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干”的作家

一

“文革”結束后，陸文夫二度復出。1978年《人民文學》第4期發表復出之作《獻身》時，陸文夫尚在距離蘇州數百公里之遙的蘇北“西伯利亞”射陽改造。幾個月后，陸文夫回到蘇州。第二年春，《獻身》榮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陸文夫發表了短篇小說《崔大成小記》、《特別法庭》。1980年發表短篇小說《小販世家》 （后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往后的日子》、中篇小說《有人敲門》 （60年代舊作）。短篇小說《一路平安》 《春游》 《秋風起》和《唐巧娣翻身》也在這一年完稿。1980年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為其出版“十七年”作品集《小巷深處》。復出兩年，陸文夫先后兩次獲全國大獎，舊作結集出版，可謂順風順水。

但只要稍稍注意，就不致忽略：1981年9月至1982年12月陸文夫沒有發表任何小說。這頗耐人尋味a。比陸文夫復出稍晚的高曉聲，此時已連續三年出版小說集，創作勢頭絲毫沒有減弱。作為老友的陸文夫作何感想？面對作品的質與量，如何兼??？或許有讀者提出過類似問題，陸文夫在一篇創作談中著重作了回答。他說：

“我覺得第一是不能性急，切忌病急亂投醫。不能幻想世界上會有一種什么方法、什么流派、什么主義，一學會之后便能寫出什么驚人之作、不朽之著，便能‘一炮打響?！医佑|過很多寫出過‘一炮打響作品的同志，他們當時所想的并非是‘一炮打響，而是‘一吐為快。一炮打響是一種客觀的效果，一吐為快才是主觀的動機。如果主觀動機想一炮打響，客觀效果往往是無聲無息?；蛘呤切鷩桃粫r，噪音而已。寫出過‘一炮打響作品的同志，對他作品的客觀效果往往是始料之所未及。這倒不是說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不能統一，而是因為想‘一吐為快時才能真正吐出一點東西。血管里流出來的總是血，水管里流出來的總是水?！眀

陸文夫強調寫作不為“一炮打響”，只求“一吐為快”，“一炮打響”不過是“一吐為快”的客觀效果。這意思是說真正好的作品是有話要說、“一吐為快”的，如同血管里流出的血，與自身融為一體。卻不禁要想：在那個滿世界“傷痕”的文學浪潮中，長達一年多的時間沒有作品發表，難道真的只是無話可說？還是另有隱情？

曾經有學者認為高曉聲復出時的心態是“心有余悸”?！皬统龊蟮母邥月?，是時常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的，因而也時時保持著警覺?！薄啊沟酶邥月曋匦挛展P時總是格外小心翼翼，注意‘分寸。他總在提醒自己，要‘包包扎扎，要‘搞一點模糊。這當然嚴重阻礙了他文學才華的發揮，也阻礙了他更真切地表現苦難和更深刻地反思歷史?！眂這種心態的分析更適合陸文夫。1979年初，闊別文壇二十余年的高曉聲到南京望“風氣”時，把《李順大造屋》交給陸文夫，請陸提意見。陸對小說大加贊賞，但提出結尾過于黑暗，要修改成“光明的尾巴”，否則這種“給社會主義抹黑”的作品很難發表。陸文夫頗有先見之明。小說經修改后發表，仍遭到許多攻擊。從這不難看出，陸文夫的政治嗅覺要高于高曉聲。政治嗅覺高，又想要有所作為，自然更加心有余悸。

陸文夫理解這種心態，更善于表現這種心態。1980年《雨花》第1期發表的《小販世家》描寫的就是這種心態。小販朱源達為著生存，解放后小心翼翼地做小販生意，在歷次運動中百折不撓，逐漸贏得“我”的理解和尊重。等到“文革”結束，“我”滿心以為朱源達會重拾小販生意。然而長期運動和墜入底層的磨難使朱源達后怕不已，自感做小販低人一等，最終舍棄小販生意，捧上了“鐵飯碗”——到工廠做掃地工。另一篇小說《圈套》則將心有余悸的心態推演到極致d。主人公趙德田歷經劫難后，以為迎來了生命的春天，不料想周遭遍布的是死亡陷阱。他眼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把他推向死亡，譬如吐一口血，便以為得了癌癥，非得把醫院的檢查做了個遍才安心。一次意外，妻子施小梅把新買的痰盂套在了趙德田頭上，怎么取都取不出。趙德田立馬想到的是施小梅要謀財害命。于是吵架、動手。最后隔壁老太太提出送醫院，才將他安撫下來。送醫院途中，又冒出各種心理幻想，擔心遇上“小蘿卜頭”，擔心遇上同事，到了醫院，擔心簡直比患了癌癥還嚴重。在醫生幫助下，痰盂終于取了下來。趙德田重見天日，卻并不輕松，反而感到毛骨悚然：“病倒是沒有了啊，可這往后的日子怎么過哩？！”《圈套》設計奇巧，把趙德田日常生活的“患失癥”表現得入木三分。

