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圖之元白詩作評論考釋

鄭淑婷

[摘要]在《與王駕評詩書》中，司空圖對元稹、白居易的詩批評道：“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這種評價歷來遭到后人質疑。因此，針對其對元、白的評論進行考釋。具體來說，從元、白的具體詩歌作品入手，分析二人詩歌的特點，并聯系唐人選唐詩及相關批評論著對二人作品的收錄、接受與評價，結合司空圖詩文集中的相關詩學理論與其審美標準，分析其對元、白評論之緣由，并判別其評論是否精準，從而對元、白的詩進行較客觀、完整的評價。

[關鍵詞]司空圖;元稹;白居易;詩歌;藝術性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071-06

司空圖為晚唐著名的詩人兼詩論家，其詩文集中有多篇論詩雜著。在這些論詩雜著中，他提出眾多在詩學批評史上影響頗探的詩學命題，具有豐富且較為系統的詩學思想，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韻外之致”（一般簡稱“四外”說），“思與境偕”說，“醇美”說，“全美為工”說等。詩歌批評理論是用來指導詩歌批評實踐的，司空圖具有一套較為全面的詩歌批評理論，并用來指導其詩歌批評實踐。其詩歌批評實踐主要體現在其對唐代各階段的一些代表性詩人的評論上，從中也可看出其唐詩史論。在《與王駕評詩書》《與李生論詩書》《題柳柳州集后》等論詩雜著中，司空圖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對唐代從初唐、盛唐到中晚唐的一些代表性的詩人做出言簡意賅的評論，由此可以看出，司空圖較高的審美批評眼光及藝術鑒賞力。司空圖的詩歌批評理論與其詩歌批評實踐是相吻合的，他堅持藝術的、審美的批評標準，這是符合藝術批評內在發展規律的。在《與王駕評詩書》等文中，司空圖對唐代不同時期的十幾位詩人給予言簡意賅的評論，已初露“四唐”說的雛形，但是其對元稹、白居易（以下簡稱元、白）的評論向來遭到后人質疑，本文主要針對其對元、白評論進行考釋。

一、司空圖對元、白的評論及二人詩歌特點

在《與王駕評詩書》中，司空圖寫道：

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宏（思）[肆]于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沈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后所聞，徒褊淺矣。[1]（pp.189-190）

由此文可以看出，司空圖對初唐至晚唐的十數位詩人大多持肯定、褒揚的態度，對賈島、無可（賈島從弟，著名詩僧）、劉得仁（一作劉德仁）等三人有褒有貶，獨對元、白的詩頗有微詞。本文將從元、白的具體作品入手，聯系唐人選唐詩及相關批評理論對二人作品的收錄、接受與評價，結合司空圖詩文集中相關的論述與其審美趣味，分析司空圖對元、白評論之緣由，并判別其評論是否精準，從而對元、白的詩作一進行客觀、完整的評價。

司空圖指出：“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王運熙認為：“是說它們才力雖富，但氣格卑弱，遠不逮王、韋詩的氣格高雅?！鼻艺J為司空圖對元、白的貶抑，著眼點主要在藝術方面，主要是針對二人的律體詩而言，而不是指其諷喻詩[2]（p.56）。筆者基本贊同王運熙的觀點。司空圖認為元、白矜才使氣，二人的詩雖然有才力，但一以貫之于全篇的文氣不足，比如，元、白好作長篇至百韻的詩歌，互相唱和，有才力，但通篇文氣常常不夠融會貫通，且缺乏詩歌應有的含蓄、溫雅?？梢?，司空圖對元、白的詩持否定態度。司空圖的這種評價歷來受到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司空圖低估了元、白詩歌的價值。司空圖為何這么評價元、白的詩，他主要是針對元、白的哪類詩歌，他的評價是否公允，他的審美批評的標準是什么，以下將結合元、白的詩作來具體分析。

