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從激情有余到專業成熟

王煜

汶川地震發生后，舉國震驚，無論年齡、職業、能力，四面八方的人們或慷慨解囊，或直入災區，愛心的力量空前匯聚;許多個人、組織受此感召，開始奉獻于公益，并一直堅持下來。公益慈善從之前人們心目中的“只是政府的職責”“有錢人才能做的事”，逐漸成為全民意識的一部分。

十年前的巨災發生之年，因而被稱之為“中國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在中國公益領域究竟意味著什么;十年來，公益組織經歷了一條怎樣的成長之路？

發于善心，走向專業

如果沒有那場地震，2008年5月12日，對程雯來說，可能只會是一個普通的忙碌日子。那時，距離當年的“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開賽只有一周時間，本身是企業管理者，也參與賽事組織工作的她正籌備比賽的各種細節。地震發生后，許多報名者跟她說：“我們與其背著行李去戈壁徒步，不如去災區做志愿者?！边@些隊員，是全國各個著名商學院的學員，其中絕大多數是事業有成的企業家?！拔耶敃r很理解他們，我內心和他們有同樣的感情，但有一個問題很關鍵：我們去了能做什么？”程雯說。

盡管沒有組隊去災區，但程雯和同事們將當年的戈壁挑戰賽組織為賑災義賽，號召參賽者一邊徒步一邊籌款，為災區募集到了30多萬元善款。那段時間，賽事的核心組織人員一直在思考：戈壁挑戰賽是為了讓參賽者領悟堅持的意義，那我們怎樣在救援中出一份力，給危急中的人們以力量，讓他們堅持？參加比賽的“戈友”們的決定是，自愿發起中國第一支企業家志愿救援隊。在2010年玉樹地震等災害中，這支企業家志愿救援隊參與了現場救援。

提到汶川地震對自己的意義，程雯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它讓我突然發現，我所擁有的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當然的。我應該抓緊時間，去做一些該做的事?！睂嶋H上，有許多和她有相同感受的人，都和她做出了類似的選擇，在這場巨災之后，選擇了投身公益。

以災害事件觸動成立的公益組織最初多以緊急救援為方向，隨后如何發展，是公益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2011年9月，以救援隊的團隊和實踐為基礎，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會正式注冊成立，程雯擔任理事長?；饡闪⒑?，她和同事們開拓了另一個重點投入的公益領域：教育扶貧。

程雯說，汶川地震中的一個故事深深震撼了她和伙伴們：四川安縣桑棗中學在地理位置上緊臨著受災最為慘烈的北川，地震發生后，全校2300多名師生在一分半鐘的時間里全部安全有序地撤離到操場，無一人傷亡。這個“奇跡”源于校長葉志平的堅持，他想方設法不斷加固學校里一棟有隱患的教學樓;從2005年開始，每學期在全校組織一次緊急疏散的演習;規定每周二是學校的安全教育時間，讓老師專門講交通安全和飲食衛生等。她感到，校長對一所學校的影響太大了，有好校長才能有好學校，才能讓孩子們有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能，對貧困落后地區的學校而言尤其如此。

以貴州黔東南州的一個叫“腳里”的村組起步，戈友基金會開設了“腳里學院”，派出支教老師，為落后地區的校長們開設教育理念、教育管理、領導力、組織行為學等課程，并讓來自北大、廈大、中歐商學院等高校的名師為他們授課。許多校長接受培訓后說：“我又找到了堅持的力量、做教育的初心?！?/p>

找到自己的專業定位，這是公益組織成長的重要一步。在汶川地震中，比較普遍的問題是一些組織激情有余、專業性不足，有的志愿者甚至淪為次生災民。如同前述的戈友基金會一樣，公益人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和實踐，在2014年8月的云南魯甸地震中，情況已經有很大不同。

