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甘肅簡牘研究概述與展望

趙玉龍

摘 要：甘肅簡牘是甘肅的一大特色文化資源，以漢簡為主，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位居全國首列，充分挖掘甘肅簡牘的價值，對甘肅打造“簡牘之鄉”，創建文化大省，提升甘肅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近十年來甘肅簡牘研究在繼承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重大成績，主要表現在對敦煌漢簡、居延漢簡、肩水金關漢簡、懸泉漢簡、武威漢簡以及簡牘文獻的綜合研究上?？v觀近十年甘肅簡牘研究的新成果，甘肅本地學者的成果還不多，在學界的影響力還不大，對甘肅簡牘的深入挖掘還不夠，與國內其他科研院所還有一定差距。為此，甘肅應統籌規劃，充分發揮簡牘資源優勢，加快甘肅簡牘研究的步伐，為甘肅構建文化大省、促進“一帶一路”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關鍵詞：甘肅簡牘；概述；展望

中圖分類號：I22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332（2018）03-0076-07

甘肅位于中國西部，地理位置偏僻，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與東南沿海還存在一定差距，但由于其在古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且頗具特色。其中甘肅出土的簡牘文獻就名揚海內外，在學術界享有盛譽。

甘肅是簡牘大省，其中以漢簡為主，是我國出土和收藏漢簡最多的地方。在甘肅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和文化大省的過程中，漢簡可謂是繼敦煌文獻之外的第二大特色資源，可以說是“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出土簡牘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領先于國內其他省份。據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張德芳提供的數據，“到目前為止，全國共出土漢簡7.36萬枚，僅甘肅出土6萬多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的82%以上；6萬枚漢簡中除3000枚收藏在大英圖書館、1.1萬枚收藏在臺北外，其余4萬多枚、占甘肅出土漢簡的76%收藏在甘肅”[1]。甘肅出土簡牘的數量可見一斑。韓高年師在給博士生開設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課上，常嘆息甘肅人“拿著金飯碗討飯吃”，對甘肅簡牘本地學者不能充分利用、研究的現狀深感惋惜，言語中無不表現著韓先生對家鄉文化遺產的深深熱愛。本文選題亦是在韓先生課堂的啟發下選定的。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在2008年合作編寫了《甘肅簡牘百年論著目錄》（甘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對甘肅簡牘自1907年發現近百年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梳理，是學界全面了解甘肅簡牘出土和研究狀況的一部力作。從2007年到2017年間，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入推進，甘肅簡牘研究也邁向了新的臺階，在這十年中研究成果豐碩，取得了重要突破。茲就其中重要的研究論著概述如下，并對將后甘肅簡牘研究的發展態勢作出展望。

一、敦煌漢簡研究

敦煌漢簡是指二十世紀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漢塞烽燧遺址中陸續出土的竹、木簡牘，由于最早發現于甘肅敦煌，因而人們習慣上稱這批簡牘為“敦煌漢簡”。敦煌地處我國西部，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敦煌漢簡的發現，對于我們了解漢王朝當時在西北的統治以及疏勒河流域的漢代邊塞風貌都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也為我們研究漢代敦煌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地理氣候、醫藥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近年來在敦煌漢簡釋讀方面的專著主要有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該書是對敦煌馬圈灣漢簡進行深度整理和研究的力作，由圖版、釋文、校釋、集解和今按五部分組成。是書首次全部公布了馬圈灣漢簡的原大彩色圖版和高清紅外線圖版，使用極為方便，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文獻資料。論文主要有羅見今《敦煌馬圈灣漢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簡選釋》（西南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張志杰《敦煌漢簡書籍類文獻整理研究》（蘭州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白軍鵬《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許名瑲《敦煌漢簡2263<永始四年歷日>復原試擬》（《出土文獻》2015年第2期）、林獻忠《<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辨誤十二則》（《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等，這些論著從不同角度對敦煌漢簡作了整理和釋讀，使得敦煌簡牘文獻更加完善。

一些論著是根據敦煌漢簡所談的具體問題，如李巖云《敦煌漢簡相關問題補遺》（《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侯宗輝《從敦煌漢簡所記物價的變動看河西地區經濟的起伏》（《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陳功《敦煌漢簡中的農業》（西北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張偉《敦煌漢簡中的兵器》（西北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侯宗輝《敦煌漢簡中的“卑爰疐”簡及其相關問題》（《簡牘學研究》2015年第1期）、王子今《說敦煌馬圈灣簡文“驅驢士”“之蜀”》（《簡帛》2016年第1期）、后曉榮、苗潤潔《關于敦煌馬圈灣漢簡涉及西域戰爭的幾個問題》（《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等，這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研究者在深入解讀敦煌簡牘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所談的具體學術問題，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無不是依靠敦煌漢簡所提供的新材料。

