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楚辭研究之新變

王海遠

[摘要]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是二十世紀《楚辭》研究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以“王國維的南北學派融合論開啟了文化學、人類學的視角;胡適的屈原否定論，開啟了對于宣揚忠君憂國的穿鑿曲說舊注的掃除，從而使得純文學意趣有了抬頭的可能，并且如他所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的要求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而梁啟超對于屈原思想認識、心理狀態及人格的細致剖析或曰描繪，開啟了對于作家心理的更深的探究”為三大成就。特別是前兩者，成為二十世紀《楚辭》研究的兩個源頭。由此，筆者乃以這一階段，為二十世紀《楚辭》學的發端時期，它深刻地影響了之后中國《楚辭》研究的走向。

[關鍵詞]楚辭;新變;王國維;梁啟超;南北融合;心理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6-0077-06

一

政治上?；实耐鯂S，卻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開風氣的人物，正如在中國小說研究史上，他第一個用西方哲學研究《紅樓夢》，以叔本華學說，將《紅樓夢》的精神定位在“解脫”二字上，以闡述《紅樓夢》作為徹頭徹尾之悲劇的哲學意蘊。在《楚辭》研究上，他的《屈子文學之精神》（1906）一文不僅是標志二十世紀，進一步可以說是標志了現代《楚辭》研究不同于自漢代以來悠久的《楚辭》學研究的第一聲雞鳴，或者可以說，它是二十世紀乃至現代《楚辭》學研究取得新質，亦即不是僅僅作為傳統《楚辭》學延續的標志。這篇文章在論述的取向上十分新穎，但也因為處于開辟路徑的階段，他的論證有其不嚴謹、不周密乃至矛盾之處?！冻o》學界至今對于這篇對于二十世紀《楚辭》學史來說極為重要的文章的分析，仍是不夠細致的。

雖然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早于《屈子文學之精神》一年刊出于《國粹學報》，但第一，此文屬綜論性質，自上古迄于有清，非專論屈原者;第二，以劉師培所分南、北為地域，如此《詩》亦分南、北矣：二《雅》為北方之文，二《南》為南方之文，劉師培以北方之地，民崇實際，故其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而南方之地，民崇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第三，劉師培認為屈宋之作起源于二《南》，還說屈平之文，音涉哀思，芳草美人，托詞喻物，符于二《南》之比興;上述諸論與《屈子文學之精神》以《詩》為“北”，以屈原作品為“南”的劃分，大異其趣;第四，再從對二十世紀，特別是對《楚辭》研究的影響上說，《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影響昭昭甚著，而《南北文學不同論》則幾無聞焉，此緣于前者體現出一種新的學術視角。因此，筆者以王國維《原子文學之精神》為二十世紀《楚辭》學之新發端也。

二

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王國維非僅以地域分南北，他將“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分之為二派”，一為帝王派、貴族派，一為非帝王派、平民派。前者為人世派、國家派，后者為遁世派、個人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后者則稱基人學出于上古之隱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戰國后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1]（pp.632-633）。顯然，王國維的這一分法是以帝王、貴族與平民的對立、國家與個人的對立、入世與出世的對立為基礎的。自然，我們不難看出王國維上述說法的錯誤，春秋以前，即是夏商二代，《尚書》篇目的真偽聚訟紛紜，但夏商二代的文獻有一部分保存在《尚書》中，是可能的;但即使如此，以這樣單薄的資料就判定我國春秋以前有兩派學術思想是缺乏說服力的，何況，《尚書》中的文獻都是屬于帝王、貴族派的。王國維何以做出以上區分呢？我們只要稍微細心一下，便可以發現，他其實是從后面向前面推測的，亦即從所謂大成于孔子、墨子、老子上來推測的。然而，商代尚且是個重鬼、巫道當政的社會，所以，王國維此論在邏輯上是不嚴謹的。

然而，正是在缺乏“春秋以前”資料而做的分類中，有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在起作用：以平民與國家、貴族對立為其立論的基礎之一，這其中便有平民意識的抬頭，這是中國社會正在轉型而在理論上的一種反映。雖然王國維在政治上是?；庶h，卻也難以不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更進一步說，王國維政治上的?；逝c學術上的開創時代新風氣，正是將時代轉折的新舊兩面集之于一身，形成他本人的矛盾，最終造成他自己的人生悲劇。