新時期初，許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趙德田般的“患失癥”：擔心意外，害怕失去。災難雖然過去了，但身心經過長期束縛、禁錮，脊梁壓彎了，自尊萎縮了，自信摧垮了。生活的美好雖在眼前，長期小心謹慎的心理伴隨懷疑、恐懼，揮之不去，甚至在某些封閉的時空中延續著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身體固然是解放了，人的心卻被自己縛住了。這種心有余悸的心態既是藝術的表現，更是現實的再現。

二

總括一句，長期養成的謹慎心態和目前乍暖還寒的氣候使經歷三起三落的陸文夫總是提著膽兒小心翼翼地創作。復出之后，陸文夫小說產量總體不高。那些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像王蒙、劉紹棠、從維熙，復出之后發表中長篇的數量遠遠勝過陸文夫。雖然寫得不多，但陸文夫非常重視質量。也可以說，新時期初，與一些作家的埋頭“苦干”相比，陸文夫更重視“巧干”。

“巧干”不是不干，是更重視排除障礙和把握機遇。參加會議被陸文夫視為觀察政治動態和文藝風向的“武器”，也是“巧干”之所必需。新時期文學會議多如牛毛，很多作家深以為累。陸文夫卻覺得極有必要，有時甚至到了不參加會議便會寫不出來的地步?！叭绻樌脑?，大概到明年的春末和夏初可以結束這一個階段計劃，然后便想出去和下去走走。走也走不遠，除了多訪問和參加一些文學活動以外，轉來轉去還是在蘇州。我很喜愛這個城市，也很熟悉這個城市，我覺得我離開了蘇州便寫不出東西，但是不出去走走，不適當地參加一些活動也寫不出東西。今年的上半年，從參加全國文代會以后，我參加了不少會議，這些會議雖然耽誤了一些創作的時間，但也很有收益，使我思考和明確了一些問題。要不然，目前手中的工作也是無法進行的?！眅這段話摘自陸文夫寫給《文藝報》編輯部的回信，看起來漫不經心，實際上透露出許多信息。

新時期初，組織會議傳遞文藝風向，仍是意識形態控制的重要方式。一個作家能不能參加某種會議，參加會議發不發言，有時都可視為一種身份的象征。而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不能召開研討會，如何召開，文藝領導有何批示，批評文章如何組織，是重要的風向標志。作家參加會議了解風向流變，把握創作尺度，并非可有可無。不僅作家如此，刊物主編、編輯編發作品，無不如此。一旦稍有不慎，做出越軌之舉，極有可能面臨悲劇命運。而1981年初，陸文夫身邊恰巧發生了一件堪稱冤案的悲劇事件。事后陸文夫的反應，鮮活地再現了當時的心態。

事情要從1980年10月召開的江蘇省第一屆青年文學創作會議說起。這屆會議的主角是出席青創會的70多名青年作家，但事件最后的導向指向了陸文夫和《雨花》主編顧爾鐔。適逢《雨花》筆會的中年作者和江蘇作協從事專業創作的老作家們同時舉行會議，《雨花》編委和編輯部同人也參加了青創會。會上，作為江蘇省青年文學工作委員會委員的陸文夫作了一個題為《突破》的報告，顧爾鐔接著陸文夫作了一個題為《也談突破》的報告。顧爾鐔的報告涉及“四項基本原則”，部分語句被有目的地截取呈報中央后，成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和提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當時情形非常嚴重。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胡耀邦親自下達指示要重點調查這一事件。江蘇省委更是嚴陣以待，屢次三番地召開批判會批判顧爾鐔?！爱敃r的情勢的確十分嚴重，省文聯主席李進聲色俱厲地在全體大會上宣布，《雨花》今后三個去向：一、撤銷?？?；二、人員全部撤換；三、移交出版社去辦。盡管顧爾鐔不在現場，他日子肯定不會好過，一個小小的刊物主編，竟然總書記親自批示，后果豈可預卜，可想而知，承受的心理壓力實在太大?！眆《雨花》是江蘇省文聯機關刊物，1957年創刊，在動蕩歲月中歷經?？?、復刊、更名等變故，直至1978年10月復名《雨花》。復名后的《雨花》，在主編顧爾鐔領導的編輯部的努力下，團結了方之、高曉聲、陸文夫等一批復出作家，刊物辦得有聲有色，一躍成為“全國一流的省級文學刊物”，為江蘇文壇的復興立下汗馬功勞g。然而就在《雨花》躍躍欲試，希望有一番作為時，天上突然下一個“悶雷”，使剛抬出去的一只腳又縮了回去。這一事件一直折騰到年底才以主編顧爾鐔和副主編葉至誠去職、刊物檢討重整而告平息?！队昊ā吩玖η筮M取的銳氣也一蹶不振，從此跌落為扶植江蘇新人的地方刊物。這便是令人扼腕的“突破”事件。

