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事故對我國核安全管理的啟示

【摘要】日本的福島核事故暴露了日本核電行業在核安全監管體制、監管能力、公眾宣傳等許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許多對我國的核電建設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前我國的核電建設正處于一個穩步發展的時期，研究日本核能行業的問題，有利于我國核電建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核安全監管；原子力村；利權政治

1、問題的提出

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給全世界的核能行業再一次敲響了警鐘，雖然福島核事故的發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這個事故中暴露的許多在核安全監管、公眾宣傳等方面的問題依然值得我們核電人反思和借鑒。

2、日本核能行業的問題

2.1日本的核安全監管缺陷

日本的核安全管理體制看上去是沒有問題的，同時也符合IAEA相關導則的要求。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管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經濟產業省的主要職能是“提高經濟活力，確保經濟和產業得到發展，使資源和能源保持穩定供應，節能減排等”。也就是說承擔核電監管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處在負責促進核電發展的經濟產業省的管理之下，經濟產業省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有些時候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可能出現運動員管理裁判員的情況[1]。

2.2 日本的原子力村（監管體系上的蛀牙）

日本的核能行業的管理者與核電運營者存在被稱作“原子力村”曖昧的關系。這種原子力村的存在源于一種叫做官員空降（amakudari或者descent from heaven）的一種由于日本政治改革而衍生的非正式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僅存在于核工業界，而是存在于日本的整個工業體系中。戰后許多政府官員退休后到他曾經監管的企業去任職；另一方許多半官方的人員在相對年輕的中年（50歲左右）就退休了。日本政府相關部門就協助這些提前退休人員在私營企業找到相對合適的職位，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與政府密切聯系的工業領域的企業就職。上述情況導致許多情況下政府監管人員的職責錯位，并帶來忠誠度的問題。日本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是這一體制的重災區，并導致了NISA在功能上的喪失。

2.3 日本的“核電體制”（利權政治）[2， 3]

日本的利權政治的本質是利益團體（通常為官商結合）為達到其自身的目的，通過誤導宣傳、引導輿論、政策推動等手段從而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的企圖?！袄麢嗾巍痹谌毡竞穗婎I域被進一步演化為“核電體制”。因此日本核電站建設的真相就是政府和電力公司聯合起來用金錢和權力購買當地居民同意的過程。在這種體制下，反對核電的人士逐漸成為少數派，并被逐漸邊緣化，受到社會各界的排擠。

2.4 日本核電安全的公眾宣傳誤導

一方面，在日本的利權政治體制下，日本民眾在參與核電建設、核電安全方面決策的作用被大大限制了，反核人士被排擠或邊緣化，很難發出有效的聲音。日本媒體對于核電安全性的單方面的宣傳也誤導了民眾使他們認為核電是安全可靠的。

另一方面，自1975年起，日本政府就在不斷宣傳如何應對可能發生的“東海地震”、“東南海地震”、“南海地震”。這些反復的宣傳強調使得福島核電站所在地-日本東北地區（Tohoku）的民眾認為他們所在的方位不會受到大型地震或海嘯的侵襲。這些宣傳也使得福島核電站的運營方與監管方沒有對福島地區可能發生的海嘯產生足夠的重視[4]。

3、福島核事故對我國核安全管理的啟示

3.1 核安全監管

我國的核安全監管體系與日本的監管結構雖然不同但是也有相似的影子。首先是行政層級較低，我國從1984年就成立了國家核安全局，雖然在幾次國務院行政改革中都保留了國家核安全的牌子，但是國家核安全局設在環境保護部下，與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設在經濟產業省下相似，同樣存在著行政級別低，權力與其承擔的職責不相匹配的問題。其次是監管的獨立性不足，從組織機構上看，我國的核安全監管雖然不會產生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問題，但是設在環境保護部下難免受到一些行政干擾。事實上我國的核安全監管獨立性的缺乏在國內的許多文獻中都早已有所表述。

3.2 警惕利權政治的中國版

在利權政治的問題上，中國雖然不會出現類似日本那樣官商勾結、互相利用、誤導民眾的“核電制度”。但是日本的許多情況卻值得我們借鑒，GDP與經濟增長一直是我國地方政府的政績指標。核電站的建設將帶來征地、稅收、投資收益、就業等等利益，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夠對此免疫。因此受經濟增長的壓力，地方政府何嘗沒有類似日本那樣的核電站建設的沖動。

3.3 警惕“原子力村”現象

核能行業由于其行業的特殊性，其相關的人員均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圈子里。我國的核能行業的管理者，我國核電站的運營單位大多脫胎于原來的“二機部”。因此同一個領域里的專家或者專業人士，許多原本就是一個公司或辦公室的“老朋友、老同事”。在目前核能行業的各種核電評審會上，這些人被重新召集起來，評審過程中為照顧各方的“面子”難免存在把關不嚴的情況出現。

3.4 警惕先進技術下的“地雷”

日本的核電產業從某種程度上，是日本的一些政客和美國相互利用共同鼓吹下逐漸建立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鼓吹、日本政客的保駕護航，日本的媒體的宣傳引導，最終使日本的上下都認為美國的技術是“先進的、絕對安全的”。這種宣傳也逐漸麻痹了民眾的神經，也使得日本忽視了對核安全的警惕。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核管會、西屋公司“功不可沒”。正如Benz， Emily在《Lessons from Fukushima：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Nuclear Energy》中提到的美國的核管會“美國的核管會已經成為了類似西屋公司這樣的美國制造業的國際說客”[1]。

我國在引進美國西屋公司的AP1000技術的過程中也不乏這樣的痕跡，先是美國核管會批準了西屋公司的AP1000的設計技術方案，西屋公司從而贏得了在我國建造AP1000核電機組的合同。隨后美國核管會否定了其之前對AP1000的認可，宣布重新審查AP1000方案。美國的核管會顯然是為了西屋公司的出口而“預先”做了審批，這種做法是值得我們懷疑和警惕的。

總結：

當前我國的核電建設正處于一個較快發展的時期，學習研究日本核電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避免類似的情況在我國重蹈覆轍。對我國當前核電追求穩步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Benz E. Lessons from Fukushima：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Nuclear Energy[J].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2013，37（3）：845.

[2]胡令遠.踟躕于歷史歧路的日本——福島核事故的啟示[J].國際問題研究，2011（6）：102-111.

[3]劉建平.從廣島到福島：日本核災難的歷史學、傳播學與政治學[J].開放時代，2012（8）：73-91.

[4] Gusiakov V K. Fukushima： the myth of safety， the reality of geoscience[J].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2011，67（5）：37-46.

作者簡介：

溫儆吾，男，1980.9，籍貫：河北固安，單位：中國核電工程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核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