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王國維以上述思想學術的分類引向對文學的解釋，具體說便是對南北不同文學的解釋：“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發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盵1]（p.663）接著，王國維追究說：“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于北方學派中者又何故乎?！被卮疬@一問題，上述人世與遁世的區分就起了作用：“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辨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也，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社會爭?！薄氨狈街瞬粸殡x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之文學所以獨產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者也?！盵1]（pp.634-635）且不論為何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其理想就是改作舊社會，而不是創造新社會，為何樹于當日之社會外，其理想就在創造新社會，而不能是改作舊社會這種說法之無法論證，而且作者也根本沒有論證;重要的是，王國維這里以人世亦即‘舊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1]（p.635），而有得于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來說明此詩歌之文學所以獨產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的原因，這是他的“詩之為道以描寫人生為事”論的體現。

這樣說來，離世絕俗的南方學派因不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就得不到作詩的題目與動機。然而，王國維說：“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之原質也。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喜于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盵1]（p.635）對于何謂“詩歌之原質”，王國維同樣沒有論證，他強調了南人想象力之偉大。上引句中數例，除了“蝸角之國”一語出于《莊子·則陽》篇以外，余均出自《莊子·逍遙游》。

對于為何南人想象力偉大，王國維說：“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后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盵1]（pp.635-636）為何兒童的想象力豐富可以類比文化發達初期人類的想象力？這其中的道理，王國維也沒有說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來作為佐證;并繼之以“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后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的推理。這其中所隱然包含的思維邏輯是“文化發展階段越低，想象力越豐富”，他由此下結論說：“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蔽覀兛梢园l問的是，到底是“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1]（p.635）的人世的感受，是詩歌的原質呢？還是豐富的想象力是詩歌的原質呢？如果堅持前者，則難以說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優于北方文學;如果要確認上述結論，則必須認定豐富的想象力是詩歌的原質，這樣一種認定顯然又有違于王國維的“詩之為道以描寫人生為事”論。

王國維的解決辦法是將上述兩者都并列為詩之原質，并用以說明屈原成功之原因：“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騎驛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1]（p.636）。

順理成章的，王國維必須說明屈原之融合南北：“屈子南人而學北人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稱之圣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咸、比干、伯夷、呂望、寧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促、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游》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盵1]（pp.636-637）屈原為何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呢？王國維說：“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盵1]（p.637）這是從屈原的出身、經歷上解釋作為南人的屈原之始終抱持北方思想之原因。這里說明的乃是屈原個人的文化選擇。

在思想上，屈原受到北方學派的惠澤，而在“文學之形式”[1]（p.638）上，則屈原受到南方學派的乳養亦甚多。王國維說：“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游》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不足而繼之以諧，于是思想之游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主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于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婉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盵1]（p.638）我們知道，王國維對于文學的發生是持游戲說的：“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盵2]（p.624）因此，“思想之游戲更為自由矣”一語，所述乃是將北方之思想化而為文學的表現，而此種文學的表現因得南方學派之乳養而有諸如鑿空之談、莊語不足而繼之以諧這一類的更為自由的表達方式了。上引這一段話中“變《三百篇》之主體而為長句”一語是不妥的，它混淆了作為中原民歌的《詩經》與作為楚地文學的《楚辭》在文學形式上各自的獨特性。

論述到這里，王國維認為他的觀點已經論證完畢，因此他下結論說：“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后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后世之詩人，若陶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1]（pp.638-639）在這一結論中，他既將詩歌說成是感情的產物，又將想象視為詩歌之原質，然而，感情乃想象力之素地，則感情就是詩歌之原質，二者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此處，王國維仍然向著北方學派傾斜了過去：“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回到他對詩的定義上去：詩之為道以描寫人生為事，或者廣之曰，詩歌者，“描寫自然及人生”[1]（p.633）者也。正是因為有著這種邏輯的需要，因此他才說：“觀后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比欢?，這樣一說，就出現了一個大漏洞：屈原之時，有中原文化與楚地文化之分;到陶淵明、杜甫之時，已經沒有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南北方學派之分了，特別是到唐代，三教已經合流，中國文化已經完成一次大的整合。因此，王國維的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

