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同富?！钡健肮蚕戆l展”的邏輯理路及其實踐路向

于江

[摘? 要]共享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從黨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在探索推進完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偉大實踐中，始終把“共富”、“共享”作為制定我國發展政策的價值歸依。本文選擇以“共享發展”為研究對象，進一步厘清從“共同富?！钡健肮蚕戆l展”的邏輯理路，指出實現“共享發展”是“共同富?！爆F實選擇，探尋一條適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享發展”之路。

[關鍵詞]共同富裕;共享發展;社會主義本質;新發展理念

[中圖分類號]B0-0;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8）05-0016-08

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十九大，在探索推進完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偉大實踐中，始終把“共富”“共享”作為制定我國發展政策的價值歸依，始終把全體人民能否在發展中獲得共享發展的機會和成果作為衡量發展得失的重要標準。從鄧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钡搅暯酵咎岢觥肮蚕戆l展”，我們黨對“怎樣發展、為誰發展”這一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刻。揆諸時下學界對“共享發展”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共享發展理念的科學內涵”和“共享發展理念重大意義”，對“共享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演進梳理不清，對當前以選擇“共享發展”作為“共同富?！彪A段性戰略目標認識不足，對實現“共享發展”推進路徑的研究缺少可操作性。本文旨在從“共同富?！钡健肮蚕戆l展”的邏輯理路、現實選擇和實踐路向進行再研究，以期對當下我國共享發展的實踐提供借鑒意義。

一、從“共同富?！钡健肮蚕戆l展”的邏輯理路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共同富?！迸c“共享發展”

我們之所以相信馬克思主義，并將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是真理，并能夠有效指導實踐，推動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馬克思主義核心的思想之一就是“實事求是”，堅持“實事求是”是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有效地改造世界，實現人與世界的和諧發展的法寶。當前，學界對共同富裕與共享發展的研究都是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大框架之內，實質上是默認了馬克思講過共同富裕與共享發展。果真如此嗎？查閱馬克思的歷史文獻，“共同富?！边@一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中提到“生產將以所有的人的富裕為目的”[1]。這句話是馬克思講共同富裕最為重要的證明。此外，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重要著作中都講過共同富裕的思想。馬克思在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諸多弊病的基礎上，從未來社會經濟制度層面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馬克思不僅科學論證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而且詳細闡述了未來社會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2]，社會主義就是在所有制上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并通過按勞分配的原則實現對生活資料的平等占有，由此得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屬性。同時，馬克思認識到共同富裕是重要的歷史概念，在馬克思看來，因共產主義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程度的影響，共產主義社會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共同富裕又有所不同。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共同富裕是相對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不平等。而在經歷了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和生產力高度發展之后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能實現生活資料的按需分配，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既而也就實現了“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所以，馬克思無論從文本還是思想體系，都對“共同富?！钡臓顟B、實現方式、歷史階段有過詳盡的論述和闡釋。