敦煌漢簡由于書寫年代較早，客觀反映了漢代的文字學發展水平，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字學價值。范董平《<敦煌漢簡>謙敬詞的修辭特點》（《蘭州學刊》2008年第3期）、王姣《敦煌漢簡用字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雷黎明《敦煌馬圈灣漢簡簡化字及其漢字學價值考》（《勵耘語言學刊》，2017年第2期）等，就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此外，敦煌漢簡因其書寫年代較早，較好保存了當時的書寫風格，所以在漢字書法研究上也有重要價值。相關成果主要有李逸峰《敦煌漢簡草書略論》（《簡牘學研究》2014年第5輯）、《敦煌漢簡中的書法文化問題》（《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米華翔《豈可淺嘗輒止：論敦煌漢簡書法藝術的當代價值發掘》（《書法賞評》2016年1期）等。

二、居延漢簡研究

居延漢簡是指自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居延地區（今甘肅北部）發現簡牘以來，將沿額濟納河廣大地區出土的簡牘，統稱為居延漢簡。習慣上人們將1930年出土的稱作舊簡，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稱作新簡。居延漢簡作為原始記錄和文書檔案，涉及社會生活、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是對居延漢簡進行綜合研究的一部專著，該書是陳直先生探討居延漢簡的五種專著的匯編，分別為《居延漢簡綜論》《居延漢簡簡要》《居延漢簡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系年》五部著作，對居延漢簡涉及到的西北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內容作了系統、全面的研究。賈一平、曾維華《居延漢簡“左部司馬”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聶丹《居延漢簡中“緣中衣”考》（《江漢考古》2014年第5期）、孫占宇《居延新簡數術殘簡再探》（《簡牘學研究》2014年第1期）、馬智全《居延漢簡中的“河渠卒”應是“治渠卒”》（《中國農史》2015年第4期）、聶丹、聶淼《<居延新簡>中的“行幘》（《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李洪財《釋居延漢簡中的“脊”和“罝”》（《出土文獻》2016年第1期）、尉侯凱《居延漢簡中的“芀”和“芀橐”》（《中國農史》2017年第4期）等論文是對居延漢簡中文化的深度解讀。

居延漢簡在文字整理和釋讀方面的論著主要有，沈剛《居延漢簡語詞匯釋》（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劉國慶《居延新簡釋文合?！罚ㄎ髂洗髮W2008年碩士論文）、趙德《<居延漢簡>文字釋讀校理》（西南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任攀《居延漢簡釋文校訂及相關問題研究》（復旦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馬怡、張榮強《居延新簡釋?！罚ㄉ舷聝?，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馬孟龍《居延漢簡地名校釋六則》（《文史》2013年第4期）、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李瑤《居延舊簡文字編》（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張麗娜《居延舊簡釋文匯?！罚执髮W2014年博士論文）、何茂活《居延漢簡<相劍刀>冊釋讀析疑》（《簡牘學研究》2014年第1期）等。

從文字語言學角度對居延漢簡進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洪映熙《居延漢簡的異寫字與異構字》（《中國學研究》2007年第41輯）、葉聲波《居延漢簡異體字研究》（西南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林雪《居延漢簡字體風格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徐舒桐《居延漢簡書體研究》（鄭州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等。結合傳世文獻對居延漢簡進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張多勇《從居延E·P·T59·582漢簡看漢代涇陽縣、烏氏縣、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王慧慧《昭武九姓族源與居延漢簡中姓氏的關系》（《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王子今《居延<鹽出入簿><廩鹽名籍>研究：漢塞軍人食鹽定量問題》，（《出土文獻》2011年第1期）、王子今《漢簡長安史料研究》（《出土文獻》2012年第1期）、朱紹侯《從居延漢簡看漢代民爵八級的政治地位》（《南都學壇》2012年第4期）、馬克冬、張顯成《<居延新簡>所記屯戍信息及其價值考論》（《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黃艷萍《居延漢簡中的官印初探》（《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馬智全《居延漢簡反映的漢匈邊塞戰事》（《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王耀輝《居延漢簡所見戍、田卒服役制度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張瑛《居延漢簡所見竇融時期的河西民族關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等。