三

雖然有論證上的種種不周密乃至矛盾之處，論述上也有一些不當之處，但王國維這篇文章仍然具有非凡的意義：第一，他離開了局限在中國一個國度中想問題的歷久的傳統，而初步具有國際視野，從而能夠聯系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來考慮問題。第二，他離開了傳統《楚辭》學局限于對屈原忠君愛國精神的闡發，也離開了對于屈原人格的爭論，而能從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的融合上來論證，從而開啟了后世文化學、民俗學、人類學的研究方向。第三，王國維在這篇文章中，詳細說明了感情與想象力相輔相成，它們對于一位大詩人的作用，在對創作論研究比較稀少的傳統《楚辭》研究中，也是值得珍視的。第四，《屈子文學之精神》這篇文章，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王國維敏銳地抓住了一個特寫的時代，即戰國時期，來說明屈原成功的原因。他事實上是抓住了人類思維發展普遍里程中的一個轉折點。雖然王國維沒有也無法說清楚這一個轉折點的具體情狀，但我們現在可以替王國維這一點講清楚：人類的思維是從詩性時代進入散文時代的，神話就是詩性時代的產物，隨著理性精神的成長、語言的豐富、概念的增多，人類思想的表達艱難而逐步地走向清晰，繼神話式的表達方式后，人們更多地使用比喻、寓言之類的手法來加以表達，王國維所謂鑿空之談、謬悠之語、莊語不足而繼之以諧，即是上述表達方式的一些體現。理性精神的成長，使得人們重視現世，這才產生王國維所說“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1]（p.635）的社會狀況，也才有他所說的肫摯之感情產生的可能。就中國戰國時代而言，確是中原文化理性精神強一些，楚文化的原始遺留重一些，屈原正是處于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他才有可能將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從而成為一個“既有豐富想象力與具有神話因素的表達方式，又有強烈的家國與個人感情”的大詩人。雖然王國維尚不能如此清晰地將人類思維發展這一轉折時期造成一種文學的成功這一點講清楚，但他的文章已朦朧地接觸到這一問題，而這在二十世紀之初，就十分地了不起，就憑這一點，王國維這篇文章在這個世紀的《楚辭》研究中，已經是高標獨立了。

四

梁啟超的《楚辭》學觀點前期深受王國維觀點的影響，后期則受到胡適觀點的明顯影響。梁啟超在《老孔墨以后學派概觀》（1920）第二節《老子所衍生之學派》專門立了一小節名曰《屈原》。兩年后，他復作《屈原研究》長文，將《老子所衍生之學派》之第五小節《屈原》中所述內容加以展開，并且增加新的內容。

他接受了王國維以南北學派融合以論屈原的思路。在《老子所衍生之學派》之第五小節《屈原》中，他說：“當時思想界，大體可分為南北?？啄员迸?，雖所言條理多相反，然皆重現世，貴實行。老莊產地，對鄒魯言之，可稱為南人，其學貴出世尊理想，則南派之特色也?！盵3]（p.3317）在《屈原研究》中，他問了這樣三個問題：“那時候為什么會發生這種偉大的文學？為什么不發生于別國而獨發生于楚國？何以屈原能占這首創的地位？”[4]（p.4035）他對于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因為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為平行線的發展，內中如《莊子》《孟子》《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著文學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勢為可能的?！盵4]（pp.4035-4036）對于后兩個問題，他回答說：“依我的觀察：我們華夏民族，每經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學界必放異彩。楚國當春秋初年，純是.種蠻夷;春秋中葉以后，才漸漸地同化為‘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約二百五十年。那時候的楚國人，可以說是中華民族里頭剛剛長成的新分子;好像社會中才成年的新青年。從前楚國人，本來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識和虛無理想，像小孩子喜歡幻構的童話。到了與中原舊民族之現實的倫理的文化相接觸，自然會發生出新東西來。這種新東西之體現者，便是文學。楚國在當時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貴族，對于當時新輸人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領會。他又曾經出使齊國，那時正當‘稷下先生數萬人日日高談宇宙原理的時候，他受的影響，當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氣的人，常常和社會反抗。后來放逐到南荒，在那種變化詭異的山水里頭，過他的幽獨生活，特別的自然界和特別的精神作用相擊發，自然會產生特別的文學了?！盵4]（p.4036）我們可以看出，《屈原研究》中的這段分析南北學派融合的思想，結合著楚國的歷史與屈原個人的經歷具體展開。