“突破”事件是冤案，但撞在槍口上就很難全身而退。二十四年前的“探求者”一案未嘗不是如此。葉至誠和陸文夫仿佛重溫著歷史。然時過境遷，再不可能像五十年代那樣下放農村、工廠，但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態并非明日黃花。一年后，葉至誠為出版散文集修改舊作，果斷刪去一些引起爭議的文字，并為此感到慶幸：“八二年底，就是出于省得麻煩的緣故，我改去了‘表現我的提法，當時那場歷時二十多天的風雨還不曾襲來，也沒有預兆。不過，后來在那場風雨之中，江蘇確有人想依據這篇短文抓我的‘辮子，聲稱‘表現我是江蘇第一個提出來的，我這改動之舉倒仿佛有了先見之明?！県可見，歷史造成的心有余悸的心態很難一時去除。陸文夫在這一事件中不是當事人，但作為事件的觸發者，承受了不小壓力，以至于1981年3月初和高曉聲的廣州之行處處流露出對“氣候”的反應?！霸谠叫愎珗@的鎮海樓上，我又讀到了黃巢的菊花詩，‘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百花殺。在蘇州讀這首詩還覺得有點氣派，和節令也是比較吻合的。到了廣州再讀這首詩便覺得大而無當，十分可笑了，因為你若發時百花并不殺，想殺也殺不掉的！”i陸對詩句的記憶有誤，拼疊了黃巢和朱元璋的詠菊詩。但不論結尾是“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還是“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其中隱含的肅殺意味都很明顯。陸文夫三月初訪廣州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向江蘇省委傳達了胡耀邦關于《也談突破》一文的批示，要求徹查。陸寫作此文是4月，江蘇省文藝界已展開對顧爾鐔的批判。陸借廣州早春百花皆宜的“氣候”凸顯蘇州“一枝獨秀”（實為南京）的肅殺，雖然明里嘲笑廣州氣候“亂了生活，亂了季節，不符合發展的規律”，暗中抒發的卻是對“花城”百花爭妍的渴慕。這里廣州和蘇州的“氣候”皆有所喻指，讀者一望便知，不言自明。

1981年是“多事之秋”。政治上力求安定成為中央政策調整的重要方向，特別是下半年，中央領導人多次就統一思想作講話。7月17日，鄧小平同中央宣傳部門領導同志談話時指出：“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薄坝行┤怂枷肼肪€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薄敖鼛啄瓿霈F很多青年作家，他們寫了不少好作品，這是好現象。但是應該承認，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好的傾向，這種傾向又在影響著一批青年讀者、觀眾和聽眾?！眏8月，胡耀邦在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則直接指示：“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要按照四項基本原則清理一下最近以來理論界、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發表、出版的言論和作品，在六中全會以后創作發表的，還要按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來清理，選擇其中一些主要的錯誤的東西加以批評?！眐針對錯誤的批評，胡喬木更明確指出：“有些文藝刊物引人注目地大談政治問題，例如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突破和‘修正問題?！眑因此，針對思想渙散軟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統一思想成為當務之急。鄧小平、胡耀邦和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為這一時期的文藝事業定下基調。

善于觀望“風氣”的陸文夫面對如此緊張的現實，豈能熟視無睹？二十四年前的“探求者”一案雖已平反，過去的“毒草”也早變“鮮花”，但歷次要求批深、批透、批臭的運動已使“探求者”一詞成為“罪過”，如同陸文夫1982年談到被批為“毒草”的小說《小巷深處》和《平原的頌歌》時所說的，像“永不愈合的傷口，一碰就會流血，一碰就會痛徹心髓”m。歷史的血的教訓在現實面前最容易激起防衛的心理。因此，從“突破”事件和1981年的文藝氛圍來理解陸文夫的創作心態，至為重要。