但馬克思對“共享發展”也有著類似的闡述嗎？學界對共享發展的研究，一是“天然”地默認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比如：陳進華的《馬克思主義視閾下的財富共享》、苗瑞丹的《論馬克思恩格斯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及其現實啟示》等文。這些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富含財富共享思想，并提出了中國實現財富共享的現實路徑”[3];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義思想揭示了共享的社會形式是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人本主義思想揭示的主體是全體社會成員、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分配思想揭示了共享的必要前提是發展生產力”[4]。二是設定“共享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論述前提。比如：謝偉光的《從馬克思主義平等觀看共享發展》、李騰凱的《馬克思共享觀的三重“實踐邏輯”進路》等文。這些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平等觀對指導共享發展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共享發展狀態是以平等為前提、真實的普遍的平等也必然是以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為表征”[5];認為“馬克思的共享觀以‘實踐為運思邏輯，這種‘實踐邏輯在馬克思共享觀中呈現為三重進路：從資本批判到‘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實現經濟共有的實踐邏輯進路、從政治批判到‘自由人聯合體是實現社會共治的實踐邏輯進路、從勞動批判到‘一切人的自由個性是實現個體共進的實踐邏輯進路”[6]。以上這些關于“共享發展”的學術成果，在論述中對馬克思是否講過“共享發展”未進行正面回答，而是默認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或者不加論述直接冠以“馬克思共享觀”“馬克思財富共享”、“馬克思共享思想”等概念一以代之，進而先入為主，造成研究者誤解“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那么，馬克思講過“共享發展”嗎？通過查閱馬克思著作文獻原本及譯著，發現馬克思在原文中對“共享發展”的概念皆未提及。再考察馬克思的兩大歷史性貢獻“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均產生于19世紀四五十年代，唯物史觀批判的是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民群眾的歷史決定作用等，并進而用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構建起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而剩余價值論則是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找尋出了“資本家剩余價值產生的奧秘”，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得出了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因而，基于這樣一種社會背景馬克思不可能使用“共享發展”來闡釋當時的社會發展矛盾和階級斗爭狀況。馬克思所提出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共享發展”所蘊含的“發展成果人人共享”有著極大區別。但是，也不能完全割裂“共享發展”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聯，當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共享發展”作為一種政策，或者說是“階段性綱領”，是邁向“共同富?！钡谋赜芍?，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二）“共享發展”是實現“共同富?！钡谋赜芍?/p>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盡快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帶領人民“富起來”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1953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7]，這是黨中央首次提到“共同富?！钡母拍?。1955年在《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屆書》又提到“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盵8]。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國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共同富?！本统蔀榱酥袊伯a黨人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此后，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因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了過高估計，而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平均主義現象，使國家發展遭遇了挫折，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黨和人民對于共同富裕這一美好愿景的迫切期望，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承諾的積極探索。雖遭遇挫折，但共產黨人對于帶領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心沒有變，對于確立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沒有動搖，對于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探索并未止步。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產力落后，這是中國的現實國情”。正確判斷我國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性是制定“發展模式”的前提條件。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隨后，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把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政策寫進黨的文件?！跋雀徽摗庇腥齻€基本點，即勤勞致富、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這是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再認識?！吧鐣髁x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盵9]“先富帶動后富”不是否定“共同富?！?，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路徑。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最終目標，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避免將“同步富?！薄巴雀辉！薄肮餐辉！比呦嗷煜?，他指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盵10]共同富裕思想成為“鄧小平理論”的內核，也成為改革開放的“原發動力”?！耙\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盵11]。黨的十六大報告又明確提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盵12]此后，“共享發展”作為一個發展概念被普遍使用。

21世紀初，我國人民的富裕程度普通提高，總體上已經步入小康社會。但是發展的不均衡性和不協調性凸顯出來，人民要求公平分享發展成果的愿望越發強烈。在此情況下，“必須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并更加注重社會公平”[13];“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盵14]可見，我黨已經著手構建共享發展的機制。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經濟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沒有變，黨的十九大又重申了這一判斷。中國的“蛋糕逐步做大”“做蛋糕”開始轉換為“分蛋糕”。利益如何分配？成果如何分享？成為新時代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此時，黨提出“共享發展”是破解當前發展難題的倒逼選擇，并不是對“先富論”、“共同富?！钡姆穸?，也并非“共享發展”是“共同富?！钡能S遷，而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進一步理解和認識，是對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踐行，是我們黨繼續帶領全國人民徹底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公平合理分享改革成果，兌現歷史承諾的必由之路。

二、實現“共享發展”是“共同富?！钡默F實選擇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倒逼選擇

2006年世界銀行在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該報告通過對二戰后一些國家經濟的觀察，發現大多數國家進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之后，由于資源占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術進步遲緩、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等原因，致使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陷入停滯狀態?？偨Y這一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就將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經濟發展相對停滯階段稱為“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大約8090美元，跨進“中高收入門檻”。在這種情勢下，中國似乎已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進”。GDP增長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目前的6.5%左右，經濟發展進入了被稱為“新常態”階段，唱衰中國、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聲音又沉渣泛起。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當前發達經濟體人均GDP普遍達到4-5萬美元，世界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低收入國家“被平均”了，而我國距離人均GDP1萬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差距。加之，我國經濟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后、經濟結構失衡、人口紅利衰減、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因素掣肘，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依然存在。①

為避免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正確認識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解決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等問題。為此，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以共享為本質要求，為的是增進人民福祉，形成促進公平正義的發展導向，保持社會凝聚力，同時打破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以體制機制改革促進資源的高效配置，實現經濟增長的創新驅動和長期可持續性發展。雖意在此，但在成功突破了“貧困陷阱”之后，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缺乏對共享發展的重視，導致部分群體在發展中“獲得感”、“滿足感”不足，相反“被剝奪感”、“失落感”增長，經濟發展并沒有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發展所帶來的成果。由此帶來的還有社會貧富階層的分化、民眾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公開化等問題。而共享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享發展，“在實踐中共享發展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的實踐本質和制度屬性”[15]。提出和落實共享發展既是對當下諸多社會問題的積極回應，更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本質的價值歸依，可以有效縮小階層間的貧富差距，凝聚分化的思想觀念，滿足人民多元的利益訴求，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社會抗風險的“免疫能力”，避免發生大規模的系統風險，以利于我國避免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選擇

