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不能下跪（下）

朱永新

與馮驥才先生的第二次親密接觸，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地震發生以后的第六天，馮先生立即帶領民進中央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有關人員趕赴災區。我有幸與調研組同行，目睹了馮先生的睿智眼光與工作作風。當時交通非常不便，我們克服了許多困難才趕到北川。站在山崗上，看著已經成為廢墟的縣城，馮驥才先生醞釀了全面搶救和保護羌族文化的計劃。

汶川大地震對羌族這個民族的打擊可以說是毀滅性的。羌族是我國56個民族之一，也是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有3000多年的歷史。北川則是國家唯一的羌族自治縣。汶川大地震中，羌族大概十分之一的人遇難，而且羌族的文化名人那一天正好在文化館開詩會，40多名當地的文化名人幾乎全部遇難。

馮先生告訴我們，羌族是云朵上的民族，有很多獨特的文化：這個民族認為萬物有靈，每個人都要祭山，而每座山都是有名字的山神；羌舞和羌族服飾都非常絢麗燦爛。民族生活在文化里，文化是民族的真正生命。地震以后，北川縣城要搬遷，那么這個民族的文化怎樣保存下去，怎樣傳承下去？馮先生當場就表示要做幾件羌族文化保護的工程：一是全面搜集梳理關于羌族文化的資料，出一套《羌族文化集成》；二是給羌族的孩子編一本《羌族文化讀本》，讓羌族的后代能夠認同并熱愛自己民族的文化。

那之后不久，我和馮先生等做客“新浪網上大講堂”，馮先生又提出了建地震博物館的建議。他說，這是我們國家近百年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而在這次地震中，我們民族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高度也是空前的。這種精神使我們民族看見了自己，看見了自己的本質，看見了自己的精神，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對我們自己充滿希望。這樣的精神也需要博物館見證。

后來，馮先生提出的建議都先后得到了落實，《羌族文化集成》和《羌族文化讀本》陸續出版，汶川大地震的紀念館和博物館等也已經先后建成。

這些年來，由馮先生擔任院長的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每年我都會來這里與先生交流。2015年10月3日，我還非常榮幸地應邀作為“親友團”成員，參加了十年慶典，得以再次現場感受這個特殊研究院的特殊魅力。

早在2007年我參加馮先生的畫作義賣活動時，馮先生就告訴我，他兩年前在天津大學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學藝術研究院，希望我有時間去天津看看他的研究院。一年后我調任民進中央副主席，成為馮先生的黨內同仁，不久就應邀專程去他的研究院拜訪取經。

馮先生是一個對教育、對大學有自己想法的學者。他說，大學需要一個自由自在的生命環境，需要一個可以讓心靈喘息和敞開的地方，需要一個讓思想和想象馳騁的空間；校園雖然很小，但是要把大自然最本質的元素——天然和隨性拉進來。

的確，這所文學藝術研究院令人心曠神怡，貫徹了馮先生“把大自然請進校園”的理想。研究院的大門和建筑外墻爬滿了自由自在的青藤，門口的池塘里魚兒自由自在地嬉戲游弋，院中的草木無拘無束地生長，營造出古代寧靜幽深的書院意境。而院內的建筑則利用空間、環境、結構、材料，以及對光影的獨特處理，強化了現代審美與傳統意境的融合，表達了研究院的文學氣質與文化情懷。

這座建筑里有琳瑯滿目的美術館、博物館：北洋美術館、大樹畫館、跳龍門鄉土藝術博物館（內設雕塑廳、年畫剪紙廳、藍印花布廳、木版活字廳等）。馮先生告訴我，“學院博物館化”是他的又一個創意追求。他說，在學院隨處可見的是中華文明各個時期與地域的藝術珍品，“每一件作品表面上是一種獨特的美，后邊卻是一個很大的無形的歷史與文化的空間”。