一年多的時間并非虛擲。為理出一條創作的坦途，觀望和思索是必要的。參加會議，關心國事也是必要的。此后，在與同行或讀者的交流中，陸文夫屢次提到寫作要“看準了，看清了”n，“看清楚”、“想清楚”o，“要想得多一點”p?！翱础焙汀跋搿北取皩憽敝匾枚??！秶鷫Α返墓适?，陸文夫1980年就聽說了q，可動筆卻在1982年底，發表已在83年初了。小說發表后，不僅獲得當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還被河北省委和浙江地方縣委在干部會議上印發，當作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學習材料。倘若小說1980年就發表出來，還會有這樣的待遇么？

“巧干”要干得有聲有色，這“巧勁”得用在刀刃上。

三

經過一年多的觀望、思索，陸文夫終于發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美食家》。這部作品因為濃郁的地方味，不僅改變陸文夫長久以來單調的“探求者”身份，從寫作上賦予了新的標識，也給他帶來終身榮譽。陸文夫因此被認為是“美食家”，蘇州人的代表，蘇州文化的名片。陸文夫的作品被視為“小巷文學”、“市井文學”而受到新的推崇。

可是，在作品剛發表的1983年初，陸文夫拒絕承認是“美食家”——這和日后善寫、好寫談吃談喝文章的“江南秀士”形象不可同日而語。陸文夫不承認是“美食家”，但又表明文中所寫的吃喝之法都是通過正規途徑得來的“專家”之言——從蘇州老作家周瘦鵑、范煙橋和程小青等處學來。陸文夫此舉頗讓人疑惑。為什么要打這一劑預防針呢？“美食家”這一稱號到底有什么可怕呢？說來也好理解，經過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教育的國人常年生活在溫飽線上下，對一個“好吃坯” “饞癆坯” “資本家”能有什么好印象？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是要被嚴厲批判的！只好向讀者宣示真正的“美食家”另有其人，自己還很不夠格，一方面防止讀者先入為主，把“好吃坯”、“饞癆坯”的朱自冶誤以為是作者自傳；另一方面調虎離山，意圖把讀者的注意力轉向別處。在陸文夫看來，這極有必要。

陸文夫的“預警”機制得到應驗?！睹朗臣摇犯σ话l表，引起讀者的廣泛興趣，更激起千層浪：陸文夫為什么要寫一個“好吃坯”、“饞癆坯”？人們紛紛寫信，甚至當面質詢陸文夫：“你這個《美食家》到底講什么玩意兒？”

陸文夫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作了不同回答。給《中篇小說選刊》寫的創作談上，陸文夫先花了一千多字的篇幅說明舊中國吃飯難，然后說道：

“舊中國十分貧窮。越是在貧窮的國度里，那饑寒交迫和窮奢極欲之間越會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在那十萬八千里的高空，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極。作為使用某種文化的階級可以打倒，作為某種文化的本身打不到，也不應該打倒的。吃的文化尤其表現得明顯。對于此種文化應該保存并促其發展，但在使用時要有個限度，即限制在國力、物力、人力所許可的范圍之內。十億張嘴巴一齊大吃大喝，美食美飲，很容易把一個國家‘吃得光光的。

恕我對美食家略有不恭之意，非厭飪之所致，實乃悠悠寸心，抑或是杞人憂天?！眗

對“美食家”朱自冶的不恭、批判，又顯非本意。一次講演，他對朱自冶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

“《美食家》寫什么？寫朱自冶好吃。吃好點也不是壞事，只不過朱自冶是不勞而食罷了。關于小說的主題，高曉聲有時要發這個‘謬論的，他說：‘主題怎么個講法呀？你要我講主題嗎？你看看這篇小說，我全講在里邊。假如主題要我用一句話來講，講勿出的；假如一句話能講得出，我為啥要寫這篇小說，勿要寫了。一句話講得出，講一句話好了，何必去浪費人家的時間呢，還要去看小說干嗎？”s

這即是說寫朱自冶的吃既不片面諷刺，也不簡單贊成，似有別指。他在一些場合又說：“《美食家》看上去是寫吃，其實不是的，吃是開開玩笑的，本意不在這兒。寫吃，是技巧，是手段，是為內容服務的。我想，三十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搞了那么些‘左的東西，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F在回顧一下這段歷史，頭腦比當時清楚了許多，將一些事情作一點客觀的描述。如此而已?！眛“將一些事情作一點客觀的描述”，實際并不客觀，倒顯得復雜。有讀者就認為陸文夫搞的這種主題模糊策略正是他曾公開主張的“多主題的統一”的一種實踐u。所以才呈現出陸文夫對“美食家”的態度，一會兒義正辭嚴，一會兒理解同情；對《美食家》的闡釋，也搞點模糊主義，東拉西扯，不愿意明白示人。

