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因素分析

◇李卓蔚 張 穎

一、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特別是在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生產要素稟賦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資本、技術乃至勞動力等要素，在國際市場的廣泛流動成為必然。在這一背景下，勞動力要素流通變得更加順暢，對外勞務輸出事業開始呈現出強大的發展活力。

中國是個勞動力相對充裕的國家，部分地區勞動力供大于求。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許多專家學者建議，緩解人口壓力不能完全只依賴于國內或區域內經濟增長、行業擴張來吸納勞動力，還必須從國際經濟貿易合作中尋找出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事業不斷發展，逐步成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且已成為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內容。日本是我國重要的海外勞務市場，中日兩國間具有互補性，因此，梳理我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因素，把握對日勞務輸出的機遇和挑戰，對我國國際勞務合作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研究現狀評述

國內對于對外勞務輸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對外勞務輸出整體現狀的研究，宏觀地分析對外勞務輸出的作用（楊云母，2006；于全輝，2007；尹豪，2009；黃廬進等，2016）；二是以省市為研究對象展開研究，探究特定省市或某幾個省市的勞務輸出路徑（陳詩達，2004；郝冰，2006；余文文等，2009；柴鈺翔等，2010；張美華等，2012；郭子川，2015）；三是我國對外勞務輸出與進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間相關性的研究（李禮，2004；胡昭玲等，2008；余官勝等，2012；楊文，2014）。對于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對發展中日勞務合作的意義和研修生制度的探討上（楊云母，2006；李姍，2007；吳耿波，2009；廖小??；2009）。

針對中日間勞務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學術界。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面臨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日本學術界關于勞務輸出的研究集中在是否要引入外國勞動力，特別是低端勞務的引進這一議題上（吉田良生，2006；三橋貴明，2014；齋藤潤，2013；坂幸夫，2016）。

在勞務輸出的基礎上，中日兩國學者也展開了中日勞務合作的研究。日本學術界就此問題，一般將政策評價的重心放在對日本單方面的影響上，視野局限性較大。而國內對于中日勞務輸出的研究相對較少。在已有中日勞務合作相關的研究文章中，研究內容較為狹窄，一般只涉及政策或經濟等某一方面的解讀，不夠全面；在研究方法上，多做簡單的描述統計，運用計量方法較少，不夠深入。并且近兩年來，隨著日本對外國人勞動力政策的逐漸放開，中國對日本的勞務輸出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之前的文獻中，尚未有文章對此作出系統、詳盡的分析和研究。中國對日勞務輸出既有國際勞務輸出的共性，但又具有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特殊性，需要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討。

三、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現狀分析

在對日勞務輸出規模上，呈現出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1992年到2007年間中國對日勞務輸出整體呈上升態勢，經歷了從無到有、快速發展階段，2011年達到頂峰。近年來勞務輸出人數有所下降，但仍穩定在每年15萬左右的勞務輸出水平，中國已成為日本外籍勞動力市場上外國人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國。

在對日勞務輸出的人口結構上，根據國勢調查數據，在日本所從事工作為主業的中國就業者有187521人，男性就業者90162人，女性就業者97359人，男女比例總體較為均衡。在日中國就業者的年齡分布上，20歲～39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人數的68.44%，可見赴日從事勞務工作的人群主要為青壯年勞動群體。

對日勞務輸出的產業分布上，存在著發展不均衡的特征。我國對日勞務輸出集中于以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餐飲酒店業、農牧漁業為主的傳統行業，所占比例為68.82%，接近七成。與傳統行業相反，信息通訊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租賃業、專業技術服務業、娛樂業等高級勞務所占比重不足12%。

對日勞務輸出的職業分布上，中國對日勞務輸出仍以體力勞動為主，智力型和技術型的職業分布比例有待提高。

四、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理論假設和基礎模型

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提出著名的“二元經濟理論”，最早揭示了發展中國家并存著以傳統生產方式為主的農業部門和以制造業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城市工業部門的高工資吸引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其轉移。本文將以此為理論基礎，從供給角度嘗試探析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因素。