從地震發生的2014年8月3日下午開始，時任公益組織“廣東獅子會”會長的廖滿雄就一直關注災情，4日凌晨1點，他給廣東獅子會所有會員群發了一個“緊急通知”，要求所有服務隊要理性對待救援工作，要求他們聽取統一部署，不要盲目去前線。

廖滿雄說，凌晨緊急群發信息，是因為廣東獅子會當時有5000多人、150多個服務隊，可能有的人就沖上去了。但那時是緊急救援階段，這不是他們的專業，需要武警部隊或者藍天救援隊這樣專業的機構去，他們更擅長的是籌款、物資派發、災后重建等工作。

在魯甸救災中，找準自己定位的公益組織還有不少。比如中國青基會的注意力始終未離開學校及對貧困學子的關注;中華兒慈會則一心在震災救援中力求尋找待救助孤兒;南都基金會于震后第三天公開宣布自己的救災策略：啟動災害救援和災后重建基金，資助民間組織開展救災工作;卓明災害信息咨詢中心自地震發生后，每天第一時間搜集、核證并更新、發布前線救災信息。

頂層設計，有序參與

在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周如南看來，汶川地震以來的十年間，國家的頂層設計，為公益組織的專業化、規范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表示，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社會組織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逐步確立;而在依法治國層面，規范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也不斷完善推出。以近年為例，2016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2017年1月1日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2017年底民政部發布的《關于大力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的意見》等法律規章，為各類公益組織的成立、發展制定了基本準則。在志愿者方面，2016年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8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的意見》;2017年12月1日，國務院《志愿服務條例》開始施行。

除了條文的制定實施，政府購買公益組織的服務，也促進了該類組織的規范化、專業化發展。

周如南舉例說：廣州市從2008年后開始試行政府購買社工服務，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發展很快。從2008年至2016年，廣州市累計投入財政資金17.7億元，年均投入保持在3.3億元左右，扶持社工服務發展。目前，廣州市共有500多家社工機構，每一個街道社區都至少有一個政府購買服務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該中心為市民提供各類專業化社會服務。與此同時，該市還以政府購買社工機構服務的方式，在全市推出15個社會工作專項服務項目，每年合計服務超過290萬人次。每個項目專注于一個領域，為有特殊需求的群體提供個性化的專業服務，包括：空巢老人、逆境的青少年、外來務工人員、失獨家庭、外國人、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人員、流浪乞討人員等。

同時，公益組織之間、政府與公益組織之間協同平臺的搭建，也實踐了公益領域的“社會共治”。

仍以魯甸地震為例。地震發生不久，來自成都的授漁公益發展中心與平安星等多家民間救災組織就共同策劃成立“魯甸抗震救災民間協作大本營”，自動達成第一個民間結盟?！按蟊緺I”向外公布了自己的詳細位置和條件：有7條網線、可供10人辦公、會議室可供30人開會、可提供40個男士床位，歡迎其他民間組織伙伴入駐。一天以后，近20家民間組織入住大本營，除向社會公開發布聯合倡議外，還立即召開了分工合作會議，共同商量如何通過民間協作平臺，有序、有效救災?！按蟊緺I”也得到了公益基金會的支持。

很快，中國青基會、中國婦基會、中國扶貧基金會、深圳壹基金、愛德基金會等7家基金會也聯合倡議：完善基金會之間以及基金會與其他社會組織間的協同機制，做好志愿者服務與管理，實現信息分享、物質調度、人員協作等方面的有機通融。

地震發生4天后，在上述公益組織行動的帶動下，云南省民政廳在救災應急指揮部下設“社會組織參與救災協調服務組”，直接與民間組織建立的“社會組織救援服務平臺”對接。由云南省社會組織評估服務中心、云南省青基會等14家民間組織為主的“社會組織救援服務平臺”的主要職責，就是協調外界與災區的對接，包括協調省內外社會組織進入災區開展工作以及協調捐贈物資、救援物資的運入、發放等。