三、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肩水金關位于甘肅省金塔縣北部，是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所轄一處出入關卡，是河西走廊進入居延地區的必經之地，習慣上將自1930年以來在肩水金關遺址發現的簡牘統稱為肩水金關漢簡。[2]簡牘主要為文書類、冊簡類和歷書類漢簡。

近年來由甘肅簡牘博物館等單位合作編纂的《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肆、伍卷十五冊已全部由上海中西書局于2016年出齊?！都缢痍P漢簡》收錄了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全部漢簡的圖片和釋文，為學界提供了最完善、準確的簡牘文本，極大地便利了人們的相關研究?！都缢痍P漢簡》出版后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在充分肯定整理釋文成就的基礎上，學者們也作了些補充和修正。如馬智全《<肩水金關漢簡>校讀記》（《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6期）、方勇《讀<肩水金關漢簡>劄記二則》（《魯東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楊小亮《肩水金漢簡綴合八則》（《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中西書局2013年）、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元始六年（居攝元年）磿日”復原》（《出土文獻》2014年第1期）、周艷濤《<肩水金關漢簡（貳）>釋文補正四則》（《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何茂活《肩水金關出土<漢居攝元年歷譜>綴合與考釋》（《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2期）、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考釋研究（十二則）》（《出土文獻》2016年第2期）、林獻忠《<肩水金關漢簡（貳）>考釋六則》（《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姚磊《論<肩水金關漢簡（肆）>的簡冊復原——以書寫特征為中心考察》（《出土文獻》2017年第1期）、王錦城、魯普平《肩水金關漢簡釋文校補舉隅》（《出土文獻》2017年第2期）、張顯成、張文建《<肩水金關漢簡（壹）>綴合七則》（《出土文獻》2017年第2期）、尉侯凱《肩水金關漢簡綴合十三則》（《出土文獻》2017年第2期）、張再興、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校讀札記》（《中國文字研究》2017年第2期）等。在學者們校讀、綴合、補充的基礎上，使得《肩水金關漢簡》的文本更加完善準確，接近原貌。

肩水金關漢簡中的紀年簡、歷簡因其自成一類，多受學者們關注。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壹）>紀年簡?？肌罚ā抖鼗脱芯俊?014年第2期）、《<肩水金關漢簡（叁）>紀年簡?？肌罚ā抖鼗脱芯俊?015年第2期）、《<肩水金關漢簡（肆）>中的紀年問題》（《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壹）>八枚歷譜散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肩水金關漢簡（壹）>紀年簡考釋》（《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肩水金關漢簡（貳）>歷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肩水金關漢簡（叁）>歷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等就是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

肩水金關漢簡內容非常豐富，學者們對其中涉及到的古代歷史、地理、文學、政治等方面的內容作了探討。如孔祥軍《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太?？ぁ背跆健罚ā吨袊鴼v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3期）、馬智全《肩水金關漢簡中的“葆”探論》（《西北師大學報》2013年第1期）、王子今《說肩水金關“清酒”簡文》（《出土文獻》2013年第1期）、李煠《<肩水金關漢簡>（壹）研究三題》（西南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中“傳”的制度》（《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侯忠輝《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從者”探析》（《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汪受寬《肩水金關漢簡“黑色”人群體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孫兆華《<肩水金關漢簡（貳）>所見里名及相關問題》（《魯東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黎明釗《肩水金關漢簡的趙地戍卒》（《邯鄲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伊強《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囚録”及相關問題》（《出土文獻》2015年第2期）、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叁）>中所見典籍簡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姚磊《<肩水金關漢簡>所見田卒史料探析》（《中國農史》2016年第4期）、周艷濤、張顯成《<肩水金關漢簡（貳）>“□陵丞印”考》（《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魏學宏、侯宗輝《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家屬”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等。