“全面發展模式”是相對于“非均衡發展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選擇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突破口”。毋庸置疑，40年的實踐證明非均衡發展模式對中國的經濟騰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也不可否認，非均衡發展模式也存在著重大的內在缺陷。為了彌補缺陷，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調整戰略，試圖努力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從地區發展看，上世紀90年代末期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2004年中央又先后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和“東北振興”戰略，以期解決地區間發展差距問題;在城鄉發展方面，更加注重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從2004年起連續10多年出臺關于“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以期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面，不斷優化現行的所得稅政策，對高收入的壟斷行業進行強力調控，給低收入者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和必要的扶持，改變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轉到“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軌道上來，以期縮小個人間的收入差距?？陀^說，上述這些政策的實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舊制度的慣性和既得利益群體的阻礙，共享發展的道路并不平坦，繼續推進非均衡發展模式已不再“適宜”。

“全面建成小康是繼基本溫飽、總體小康、全面小康發展而來的”[16]，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提出就是要改“非均衡發展模式”為“全面發展模式”，以解決在“非均衡發展模式”下已難以解決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等問題?！笆濉睍r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征程的關鍵一步，未來幾年也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決勝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共享發展是高度契合的新發展觀，這意味著要讓社會中大多數人享受到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堅持走共享發展的道路，將是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能否實現以及建成質量如何的一個戰略選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問題和難點主要體現在“全面”上，全面小康是全民來共享的小康，既然是“全面”就不能夠有一個地區、一些領域、一個人掉隊。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看，共享發展理念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體現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是民有：堅持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價值歸依，也是“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集中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建成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而不僅僅是“總值”和“人均”等方面的形式小康。二是民治：堅持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叭嗣袢罕娛峭苿由鐣l展的決定性力量”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我們通過依靠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通過依靠人民取得了改革的偉大成就。共享的前提必須是共建，人民是共享發展的實踐主體，沒有每一位民眾對社會的貢獻就不會有共享的結果，而這一點也正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執政和長期執政的重要基礎。三是民享：堅持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皬V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17]表明人民是共享發展的獲益主體，而共享成果理應包括我國現有的一切公共資源（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總布局的全部內容），形成在全社會“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健康環境。

（三）“牢牢守住民生”的底線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生建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2003年），民生自動改善時期。在這一時期，政府和社會關注的是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相對滯后。但由于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生在自動改善。第二階段（2004-2012年），民生趕超式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是社會政策集中出臺時期，國家傾其全力對民生改善進行助推。改善民生在國家政策體系中從從屬地位上升為主體地位。至今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都已經穩穩成為追求的兩大直接目標。第三階段（2012年以來），民生的質量提升階段?！笆濉币巹澖ㄗh中提到：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從近年黨中央社會政策的出臺及其價值導向來看，民生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民生建設的方向上，由過去的“從無到有”轉向“從有到好”。在民生建設的重心上，由過去的增量改革轉向存量改革。從民生的角度看共享發展，我們可以將共享發展看作是黨中央根據新的歷史階段民生發展的特點作出發展理念調整。所以有學者認為“共享發展是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民生訴求，針對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受益不平衡、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倒逼而出的發展理念”[18]，從而進一步強調民生與發展的辯證關系，強化發展的民生導向，由此實現國家發展從“經濟發展”向“共享發展”躍進。

在“十三五”規劃制定的“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十六字民生工作指導方針中，“堅守底線”是首要原則，集中體現了“底線原則”的重要性和社會政策“托底”的基本要求。堅守底線就是要織牢民生安全網的“網底”，成為社會運行“穩定器”。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苯陙?，由民生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頻上演，已經影響到我國穩定的大局。這一問題的呈現，主要是因為民生發展到第三階段以后，公平要素在民生事業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并在實踐中成為影響民生改善和發展的重要因子。追本溯源，根本原因在于發展成果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和城鄉之間分配不均衡，從而導致改革成果在“數量”和“時間”上呈現出差異性。這種現象經過長期“發酵”，最終導致民生訴求難以改善的“馬太效應”。因而，必須按照“織好網、補短板、兜住底”的要求，在涉及民生的重要領域精準持續發力。