首先，假設我國勞動力可以按工作去向劃分為三類：一是在農村或鄰近農村的小鄉鎮從事農業或半務農半務工的勞動力；二是選擇在城市務工的勞務人員；三是選擇外出務工的對外勞務輸出人員。

其次，假設城市勞動力市場也分兩個層次：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正規部門就業穩定，人員流動性弱，社會福利好；而非正規部門，人員流動性強，福利待遇較差。

再次，假設在勞務輸入國，對于勞務輸出者來說沒有分層次的勞動力市場。目前我國勞務人員在外出務工前，一般已經和勞務外派企業簽訂好了勞務合同，約定好了工作內容、福利待遇、工作期限等。

最后，假設無論是國內的城鄉轉移，還是跨國勞務輸出都有遷移成本，既包括可以用金錢衡量的物質成本，如中介費、交通差旅費等，也包括無法用金錢衡量的非物質成本，比如文化差異帶來的不適感和背井離鄉的孤獨感等。

基于以上假設，我們對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務工決策建立對數線性模型，分析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因素。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鑒于實證分析的可操作性，本文選取各省人均耕地面積、城鄉收入差距、城鎮登記失業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勞務中介公司數量這幾個變量，再加上表示東西部地理差異的模擬變量。以上六個變量可以簡單分為三類：

第一類代表農村就業途徑對跨國勞務輸出的替代。比如人均耕地面積，假設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份，其轄區內農業對農民的黏性越強，農民更愿意在家務農而不是外出務工。

第二類表示城市就業機會對對外勞務輸出的擠占。比如城鄉收入差距和海外務工為負相關。城鄉收入差距越大，農民選擇城市務工的意愿就越強烈，從而對潛在跨國勞務輸出有較強的替代效應；城市失業率和海外就業為正相關，城鎮登記失業率高，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獲得就業機會的概率低，這時他們就會考慮能夠保障就業的跨國勞務輸出。關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各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可以衡量各地的人力資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勞動市場對勞務人員的學歷要求也隨之水漲船高。農民工普遍學歷不高，他們想要在本地找到工作的概率下降，反而使出國從事簡單勞務工作的可能性提高。

第三類顯示對外勞務輸出成本的差異。勞務中介機構的分布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地對外勞務輸出的方便程度，可以選擇本省的勞務輸出機構就可以省下去外省培訓、面試等環節的差旅費、住宿費等，成本減小。而各省份的東西部地理差異，從交通條件、歷史淵源、社會網絡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對外勞務輸出的數量，一般來說，東部沿海省份對外開放程度較高，選擇外出勞務的人也較多。

基于以上考慮，把對日勞務輸出人數作為因變量，把人均耕地面積、城鄉收入差距、城鎮登記失業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勞務中介公司數量、東西部差異作為自變量，建立指數方程：

所有變量選取的都是2016年數據，其中Y表示各省份對日勞務輸出的人數，X1表示人均耕地面積，X2表示城鄉收入差距，X3是城鎮登記失業率，X4是人均受教育年限，X5為勞務中介數量，X6是東西部差異變量；a1～a6為以上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彈性系數，C是常數項，U是模型誤差項。

對（1）式取對數，得到對數線性模型如下：

本文基于上述模型（2），結合有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上面提出的系列假設。由于各省對日勞務輸出人數不可獲得，因此根據《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上登記的2016年度全國對日勞務輸出人數和各省份對外勞務合作人數，大致推算各省對日勞務輸出人數。X1～X4的2016年度數據均從《中國統計年鑒》上得到，其中，X2城鄉收入差距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差額；X4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據現行學制計算得出，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計算，高中文化程度12年，初中文化程度9年，小學文化程度6年，文盲為0年。X5各省的勞務中介數量來源于JITCO官網數據。X6東西部地區差異，東部省份賦值為“1”，其他省份賦值為“0”。

模型共含有6個變量，在不含港澳臺地區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由于西藏自治區從事境外勞務合作人數數據的缺失，所以最終樣本量為30。在此基礎上，將這30個省市區包括勞務輸出的7個變量確定為計量統計的基礎數據。