這一段話源自王國維的痕跡十分明顯：文中“像小孩子喜歡幻構的童話”的說法，明顯就是王國維所說“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1]（p.635）一語的搬用;而所謂“中原！日民族之現實的倫理的文化”，則是王國維所謂“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1]（p.635）也。至于梁啟超此文所說屈原“對于當時新輸人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領會。他又曾經出使齊國，那時正當‘稷下先生數萬人日日高談宇宙原理的時候，他受的影響，當然不少”，顯然正是對于王國維“屈子南人而學北人之學者也”[1]（p636）的實證。

在《屈原研究》一文中，梁啟超對屈原的生卒年做了推算：“他該是西紀前三三八至二八八年間的人，年壽最短亦應在五十上下?！盵4]（p.4034）他不像后來郭沫若那樣將對屈原生卒年的推算過程詳細做了說明，梁啟超是直接將結論寫了出來，比較下來，在生年上，他與郭沫若是一致的，但在卒年上，則比郭沫若早了十年。

梁啟超對屈原的作品做了認定，其中最主要的是《招魂》，因為王逸說這是宋玉的作品，梁啟超據《屈原列傳》“余讀《離騷》《天間》《招魂》《哀郢》，悲其志”一語說：“逸，后漢人，有何憑據，竟敢改易前說？大概他以為添上這一篇，便成了二十六篇，與《藝文志》數目不符，他又想這一篇標題，像是屈原死后別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給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應該從太史公之說，歸還屈原。然則《藝文志》數目不對嗎？又不然?！毒鸥琛纺┮黄抖Y魂》，只有五句，實不成篇?！毒鸥琛繁举裰?，十篇各侑一神;《禮魂》五句，當是每篇末后所公用。后人傳抄貪省，便不逐篇寫錄，總擺在后頭作結。王逸鬧不清楚，把他也算成一篇，便不得不把《招魂》擠出了?！盵4]（p.4036）

這樣，《九歌》十一篇，便成為十篇，加上《招魂》，以及《離騷》、《天問》、《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計二十五篇，為屈原的作品。

梁啟超是堅信史遷之傳的，他還據本傳的經歷來論定這二十五篇中多數作品的創作時間，并說明其主旨：《離騷》為屈原見疏以后使齊以前所作，可算全部作品的縮影;《天間》是未放逐以前所作，是“對于萬有的現象和理法懷疑煩悶，是屈原文學思想的出發點”[4]（p.4037）?！毒鸥琛肥乔胖鸪料嬷g，利用其間的祠神歌改作，“‘九歌是樂章舊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4]（p.4037）?！毒耪隆贩且粫r所作，是《離騷》的放大?！哆h游》是屈原宇宙觀、人生觀的全部表現，是當時南方哲學思想之現于文學者?！恫肪印肥钦f兩種矛盾的人生觀?！稘O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擇。對于他特別從宋玉手中取回歸還屈原的《招魂》，他既未說明其創作時間，對其主旨的說明也難以讓人相信：“這篇講上下四方，沒有一處是安樂土”，“總之這篇是寫懷疑的思想歷程最惱悶是苦痛處”[4]（p.4037）。然而，《招魂》中對于“故居”“故室”的奢華生活的描寫，又怎么解釋呢？梁啟超沒有說。但是梁啟超對于屈原生平的敘述以及對于他的作品的認定及其說明，難以成為他研究《楚辭》的特色。他的研究特色乃在于建立在對屈原生平及作品認定上的對于屈原思想認識、心理狀態及人格的細致剖析或曰描繪，正是這一描繪，占了這篇《屈原研究》的主體部分。

