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族譜看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民眾的擇業意識

姜明 劉先榮

摘 要：通過對清代以來清水江下游地區眾多族譜資料的研究，發現這一地區雖然處于邊隅之地，民眾的擇業觀念卻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士農工商的擇業分級和“勤于業，荒于嬉”的職業意識并行不悖。以族譜文獻的文本分析為基礎，運用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厘清這一區域民眾擇業觀念受到國家與地方社會形塑的途徑，可為當今社會民眾之擇業觀念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清水江下游地區；擇業觀；族譜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8）03-0066-07

Abstract：Through studying varied genealogy materials of the Qingshuijiang downstream areas， the authors find out that though border area as it is，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job huntin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with both job classification of official， farmer， worker，and merchant， and their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from genealogy materials， with the method combining macro with micro study， how the job hunting consciousness in this area was shaped by the country and local society has been figured out， which gives helpful reference for peoples job hunting consciousness nowadays.

Key words：Qingshiujiang downstream； job hunting consciousness； genealogy

自明代永樂十一年（1413）貴州建省以來，清水江下游地區被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之下，開始了從“化外”向“內地”轉變的進程。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活動的展開，國家對西南邊疆的經營和開發的深入，促進了“內地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漢族移民的大量進入，以及漢文化的廣泛傳播，引起了貴州清水江下游民族地區傳統社會的劇烈變動。宗族的興起以及修建宗祠、編纂族譜的高潮，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得以展開。隨著地方社會的漸次開發，生產方式的革新，民眾面臨的職業選擇也變得越加豐富多元。宗族作為“敬宗收族”的社會組織，在控制其成員的職業選擇中的作用也日益凸顯。自清代伊始，清水江下游地區的族譜編纂，不管是常常被置于卷首的《圣諭廣訓》，還是形式各異的族規家訓，乃至于記錄家族“俊逸”的人物傳記，都可以明顯看到國家意識形態和儒家文化對其中的社會觀念和倫理精神產生的影響。[1]在這樣的背景下，分析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地區族譜中族規家訓里面相關內容所體現出來的民眾擇業意識，考察民眾在這種擇業意識的影響下實施的相應的擇業實踐，[2]以古鑒今，以期對當今社會的職業選擇提供有益的參考，不失為一項頗具意義的工作。

一、讀書舉業

四民社會中“士”的社會地位最高，而科舉制度的確立和推行，使得讀書舉業成為民眾職業選擇的首選?？滴趸实蹫橥菩薪袒?，將之列為頒布天下的《圣諭十六條》的內容，向天下臣民作共同的要求?？逃诠饩w六年（1880）的天柱縣《羅氏族譜》，即將《圣諭廣訓》列在族譜卷首，其中與讀書舉業有關的一條“隆學校以端士習”寫道：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固無人不在所教之中。專其督率之地，董以師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合秀頑強，懦使之歸于一致也。我圣祖仁皇帝壽考作人，特隆學校，凡所以養士之恩、教士之法，無不備至。蓋以士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輕?！劣跔柋?，恐不知學校之為重，且以為與爾等無與，不思身雖不列于庠序，性豈自外于倫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庇衷唬骸叭藗惷饔谏?，小民親于下?！眲t學校不獨所教士，兼所以教民?！?/p>

天柱《羅氏家譜》卷一，《圣諭》，光緒六年刻本。

此條圣諭，明確“士”為四民之首，并將學校視為進行社會全體成員教化的平臺，其推崇學校在維護社會秩序中作用之意十分明顯。但是作為首要的職業選擇，民眾看重更多的顯然是讀書中式之后所帶來的權益和宗族勢力的增長。如天柱縣《蔣氏族譜》卷之首《謹識傳家十八訓》中寫到：

第六訓：讀。經史是良田，有子必送在師身前，叫他們仔細研，莫虛延，多讀得幾年，明白了耀祖光先；那時節，喜得繡裳身上穿，遠近咸把姓名宣，縱然命運多乖舛，也得個個子孫賢，應酧不必去求他人邊，自己可保全。天柱《蔣氏族譜》卷之首，《謹識傳家十八訓》，民國十年刻本。

家規族訓是對宗族子弟社會行為的嚴格管理，亦承載著宗族對他們的希望，讀書舉業是傳統社會最好的職業出路，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為讀書參加科舉，能夠做官，不但能夠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社會身份，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升整個家族的權益和影響力，“耀祖光先”。對于宗族而言，當然是職業選擇的首要目標。