白居易、元稹二人均出生于安史之亂（755-763年）結束不久，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是中唐兩位著名詩人。當時的社會矛盾激化，唐王朝岌岌可危，至貞元、元和年間，社會危機進一步暴露，在政治上，一部分進步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主張改革，中興王朝。文學創作領域，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又因他們文學觀點相同，作品風格相近，世人常把他們并稱為“元白”。元、白詩派重寫實、尚通俗，在思想深刻、主題集中、形象鮮明等方面，元稹稍遜于白居易。元、白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3]（p.6890），此口號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在《新樂府序》中，他全面提出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偠灾?，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盵4]（p.52）簡而言之，要求文辭質樸易懂，語言直截了當，切中時弊，敘事要有根據，詞句通順，合于聲律，可以人樂。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元、白開創了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來唱和的詩歌形式，并在當時廣為流傳且影響深遠，他們的主要文學活動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因而把他們創作的此類詩歌和仿效他們的作品統稱為“元和體”。白居易在《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中說道：“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笨梢娝麑ψ约号c元稹唱和詩之革新精神是充滿自信與自負的。

元、白二人均認識到詩歌的社會作用，他們的詩歌有強烈的現實色彩，尤其強調諷喻詩的價值。二人均主張詩歌要反映人民疾苦和社會弊病，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反對“嘲風雪、弄花草”之作。在《寄唐生》中，他提出“惟歌生民病”;《讀張籍古樂府》中贊賞張籍詩歌“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提出“諷興當時之事”等，均反映了他們進步的思想和現實主義的詩歌主張，一反大歷以來逃避現實的詩歌傾向，繼承、發揚了儒家自《詩經》、漢魏樂府以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優良詩風。

元、白二人提倡《詩經》中“六義”的標準，強調詩歌的風雅比興在諷喻詩中所起的作用，認為詩歌應具有政教功能。二人均推崇杜甫的詩歌，贊賞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寫道：“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串今古，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撞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3]（p.6889）白居易對杜甫詩歌所涵蓋內容之廣、格律之精工、對社會現實黑暗之揭露大加贊賞，然而對杜詩反映現實的作品相對較少，又不免有些遺憾。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中，亦對杜甫詩歌給予極高評價：“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庚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盵5]（p.601）元、白二人的詩歌創作，尤其是諷喻詩和新樂府受到杜甫的影響很大。

元、白等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是基本相符的。他們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元、白及之前使詩歌走向寫實化、通俗化的張籍、王建等人的樂府詩，及其他的詩作，從各個方面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提出異常尖銳的社會問題，如白居易《新樂府》50首中，其中，描寫民眾疾苦的諷喻詩，有《賣炭翁》《杜陵里》《繚續》《紅線毯》《宿紫閣山北村》《新豐折臂翁》《鹽商婦》《上陽白發人》《井底引銀瓶》等和《秦中吟》10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夫遠征》《估客樂》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這些作品直接指向現實的民眾，描寫了普通百姓的艱難生存狀態，揭露了統治階級對民眾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愛憎分明，感情色彩強烈，通俗切近，表達了作者對下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和體恤，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充分體現了他們詩歌的諷喻性和政教功能。他們本人也因寫了大量揭露上層統治階級的腐朽與殘暴的詩歌，而受權貴排擠與憎恨，二人均屢遭貶滴。

當然，除了提倡諷喻詩以外，二人還創作了大量各種體裁的詩歌作品，如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將自己的詩分為四大類，分別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中將自己在元和七年前的作品總結為十體，凡二十卷。十體分別為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七言律詩、五言律詩、律諷、悼亡、五七言今體艷詩、五七言古體艷詩。就詩歌成就和對后世的影響來說，白居易的詩以諷喻詩和閑適詩的成就最高，元稹則以艷體詩和悼亡詩影響最大。

二、歷代史書對元、白詩的評價及二人詩作在唐代的接受情況

對元、白的評價，歷來有褒有貶。首先，元、白二人彼此互相欣賞對方的詩，給予對方很高的評價，如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贊白居易：