（三）實證結果分析

因變量和自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以及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預期影響方向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利用30個省市區的樣本數據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對日勞務輸出影響因素

1.模型的解釋能力，擬合優度為0.834，模型調整后擬合優度為0.695，說明該模型所涉及的社會經濟變量對對日勞務輸出現象有接近七成的解釋能力。變量估計系數都與預期相符合：人均耕地面積越小，城鄉收入差距越小，城鎮登記失業率越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勞務中介數越多，位于東部地區，更傾向于對日勞務輸出。

模型6個自變量中有2個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對外勞務輸出是極其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只用以上7個變量和30組樣本數據并不能完全模擬農村剩余勞動力勞務輸出的決策過程，歷史、政治、文化等影響勞務人員輸出決策的非經濟因素在本文的回歸模型中無法量化，可能給我們的模型回歸帶來誤差。

但是，通過這一模型可以揭示出勞動力供給方面部分影響因素對中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強度和影響方向。

如表2所示，在所有的自變量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對我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最大，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長1個百分點，勞務輸出人數隨之增長約6.56個百分點，說明勞務市場的勞動力素質越高，對普通勞務的擠出效應就越明顯，普通勞務無法在當地與高素質、高學歷人才相競爭，反而流入急需普通勞務的日本勞務市場。

2.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登記失業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選擇赴日勞務的人數就增加約4.17個百分點，說明國內城市勞務市場不景氣對潛在勞務輸出人員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東西部地域特征對我國對日勞務輸出的影響也較大，東部省份開放較早，交通便利，社會網絡發達，如廣東、福建有許多著名的僑鄉，歷來出國務工的人數相對較多，“親幫親”的社會網絡，使出國勞務信息變得更加暢通，豐富的海外人力資源影響其對外勞務輸出的意愿。

勞務中介數的影響較小，說明勞務中介數量已不再成為左右人們外出務工的主要因素，隨著網絡的聯通和科技的發展，距離的遠近被縮短，有外出務工意愿的勞務人員可以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和勞務中介取得聯系。

人均耕地面積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農村及農業對勞動力的吸引力比較低，即使具備充足的農業生產資料，如耕地，但是勞動力普遍對農業的收益率持悲觀態度，導致務農積極性不高。

城鄉收入差距也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是因為相比國內城鄉收入差異，赴日勞務所能獲得的報酬更高，城鄉收入差異對勞動力是否選擇跨國務工的影響較小。

五、結語

近年來，中國對日勞務輸出有進一步擴展的空間和潛力，也面臨著不容小覷的威脅和競爭者，逐漸呈現出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

日本政府之前對接納單純體力勞務人員持消極態度，這是因為隨著外國勞動力的流入，可能導致本國人的失業和工資下降，但隨著日本日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護理、家政、農業、建筑等行業將逐漸對外國人放開，零售、旅游觀光、住宿和餐飲等服務業似乎也存在接收外國人的余地。日本勞務市場將進一步放開，對外國勞動力限制的減少，使我國進一步獲得更多更優質的勞務輸出項目，有助于擴大對日勞務輸出規模。

目前，我國對日勞務輸出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競爭激烈的日本勞務市場上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多種渠道（如EPA項目）進入日本勞務市場。根據厚生勞務省發布的2016年《外國人雇傭狀況》，中國勞動力占外國人勞動力總數的31.8%，越南占15.9%，菲律賓為11.8%，巴西為9.8%。雖然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勞務輸入國，但是其他國家緊隨其后，均采取各種辦法鼓勵本國勞務的輸出，勞務輸出大國之間競爭激烈。并且，中國、東南亞國家、巴西和其他對日勞務輸出比重較大的國家間，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同質化現象，高度集中在非技術工人這一層次，進而又加劇了搶奪日本勞務市場份額的競爭。

因此，政府應主動地發揮主導作用，積極推動對日勞務輸出的發展，努力完成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發展高端勞務外派、打造勞務品牌、避免同質化競爭將成為我國對日勞務輸出的新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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