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周的治國觀

張曉政

馬周是唐貞觀年間的名臣。他兩次上書唐太宗，詳細論述了自己關于治國理政的思考。這兩篇疏文真切直言，針砭時弊，且深謀遠慮。其中“理天下者，以人為本”，“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等觀點，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馬周是唐代貞觀年間的名臣。據新、舊《唐書》的《馬周傳》記載：馬周是山東茌平人，出身貧寒，但從小勤奮好學，尤精《詩經》《春秋》。他天性曠邁、不拘小節，這個性格讓他在年輕時吃了不少苦頭，一直不被上司看重。馬周本人又比較高傲，與上司數言不合便拂袖而去，所以一直四處漂泊，直到后來游歷長安，做了中郎將常何的門客之后才安定下來。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命百官上書言朝政得失。常何是個武將，不通文墨，便讓馬周捉刀。馬周替他寫了當世急務所切二十余條呈報上去。唐太宗閱后深感驚奇，贊嘆常何“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常何老老實實地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碧铺诼勓?，當即下令召馬周進見，一會兒工夫，竟四次派人前去催促。

君臣相見之后，相談甚歡。唐太宗當即任命馬周到門下省就職，第二年又拜為監察御史。此后，馬周的官職不斷升遷，直到貞觀十八年（644）官拜中書令（屬于宰相職）。史稱馬周為人“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唐太宗曾說“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我于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并手書“鸞鳳凌云，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賜予馬周。馬周病重時，唐太宗親自為其調藥，并派太子前去慰問。馬周死后，唐太宗“思之甚”，竟使方士求見其儀形。應當說，唐太宗對于馬周的厚遇，在賢臣云集的貞觀時期也不多見，君臣關系之親密，令人感動。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也十分贊賞馬周?！缎绿茣分须m然稱贊馬周乃“王佐才”，但同時認為他才能不及傅說、呂望（姜子牙）。對此，毛澤東批注“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認為馬周才能遠在傅說、呂望之上。貞觀六年（632）及十一年（637），馬周兩次向唐太宗上書，詳細論述了自己關于治國理政的思考。這兩篇疏文，不僅新、舊《唐書》都予以收錄，《貞觀政要》也多處引用。對馬周的這兩篇疏文，毛澤東稱之為“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賈生《治安策》即西漢賈誼上書漢文帝的奏章。毛澤東十分喜愛賈誼及《治安策》一文，他不僅為賈誼寫過兩首詠史詩，而且稱贊《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周及其疏文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那么，馬周在疏文中究竟說了些什么呢？

其一，是規勸唐太宗要處理好與太上皇李淵的關系。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并逼父親李淵退位，這讓他與李淵的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貞觀三年（629），李淵搬出皇宮入住大安宮，一直到貞觀九年（635）去世，基本沒出過此宮。即使李世民出京到九成宮避暑，李淵也未同行。對此，馬周在疏文中坦言，太上皇李淵所住的大安宮“極為卑小”，“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此外，李世民外出避暑，卻讓太上皇“留熱處”，令人不安。應當說，馬周的這番話是冒著極大風險的。歷史上，外臣介入帝王家事，往往不得善終。如秦始皇當年幽禁其母，連殺二十七人后才接受茅焦的勸諫；漢武帝廢殺戾太子，久之才有令狐茂、田千秋等冒死上書為太子鳴冤。所幸的是，唐太宗對馬周的話并沒有生氣，相反“善其言”。馬周的直言、唐太宗的大度，由此可見一斑。

其二，是規勸唐太宗要處理好諸王的問題。唐太宗在位期間，數度欲恢復世襲分封制，即裂土分地以封宗室功臣。此舉受到馬周、李百藥等人的堅決反對。馬周在兩篇疏文中都談到這個問題。首先，他指出世襲分封制的害處，若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則百姓遭殃，國家蒙患。其次，他征引歷史，“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世襲分封實乃為后世子孫留下滅亡之隱患。至于欲愛諸王，馬周提出當愛之有道，并舉曹操溺愛曹植之例，反連累曹植在曹丕稱帝后被“禁閉同獄囚”，向之所愛，卻成后之所害。因此，對于宗室子弟，給予適當待遇即可，如有才行，則隨器授職，這才是萬全之策。正是因為馬周等人的堅決反對，唐太宗才打消了實行世襲分封的念頭。