由于對陸文夫心有余悸的心態有所揭示，我們不至于一點不能理解他對《美食家》的態度。問題在于，在與意識形態保持微妙平衡并為作品增加保險系數之外，如此模棱兩可的創作談還傳遞了什么？如果僅僅一兩篇或許不能說明什么，實際上，在相繼發表《美食家》、《圍墻》和《萬元戶》之后，陸文夫發表了大量創作談。

3月，應《萌芽》之邀撰寫創作談《<小巷深處>的回憶》；4月，應《中篇小說選刊》之邀撰寫創作談《寫在<美食家>之后》；5月，應武漢《風流人物》雜志之邀撰寫創作談《寫社會》；9月，在昆明文學作者座談會上發表題為《看得細、想得深、寫得嚴》的講話；9月，在《滇池》、《青春》舉辦的改稿學習班上發表題為《技巧、主題、風格及其它》的講話；1984年2月，在上?！段膶W報》社舉辦的文學講座上發表題為《創作靠“兩條腿”》的講話；3月，小說集《小巷人物志》第一集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同時蘇州召開“陸文夫作品學術討論會”，陸文夫做了系統回顧創作道路和創作思想的發言，發表時題為《卻顧所來徑》；同時，在蘇州大學談創作體會，后整理成文，題為《由<小販世家>等談創作體會》；5月，作創作談《造園林與造高樓——談作品質量的提高》和《同生活靠近得更近點》；6月，作創作談《砌墻與拆墻——關于<圍墻>的創作》；9月，作如何向外國文學“取經”的專論《共同的財富》和創作談《要看得真切，想得深刻》。

這些創作談，有些是主題發言，有些是為青年創作者提供經驗建議，更多的是創作自述。其實從1980年起，陸文夫便寫作了不少創作談。1981年下半年至1982年雖然沒有小說創作，但也寫了好幾篇創作談。這些創作談，除了刺探“風向”外，更多的是自報家門。1981年的風云突變，使陸文夫“心有余悸”，更使陸文夫不滿足?！疤角笳摺睍r代早就過去，有的批評家還以之為批評工具，這不是要沉溺在政治的旋渦里么？他急需一種修辭來改變自我，重塑形象。1982年，他在一篇創作談中談如何在藝術方面提高時，著重談生活和思想的深化要同時并進，寫作志在“窮而后工”，切忌性急冒進?；蛟S這可以看作是重塑形象的征兆。

這些創作談看著不起眼，其實顯示出創作中的內外結合：一方面掩護了小說對歷史辛辣的鞭撻和批判，為小說的流通保駕護航，另一方面便是為了自報家門、重塑形象。重塑形象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但排除作品流通的困難無疑更為重要。所以，面對《美食家》，陸文夫一方面要澄清事實，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時機便要說不同的話。由此我們說，創作談之于陸文夫不可小視，不僅與小說構成一種互動關系，甚至可以改造作家形象、激活作家創作。

四

1984年，陸文夫迎來良機。之前一年發表的《圍墻》和《美食家》已廣受贊譽。這一年3月，不僅《圍墻》全票獲得“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同時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江蘇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蘇州市文聯、蘇州大學中文系等多家省市級單位和《蘇州大學學報》、《江海學刊》等雜志編輯部聯合舉辦了“陸文夫作品學術討論會”。這一次會議，陸文夫作了主題發言，系統回顧了創作道路，并展望了未來創作的方向。發言改寫成兩篇創作談，即《卻顧所來徑》和《造園林與造高樓——談作品質量的提高》，分別發表在《江海學刊》和《當代作家評論》。這兩篇創作談影響了后來的批評家，它們和批評家們的批評文章一起改變了陸文夫的形象。

在《卻顧所來徑》中，陸文夫主要談了四個問題：“自在與自為”“歌頌與批判”“題材與開掘”“形象與概念”。概括來說，前兩個問題涉及文學的外部，后兩個問題涉及文學的內部。后者主要圍繞題材和主題展開，談到了題材上寫凡人小事，結構上搭建一個“文學的法庭”，使“小人物”與歷史合流，達到批判應有的高度。前者可視為一個問題，即對政治的態度。陸文夫夫子自道，說自己一直是一個“歌頌者”，70年代以后作品呈現批判的姿態，是因為他懂得了“批判的總體存在實際上也是歌頌”，關鍵是“作者的出發點”。出發點好就是“歌頌”，否則就是“缺德”。這“出發點”指的就是黨和國家發展的主要方向和原則——即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陸文夫強調自己的寫作是“自為”的寫作，出發點是好的。陸文夫還特別用《圍墻》的寫作動機來說明這一點?！靶≌f里千萬不要罵人，不要把小說當作大字報。我的《圍墻》本來可以有別的寫法：大家空談一番最后圍墻老造不起，沒人愿干。用這種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寫來可能很帶勁，有點大字報的味道，但最后總還得有人把圍墻造起來才行！因此我滿腔熱忱地去寫了馬而立。時代不同了，我們希望社會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社會中有存在的缺點要批評，但必須有一種善意?！眝