四、懸泉漢簡研究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在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即今敦煌市和瓜州縣交界處）出土大批文物，其中以漢簡、帛書和紙文書為主。其中在一個遺址上一次就發現2.3萬余枚漢簡，最早紀年簡為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一般將在懸泉遺址發現的漢簡稱作“懸泉漢簡”。這批漢簡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內容上也頗為豐富，因而被評為當年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懸泉遺址在漢代屬敦煌郡郊穀縣轄境，軍事上屬宜禾都尉的駐防范圍，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一處漢魏驛置機構，為研究我國秦漢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西北地方史地和兩漢絲綢之路以及其他相關學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近十年來，學者們圍繞懸泉漢簡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在綜合研究方面，比較重要的有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該書對懸泉漢簡中的紀年、河西地理、交通與民族、西域與中外關系以及冊書匯釋等問題作了研究，為我們全面了解懸泉漢簡的價值開了一扇窗。其他成果有李永平《敦煌懸泉置遺址F13出土部分簡牘文書性質及反映的東漢早期歷史》（《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西漢效谷縣的“里”名》（《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呂志峰《敦煌懸泉置考論——以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申硯歌《懸泉漢簡的文字流變研究》（蘭州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葛承雍《敦煌懸泉漢簡反映的絲綢之路再認識》（《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等。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我們對漢代社會的認識，彌補了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

還有一些研究成果是學者們根據懸泉漢簡的具體內容而生發的，如劉樂賢《懸泉漢簡中的建除占“失”殘文》（《文物》2008年第12期）、袁延勝《懸泉漢簡所見康居與西漢的關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牛路軍、張俊民《懸泉漢簡所見鼓與鼓令》（《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袁延勝《懸泉漢簡“戶籍民”探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羅帥《懸泉漢簡所見折垣與祭越二國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王偉《懸泉漢簡劄記一則》（《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張俊民《懸泉漢簡與班固<漢書>所引詔書文字的異同》（《文獻》2013年第2期）、于洪濤《論敦煌懸泉漢簡中的“廄令”——兼談漢代“詔”、“令”、“律”的轉化》（《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張俊民《懸泉漢簡新見的兩例漢代職官制度》（《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等，這些問題是傳世文獻所不能解決的。

五、武威漢簡研究

1959年7月至1972年11月，在甘肅省武威縣磨咀子、旱灘坡東等漢墓中發掘出大量漢代簡牘，內容主要為《儀禮》簡、“王仗”木簡和醫藥木簡，人們一般將這批簡牘稱作“武威漢簡”。

近年來，有關武威漢簡中《儀禮》簡和“王仗”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煥君、刁小龍《武威漢簡<儀禮>整理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陳榮杰《<武威漢簡·儀禮>釋文?？本艅t》（《考古》2009年第4期）、楊捷《<武威漢簡·儀禮>形聲字研究》（河北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史大豐《論武威漢簡本<儀禮>的今古文問題》（《棗莊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金濤《武威漢簡<儀禮>?？奔巴跽仁喖尅罚执髮W2013年碩士論文）、陳續波《試論武威漢簡<儀禮>的版本問題——從簡本、石經本、今本<儀禮>篇題間的關系著眼》（《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袁田《武威漢簡<儀禮>書法風格研究》（河南師范大學2017年碩士論文）等。醫藥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陳魏俊《武威漢代醫簡考釋二則》（《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段禎《<武威漢代醫簡>“大黃丹”考證》（《中醫研究》2010年第11期）、何茂活《武威醫簡用字與今慣用字偏旁歧異類析》（《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袁仁智《武威漢代醫簡校注拾遺》（《中醫研究》2011年第6期）、彭達池《武威漢代醫簡劄記三則》（《中醫文獻雜志》2012年第1期）、李恒光《武威漢代醫簡文字與長沙東牌樓漢簡文字之比較研究》（《漢字研究》2012年第6輯）等。

六、綜合研究

甘肅出土簡牘數量多，內容豐富，一些研究者綜合運用這些簡牘文獻進行研究，解決了許多以往僅靠傳世文獻無法解決的問題。

近十年來，將甘肅簡牘進行綜合宏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肖從禮《從漢簡看兩漢時期量詞的發展》（《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楊芳《漢簡所見漢代河西邊郡人口來源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張明亮《漢簡書法藝術創作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李小惠、劉景剛《破譯甘肅出土簡牘中的體育符號》（《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侯宗輝《漢簡所見河西邊郡“盜賊”考論》（《敦煌研究》2012年第4期）、李逸峰《河西簡牘在漢代書法史上的地位》（《中國書法》2013年第7期）、侯旭東《西北所出漢代薄籍冊書簡的排列與復原——從東漢永元兵物薄說起》（《史學集刊》2014年第1期）、聶丹《西北屯戍漢簡中的“窅”和“萆”》（《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楊芳《漢簡所見漢代河西邊塞流動人口來源考析》（《簡牘學研究》2015年第1期）、黃艷萍《漢代邊境的家屬出入符研究——以西北漢簡為例》（《理論月刊》2015年第1期）、馬智全《漢簡反映的漢代敦煌水利芻論》（《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李碩《漢長城西端新發現城址與敦煌漢簡中的大煎都侯障》（《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尹亮《從河西簡牘看漢代對匈奴的軍事防御體系》（蘭州大學2016年碩士論文）、孫其斌《<敦煌漢簡>與<居延漢簡>醫藥簡中的醫務制度》（《中醫文獻雜志》2017年第2期）、孫其斌、何雙全、張德紅《敦煌、居延簡牘中的絲路漢代戍邊醫學》，（《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等。這些成果涉及多個學科領域，極大地豐富了甘肅簡牘的研究，使其不斷走向深入。