三、探尋適合中國國情的“共享發展”實踐路向

（一）徹底解決貧困問題，夯實共享發展的基礎

貧困問題是一個社會責任問題。黨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19]，“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19]。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如此便不僅要解決人民的生活保障問題，更要為人民謀求發展的問題，這是實現共享發展的基礎。著名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造成貧困的因素是由綜合，并非單純由于低收入造成的”。產生貧困的原因很多，會因地域、文化、個人素質等的差異而不同。因此，破解貧困問題必須實施“精準扶貧”。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湘西調研時提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十六字扶貧方針。隨后中央先后出臺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探索了諸如“干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用貸款、易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游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訓、龍頭企業帶動”等十大精準扶貧的方式方法，開啟了精準扶貧的新時期。那么，如何實施精準扶貧，夯實共享發展的基礎？

一方面，激發貧困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形成貧困的最主要原因是貧困地區缺乏發展的內生動力，貧困主體缺少發展的主體意識。貧困地區內生動力的激發必須進一步改革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和監督機制，貧困地區更需簡政放權，將財政扶貧資金使用權全部下放到市縣，同時強化縣級主體責任和省市監管責任;貧困主體意識的激發，其實就是提高扶貧對象自我脫貧的主動性，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扶貧機制，資金上能夠及時支持，為脫貧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撐。發揮貧困地區“致富能人”和“村干部”的引領示范作用，為脫貧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

另一方面，形成全社會范圍的扶貧合力。扶貧是一項涉及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必須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在“貧困癥結”上精準發力、全社會范圍內共同給力的扶貧攻堅新格局。一是貧困地區政府要積極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有效將“政府、社會、市場”三方資源疏通并整合連接起來，深入挖掘社會扶貧潛力，動員企事業單位、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更多的社會群體，對扶貧地區、扶貧項目、貧困人群進行支援。二是聚合行業扶貧力量。健全組織動員機制、搭建社會參與平臺、培育多元扶貧主體，在“定點幫扶”“結對幫扶”“產業帶動”“信貸支持”“軍警民共建”等方面精準對接，進一步完善“人人皆愿為、人人皆可為、人人皆能為”的社會扶貧參與機制和氛圍。

（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成果的公平共享

階層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爭的社會事實，成為阻礙共享發展實現的社會問題。在社會中不同階層均會通過擁有的資本能力極力維護原有社會地位，并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研究發現，“不同階層在資本類型和數量擁有上的差異，影響了其運用資本維護自身階層利益的能力”[20]。必須看到高收入階層因掌握的社會資源較多導致在社會中維護自身階層地位的能力要明顯高于中低收入階層，進而導致中低收入階層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降低，社會階層固化加劇。社會階層固化的最大特征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共享，而是社會財富向少數精英階層的聚集，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社會階層流動渠道變得狹窄。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從共享發展的角度說，階層收入差距拉大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讓各階層通過自身能力和市場機制，實現自身發展?？偟恼f來，第一，必須限制高收入階層收入。一方面通過稅收調節高收入階層的收入，積極探索個人所得稅、消費稅調控和房產稅調控高收入階層收入的有效形式，對高、中、低三檔收入情況出臺不同的稅收征繳方式，使個體間的稅負更加公平。第二，必須規范灰色收入。中國目前民眾的收入不透明，尤其集中體現在一些精英階層，巨額的財富處于隱匿狀態，而灰色收入本身還很復雜，具體分三種情況：一種是正灰，對這些收入國家應出臺法規分類規范，對其進行調節。一種是黑灰，涉及到一些商業賄賂、回扣之類，應堅決打擊。一種是白灰，實際上合理的收入，但在制度上還不明確，沒有合法地位，國家應使其合法化。第三，必須打擊非法收入。非法收入雖然不是制度上的問題，但現實中我國法治依然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導致了非法收入成為了影響收入分配的阻力，應依法處置這種違法行為。

（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筑牢共享發展的底線

社會保障體系是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國家大政方針之一，并且作為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保障，在國計民生中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著眼于牢牢兜住困難群眾生活的底線，并逐步提高困難群眾生活水平，通過共享發展成果縮小不同階層收入差距、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就決定了“十三五”時期應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與社會資源，設計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困難群眾生活，筑牢共享發展的底線。