《卻顧所來徑》努力要說明的是他的作品不是匕首，不是投槍，不是大炮，頂多是一劑麻醉針。他的現實主義不是傷口上撒鹽的批判現實主義，是加上了一點糖醋，使人讀了感到酸溜溜、甜絲絲的糖醋現實主義。而酸溜溜、甜絲絲不正是“蘇州味”嗎？故而陸文夫在《造園林與造高樓——談作品質量的提高》中提出創作的總體要求是造“蘇州園林”：“我覺得創作的總體應該像造蘇州園林，今天挖一個池塘，明天造一座頗具規模的廳堂，后天造點兒小橋、小亭，再后天壘起一座假山，中有奇峰突起……若干年后形成了一座園林，亭臺樓閣、花木竹石，小橋流水，豐富多彩而統一，把一個無限的大千世界，納入一個有限的園林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個人的作品，應當是他那個時代的縮影?！眞陸文夫的這個說法和他早前出版的《小巷人物志》構成了一種理念與創作的對應，說明他的理念醞釀已久，不是心血來潮。

陸文夫集中闡釋了創作思想，而讀者對《美食家》的主題仍想不明白，看不清爽，陸文夫頗有些恨鐵不成鋼。讀者不能理解《美食家》的深刻主題，他只好在演講中、創作談中繼續啟發讀者：“我們是搞靈魂的，靈魂只好審判，不好判刑的。我審朱自冶干什么？審到最后不好弄呀，沒辦法作結論。好吃，好吃怎么樣？審他沒得意思。我審判誰呀？我審判我自己。我的小說里，凡是被批判的人都是我；只好是我，批判誰，誰都不開心。我寫朱自冶的對立面——高小庭，高小庭就是我。他的經歷跟我差不多。這樣，人家看了就沒有人懷疑我是罵他的?！眡曾是“探求者”的陸文夫經歷過“反右”、“文革”二十年的風雨滌蕩，寫一個“好吃”的有趣的人物豈可滿足？他的希望和使命是要搭建一個“特別法庭”，對自己經歷過的各種人與事，一一審視，對受難者寄予同情，對卑劣者進行諷刺，寫出一代人的艱辛、迷惘與追求。而這反思和寄托之點就在高小庭。

普通讀者雖然仍對《美食家》的主題理解不夠清晰，可是對有專業素養的批評家來說，就不是問題。金燕玉——一位跟蹤陸文夫八十年代創作的批評家這樣說：“《美食家》妙就妙在看去好似在為好吃者朱自冶立傳，實際上是讓高小庭做自‘我審判，從而剖析了‘自搬磚頭自砸腳的‘左傾幼稚病，揭示出我國經濟工作曾經走過的‘之字形彎路，提出了作者對生活的獨特見解：美食是人們創造的優秀文化，人們需要美食，讓美食為人民服務吧！《美食家》仿佛打開了一扇始終緊閉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看到的景致不能不使人感到別有風味?！眣

如果說這位批評家為了突出陸文夫的“蘇州味”，尚且矯枉過正。那么，另一位長期追蹤陸文夫創作的批評家范伯群可謂點面俱到：

“還以《美食家》為例，它的主題并不是單一的。高小庭的‘大眾化導致群眾生活的貧乏化，他原以為這僅是干預朱自冶的紙醉金迷的生活，實際上卻違反了人們的心意，將蘇州有特色的傳統文化夷為平地。這是一。朱自冶是一個地道的寄生蟲，但在新社會中，他是合法的殘渣。高小庭缺乏‘投鼠忌器的考慮，結果是‘鼠躲器毀，只能出榜‘招賢，高價征求‘修器專家。于是‘鼠就出來打包票：我會修！儼然以專家自居。這是二。在今天，像朱自冶這樣的人，指導消遣，也未嘗不可，指導工作，只會‘故作高深借以嚇人，所以絕不能給他鉆空子。這是三。高小庭為貫徹他的實用主義的改革，培養過左右逢源的變形蟲包坤年，包坤年在‘文革中卻又將他的改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是四。高小庭過去辛辛苦苦犯錯誤，在沉痛的教訓中他清醒長進，從盲目改革到學會不‘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發揚了嚴格把關精神。這是五。此外還有：任何事物要逆轉，使質量下降極為省力；但要撥亂反正，由亂而治，談何容易。這是六。以上數點都是《美食家》的有機的側面。但這幾點又統一于一個中心點，即是三十多年工作中的‘左傾幼稚病和實用主義的危害性不可低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使朱自冶這樣的沉渣乘機泛起，而‘包坤年捏著的刀柄，有一半兒是我作成的。這就是多主題的統一?！眤