清代國家為了控制和穩定西南邊疆地區，也通過推行教化的方式來促使“悍俗漸變”。如同治三年（1864）《本支家乘迪光錄》上即記載了順治十六年（1659）貴州巡撫升云貴總督趙廷臣《廣教化疏》的節錄：

為急請廣示教化，仰祈睿鑒勅部議覆事。我皇上創辟大一統之業，開億萬年文明之體，乘此遐荒開辟之初，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后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其承襲，其族屬子弟愿入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為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錦屏亮司《本支家乘迪光錄》卷一，《君恩·疏·廣教化疏》，同治三年刻本。

正是在這種國家政策的允許之下，為了養成讀書舉業的風氣，提高族人入仕的機會，增強宗族的影響力，清水江下游地區不少宗族都致力于興學辦校，給子弟讀書舉業創造條件。如天柱地坌彭氏家族和錦屏亮寨土司龍氏家族，即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代表。[3]

二、力農耕作

耕讀傳家，自古即為中國人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耕”，是本分，即事稼穡，豐五谷，養家糊口，以此安身立命。[4]以“耕”為基礎的

農業是傳統社會的基礎產業，也是鄉村社會民眾最為看重的主業。在傳統社會中，農桑的重要性一再地被國家和儒家主流所強調，《圣諭廣訓》其中關于農桑一條內容為：

重農桑以足衣食：朕聞養民之本，在于衣食，農桑者衣食之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桑，躬為至尊，不憚勤勞，為天下倡，凡為兆姓，圖其本也。夫衣食之道，生于地，長于時，而聚于力；本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余粟，女有余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肝崦癖M力農桑，勿好逸惡勞，勿始勤終惰，勿因天時偶歉而輕棄田園，勿慕奇贏倍利而輒改故業。茍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而外羨余無幾，而日積月累，以至身家僥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舍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綿遠乎？……是以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勸課之責，

勿奪民時，勿妨民事，浮惰者懲之，勤苦者勞之，務使野無矌土，邑無游民，農無拾其耜耒，婦無休其蠶織；即至山澤園圃之制，雞豚狗彘之畜，亦皆養之有道，取之有時，以佐農桑之不逮，庶幾克勤本業，而衣食之源溥矣?！怨攀⑼踔?，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興，其道胥由乎此。天柱《羅氏家譜》卷一，《圣諭》，光緒六年刻本。

農桑的重要性，首先是“養民之本，在于衣食，農桑者衣食之所由出也?！逼浯?，“勤則男有余粟，女有余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眲辙r是養家糊口的根本。而“茍能重本務，雖一歲所入，公私輸用而外羨余無幾，日積月累，以至身家僥裕，子孫世守，則利賴無窮，不然而舍本逐末，豈能若是之綿遠乎？”也就是說，從事農業雖然利潤比較薄，但是日積月累后身家的饒裕，比之其他行業更加綿遠悠長，乃至于傳之子孫，世代耕種，其利無窮無盡。對于國家而言，“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享庶富之盛而致教化之興”，更為看重“農桑為本”是達成“盛王之世”基礎的作用。

帝制中國崩潰，進入民國時期，盡管工業化逐漸改變了傳統中國的社會面貌，但是農業的基礎作用在很多地區仍然沒有動搖。在清水江下游地區民眾的擇業意識中，務農仍然是鄉村社會的首選。如刊刻于民國十年（1921）的天柱縣《蔣氏族譜》卷之首《謹識傳家十八訓》將“耕”還要列在“讀”的前面，其內容如下：

第五訓：耕。耕乃養人之首，為農須胼手，切莫荒這隴畝，務要肥濃去莠；若是懶惰偷閑，雖云富有，怎能保得長久？

天柱《蔣氏族譜》卷之首，《謹識傳家十八訓》，民國十年刻本。

訓言開首就說：“耕乃養人之首”。又說：“若是懶惰偷閑，雖云富有，怎能保得長久？”則從事農業仍然被視為百業之基礎，亦是守住富貴長久的根本?？逃诿駠迥辏?946）的錦屏縣隆里《龍氏族譜》卷一《家訓二》記載：

重農業：農乃國之本，生民之天也，必須深耕易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忙之時，戴月披星，不辭勞苦，自然五谷豐盈，百植饒裕。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不饑不寒。毋得怠惰荒蕪，自取窮困，乃能厚民生而裕國課矣。