其三，是規勸唐太宗要處理好近侍人員的問題。馬周在疏文中提到了白明達、斛斯正等人，他們是當時常伴唐太宗身邊的樂工、箭手等近侍人員。從馬周的疏文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對他們非常厚待，授予他們很高的爵位，并讓他們參與朝會。馬周對此深感憂慮，在他看來，對于近侍人員，不可過于親昵，實在要獎賞，也只需“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萬不可使其干預朝政。事實證明，馬周的忠告具有先見之明，唐王朝最后就是在宦官專權與藩鎮割據的雙重打擊下崩潰的。從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明智如唐太宗，在處理近侍人員的問題上，也未能做到擯除私心。

其四，是規勸唐太宗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唐太宗即位后，引隋亡之戒，勵精圖治，休養生息，創下了“貞觀之治”的局面。但此后，太宗奢侈之風逐漸浮現，役民之事逐漸增多，不復貞觀初期的儉約之狀，“百姓頗嗟怨”。馬周在疏文中引漢代之例，文帝、景帝廢奢務儉，所以百姓安樂，以此來勸誡唐太宗要保持儉樸的作風，做到善始善終。

其五，是規勸唐太宗要重視州縣官員的選任。馬周鮮明地指出“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進而說“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京官不稱職者始補外任，果敢能干者先充內官，其次再補邊州；此外，由于用人不察，“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應當說，馬周關于加強州、縣官員選任的論述是非常深刻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基層官員特別是地方長官在國家治理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唐太宗采納了馬周的建議，下令縣令人選由五品以上京官舉薦，刺史人選則由其親自簡擇，從而加強了地方官員的選任，提升了地方官員在官僚體制中的地位。

縱觀馬周的疏文，可以看出有三個特點。

一是針砭時弊。疏文尖銳地指出了當時存在的現實問題。盡管在“貞觀之治”這一光環下，這些問題尚不嚴重，但若不及時處理和預防，則千里之堤，必將潰于蟻穴！

二是深謀遠慮。疏文揭示了國家治理中的深層次問題。馬周警告說這些問題在唐太宗在位期間或許還能夠遏制，但若不重視，百年之后，必有可憂！

三是真切直言。疏文行云流水，當言則言，絕不含糊其辭，更不隱瞞實情。如說唐太宗“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五六年來……百姓咸怨”等等，議事之坦率，值得借鑒。

今天我們再來審視馬周的疏文，會發現諸如官員選拔、身邊人員管理，以及創業之初艱苦奮斗、承平之后漸入驕奢等問題，是古人今人都會遇到的。這就提醒我們，必須要有超越古人的智慧和勇氣，要用法律、制度而不是人治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此才能跳出所謂的“歷史周期律”。

更值得一提的是，馬周在疏文中還提出了許多令人驚嘆的思想。比如他說：“凡修政教，當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后悔之，無益也?！边@不禁讓人想起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的，最危險的時刻反而正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正所謂狂風起于青萍之末，若不能抓住改革的先機，一些深層次問題任其發展，終將積重難返，成為體制機制的沉疴痼疾。屆時解決的難度與付出的代價都將嚴重增大，甚至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

又比如，馬周提出“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這不啻為今天的某些唯GDP論者敲響了一記警鐘。首先，什么是發展？發展僅僅是指GDP的增長或者國家財富的多少嗎？其次，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若不能帶來民之安樂，則國家財富再多又有何益？進而，百姓之苦樂僅僅是由財富的多少來決定嗎？如今人們已深切體會到，人的幸福感與財富的增加并不呈必然的正比關系，如何超越單純的物質財富增長觀，使人民充分享受到美麗和諧與幸福安樂，或許才是最大的問題。凡此種種，都是馬周的奏疏留給我們的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