據說范伯群和陸文夫就《美食家》做過數次長談。范伯群贊嘆陸文夫對藝術見解的精辟，自謙為陸文夫的“傳聲筒”，文章不過是作者動用了對話者的“解釋權”而已。數次長談的結晶，最后概括為“‘宏觀著眼，‘微觀落筆”@7。新時期許多評論家與作家的關系非同一般，像范伯群和陸文夫般的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系絕非個例。金燕玉和徐采石夫婦常年追蹤陸文夫的創作，他們對作品的熟悉程度，首先來自于對作家個人及其生活環境的熟悉。他們對陸文夫的總體評價是寫出了“一座富有蘇州風味的建筑群”，建構了一個“文化的、世俗的、人生的、美的蘇州小巷”@8。這些評價始于陸文夫的創作談，也沒有離開陸文夫對自己形象的建構。

仔細檢閱1983年和1984年前后的批評文章，然后再與陸文夫此間若干創作談和文學活動加以對讀，不難看出作家自我形象重塑和作品再歷史化的過程中，那些看起來頗不起眼的創作談的意義。正是在作者和批評家的相互生產，創作談和批評文章的相互纏繞下，作品的“意義”由此產生。陸文夫則憑借《美食家》成為寫蘇州的代表，憑借《圍墻》成為“改革文學”的先鋒。頗具“蘇州味”的兩篇小說為他贏得了“陸蘇州”的雅號，“小巷文學”也成為其作品代稱。陸文夫借此完成身份的轉變。

總之，致力于撰寫創作談等自述文章以重塑形象，是陸文夫“巧干”的重要方式。

五

將“十七年”作品再歷史化也是“巧干”的一種。

細心的讀者想必會發現，那構成“小巷文學”的兩部作品集——《小巷人物志》第一集和《小巷人物志》第二集并不都是復出后創作的作品。也就是說，構成“小巷文學”世界的，不僅有新時期作品，也有“十七年”作品。令人詫異的是，“十七年”作品更不在少數，包括短篇小說《小巷深處》 《牌坊的故事》 《介紹》 《二遇周泰》 《葛師傅》，以及中篇小說《有人敲門》。兩個時期的作品，從閱讀感受上說，反差很大。然而陸文夫似乎并不擔心作品會給讀者帶來不舒適的感覺。也許陸文夫要給讀者一種印象：作者與蘇州的緣分至深，“陸蘇州”的雅號名副其實。

這看起來更是無奈之舉。1984年，陸文夫剛獲得新的身份和標識——被稱為“陸蘇州”的“小巷文學”代表作家，此后的寫作便難以為繼。1985年至1990年，陸文夫一共發表了三部中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且不說其中一部短篇《臨街的窗》為作家“打擂臺”性質的應酬之作@9，另一部中篇《故事法》也是《鴨綠江》雜志多次催討之作。實際上，自從陸文夫發表《井》（《中國作家》1985年第3期）以后，“小巷人物志”系列名存實亡。與寫作的孤寂冷清形成對比的，是越來越多的頭銜：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6年當選人大代表，1988年創辦《蘇州雜志》，1988年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蘭西文學騎士獎”。與之相伴的是源源不斷的筆會、座談會，和在所難免的應酬和接待。許多人將陸文夫此后寫作成就受限歸咎于當“官”。于此看來，不無道理。

不過，完全將陸文夫1985年以后寫作的受限歸咎于當“官”，也不真切。陸文夫這一代作家，從寫作之初就習慣了不純粹的寫作，腦袋里繃緊根弦對他們來說是壓力，更是動力。協調壓力和動力，并視為自我實現和自我完成而應俱受的責任，對他們來說雖不易，卻也是寫作日常。在政治需要文學來沖破“禁區”，引領思想潮流時，他們往往能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順勢而動，善做時代的弄潮兒。然而，一旦腦袋里的弦兒不再感到那么緊張，原來賴以成功的文學模式就面臨破產的命運。就陸文夫來說，是“特別法庭”的破產。陸文夫“小巷人物志”系列的希望和使命是要搭建一個“特別法庭”，對自己經歷過的各種人與事，一一審視，對受難者寄予同情，對卑劣者進行諷刺，寫出一代人的艱辛、迷惘與追求。這是《小販世家》和《美食家》的成功所在，然而也是“小巷文學”窮盡、枯竭的原因——將人物作過度的審判和肢解，導致“小巷人物志”系列后期作品浸透出深入骨髓的模式化效應。以后陸文夫也不得不承認他審判的那些小人物“大多是上當受騙，只是為了一點起碼生存空間，一點可憐的私利，小偷小摸，罪行輕微，連主審的法官也不能自免?！貏e法庭應該變成研討會，大家向前看，來掃清前進道路上的垃圾”#0。