樂天《秦中吟》《賀雨》諷喻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盜竊名姓，茍求自售……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喻之詩長于激;閑適之詩長于遣;感傷之詩長于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于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于情，賦贊、箴戒之類長于當，碑記、敘事、制誥長于實，啟奏、表狀長于直，書檄、詞策、剖判長于盡?？偠灾?，不亦多乎哉！[4]（pp.1-2）

此文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是大受歡迎的，元稹對白居易的詩也甚為欣賞，認為其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等各有所長。

白居易對元稹的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中說道：“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外，在《酬微之》中贊賞元詩：“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p>

另外，歷代史書對元、白二人也各立傳，并對其詩作也做出較高的評價?！杜f唐書·白居易傳》曰：“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盵4]（p.1573）肯定了元、白詩歌的韻律、評論古今之事，以及詩文雅俗共賞。且對元稹的制策，白居易的奏議給予很高的評價。

《新唐書·白居易傳》曰：“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其篤于才章，蓋天稟然?！盵4]（p.1578）認為白居易的文章雖好，但最擅長的還是詩。且認為其才氣是上天賦予的。

《唐才子傳》評價白居易的詩：“公詩以六義為主，不尚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盵6]（p.15）指出白居易詩以六義為標準，通俗易懂。

《唐才子傳》評價元稹的詩“稹詩變體，往往宮中樂色皆誦之，呼為才子。然綴屬雖廣，樂府專其警策也”[6]（pp.28-29）?！叭嗽u元詩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6]（p.39）。對元稹的樂府詩予以肯定，且認為元稹詩“貌悴而神不傷”，外表看來雖然憔悴，但氣韻尚在。

除此以外，現存十兒種《唐人選唐詩》，有兩種分別選了元、白的詩，分別是：

韋莊《又玄集》選了元稹兩首詩：《連昌宮詞》《忘云騅馬詩并序》[7]（pp.626-628），白居易兩首詩：《答夢得》《送鶴上裴相公》[7]（pp.631-632），但這兩首在后世影響并不大。

后蜀韋縠編的《才調集》選了白居易27首詩，并以白居易居首，元稹57首詩。在《才調集敘》中，韋糓講道：“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蜷e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斗美?！盵7]（p.691）此敘可看出韋糓曾廣閱李、杜、元、白詩，并且對他們的詩大加贊賞，雖未選杜甫詩，但李白詩選了28首，元、白詩選的數量也頗多。所選白居易的詩包括其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詩，如和元稹相唱和的《代書一百韻寄微之》等，還有《秦中吟并序》《無名稅》《江南旱》等針砭時事、描寫勞苦大眾艱難生活的，另外還有一些閑適詩，如《五弦琴》，及贈友人的詩《玩半開花贈皇甫郎中》等[7]（pp.697-710，pp.828-830）。所選元稹的詩包括《夢游純七十韻》《桐花落》《離思六首》等，多達57首[7]（pp.808-820），但后世流傳甚廣的《遣悲懷三首》卻沒選。

晚唐時期由于唐王朝進一步沒落，長期的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削弱了中央集權，唐王朝岌岌可危，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很大變化，他們對政局雖仍關心，但對朝廷已“敬而遠之”，對政治也漸漸失去信心。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唐時期重功利的文學思想漸漸淡去。取而代之的抒發詩人內心情感的詩歌興起，這個時期的詩人“視野內向，很少著眼于生民疾苦、社會瘡痍，而主要著眼于表現矛盾復雜的內心世界，表現個人生活情趣”[8]（p-224）。此時詩人多數對善寫元和體的元·白頗有微詞。首先對元、白加以批評的是杜牧，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引用李戡對元、白批評的一段話：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9]（p.624）