在漢簡之外，甘肅天水放馬灘還出土有秦簡，河西一些地方出土有魏晉十六國簡以及唐宋吐蕃簡等。除漢文簡外，還有佉盧文簡、吐蕃藏文簡等。這些簡牘由于近十年來研究成果不多，故未作統計?！昂啿W”也公布了大量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供相關研究者研讀，限于篇幅，本文亦未作統計。當然，還有一些專著和論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甘肅簡牘文獻，由于數量眾多，分布零散，此不一一羅列?？傮w上看，這十年來甘肅簡牘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較以前的簡牘研究也有了新的推進。

七、甘肅簡牘研究展望

從近十年來甘肅簡牘研究的現狀來看，成果擁有者大多數是省外學者，甘肅本地學者成果不多，像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這樣的專門機構，所取得的成果也主要是簡牘的整理與釋讀，對甘肅簡牘深入地挖掘和研究明顯不足或低于省外相關科研院所。同時，省內一些非專門從事簡牘研究的學者對簡牘的關注度不高，特別是一些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運用簡牘新材料解決學術問題的意識不強，這也是造成甘肅簡牘本省學者不能充分利用的原因所在。

甘肅簡牘是和敦煌文獻并列的甘肅兩大特色文化資源，是一筆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甘肅省理應在簡牘研究上有所作為，促進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推動甘肅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提升甘肅形象。對甘肅來說，今后的簡牘研究發展方向可朝著如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增加資金投入，招攬海內外人才，不斷壯大簡牘研究團隊

簡牘研究的深入推進，需要持續投入財力、人力和物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簡牘研究的有序開展。目前，甘肅用于簡牘研究的專項資金還不多，在今后仍需加大投入。在簡牘研究人才方面，可以說是制約甘肅簡牘向縱深發展的最大瓶頸。本省專門從事簡牘研究的人員嚴重不足，人才來源單一，研究能力參差不齊，基本上都是本省培養的學者，省外和海外人才稀缺。加之，近年來還存在人才外流的現象，更使簡牘研究力不從心。為此，相關部門應盡一切努力，制定相關政策措施，在使現有研究人員獲得幸福感、留得住的基礎上，積極引進海內外簡牘研究相關人才，盡早建設一支研究能力強、學術水平高的簡牘專業研究團隊。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有效利用簡牘資源，深入挖掘甘肅簡牘的價值，促進甘肅文化的快速發展。

（二）團結省內各學科研究人員，加強跨學科簡牘研究團隊建設

甘肅簡牘是甘肅古代文化的特色和優勢，是一筆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為研究秦漢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歷史、地理、文學、軍事、科技、外交和絲綢之路、民族關系、郵驛交通、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等領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價值。簡牘內容豐富，關涉的學科門類眾多，單靠某一學科的研究者無法全面利用簡牘文獻，即使簡牘研究的專門人員也大多不能同時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為此，組建跨學科簡牘研究團隊就顯得尤為必要。各學科研究者密切聯系，團結在一起，擰成一股繩，力往一處使，這樣既利于全方面挖掘簡牘的價值，破解一些以往憑借某一學科無法解決的學術難題，也易于產生一批高質量的簡牘研究成果，產生大的學術影響。

在簡牘研究上甘肅還需突破昔日陳舊思維模式的束縛，積極探索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組建跨學科簡牘研究團隊，就是目前甘肅簡牘研究的又一重大任務。在團隊組建的基礎上，可充分利用集體智慧，積極組織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等國家課題，在項目基金的支持下，更利于激發團隊成員的研究熱情，從而使研究人員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之中，為甘肅文化大省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三）加強海內外交流與合作，提升甘肅簡牘影響力

