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定義權”在誰手

劉洪波

知識就是力量，含義是多重的。它不止改變物質世界的狀態，也是一種社會性的力量和精神性的權力。權力是什么，定義很多，社會科學里面類似的詞都一樣。我想，權力本質上不過是作關于他人的決定而已。從工廠的小頭頭到各級官員，握有權力的標志，就是能夠決定一些人應該做什么事情。知識的權力特征，不是這么直接的。知識作為一種權力，通過知識之外的“手”來實現。

前些時，《人民日報》報道，部分藥品利益集團“發明”疾病，售賣“神藥”，這就是一種知識權力的表現。擁有巨大財富的藥品利益集團有時為了更大的利潤，對人類健康重新定義，讓沒病的人“生病”，大打廣告，并銷售“治病”的藥品。報道中舉的一個例子是，某公司僅2016年廣告費用達到2.6億元，而同年藥物研發費用為0.29億元。這個例子并不足以說明是在“發明疾病”，但我們平時所說的“過度醫療”，就包括小病大治、無效而治，以及一部分“沒病而治療”。

說“發明疾病”，或許更能醒目地揭示利益集團怎樣施展知識權力，但我愿意更平實一些，說“定義疾病”作為一種權力的利益化使用?！鞍l明疾病”，可能是硬性的真的發明出一種切實的病癥來，例如化學武器或生物武器導致的病癥就是發明出來的;它也可以是軟性的，就是通過利益化的疾病定義來實現。

定義疾病，包括定義什么是病、什么是有病。每一個定義，都可能是客觀的、科學的，也可能是主觀的、不科學的。有時，主觀和不科學是因為認識能力和治療水平，但也不排除有時就是利益起作用。

知識在現代生活中的權力性，不只是定義疾病，還包括運用疾病定義去診斷，例如一個犯罪的人，通過有資質的鑒定機構，是否獲得精神疾患的診斷，很大程度上將影響其判罰。知識在現代還用于定義生死，什么算死亡，什么是生理死亡，什么是法律上的死亡，定義一旦成立，社會就以之為法定依據。

現代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要面臨“定義”。定義一旦發生改變，社會的基底結構和治理方式就改變了，定義是使事情“合理化”和“合法化”的前提。

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黃世仁和楊白勞的故事，過去被定義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故事，這樣楊白勞的命運就應予同情，他的反抗就值得贊賞。但后來，一些人重新定義這個故事，說黃世仁和楊白勞的故事，是一個借貸合同的故事，這樣，楊白勞就是一個不履行合同的違約者，他的反抗就毫無道理。在不同的定義下，處理“黃楊糾紛”的辦法是絕然不同的。

當知識的定義發生在精神層面，人的精神就受到了控制，這不涉及到社會機制問題，但會涉及到人對諸多事情的判斷。例如，一個人怎樣定義中國，又怎樣定義美國，會深刻地影響他對相應國家行為的判斷。有人認為美國代表著人類的方向，一切皆文明，于是美國的炸彈扔到哪里，就是哪里應該挨炸，美國要制裁哪里，就是哪里應該被制裁。美國的霸道，往往也在于它“定義權”足夠大。有人覺得中國的文化就是落后的，那么這種文化當然就只能算是病癥，只能被治療甚至無藥可醫，只能死掉了事。當一個人被這樣的精神所控制，可能還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而不覺得已被深度催眠和洗腦。

我并不是說，跟上面這種深度催眠和洗腦恰好相反，就是一種好的東西。其實，與之恰好相反，那是這種東西的鏡像，同樣是在催眠和洗腦之中。但真正的清醒仍然是可能的，那就是真正的客觀、理性和辯證思維，任何東西有好和不好，任何定義有其可逮和不可逮之處。

定義權是一種比定價權更為根本、比政治權力更具基礎性的權力。掌握知識的人，有一套軟件、一套操作系統，這套操作系統正常不正常，大眾應當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