錦屏隆里華寨龍景高家藏《龍氏族譜》卷一，《家訓二》，民國三十五年刻本。

此處仍然提到“農乃國之本，生民之天也”，認為“毋得怠惰荒蕪，自取窮困”，必須要“深耕易耨”，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忙之時，戴月披星，不辭勞苦”，才能“五谷豐盈，百植饒?！?，才能夠使“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不饑不寒”，并且“乃能厚民生而裕國課矣”。

三、工商并舉與術藝

相比于舉業和務農，從事工商業者的地位顯然要低得多，但是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民眾的擇業意識來看，工商雜技亦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其地位還在從事胥役和兵役之上。如天柱縣《粟氏族譜》“守耕讀”條所載：

諺語曰：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故耕不必自秉耒，讀不必定為官，此是天地間兩條正路，人家少他不得，舍此弗由便入荊棘叢中了。外此工商雜技猶是謀生常業，惟胥役兵丁兩途最能移人愿，謹化為刁兇。凡我后起，縱或勢際艱慎，勿錯走此路，寧函毋矢，寧巫毋匠，擇術之道也。

天柱高釀《粟氏家譜》卷一，《先祖家訓目錄》，民國二十一年刻本。

術藝指的是一些特殊的職業，在中國傳統社會里面，從事“術藝”者，雖不是社會認可的主流職業，但在民眾的擇業意識中其地位似乎并不算很低。如同治三年（1864）龍氏《本支家乘迪光錄》中單列“術藝”類傳，其中記載龍氏族人中有5人是醫師，分別擅長藥理以及治療內傷、雜感、兒科等；有4人為“鬼師”，分別擅長命理、選擇、地理和奇門遁甲等。其類傳的序言內容如下：

鄧禹有子十三人，皆命其各執一藝。藝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漢書藝文志所載雜家者流，與儒者并列而為九。然則一長一技，茍能精而詣之，神而明之，豈曰藝成而下乎？但其中亦有不可強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固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錦屏亮司《本支家乘迪光錄》卷二，《人杰第四·術藝》，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此序言中盡管將術藝視為“小道”，但也承認其“亦有可觀者焉”。并認為術藝的精通得益于其性與之相近，并非人力所能及，也即是說，術藝的精通需要具備相應的天賦，因而從事的雖然是“小道”，仍然被修譜者視為值得為之單列類傳的人杰。

四、擇業實踐

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地區的族譜中大都將本族中獲得功名的族人名單開列，甚至為之撰寫傳記，收入族譜之中，以志其功業，或用以鼓勵后進。我們亦可以從中窺見民眾將擇業的意識付諸實踐之后的結果。茲以錦屏縣世襲亮寨長官司正長官龍氏家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和同治3年（1864）先后刊刻的兩個版本的《本支家乘迪光錄》在類傳中所列資料進行統計，纂成3個表，分別統計鄉試中式、舉貢生和入仕為官的情況，詳見表1、表2、表3。

從表1的統計情況來看，龍氏家族從康熙至道光年間，在貴州鄉試中式一共5人，其中舉人2人，副榜3人。

從表2的統計情況來看，龍氏家族從明代至清代同治二年（1863）間，舉貢生一共22人，其中恩貢1人，歲貢16人，增貢1人，例貢3人，附貢1人。除此之外，同治三年（1864）《本支家乘迪光錄》卷二《俊秀》這一類傳里面，還記載龍氏家族從明代至同治年間共有生員199人。①

其《仕宦》類傳之序言寫到：“人才挺出，自古難之，況在一家，焉可多得？”②

對于一個在偏隅之地的土司家族，其家族成員中有那么多獲取科舉功名的族人，也并不多見。

獲取功名的下一步是入仕為官，龍氏家族自明代以來世襲亮寨長官司正長官一職，除此之外，其家族成員通過科舉和其他方式入仕的還有不少，其名單見表3：

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編纂的族譜，有很多都把《圣諭廣訓》列為卷首第一篇的內容。這一方面當然是地方社會服從王朝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民眾將“圣諭”視為制定家規族訓的綱領，體現了地方社會對國家意志的主動迎合。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刻的天柱《劉氏族譜》其開卷即為《圣諭廣訓》，其中與擇業有關的第十條這樣寫道：

圣諭廣訓第十：務本業以定民志。

朕惟上天生民，必各付一業，使為立身之本。故人之生雖智愚不同，強弱異等，莫不擇一業以自處。居此業者，皆有本分，當為之事，藉以有利于身，藉以有用于世。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此孟子之所謂恒產，即圣祖仁皇帝之所謂本業也。維茲本業，實為先務，凡士農工商以及軍伍，業雖不同，而務所當務則同也。夫身之所習為業，心之所向為志。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稌吩唬骸肮Τ缥┲?，業廣惟勤?！鄙w業與志本相須而成也。

