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的經歷，一生銘記

王堅 吳雪

我是從西班牙的電視上看到汶川地震消息的，當時我正在那里參加學術會議。2008年5月13日，我從回國的飛機上下來，就接到了援川命令，帶著對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朦朧印象和恐懼感 ，便匆匆奔赴救災一線。

2008年地震后趕赴四川的仁濟醫院救援隊。

四川省人民醫院是仁濟醫院醫療隊援川的第一站。醫院收治的800多名傷員中有400多名骨科病人需要手術，連續工作超48小時的四川醫生急需接替換班，讓他們可以休整一下。時間就是生命，超負荷的手術量，不允許我們有半點遲疑。醫療隊迅速成立臨時黨支部，分析情況，將醫院里的兒科、內科、眼科醫生全部變成外科醫生，集中圍繞骨科配置救援力量。

第一天到成都，醫療隊就連夜干到凌晨4點，完成了3臺重癥手術。至此，上海醫療隊成為了接棒四川醫生的“中堅力量”。

雖然隊員們抽調自不同科室，從未有過合作經驗，但在最短時間內形成了強大合力與救治力。事實上，一到成都，隊員們就不約而同請戰到最危險的震中去。但因當地氣候條件復雜，空降茂縣、映秀的任務相繼取消，大家情緒難以平復。我作為隊長給大家鼓勁兒：“有傷員的地方就是前線，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就是戰場?！睋y計，援川期間，仁濟醫院醫療救援隊全隊共診治了3000余名患者，其中重病人500余名;做了70余臺骨科手術，其他手術12臺。

我們從上海帶了一頂醫療帳篷到成都，如何把這頂帳篷從成都送到更需要的一線去，成為當時一個難題。后來，我們聯系到一輛卡車，我跟著車，一路顛簸把帳篷送到綿陽。這個醫療帳篷本來是為上海世博會醫療保障而設計研發的，是一個先進無菌的野戰手術室。到達災區后，醫療隊在這個帳篷里做了將近20臺手術。

在災區特殊的環境下，科學救治，降低死亡率、傷殘率，是醫療隊的主要工作目標。醫療隊寧愿多承擔一些風險，也始終堅持“病人利益高于一切”。在救災過程中，我們曾收治一位17歲的少年，他的四肢都受到了嚴重擠壓，血色素只有1g，生命垂危。此時，截肢對醫生而言是最簡便的選擇，保肢意味著風險、技術難度以及大量的護理工作，但經過會診，我們還是為孩子選擇了保肢的治療方案。為什么？因為我們考慮到了孩子的未來，在生命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我們更希望為孩子留下完整的肢體。

如果不去第一線，會留下遺憾。援川16天，每一位“戰友”身上的光芒，令我至今銘記。我還記得，急診科徐欣輝醫生被分到重癥感染病區，救治18位重癥病人，伴隨著震后五天6.1級余震的撤離命令，徐醫生說：“我是醫生，不會扔下病人獨自離開”;麻醉科鄧羽霄醫生空降汶川縣銀杏鄉，那是一個醫療救援隊最后進入的鄉村。在那里，他克服缺糧、缺水、缺睡眠的惡劣條件，堅守到最后一刻。

2008年5月24日，援川進入后續救治階段，時任總理的溫家寶來到四川省人民醫院慰問，握著我的手說道，感謝你們，感謝上海。雖只有八個字，對于醫療隊來說，卻是莫大的鼓舞。那一天，恰逢我39歲生日，這份意義非凡的生日禮物，值得我一生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