此文李戡認為元、白詩“纖艷不逞”“淫言媟語”，大有傷風敗俗的惡劣影響，杜牧引李戡此文說明其甚是贊同李戡的看法，但據陳寅恪先生考證，李戡所抨擊的是當時甚為流行的元、白的元和體詩[10]（pp.336-337）中之“杯酒光景間之小碎篇章”部分，并不包括二人的諷喻詩，因為據元稹上令狐楚啟所說，此類詩因“詞直氣粗，罪由是懼，固不敢陳露于人”[10]（p.338）。因此，李戡對元、白的批評并不全面。李肇（約813年）在《唐國史補》中也說道：“元和以后……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11]（p.57），亦對元、白開創的元和體在文學史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提出批評?？梢?，雖然元和體在當時甚為流行，但也遭到一些文學家及史官的貶斥。此外，李商隱為白居易寫墓碑銘，未有一字論及白的詩文，說明李商隱是不贊賞白詩的。唐末顧陶編《唐詩類選》，“選人與元、白同時的韓、孟詩派的詩，并加以肯定，而于元、白則無所取”，在《唐詩類選后序》中，顧陶說明其不選元、白，是因為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全唐文》卷七六五），羅宗強先生認為，不選二人詩因“家集浩大”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原因是“微志存焉”，即心有所非[8]（p.229）。

綜上可以看出，元、白的詩（尤其是白居易的詩）在中唐是很受歡迎的，但在晚唐逐漸遭到批評，主要針對的是他們的元和體詩。

三、聯系元、白詩作對司空圖評論之考釋

以下將聯系元、白具體詩作分析二人作品的優劣，并對司空圖的評價進行考釋。

元、白二人詩歌具有鮮明的特色，主要表現為語言優美、通俗易懂、音調和諧、形象鮮明。在詩歌內容、形式上他們注重創新，創立了“元和體”。他們的詩歌現實主義色彩濃厚，很多詩觸及時事，尤其是白居易的詩。二人在理論上與詩歌創作實踐上均強調詩歌的社會政治功能，均寫了不少針砭時事的諷喻詩。

但總體看來，元、白的詩歌創作亦有其局限性：首先，二人的部分詩歌過于通俗、直白，缺乏余音余味。詩歌的通俗性，利于其普及與流傳，但詩歌畢竟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其最大特征是其含蓄性，“意在言外”，從而留給讀者想象、咀嚼、回味的空間。元、白二人的詩歌卻過于“尚實、尚俗、務盡”，語言表達常常如大白話，缺乏詩歌藝術特有的溫婉含蓄。白居易本人也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在《和答詩十首序》中他對元稹說道：“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盵4]（p-40）白居易的諷喻詩“意激而言質”，他雖崇尚儒家的“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精神，但由于意過激、言過實，卻違背了儒家“溫柔敦厚”的原則。元、白在中晚年由于得罪權貴均遭貶滴，仕途的不順導致他們思想的巨大轉變，元和十二年（817年）以后，二人的詩歌風格發生轉變，由之前主張寫諷喻詩而轉向寫身邊瑣事，有些詩趣味低俗，如白居易的一些描寫其消極避世思想的詩，《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不二門》等，直至長慶元年（821年），官位又逐漸恢復，一年內，三遷其官，但昔日“兼濟天下”的理想已不復存在，更多是滿足于“獨善其身”，產生“終當求一郡”的庸俗思想。晚年很多詩多是描寫自己沉湎于當時富足、悠閑生活，將之前所關心的社會現實、民眾疾苦已置之一邊。如：

《詔下》：“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保ā栋拙右准肪砣?。）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寄元郎中張博士》：“囊中貯余俸，郭外買閑田?！保ā栋拙右准肪硪痪牛?/p>

《從同州刺史改換太子少傅分司》：“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保ā栋拙右准肪砣?/p>

由此可見，白居易后期的一些詩格調較低俗。元稹的一些艷情詩也過于浮艷，如：

《春曉》：“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4.8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保ā度圃姟肪硭亩?/p>