商業跨界，技術助力

商業和互聯網技術的深度跨界介入也是十年來中國公益領域的新情況，尤其當兩者融合時，這種改變力量就更為明顯。巨頭企業不僅紛紛辦起了自己的基金會等公益組織，還在自己的體系內打造成了小生態。例如，騰訊有自己的公益部門、成立了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打造了“99公益日”品牌，建立了基于旗下社交網絡軟件的網絡公益平臺;阿里也有自己的基金會、螞蟻森林等公益項目。

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的當下，人們通過手機，就可以隨時隨地參與公益。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身到了公益行業當中。在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看來，這有兩層含義：一是越來越多的具備專業能力的青年選擇公益作為職業，這無疑會推動行業更快、更好地發展;二是隨著科技手段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公益，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人人公益”的理想得以更進一步。

在運營形式上，公益組織也越來越多地借用商業的操作方式，開展公益招投

標、公益創投、社會影響力投資，操作公益金融等?！吧鐣髽I”或者“共益企業”（B-corp.）這樣的概念和實踐方式也更多地在國內開展起來。

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累計接受社會捐款11.4億元，接受捐物折合人民幣7800多萬元。2008年6月，該基金會首次嘗試利用社會捐贈資金開展公益項目招標，決定首批安排2000萬元捐款，面向民間公益服務組織公開招標災后重建項目。此次公開招標歷時近半年，共有國內70多家民間公益組織參與競標，最終有15個公益組織申報的16個項目中標。2009年8月，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又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共同出資1000萬元設立“中國慈善導航專項基金”，通過中央電視臺公益行動電視節目，面向全國公益組織公開招標災后重建項目。

2008年底，在民政部與國家行政學院、清華大學共同舉辦的首屆中國社會組織論壇上，上述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的“5·12災后重建項目公開招標”被評為“2008年社會組織十件大事”，獲評理由是“這種評委獨立、規章完備、程序公正、資助透明的項目公開招投標開創了社會組織橫向合作的新模式，是基金會對于捐款使用的制度創新，也是中國公益性社會組織資源優化配置的有益探索”。自此以后，公益招投標已成為基金會開展資助活動的常用形式。

在公益創投領域，上海浦東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簡稱“恩派”）走在前列。恩派率先在上海浦東，后來又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公益組織孵化器”，以企業和基金會為投資主體，將發展潛力大、創新性強、社會效益高的公益社會組織引入孵化基地，提供一整套包括資金支持、場地設備、能力建設、注冊協助在內的支持性服務，投資期為2至5年，輔助這些初創的公益組織逐漸成長。目前，恩派已扶持了500多家社會組織，涵蓋扶貧、教育、青少年發展、助殘、社區服務等諸多領域。其中，“多背一公斤”“手牽手”“青翼”“瓷娃娃”等公益機構都在各自領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周如南向《新民周刊》表示：商業對公益的跨界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新的運營模式的同時，也可能裹挾著商業利益的侵蝕。他認為，“小而美”的公益組織應該是被鼓勵的，做好精準定位、專心解決某一個問題，這通常是公益界的一個共識。但是，商業模式引入后，容易帶來“庸俗成功學”，公益組織的價值可能會被要求“報表化”“KPI化”，這值得警惕。

他提出，公益領域可以推行“濕地理論”：就如同濕地是一個各類生物和諧共處的生態系統一般，公益領域既要有規?；?、強力的組織存在，也要允許一些小的組織與之共存共生，而不是要被前者控制或者消滅。

“汶川地震使中國慈善整整提高了一個年代，中國已進入一個偉大的公益時代?！?008年11月，時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做出了這樣的判斷。2017年底，陳一丹在接受采訪時也認為：“當下，中國公益已經進入了黃金時代”。而在周如南看來，如果把中國公益看成一個人，十歲還只是兒童時代，可塑性還非常強。這樣的不確定性，意味著強大的機遇與挑戰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