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韓文學流派對中唐禮制復興、文風改革之影響

[摘要]從師承關系和傳承時間上的延續性看，從蕭門弟子到韓門弟子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正宗的文學流派。該流派三十多位成員活躍在中唐肅宗到敬宗時期，占據了禮部的重要職位。他們竭力改變以往教育內容中重經義、輕實用的狀況，力主文章聯系現實，于政治有所補益，在朝廷制度上完成流派文學思想的傳播，規范和制約了天下文士的文體選擇和文風傾向，使流派影響擴大到整個文壇。

[關鍵詞]蕭一韓文學流派;禮官身份;禮制復興;科舉改革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067-04

一、蕭一韓文學流派——從蕭門到韓門的流派史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標榜文學流派的現象很晚才發生，但關于文學宗族和流派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把握住一種流派的淵源、產生和發展，相應的文學思潮、關鍵人物、重要作品才會了然于心，其所催生的文學活動，以及在歷史長河中的作用才會彰顯。一個正宗的文學流派可以被概括為這樣一個文人群體：他們生活在一段相對連續的歷史時期內，并形成代際傳承，幾代成員之間有著明確的宗主師承關系，在藝術思想、文學理念、創作風格乃至性情喜好、社會身份上相似相容，并通過大量的作品和一以貫之的理論在當時和后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個概念中的幾個要素在于：流派的傳承要有時間上的延續性;要有開宗立派的領袖人物;幾代成員之間有較為明確的師承關系;有一個創作實踐活躍，追隨者眾多的作家實體;藝術理念和作品風格要有一定的相似性、繼承性和密切的關系。其中，較為明確的師承關系和傳承時間上的延續性這兩項要素將文學流派與松散的文人并稱、文人集團清晰地區分開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唐時期的文人群體——從蕭門弟子到韓門弟子，正是這樣一個正宗的文學流派：他們以蕭穎士、李華為起點，通過門生座主、師友交游方式聯系在一起，一共傳承了七代，以韓愈廣收門徒，震懾文壇，化及晚唐北宋為余波。該文學流派成員從天寶年間陸續登上歷史舞臺，直到貞元時期韓愈接過宗主大旗，帶領弟子完成文學變革和士人身份轉變的歷史使命。這些成員占據了當時文壇的主流位置，有明確的師承代際關系、文學理論和創作主張，相互之間頻繁酬答交流創作，對后世影響深遠，成就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流派——蕭一韓文學流派[1]。從流派史的角度，蕭一韓文學流派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義。

蕭一韓文學流派的成員活動時期主要集中在天寶至開成年間，貫穿整個大唐亂后中興的過程，他們在禮制復興的道路上起到關鍵作用。流派中曾經擔任禮官的成員有30多位，這些成員在肅宗至憲宗朝占據了禮部的重要官職，以職任重建社會秩序，發掘儒家思想的實質及現實功能，確立士林風氣，尤其是執掌貢舉的那些流派成員，他們竭力改變了以往教育內容中重經義、輕實用的狀況，力主科舉考題關注內容于現實有益，自上而下將流派文學思想傳播至整個文壇。

二、作為禮官的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對唐代中興的意義

唐代中央行政機關中尚書省之禮部和九寺中的太常寺是唐代執掌禮制樂律的專門機構，在這兩個機構以及下屬寺監（如鴻臚寺、光祿寺）中就職的官員都屬于禮官。蕭一韓文學流派中曾經擔任禮官的成員有30多位，筆者粗略統計如下：

如上表所示，從至德到元和時期，房琯、賈至、顏真卿、楊綰、常袞、李纖、包估、劉太真、陸贄、呂渭、權德輿、齊抗、楊憑、獨孤及、崔元翰、柳冕、陸質、陳京、韓云卿、唐次、沈既濟、楊於陵等蕭一韓流派官員相繼成為禮官主持朝政。作為朝廷中的儒者重臣，他們不但以深厚的儒學素養及禮學知識正君臣、別名分，推原禮制之本，仲裁禮制之紛，以禮法規則來清理社會秩序，而且發掘儒家思想的實質及現實功能，重構文化理念，確立士林風氣，在政治、思想、文學等方面為唐代中興鋪平了道路。

政治是禮制復建的首要服務對象。雖然禮樂道統上的復興是抽象的，但戰亂危機之后，社會正迫切需要統一的價值標準維護渙散的人心。在古代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并不是單純靠法制來維系，而是靠儒家禮教、綱常宗法等人治來維持。安史之亂中散亂的朝綱和崩壞的禮樂向中唐禮官提出重建社會秩序的要求，他們通過上下失禮給禍亂找到內因。日本學者副島一郎從禮樂文化自身的局限性與安史之亂后士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需要的角度加以思考，指出從玄宗朝起就開始了“經世濟時不應拘泥于古禮”的議論，安史之亂的爆發更讓人感覺到禮樂雅頌的形同虛設，不足以節制人心，因此，中唐禮官要努力樹立起新的價值體系來滿足國家統一、思想統一的政治訴求[2]。他們通過新的禮制強調王朝正統性及中央集權的絕對性，努力提高皇室權威，以儀式規則來清理社會秩序，增強參政意識，開啟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先風。