《會真詩三十韻》：“……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朱唇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發亂綠松松……”（《全唐詩》卷四二二）

另外還有《古艷詩二首》《襄陽為盧竇紀事》《舞腰》等艷情詩的表達亦過于直白、露骨，無怪乎北宋蘇軾認為“元輕白俗”。其次，強調詩歌的現實性及為政治服務，有其積極進步意義，但過分注重詩歌的諷喻作用，必然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性和風格的多樣化。如羅宗強先生所說：“白居易的諷喻不是托諷，不是興寄，而是直諫，缺乏藝術性?！彪m然他崇尚《詩經》中的六義標準，卻違背了《詩大序》中提倡的“主文而譎諫”的藝術表達法。再次，二人的一些長篇排律詩及次韻唱和詩，動輒幾十韻、上百韻，如白居易的《代書一百韻寄微之》《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元稹的《夢游春七十韻》《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等，這些詩雖然表現了他們的詩歌創作才華和高超的藝術表達技巧，但因為過于冗長，敘事色彩太濃，缺乏濃烈情感及詩歌特有的凝練，片面追求形式，有逞才使氣之嫌，因此，無論思想上，還是藝術上，均有所欠缺。最后，二人均崇尚并學習杜甫，但與杜甫比起來，二人的差距較遠。杜詩是將現實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典范。元、白在這方面要遜色得多。當然，二人也有一些優秀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在他們的整個詩歌創作中所占比重偏小。

元、白的思想受儒道佛的影響，早年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深深影響了元、白。儒家提倡的詩歌政教功能也影響了二人，如二人均強調詩歌的諷喻性，另外，白居易強調詩歌中風雅比興的作用。元、白二人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他們生活于中唐時期，唐王朝正一步步走向沒落，作為具有進步思想的地主階層，他們早年均有強烈的人文關-r-，懷抱救國濟民的良好愿望，他們的新樂府詩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同情及對統治階層昏庸腐朽的譴責，但是，當他們的仕途遇挫、遭貶滴時，他們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漸漸遠離政治、逃避現實，詩歌創作也由之前的諷喻詩轉向描寫個人閑情逸致、貪圖享受的詩歌。很多詩思想藝術性不高，趣味低俗。

另外，白居易晚年信佛、道，《唐才子傳》記載其“酷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6]（p.13）?！肮蒙裣?，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佛家的消極避世，萬事不關心的思想也影響了他的處世態度及詩歌風格。

司空圖對元、白的評價頗為嚴厲，認為“元白力勃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顯然對二人的詩歌持否定態度。司空圖為何這么評價？是否有其合理性？是否全面？以下將做簡要分析。司空圖的詩學思想受儒家影響很深，在《與李生論詩書》中，他提出“詩貫六義，則諷喻、抑揚、停蓄、溫雅，皆在其間矣”，對儒家傳統的“六義”觀提出自己的理解，認為詩歌的功能要具有諷喻性，聲律要抑揚頓挫，表達方式要含蓄，表達效果要溫和雅正，概括了他認為的“六義”的幾個顯著特征。司空圖的這個“六義”觀已不純粹是儒家的詩學思想，還容納了道家及禪宗的精神，突出表現在他指出的詩歌表達應“停蓄”“溫雅”。司空圖的詩歌批評已由儒家的政教批評轉而傾向審美批評，當然其中也貫穿了一些儒家政教批評的思想，但已不是主流。從其詩文集的整體思想及其對唐代詩人的評論來看，司空圖不排除詩歌的“諷喻”功能，但更注重詩歌應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韻外之致”的“醇美”，認為這樣的作品才能“近而不浮，遠而不盡”。