茲將梁啟超對屈原思想認識、心理狀態及人格的描繪略述如下：屈原腦中有兩種矛盾元素：極高寒的理想和極熱烈的感情，《九歌》中《山鬼》一篇，是他用象征手法描寫自己的人格。他一面很達觀天地的無窮，一面很悲憫人生的長勤?！哆h游》中的“道可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等句，是道家很精微的所在，他所領略到的，“不讓前輩的老聃和并時的莊周”[4]（p.4038）。他對于現實社會，不是看不開，他的感情極銳敏，別人感不著的苦痛，他的感受卻如電擊一般。他想改革社會，從政治人手，無奈懷王實在不是塊材料。但他獨立不遷，只有極端，不肯遷就，那么，丟開吧，這一點，正是屈原心中常常交戰的題目，他以為舉世混濁，到處都是一樣?！端济廊恕分械摹暗歉呶岵徽f兮，人下吾不能”二句，揭示了他的心態：超現實的生活不愿做，一般人的凡下現實生活又做不來。他的路終于窮了。梁啟超小結說：“我們這位文學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給我們民族偌大一份遺產，他的責任算完全盡了。末后，加上這淚羅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幾倍權威，成就萬劫不磨的生命，永遠和我們相摩相蕩?！薄扒┳詺⒐?，越發不死！”[4]（p.4043）

如果說，梁啟超在上述描繪中，對于王國維所說日周旋于人倫之間及情感對于詩歌產生的作用，亦即北方學派的思想及北方人的素質對于詩歌產生的作用，做了淋漓盡致的印證;那么，又如同王國維一樣，在說到文學技巧時，對于想象力的作用，他也做了充分的強調：“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寫實感。實感自然是文學主要的生命，但文學還有第二個生命;曰想象力。從想象力中活跳出實感來，才算極文學之能事。就這一點論，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特前無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無來者?！薄八髌分凶畋憩F想象力者，莫如《天問》、《招魂》《遠游》三篇?！盵4]（p.4043）“又如《九歌》十篇，每篇寫一神，便把這神的身份和意識都寫出來。想象力豐富瑰偉到這樣，何止中國，在世界文學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還沒有幾家夠得上比較哩！”[4]（pp.4043-4044）“幾千字一篇的韻文，在體格上已經是空前創作，那波瀾壯闊，層疊排奡，完全表出他氣魄之偉大。有許多話講了又，正見得纏綿悱惻，一往情深?！盵4]（pp.4043-4044）以上引文不僅對屈原的想象力的偉大做出世界性的肯定，而且末尾還與情感的表現結合著，也就是說，屈原的作品既情深又想象力豐富?！皬南胂罅χ谢钐鰧嵏衼?，才算極文學之能事”一句，則讓我們十分自然地想起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的結穴之語：“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后此原質乃顯?！盵1]（p.638）

至此，我們對梁啟超的《屈原研究》之沿承王國維以南北派學術融合、情感與想象力相輔相成，乃成就了大詩人屈原這樣一個學術思想，便十分了然了。盡管思路與角度是王國維的，但對于屈原復雜心態的細致描繪則是梁啟超做出的，并且比較出色，因而這可以視之為他研究《楚辭》的特色之所在。

五

只不過隔了三年，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的《楚辭》一篇中，就對他在《屈原研究》中之所述，做出三點改變：

第一，屈原作品的認定。他認為，《九章》中的《惜往日》一篇“文氣拖沓靡弱，與他篇絕不類，疑屬漢人擬作，或吊屈原之作耳”[5]（p.4661）。他要將此篇剔出去，于是申論曰：“竊疑‘九章之名，全因摹襲《九辯》《九歌》而起?；蚓幖咭姟断дb》至《悲回風》等散篇，體格大類相類，遂仿《辯》《歌》例賦予一總名。又見只有八篇，遂以晚出之《惜往日》足之為九。殊不知《辯》《歌》之‘九‘字，皆別有取義，非指篇數，觀《辯》《歌》之篇皆非九可知也?！盵5]（p.4661）剔出《惜往日》，補人《九辯》，證據呢？沒有。他說：“吾竊疑《九辯》實劉向所編屈賦中之一篇，雖無確證，要不失為有討論價值之一問題也?！盵5]（p.4661）我們可以如他在《屈原研究》中批評王逸那樣說：“有何憑據，竟敢改易前說？”梁啟超所疑不僅是《惜往日》一篇，他又說，“此二十五篇是否皆屈原作品，抑有戰國末年無名氏之作而后人概歸諸屈原”，“尚有研究之余地（近人胡適有此說）”[5]（pp.4661-4662）。