在思想方面，長于經史的禮官士人群體在中唐時期被前所未有地推向政治舞臺的中央，以蕭一韓流派成員為代表的一批禮官文士相繼主持或參與朝政，成為朝廷重臣，強烈的責任感使他們表現出對社會道德提升的一種宗教承擔的精神。在這個時代，“禮不能像以前那樣確保士人在庶人面前的優越的自我定位，又不能居于經世原理的中心，這就需要一個代替的原理，而且必須是在科舉官僚制度中有效用的原理。這就是‘道德”[2]。當取法天地的“禮”與社會生活嚴重脫節之時，人就需要拋開以天地為中心的秩序去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秩序，即以人為中心的內在思想品德建設。安史之亂以后，唐朝國祚急轉直下，唐人的思想由盛唐時期的開放而并蓄轉為內斂且溯源，尋求道德之心的內部涵養，這可以算是中唐儒學思想轉型的社會心理背景，這種思想轉型在韓愈所寫的“五原”和李翱的《復性書》中都有體現。

而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更與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息息相關。賈至、顏真卿、獨孤及、齊抗、崔元翰、陳京、唐次等身居禮部要職的蕭一韓文學流派官員大力提倡古文復興，史學家早已洞見其功：“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案《舊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變驕體為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盵3]（pp.295-296）可見整個流派在唐宋古文運動興起之初的作用。與此同時，中唐時期知貢舉的官員大都由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出任，他們改革世風的觀念就從改革科舉文風推行開去。貞元年間，德宗重文慎祀，凡事依禮，力求強化中央集權，一批有儒學背景、出身禮官的文人受到重用，出掌朝中要職。陸贄以文學、識見、治才見知于德宗，愛獎掖飽學儒士。貞元八年（792年），梁肅、崔祐甫輔佐陸贄知貢舉，放歐陽詹、李觀、王涯、韓愈、李綽、崔群等23人登第，網羅當世崇儒好學的諸多名士，稱“龍虎榜”。貞元末，權德輿為文壇盟主，三掌貢士，鑒于時下進士只會“甲賦律詩，傾偶對屬”，明經只竊冀“幸中所記者”，在試題中加重了經義的分量，所出進士、明經、崇文生等策問，均以經義為主，使文章中的功利與社會責任功能得以凸顯，體現了流派作家在中興時期經國濟世的志向。另外，柳冕、楊綰等人也先后有改革科舉考試重詩賦、輕經義的呼吁，為天下文士的進學之路指明新的方向。

三、擔任禮官的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對科舉文風的改變

擔任禮官知貢舉的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在流派文學復古理念指引下，有意識地將科場文風向黜華尚實、崇儒復禮的方向推動，而科場的文風變化又直接影響了天下文風，從而推動古文觀念的確立和傳播。中唐時代，道德觀和實用觀成為亂后重建禮樂政教的思想利器，文化、學術乃至教育本身都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蕭一韓文學流派中禮部侍郎、太常博士這些掌握著制度資源的禮官文人開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把復禮尚實、重建國家政治權威的思想逐步落實到政治活動與社會文化活動中。

流派成員對科舉考試和文風的改革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

1.輕詩賦，復歸儒學禮教

曾識拔權德輿為入幕之賓的中唐名相杜佑，最青史留名的事跡是他積36年之功完成的歷史巨著《通典》，開啟典章制度專史的先河。在《通典·選舉篇》中他說：“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边@代表了當時取士標準轉向的一種趨勢。杜佑與蕭一韓文學流派作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他的政治、文學、歷史見解代表了一部分蕭一韓文學流派作家的意志。比他時代稍晚的柳冕批評科舉：“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保ā杜c權侍郎書》，《全唐文》卷五二七）權侍郎即權德輿，他完全同意柳冕的觀點，復信說：“兩漢設科，本于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尚綺靡，過于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系，其若是乎？是以半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征隱奧，求通理而已?！保ā洞鹆Ｌ飼?，《全唐文》卷四八九）并認為那些只會死記硬背經義注疏，而不會應用的考生是“墻面木偶”。