由此看來，元、白的詩歌創作顯然不符合司空圖的審美標準，元、白二人均是現實主義詩人，共同提倡新樂府運動，上文已說過，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指出，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過分強調詩歌為現實服務及政治功能，勢必限制了詩歌的藝術性，而司空圖的詩學思想是主張詩歌的審美性、藝術性。當然，司空圖反對的并不是元、白詩歌的現實性，從其對同是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杜甫的詩予以高度贊賞就可看出，但杜詩能將詩歌的現實性與藝術性高度結合，元、白則未能做到這點。其次，司空圖主張詩歌表達應“溫雅”，“莫向詩中著不平”，而白居易的諷喻詩則“意激而言質”，言辭太激烈，不符合儒家“怨而不怒”的藝術標準，這也是司空圖不欣賞二人詩作的另一原因。再次，司空圖要求詩歌應“含蓄”，要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也就是要求詩歌要有“言外之意”，要耐人回味。元、白詩則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他們的長篇排律詩及唱和詩，冗長、煩瑣，思想性、藝術性均談不上，缺乏詩歌的凝練、優美、言簡意賅的最基本標準。另外，元、白中晚年創作的詩歌，如白居易的一些描寫消極避世情懷的及安于享樂的詩，元稹的艷情詩，大部分趣味低俗，根本談不上藝術性，無怪乎司空圖認為他們的詩作“力勃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司空圖欣賞的是“醇美”“全美為工”的詩，恰如王維、韋應物那樣“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1]（p.189）的作品。

總而言之，司空圖對詩歌的評價主要遵從的是藝術的標準，審美的標準，他對元、白詩作的不滿也主要是針對其藝術性。元、白的詩歌從總體而言，以通俗易懂、形象鮮明、韻律和諧見長，但其優點某種程度上又是其缺點。過于追求寫實、通俗，導致“意太切理太周”，其部分諷喻詩也因“意過激”“言過實”而缺乏藝術性，二人的一些長篇排律詩和次韻唱和詩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但因為過于煩瑣，也削弱了其藝術性。再加上白居易后期的一些詩格調不高，元稹的一些艷情詩又過于浮艷。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后來文壇對二人詩作的偏見與指責，司空圖所批評的也當是從以上這幾個方面出發的。

當然，元、白也寫了不少流傳甚廣的優秀作品，如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等上乘之作，還有一些廣為傳頌的作品，如《賣炭翁》《錢塘湖春行》《憶江南》《暮江吟》《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長相思》《題岳陽樓》《問劉十九》《觀劉麥》《望月有感》《買花》《望月有感》《放言》《繚綾》《池上》等。元稹亦有不少代表作，如《遣悲懷三首》《菊花》《離思五首》《兔絲》《夜池》《和裴校書鷺鷥飛》《感逝（浙東）》《送致用》《晚春》《靖安窮居》《夜坐》《宿石磯》《雪天》《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夜別筵》《織婦詞》《山批把》《斑竹（得之湘流）》《所思二首》《白衣裳二首》《竹部（石首縣界）》《魚中素》《酬許五康佐（次用本韻）》《一至七言詩》等，其中，《菊花》《遣悲懷三首》（其二）和《離思五首》（其四）三首流傳最廣。在這些詩作中，不乏思想性、藝術性很高的作品。

因此，司空圖認為元、白“力勃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有中肯的一面，但也未免有失偏頗，說明其未能全面評價元、白詩歌作品的價值，也未能看到二人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及詩歌史上所起的突出作用。

然而，晚年的司空圖對白居易的看法已發生很大的轉變。在《休休亭記》中，他說道：“……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白居易）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靖節”即陶淵明，“醉吟”即白居易，一僧人奉勸司空圖應以“耐辱”時時自警，這樣才能與陶淵明、白居易一樣品格名揚千載?！缎菪萃び洝纷饔?03年，此時司空圖已66歲，距離《與王駕評詩書》對元、白的評價已過去16年（《與王駕評詩書》作于887年或888年），說明晚年的司空圖對白居易的看法已發生很大轉變，其將白居易與陶淵明并提，并且希望自己死后聲名能像陶淵明、白居易一樣名揚天下，足見他對陶淵明、白居易的人品及詩作敬佩、贊賞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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