還有沒有另外一種文學世界的可能呢？陸文夫在一次訪問中說：“我們這一代人太過憂國憂民，一看到現實社會有什么問題，就在作品中反映，《圍墻》、《井》等都屬這類作品。其實我對蘇州各式各樣的民間行業很熟悉，也很有興趣，像唱昆曲的藝人、幫人家辦酒席的‘挑高蔞、做喪事的‘橋頭，都是很特殊的。我也想向民俗這方面發展，寫出真正的文學，再不出去做訪問、找資料，這些人都要死光了，蘇州就有年紀大、繡得一手好刺繡的婦女，被召到皇宮去織革絲，故事豐富極了……”#1陸文夫說這段話時不過60歲，和汪曾祺復出時年紀相當。不過，大約也很難放棄原來的模式另起爐灶，終于沒有寫出他所羨慕的“真正的文學”。

陸文夫從五十年代初走上文壇，歷經下放、復出、再下放、再復出，二十多年來為爭取寫作的權利歷經艱辛。七十年代末復出以后，自然倍感寫作來之不易。他選擇“巧干”而不“蠻干”，一方面有個人氣質的原因，但更像是歷史的選擇。陸文夫雖說也想向民俗方面發展，寫出“真正的文學”。但從事一輩子寫作，他會覺得《美食家》不是“真正的文學”？一個人在并不單純的文學環境中漸成習慣，偶爾向往“自由自在”的文學在所難免。又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文學”呢！畢竟“巧干”成就了他，也成了一個緊箍咒。丟了緊箍咒，自由自在地馳騁多好！可丟了緊箍咒，能否寫成“真正的文學”呢？也未可知。

【注釋】

a陸文夫1981年發表的最后一篇小說是載于《雨花》1981年第8期的《還債》。之后發表的小說是《收獲》1983年第1期上的《美食家》和《人民文學》1983年第2期上的《圍墻》。

b陸文夫：《窮而后工》，《長春》1982年第10期。

c王彬彬：《高曉聲和高曉聲研究》，《揚子江評論》2015年第2期。

d《圈套》原題為《往后的日子》，原載《雨花》1980年第8期，后收入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特別法庭》時，改為《圈套》。

e《作家近況》，《文藝報》1981年第2期。

f黃東成：《絕頂之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頁。

g劉新林：《“雨花臺下塑群英”——復名后的〈雨花〉與江蘇文壇的復興》，《芒種》2017年第15期。

h葉至誠：《至誠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頁。

i陸文夫：《蘇州人到廣州來》，《隨筆》1981年第8期。

j鄧小平：《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78、880頁。

k胡耀邦：《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頁。

l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選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5頁。

m陸文夫：《陸文夫文集》（第5卷），古吳軒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

n陸文夫：《人過中年話提高》，《江南》1983年第3期。

osx陸文夫：《陸文夫由〈小販世家〉等談創作體會》，《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

pv陸文夫：《看得細、想得深、寫得嚴——在昆明文學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滇池》1983年第11期。

q陸文夫：《同生活靠得更近點》，《人民日報》1984年5月14日。

r陸文夫：《寫在〈美食家〉之后》，《中篇小說選刊》1983年第4期。

t陸文夫：《創作靠“兩條腿”》，《文學報》1984年9月3日。

u吳泰昌：《美食家》，《文藝報》1983年第5期。

w陸文夫：《造園林與造高樓——談作品質量的提高》，《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4期。

y金燕玉：《獨特的“建筑群落”——陸文夫創作論》，《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4期。

z范伯群：《再論陸文夫》，《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范伯群從五六十年代便開始批評陸文夫，重要論文計有《陸文夫論》、《再論陸文夫》、《三論陸文夫》等。

@7范伯群：《感懷與文夫談藝》，江蘇省作家協會編，《永遠的陸文夫》，上海遠東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頁。

@8徐采石、金燕玉：《陸文夫的藝術世界》，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4頁。

@91984年，《小說家》舉辦北戴河筆會，與會的李國文、從維熙、鄧友梅、張賢亮、張潔和陸文夫等人相約創作同題小說“臨街的窗”。次年，十一篇《臨街的窗》在《小說家》陸續發表。

#0陸文夫：《陸文夫文集》 （第5卷），古文軒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0頁。

#1施叔青：《陸文夫的心中園林》，《人民文學》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