天柱《劉氏族譜》卷一，《圣諭》，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圣諭將擇業與立身之本連接在一起，對士農工商乃至于投身軍伍，均視為“務本業”的表現，關注的是“所習既專，則所向自定”，強調的是擇業與志向的統一。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是受到《圣諭廣訓》的影響，清水江下游地區民眾在修纂族譜時，雖也有將工商視為“末務”的，但更多的是將其看作是一種“正職業”，如刊刻于民國三十年（1941）的天柱縣《龍氏舊譜》卷首《家規》即寫道：

正職業：士農工商各有一業。為父兄者，相子弟之才而教之，賢則讀，不賢則耕，或工商。務使各守正業，低于有成，勿使不士、不農、游手好閑，而流入非分之途也。

天柱高釀《龍氏舊譜》卷首，《家規》，第46頁，民國三十年刻本。

其家規中認為，族中子弟要相其才而教之，“賢則讀，不賢則耕，或工商?！眲t工商雖列于士和農之后，但仍然屬于“正職業”的范疇，與之相對應的是“不士、不農、游手好閑”者，則因為容易“流入非分之途”，成為宗族所要著力反對的行為。同治三年（1864）《本家支乘迪光錄》卷一《祖德第二》中“慶爵公九戒”之第八“戒好游戲”中說道：

士農工商，天下無游手之人。即勵精以圖，猶恐不逮，況敢舍業而嬉乎？凡我子弟，或高閣詩書而眺山水，長懸耒耜而逐禽魚，幸而父兄猶存，徒為食粟之子，不幸而父兄早逝，即為漂流之徒，可不戒哉？錦屏亮司《本支家乘迪光錄》卷一，《祖德第二》，“慶爵公九戒”，同治三年刻本。

從上述三則材料可以看出，不管是國家意識形態，還是儒家倫理精神和地方社會民眾的擇業意識，盡管有“重耕讀，抑工商”的觀念，但是相比對無職無業、游手好閑的游民、地棍之類引起社會秩序不穩定的群體進行嚴厲懲處而言，能夠專心于生理的都屬于良民，都是國家與宗族所要大力提倡的。[5]正是在國家意志的控制和宗族組織的整飭之下，主流的擇業意識轉化為民眾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尤其是從事其中的“末務”商業的情況，在清水江下游地區并不少見：

竊惟人不滿百，憂懷千歲，高壽無幾，勞碌實深，而親身之艱苦千般，正人子之抱愧萬種也。詎可不錄實，彰咸知創業之艱哉？若我皇清待贈顯考彭公諱相應字化蛟，乃曾祖述杰之孫，實王父靜儒之次子也。為人古直，秉性堅剛，其言則聲音嘹亮，慷慨致詞，其行則動靜果決，見義勇為，不以愚昧而自欺，不以艱險而自避。當其幼也，家貧親老，處境非常，未獲人事詩書，惟以躬耕是務。及其長也，伯仲同勷，手足共奮，憑血力以奉雙親，供蔬水而娛二老，惟期一樂俱存。孰意王父見背，祖妣寡居，敢忘養方之遺訓，亦謹遵慈顏之告誡也。一越壯歲，易業經商，跋山涉水，不知幾經之憔勞，沐雨櫛風，難忘半生之苦楚，十余年運行順遂，利益恒豐，隨時置產，創成數畝之糧田……。

天柱地坌《彭氏族譜》卷二，《先父相應字化蛟老大人之行實》， 民國二十五年刻本。

這則人物小傳中的傳主彭相應，歷經了多次職業的轉換，先是幼年時“家貧親老”，未能讀書，只得從事農業，“惟以躬耕是務”。壯年之后，“易業經商”，經過十余年辛苦，購置了“數畝之糧田”，則是通過經商獲利之后，通過購買田土又成為了務農者。

清水江下游地區盛產木材，經營木材生產和木植貿易的家庭屢見不鮮。如天柱《彭氏族譜》所載：

因五伯年邁，兄弟珙年方舞勺，難持家政，先有木植生理未售得清而兄奉親命，遠涉武陵桃源之區，販賣木植，雖獲利甚微而胸襟開濶，以得諸山水者良多……溯兄之生平，嚴氣正性，凡遇鄉黨有曲直不清者輒面詆之，有干以私者怒形于色而弗許，與人排難解紛，鄉里服其公論。