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和必要的社會投資，應把握好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政府投資，在法律上做到“立法先行、于法有據”。二是必須堅持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責任邊界，有效調動社會與市場及個人積極性參與，形成共建共享格局。三是必須堅持公平正義，在社會保障制度體系設計中注重不同階層的合理權利訴求，提高制度的“生命力”。四是必須堅持社會保障制度設計的彈性和剛性。例如：基礎養老金來自政府“口袋”，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發展水平，適度調整，這是制度設計的彈性。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尤其是將改革中失地農民剛性納入社保范圍。

加快完善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應重點做好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完善農村社會保險制度。農村地區缺乏相對完善的社保制度直接造成了城鄉體系發展的不平衡。根據我國農村目前的實際情況，養老保險是我國農村社會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基礎。與城市相比，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相當一部分老年人缺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這一前提下，政府應該以城市的養老保險模式為藍本，依據我國農村實際，建立起針對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險體系。同時探索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與“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適度整合，將新農保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整合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把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整合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現城鄉居民社會保險制度上的平等共享;二是建立多元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機制。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基金籌措方式主要有：現收現付制、完全積累制和部分積累制?；谖覈洕l展水平，實施完全積累制不具備條件，但可以依據不同社會保障類型采取不同籌資方式。例如：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現行“國家、單位、個人”三方繳費模式中逐步降低企業和個人繳納比例。在社會救助制度中，政府主動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嘗試在法律上使社會捐助合法化。在社會福利制度中，應明確籌資主要渠道是部門和單位，對資金來源和去向進一步清晰化和分明化。此外，可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在部分地區開征社會保障稅試點工作，提高繳費的強制性和資金使用的統籌性。通過以上變革，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多元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機制。三是提高政府社會保障服務管理水平。從1999年首張社?？ㄕQ生至今，“記錄一生”已基本實現。然而“保障”、“服務”與老百姓的期望尚有距離。當前，提高政府社會保障服務管理水平，必須明晰統一各地區社保政策，打破地區間利益壁壘，并以技術為依托，利用大數據構建起全面統一的社保網絡信息平臺，突破各地區間社會保障的“技術鴻溝”，推進全國社保標準化建設，施行精準化管理，全面推行社會保障卡，實現城鄉所有參保人員“記錄一生，保障一生，服務一生”。

（四）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提升共享發展的動能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簡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服務，享受的機會是平等的。改革開放后，我國一直努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著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多年來，中國社會圍繞這一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諸多探索，但是公共服務供給始終不能讓人民滿意。2017年3月國務院公布《“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確定了“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殘疾人服務”等8大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清單。

1.提高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能力。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在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上，各級政府責無旁貸，充當著核心主體的角色。從實踐來看，要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亟須匡正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泛市場化”，清晰界定政府在公共服務市場化中的“為”和“不為”就成為了關鍵。需要澄清的是市場化只是要求公共服務由市場提供，政府出資購買，購買后提供給群眾，并沒有剝奪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安排權”。所以，在允許市場準入的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要擁有服務的“安排權”，禁止市場準入的公共服務領域，必須由政府提供，以防止“泛市場化”導致的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現象。

2.提高民眾享受公共服務的能力。公共服務供給的對象是民眾，如果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對象缺少能力享受，提供公共服務的本意就失去了。一方面，提高低收入群體公共服務購買力。雖然基本公共服務由政府供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群眾自己“掏腰包”，那么提高低收入群體對實現均等化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F階段政府應“授之于漁”，幫助提高低收入群體充分就業、為提高低收入群體提供低保、免費的職業培訓、就業信息以及創造就業條件等，從根本上提高民眾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另一方面，提高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能力。選擇什么類型、什么層次的公共服務必須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實際需求，增加理性選擇的意識，在選擇公共服務時科學判斷，否則會造成公共服務的浪費或者低效。比如，極力避免中高收入群體“小病進大院”，低收入群體“大病進不了院”等現象。

總之，“共享發展”反映了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全新發展理念，突出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是當前解決我國發展中出現的諸如“財富分配不均、促進公平正義、激發社會活力”等難題的有效路徑。古代哲學家王夫之曾說：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新時期，我們必須在深刻理解共享發展科學內涵的基礎上，在實踐中探尋和總結適合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共享發展的新路徑，挖掘出社會主義新的潛力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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