甘肅出土簡牘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為了進一步提升甘肅簡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還需不斷加強與海內外各大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甘肅簡牘研究。學術研究不能閉門造車，簡牘研究亦然。為此，甘肅簡牘研究相關部門要統籌規劃，在項目的合作研究、人員的交流互訪、簡牘學會議的召開等方面加強與海內外科研院所的合作，不斷提升甘肅簡牘研究的水準。

（四）鼓勵并引導博士、碩士研究生加強學位論文選題

隨著學科專業的發展，博士、碩士研究生招生人數的增多，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博士研究生，選題尤為關鍵，一個好的選題就是成功的一半。近年來，各類媒體不斷報到研究生論文抄襲、重復研究等不良學術現象，究其原因，與導師指導下的論文選題有著密切的關系。甘肅簡牘因其形制特別、內容豐富、涉及學科廣泛，還有很多問題無人涉足，諸如關于古代書籍史、古書的成書等問題，這為研究生論文選題提供了新路徑，因而省內各科研院所研究生培養單位應積極鼓勵研究生結合專業方向選擇與簡牘有關的學位論文選題，這對于培養本省簡牘研究人才、增強簡牘研究實力以及提升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質量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由于簡牘研究對研究生的學術素養有較高要求，許多學生望而生畏，這就需要導師的有效指導，同時也需要制定相關獎勵性措施，提高簡牘選題的吸引力。從近十年來甘肅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來看，以簡牘材料為中心的學位論文選題多集中在歷史學科，其它學科涉足者寥寥無幾，諸如文學、語言學、書法等學科就有很大選題空間。導致各學科研究生選題少的原因，一方面與簡牘材料本身的內容有關，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生培養單位及研究生本人這方面的意識不強。

（五）合力推出一批簡牘研究新成果

甘肅簡牘本省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國內其他院校相比還有一定距離，研究成果較少，在學界的影響力還不夠。為了充分挖掘甘肅古代的優秀文化資源，擴大甘肅簡牘的影響力，突出本省學者的貢獻，增強甘肅文化軟實力。甘肅學界，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者，應密切合作，合力推出一批簡牘研究新成果。成果一方面應是以簡牘為中心的專深論著，另一方面也應推出一批具有簡牘元素的科普類讀物。諸如供青少年學習欣賞的簡牘書法書系、簡牘基本知識普及等。同時，在充分利用簡牘資源提升甘肅文化品位時，還要注意在方法上創新，譬如將詩詞曲等國學讀物以簡牘書冊的形式印刷在紙張上，就能讓廣大國學愛好者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具體閱讀中聯想古人讀書的場景，可極大地提升國學的魅力。如此，既宣傳弘揚了國學，為國家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也擴大了甘肅簡牘的影響力、吸引力，可謂事半功倍！

（六）以簡牘研究為契機，創建以簡牘為中心的產業鏈

目前，甘肅簡牘的整理與研究正有序開展，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特別是在簡牘文獻的整理與釋讀方面，為學界提供了多個簡牘整理善本，贏得了學界的贊譽。甘肅有關部門應以簡牘研究的良好勢頭為契機，創建以簡牘為中心的產業鏈，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實力。

截止2013年，甘肅共出土漢簡六萬多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82%。由于沒有獨立儲藏漢簡的館舍，甘肅簡牘一直藏在“深閨”，令人振奮的是去年總投資4.5億元的甘肅簡牘博物館正式落地蘭州市七里河區馬灘文化島，[3]這將為人們參觀和研究甘肅簡牘提供極大便利，也使人們能夠在可見可感中體味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以簡牘博物館為平臺，甘肅將后可發展與簡牘相關的文化用品、裝飾藝術品和各種手工工藝品等產業，從而拉動甘肅服務業的發展，宣傳甘肅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使簡牘研究以學術研究為中心，推向社會生產，形成一個以簡牘為中心的產業鏈，既發展了學術，同時也拉動了甘肅地方經濟的發展，還可以打造甘肅形象，樹立甘肅品牌，使“簡牘之鄉”的亮麗名片走向世界。

注 釋：

[1] 施秀萍：《漢簡：構建文化大省的特色資源》，《甘肅日報》，2013年4月2日第5版。

[2]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瑞典人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進行考古調察，在肩水金關獲簡八百五十余枚（著錄者七百二十四枚），參見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前言》（壹）上冊，中西書局，2011年。

[3] 施秀萍：《甘肅簡牘博物館“安家”馬灘文化島》，《甘肅日報》，2017年11月24日第1版。

責任編輯：楊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