把大自然請進校園，使學院博物館化，這兩個追求的背后，是馮先生的教育夢想——讓自然和人文帶來的兩種美、兩種氣質交融匯通，形成學院獨特的美與詩性。

大學是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的重鎮，也是保存與傳播文化最重要的場所。但是馮先生理想中的大學，是要“把書桌放在田野上，在大地上思考，讓思想既有翅膀，也有雙腳”。在馮先生的努力之下，研究院先后建成了中國木版年畫研究中心、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傳承人口述史研究所三個“國字號”研究機構，形成了木版年畫研究、傳統村落保護與研究、傳承人口述史研究與文學研究室、視覺工作室互為支撐的教研體系，承擔了多項國家重大科研項目，舉辦了首屆北洋文化節、意大利繪畫巨匠原作展、“陳和陳”平面設計藝術展、“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藝術大展、“擁抱母親河”攝影藝術展、“田野的經驗”中日韓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木版年畫普查成果展、“人文精神與大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社會中的傳統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傳承人口述史研討會等數十次大型學術活動。與此同時，學院也培養了近30名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畢業生，這些學生目前大多活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舞臺上。

十年之間，我多次到這里來，參加過研究院的許多重大活動，也見證了研究院的不斷成長。馮先生在研究院成立時曾經表示：“從今天起，天大（天津大學）的事對于我，是天大的事?！钡拇_，他沒有食言，他說，研究院是他這十年里從自身上切下一大塊生命的蛋糕。

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十年慶典活動簡約而別致。我在當時的發言中說，馮先生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精衛，也是中國教育的精衛，他不知疲倦地填中國文化和中國教育的“?！?。大學正因為有大師才成為大學，中國的文化精英不到大學去，大學永遠沒有希望。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已經成為中國教育的范本。所以，我認為那不是一次簡單的慶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十年的探索，其實更是中國大學如何吸引和留住大師，以及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如何走進大學的成功案例，值得關注和研究。這些年來，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作為作家、畫家、文化遺產保護專家的馮驥才，而忽略了作為教育家的馮驥才。我們更多地關注了教育行政部門的教育改革舉措，而忽略了民間的教育變革探索。馮先生的“先覺”，應該是中國大學未來變革的方向。

大師身在大學，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磁場，吸引和聚集各方人才；同時大學也會協助大師與年輕一代進行廣泛交流，有助于大師深入研究作品，進一步提高創作。

那次十年慶典，國內外嘉賓如云。劉詩昆、余秋雨、馮遠、吉狄馬加、濮存昕、王立平、彭一剛、龔克、阮儀三、張頤武、梁曉聲、李光曦、吳雁澤、白淑湘、王鐵成、張海、邵大箴、白巖松、宋雨桂、吳為山、何家英、郁鈞劍、關牧村、王志、朱迅等百余位海內外文學、藝術、文化、學術、演藝界人士前來參加。馮先生說，他很喜歡國外的沙龍，朋友們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次的十年慶典也像場沙龍，而我們都是被馮先生的個人魅力吸引而來。

大學需要大師，尤其是重視培養創新人才的當下，大師具有的豐沛的獨創性是一般教師所不能比擬的，也是大多數創作者短時間內無法并肩的。

很多年前，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確，過去，社會精英大部分聚集在大學，民國時期的大師們，從蔡元培、胡適之、魯迅，到陳獨秀、李大釗、陳鶴琴，從沈從文、徐悲鴻、茅以升，再到徐志摩、朱自清、季羨林，等等，我們熟悉的那些大家，基本都在各個大學從教講學。相對而言，在今天的大學，大師還是少了一些。反觀國際上的大學教育體制，駐校作家和駐校藝術家已經成為了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有理由相信，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在天津大學這座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的深邃而優美的校園里，會創造出更多的精彩，也期待她能夠為中國大學的變革提供更多的經驗與啟迪。

（續完）

（責任編輯：林彥？搖？搖？搖黃曉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