最早在亂后對人才選拔方式進行反思的是楊綰，他從進士考試重詩賦、輕典籍，明經考試重字句、輕經義的現象聯系到儒道的衰落，并認為這是安史之亂的禍源根由。廣德元年（763年），楊綰連上《條奏貢舉疏》《上貢舉條目疏》（《全唐文》卷三三一）二文力主改革科舉文風，建議廢止明經、進士二科，主張仿效漢魏察舉制選拔人才。唐代宗下令大臣通議，朝中贊同聲極多，蕭一韓文學流派重要成員賈至也寫長文附議，他的《議楊綰條奏貢舉疏》（《全唐文》卷三六八）認為，中興唐王朝必須從整頓士風開始，崇“禮讓之道”“仁義之風”，用儒道來提升士人的道德情操，以移風俗化天下，這樣才能穩固國家政體。這一改革建議倡于安史之亂剛剛平息之后，思想領域正需要儒家忠順節禮的觀念作為抵制藩鎮叛亂、鞏固皇權綱紀的重要武器，但是后來由于“舉人舊業已成，難于速改”，翰林學士亦以“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人失業”為由阻格（事見《舊唐書·楊綰傳》），這項改革并未實行。

二十多年后，經歷建中藩亂，勵精圖治、著力加強中央集權的德宗終于下決心從科舉人手，自上而下改造士風民心。德宗朝的幾任知貢舉官員職位幾乎被力主道德文章的蕭一韓文學流派成員包攬，尤其是貞元末期的呂渭、權德輿，利用自己在政壇和文壇的影響，把崇儒復禮、以文載道的理念貫徹到科舉考試中，從對經典字句的疏解回歸經義本身，在試題中對儒者的道德節操進行考察。

2.強調文章的實用功能

蕭一韓文學流派知貢舉禮官重視儒學旨歸的表現，除了在科考中重視道德和禮教以外，就是重新把儒學中的實用功能放在首要位置考察。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社會危機層出不窮，作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禮官文士欲行古道救世弊，強調學問要有經國濟世之用，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由此重新確立儒家的實用價值觀念。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注意到的：“在貞元年間國家漸漸恢復元氣、外患略略平定后，一批由禮官出身的文士漸漸替代了財政出身的官吏，朝廷中的議論話題也漸漸由理想的秩序重建取代了策略的現實管理。這種變化促使‘折中定議，損益儀法，即朝綱重整的想象越來越成為士人輿論，并影響到實際的政治操作?！盵4]儒學在此時并不僅僅作為知識或學業，而是凸顯了“通經致用”的功能，也就是對經義貫通了解后，輔經術、施教化，借時政以發揮能量。

在明經、進士、制舉這三類主要科考中，制舉與政治現狀和實際需要聯系最為緊密。中唐以來，直言極諫科、武足安邊科、達于吏治可使從政科、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等重視實際才干的科目更受重視。從貞元到元和，試策題的指向性越來越明顯，蕭一韓文學流派眾多知貢舉考官均重視文章通經致用功能，試選幾題展現這種思想傾向：

紡績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凜之實，生于農畝。人有余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凜，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于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于美利，不亦多乎？（貞元十六年，800年，策進士問）[5]（pp.612-613）

齊人之所以務于賦輸，用給公上，大抵饋軍實，奉邊備而已。今北方和親，亟通禮命;南詔納欵，屢獻奇功。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猶調盛秋之戍，頗勤中夏之師。思欲盡復河湟之地，未（疑為“永”）銷爟燧之警，師息左次，人無外搖，酌古便今，當有長策。乃者戎人，愿修前好，因請其俘?；蛉毡藢崯o厭，絕之以固吾圉;或日姑示大信，許之以靖吾人;或日歸貴種以懷其心;或日奪長技以翦其翼。當蘊皎然之見，備陳可舉之方。（貞元十九年，803年，策進士問）[5]（pp.640-641）

皇帝若日：膚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征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后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于代。茲膚所以嘆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側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罐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膚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圣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于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于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則人用其私;專之于上，則下無其效。元帝優游于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今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于篇;興自膚躬，無悼后害。（元和元年，806年，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5]（pp.672-673）

以上幾道策問內容包括農桑、貿易、賦稅、邊務、選舉、振學等諸多國家事務，真正要求考生學以致用，把經典中的內容與社會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從根本上解決了之前只解經不通經的弊端。

從上述由蕭一韓文學流派禮官成員倡導的科場改革理念和實行措施可以看出，通過避免以往教育內容中重經典、輕實用的狀況，進士錄取標準突出了文章內容質實的要求，不僅要求內容黜去華章，還要求聯系現實、于政治有所補益。流派禮官這批有志于行古道救世弊的文章革新論者，由強調明道宗經的文學要求，逐步到強調學以致用的政治要求，從朝廷制度上完成古文理論的傳播，規范和制約了天下文士的文體選擇和文風傾向，使流派的影響擴大到整個文壇。

[參考文獻]

[1]李桃.作為流派的中唐古文作家史官身份和史官意識初探LJ].學術交流，2017（7）.

[2][日]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趨向[J].學術月刊，1999（2）.

[3]趙翼，曹光甫校點.廿二史札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4]葛兆光.重建國家權威與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紀之間思想史的再認識[J].中國學術12（1）.

[5]徐松，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