第二，在《屈原研究》中，梁啟超明確地說：“屈原的歷史，在《史記》里頭有一篇很長的列傳，算是我們研究史料的人可欣慰的事?？上ёh論太多，事實仍少?！盵4]（p.4043）他不僅信史遷之傳，還嫌其所述事實太少，但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的《楚辭》篇中，他大幅度地轉變說：“要之《史記》所載古代史跡，本多采自傳聞，鑒別非甚精審，況后人竄亂亦多。即以《屈原列傳》論，篇中自相矛盾處且不少?！薄肮饰醿娏疾灰溯p信，更不宜牽合附會以曲為之說。大概屈原為楚貴族，生卒于西紀四世紀之下半紀。曾一度與聞國政，未幾被黜放，放后逾九年乃自殺。其足跡在今湖北、湖南兩省，抑或嘗至江西。上繼屈原之基本史跡，過此以往，闕疑可也?！盵5]（p.4662）雖未取屈原否定論，但對于屈原的生平事跡，他只認一個大概情況了，如果“過此以往，闕疑可也”，并且，“此二十五篇是否皆屈原作品”“尚有研究之余地”的話，他在《屈原研究》中對屈原思想認識、心理狀態及人格的細致剖析或描繪，就都站不住腳了，這是一個大的自我否定。

第三，梁啟超雖然仍說：“《楚辭》多古字古言，非注釋或不能悉解”，但他又攻打王逸注說：“人之情感萬端，豈有舍‘忠君愛國外即無所用其情者？若全書如王注所解，則屈原成為一虛偽者或鈍根者……更何文學價值之足言！故王注雖有功本書，然關于此點，所失實非細也。后世作者住往不為文學而從事文學，而恒謬托高義于文學以外，皆由誤讀《楚辭》啟之，而注家實不能不任其咎?！盵5]（p.4663）

梁啟超一方面攻打王注，另一方面，卻表揚朱注：“朱注對于此等曲說頗有芟汰，較為潔凈。（《楚辭辯證》對于《九歌》諸篇所論云：‘《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此以自傷”?！堆a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对浦芯放f說以為：‘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堆a注》又謂：‘以云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旨，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又云：‘《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為詳盡。而為說者之謬為尤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塊捐袂”為求賢，而“采杜若”為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又云：‘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堆a注》以佳人為“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為《湘夫人》乎？讀此可知舊注之穿鑿可笑，而朱氏之特識為不可及也。）惜仍有所拘牽，芟滌未盡耳（例如《九歌總序》下注云：‘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百不能忘忠赤。雖稍直捷，然終未能脫舊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樂章，而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耶？）?！盵5]（p.4663）

梁啟超的結論是：“故吾以為治《楚辭》者，對于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訓話而足，共敷陳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觀也?！盵5]（p.4663）

貶斥王逸直到洪興祖的注，獨褒獎朱熹注，并要求比朱子更進一步，這正是胡適在《讀<楚辭>》中的觀點。甚至胡適用“頭巾氣”一詞來形容舊注，梁啟超用“方頭巾家”一詞指舊注者，所指雖不同，然所用詞，又何其相似！

梁啟超的上述三點改變，顯然是受到胡適的影響而致。雖然觀點的改變是明顯的，但他所說“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一語，仍然是沿承了王國維的論《楚辭》的思路。這一點在《楚辭》篇的末尾體現得十分清楚：“三百篇為極質正的現實文學，《楚辭》則富于想象力之純文學?！薄啊冻o》表情極回蕩之致，體物盡描寫之妙?！盵5]（p.4663）也就是說，梁啟超向著胡適觀點傾倒過來，對自我的特色造成一個大的否定，卻并未改變對于王國維思路的沿承。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說，梁啟超的《楚辭》研究，是王國維、胡適兩種觀點的交匯。

總結

至此，我們看出，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是二十世紀《楚辭》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以“王國維的南北學派融合論開啟了文化學、人類學的視角;胡適的屈原否定論，開啟了對于宣揚忠君憂國的穿鑿曲說舊注的掃除，從而使得純文學意趣有了抬頭的可能，并且如他所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的要求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而梁啟超對于屈原思想認識、心理狀態及人格的細致剖析或曰描繪，開啟了對于作家心理的更深的探究”為三大成就。特別是前兩者，成為二十世紀《楚辭》研究的兩個源頭。由此，筆者乃以這一階段，為二十世紀《楚辭》學的發端時期，它深刻地影響了之后中國《楚辭》研究的走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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