正是追隨現實以及文化變動秩序中不斷沉淀的話語蹤跡，并從這個話語蹤跡中探尋魯迅現象的文化意圖和文化意蘊。

共和國前二十七年關于魯迅的論辯，主要集中于魯迅思想的轉變和改造上，即他是否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最終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對共和國前二十七年所發生的一些魯迅現象做出深刻的理解與反思，袁盛勇教授從魯迅上海生活的最后十年的生存狀態進行了切入。魯迅對死亡的恐懼、對女鬼形象的迷戀以及瞻前顧后、怕這怕那的老脾氣，一直都是人們熱議的話題。按照竹內好的理解，魯迅很難在創作中披瀝自己的真心，言行不一的背離貫穿了他的一生，“我要騙人”是“五四”時期魯迅開始他的啟蒙工作時就一以貫之的，魯迅早年是想做一個名實相符的知識分子，但是由于生命受到歷史現實等多重擠壓，他經常感覺到生命的脆弱和命運的無常，所以他在言與行的背離上愈行愈遠。盡管他也有向青年讀者坦呈真實心態的想法，但一想到年輕生命的寶貴，就沒有勇氣做下去了。袁盛勇教授認為：“魯迅在生與死、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實有與虛無、歷史與現實之間纏繞又關聯，因而難以決斷，他只好把這纏繞性的體驗采取一種相應的話語方式呈現出來，這就是‘我要騙人。魯迅終究還是眷戀著年輕讀者的生命，不愿意看到他們因為讀了自己所可能寫出的天地間最黑的咒詞而受到影響，并因之和社會對抗，而現出生命的危機，所以‘我要騙人的話語也就含蘊了一種不可否定的偉大德行在里面?！?/p>

任何對魯迅現象多元性與復雜性的有意無意的忽視，都必然造成思維上的盲點，從而形成一種片面的闡釋角度與偏激的、情緒化的價值評價，不但無法合理地、全面地把握復雜的魯迅現象，而且也無法在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之間形成建設性的對話。袁盛勇教授不回避魯迅的弱點，從其精神缺陷里尋找魯迅身后的文化悲劇的深層原因，他把魯迅的不足定位在權威性和一元論的層面?！叭魏嗡^普遍必然的理論實際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候、處于特定的目的建構出來的，因而它必然首先是一個‘事件;要打破它的所謂的自明性，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還原為‘事件。事件化還意味著放棄單一的原因，實現原因的多元化?！痹隰斞竷刃纳钐?，他以為在左翼文化內部只有自己的觀點才符合現代中國進步文化的方向，所以當周揚們的批評和誹謗在根本上觸及了他的文化理念時，左翼文化界內部的矛盾就越來越多。袁盛勇教授指出：“無論周揚還是魯迅，他們在左聯時期都沒能去建構一種能夠容納異己文化觀念存在的政治文化體制，這才是他們在現代文化建構途中存在的最大遺憾。魯迅對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本來就懷有一定的偏見和隔膜，而這些跟此前的階級論觀念具有一種天然的契合性或一致性。正是因為魯迅對于那種富有包容性的民主文化機制缺乏積極思考，他才會跟周揚等人陷入一種所謂宗派主義的境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