天柱地坌《彭氏族譜》卷二，《堂兄守珩實錄》， 民國二十五年刻本。

彭守珩在父老弟幼的情況下，不得不擔起家庭的重擔，前往湖南桃源一帶販賣木植，雖然“獲利甚微”，但是開闊了胸襟，且為人“嚴氣正性”，成為鄉里頗有威望的人。天柱《彭氏族譜》中有一則人物傳記，記述了傳主彭相國的職業轉換與擇業意識，茲錄其內容如下：

追維王父諱相國號日晶，年幼喪父，早操心而勞思，童檏持家，知戒奢而克儉。能全孝道，事庶母如事親生，謹守祖業，箴良規，不忘遺訓。雖然讀書有志，無如蝟務牽纏，痛矣！次祖遭傷，舍身鼎力上控，彼時兇手丟牢，祖父方能泄憾，弗為皇恩賜赦，莫能砥命，白冤訟費多耗。從茲家業蕭條，祚薄門衰，是以日食艱苦。公乃籌貸資本，稍貿易以營生，利益恒豐，值運行，而順逐，然后產業創新因舊，逐年加增，人留轉旺復興，每歲利用。繼送伯嚴課讀，未獲採芹入泮；次移嚴君習武，咸沾實授真傳。平生般般勞碌，一世種種費心……惟我后裔難忘祖德深恩，值茲譜修略述宗功駿業，爰為謬傳，以志云。

孫宏魁號鼎三敬述

大清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孟夏吉旦

天柱地坌《彭氏族譜》卷二，《祖考上國公老人大傳》， 民國二十五年刻本。

彭相國少時讀書不成，因官司纏身，遂至“家業蕭條，祚薄門衰，是以日食艱苦”，只好“籌貸資本，稍貿易以營生”，改為經商，其后家業興旺，于是送子讀書不成，又改為習武，終其一生為家庭操勞，得到修譜者的贊賞，將其列入人物傳中。

五、結論

鄭振滿引用福建省長汀縣四堡鄉《范陽鄒氏族譜》的記載，認為清代福建規模較大的家庭，大多同時從事多種職業，在家庭成員之間形成了士農工商的有機結合。[6]究其原因，他認為：

主要與自然經濟的不完全解體有關。在清代福建，由于人口過剩、耕地不足，客觀上很難繼續維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商品經濟未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在這種半自然經濟、半商品經濟的膠著狀態中，既要有一定的社會分工，又不能過度專業化。因此，在家庭內部形成職業分工，被視為一種理想的選擇。[6]29

這種看法較好地解釋了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地區民眾在擇業觀念上并不歧視工商、術藝的原因，甚至服胥役和兵役，盡管被視為“移人性情”的“賤業”，對家族而言，其實也不是全無用處。更為重要的是，從維護社會秩序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國家和地方社會不斷地提倡“勤職業”、“尚節儉”，強調“禁非凡”即禁止游手好閑乃至作奸犯科的行為才是關鍵。這也是族譜資料從《圣諭廣訓》到大同小異的族規家訓關于擇業觀念上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

對于當今社會而言，雖然市場經濟的沖擊和職業分化的影響，使得即便是在鄉村社會，民眾的職業選擇也有了更加多元的可能性，并造成某種意義上的就業困難的局面，但是我們從清代以來族譜資料中的擇業觀念和民眾的擇業實踐中可以看出，職業選擇的高低貴賤并非是人們特別在意的問題，提倡“勤于業”、反對游手好閑和“嬉玩”才是國家和民眾共同的意愿。從這個認識出發，也許在當今社會中我們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加強引導人們樹立“勤于業，荒于嬉”的職業觀念，糾正將職業分出高低優劣的錯誤認識上來。

參考文獻：

[1]張銀鋒，張應強.姓氏符號、家譜與宗族的建構邏輯：對黔東南一個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6）：36-42

[2]徐國利.民國時期基層社會傳統職業觀的革新與保守——以民國徽州家譜的族規家訓所見職業觀為例[J].民國檔案，2012（1）：85-92

[3]李斌，吳才茂，龍澤江.明清時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區教育變遷——以碑刻史料為中心[J].教育文化論壇，2011（2）：100-106

[4]楊軍昌，楊蘊希規制與教化：清水江文書的社會教育內容探析[J].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31-38.

[5]趙華富.徽州宗族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6]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楊軍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