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性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

紀茂利 楊紅喜

摘要：為了有效監督公司內部利害關系各方的行為，有效降低基于各種委托代理關系的代理成本，在闡述國內外盈余管理文獻的基礎上，假設擁有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更愿意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通過構建合理的并可度量的信息性盈余管理衡量方法，使用滬、深兩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公司季度財務數據，實證研究了信息性盈余管理視角下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表明，市場監管者和投資者需要關注兩種不同的盈余管理行為，投機性盈余管理更傾向于誤導投資者，信息性盈余管理則是通過盈余管理的手段向投資者傳遞有用的內部信息。股權制衡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具有明顯促進作用，促使管理層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就要優化股權結構，形成產權多樣化的股東制衡機制，實現股權結構的合理優化。擁有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更愿意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結構對管理者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具有積極的影響，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提高財務報告透明度和盈余信息含量。因此，保障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以信息性盈余管理為動機探究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戰略管理；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性盈余管理；財務報告

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志碼：Adoi： 10.7535/hbgykj.2018yx03002

盈余管理主要分為投機性盈余管理和信息性盈余管理。以往關于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文獻主要從投機性盈余管理的研究視角出發，而忽視了信息性盈余管理積極健康的一面。信息性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將盈余操控視為一種向外界投資者傳遞公司盈余期望的手段。公司治理有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監督和制約管理者的行為，降低股東與其他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保障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HOLTHAUSEN等[1]最早提出信息性盈余管理（inform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的概念，認為盈余管理能夠增加財務報告的會計信息含量。GUAY等[2]及GUL等[3]根據行為目的，將盈余管理行為劃分成增加財務報告數字信息能力的信息性盈余管理和管理者為實現特定目標而扭曲報告盈余的投機性盈余管理。研究結果表明收益平滑能夠增強盈余可持續性和可預測性，操控性應計利潤能夠傳遞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和經營成果等信息，但實證結果與普遍的投機性盈余管理視角中應計操控扭曲盈余信息所得出的結果不一致。JIRAPORN等[4]的研究支持了信息性盈余管理的視角并且承認了盈余管理對公司發展是有益的，因為盈余管理可能會提高盈余信息含量。紀茂利等[5]研究發現管理層發布盈余預測的好消息會比壞消息能夠引起更大的不對稱及時性，說明了盈余管理可以作為管理層信息傳遞的手段來緩解與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LIN等[6]研究發現股權資本結構會影響上市公司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的動機，董事會和監事會活躍程度與信息性盈余管理正相關。

許多實證研究從不同的治理角度證實了公司治理與財務報告質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劉淑花等[7]利用2007-2014年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在外部治理機制中區域經營環境越好，會計盈余質量越高。DUNN等[8]指出財務報告欺詐更可能發生在具有較高比例所有權的公司中。林鐘高等[9]指出在擁有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的上市公司中，其公司治理水平較低，均衡持股能夠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杜亭[10]以A股主板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股權分散程度的高低會影響財務報告會計信息質量。王昌銳等[11]利用非金融類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公司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二者存在正相關關系，即盈余管理程度隨著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提高而增大，說明控股股東會運用盈余管理的手段為自己謀取私人利益。陸唯文等[12]研究發現隨著公司治理機構的完善，更多債權人的融入能夠降低投機性盈余管理行為發生的概率。

關于抑制控股股東利益侵占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股權分散制衡方面，通過其他大股東股權制衡抑制大股東掏空的行為，這也為管理者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性[13-14]。CONGER等[15]研究發現提高董事會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董事會會議召開的頻率，即董事會活躍程度越高，對管理者的制約能力越強，董事會活動有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于東智[16]從董事會行為中董事會會議頻率的視角出發，對企業績效和董事會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董事會會議召開次數與企業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并指出董事會有效運作的前提是董事會會議質量的提高。沈藝峰[17]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于東智的研究成果，經常召開會議的董事會更具責任心，更能提升公司業績。李常青等[18]研究發現上年度凈資產收益率會受到董事會會議召開頻率的影響，當公司作出重大決策時，董事會會議召開的次數會增加。夏俊彬[19]通過實證多元回歸分析研究發現董事會行為特征能夠影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

從以往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影響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大量研究了在投機性盈余管理視角下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得出的結論大多是盈余管理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消極作用。而在信息性盈余管理視角下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公司管理者可以將盈余管理作為一種信息傳遞手段向外部利益相關者傳遞內部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盈余管理具有積極作用。鑒于此，本文對信息性盈余管理與投機性盈余管理加以區分，在信息性盈余管理視角下探究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控股股東與信息性盈余管理

股權集中是一種普遍現象。由于資本市場形成的時間不長，公司治理環境相對較弱，因而股權集中的程度較高。作為控股股東可能會有動機和權利去約束管理者，同時其利益并不總是和中小股東、管理當局的利益一致，他們有機會獲取更多的私人收益。因此，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控制能力越強，就越可能以投機性盈余管理為目的侵占中小股東的利益，這樣的公司不愿意向外界傳遞公司的內部信息。據此提出假設H1。

H1：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信息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1.2股權制衡與信息性盈余管理

很多學者在相關文獻中指出股權制衡能夠加強對上市公司大股東和管理者的監督，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上市公司中當控股股東擁有絕對控制權時，若想減弱其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需要其他大股東對控股股東的監督和制約。其他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對控股股東的監督作用越明顯，就能更有效地抑制大股東的投機性盈余管理行為，并促使管理者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這是因為其他大股東并不以利己主義為目的，更愿意去監督控股股東以緩解大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上市公司前2～5位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可以度量股權制衡度，由此衡量對第一大股東的監督制約能力。據此提出假設H2。

H2：股權制衡度越高，信息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1.3董事會行為與信息性盈余管理

董事會活動是公司治理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董事會的作用主要通過董事會會議的頻率、履行職責的方式以及對會議決議的執行效果來體現。因此，董事會會議召開頻率將會影響董事會的監督作用。董事會會議頻率越高，發現并抑制投機性盈余管理的機會越大，可以合理地推測信息性盈余管理的機會也越多。先前的研究表明，基于投機性盈余管理的視角，董事會和投機性盈余管理存在負相關關系。因此，積極負責的董事會會議能夠增加管理者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的機會。據此提出假設H3。

H3：董事會的活躍程度越高，信息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2研究設計

2.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以滬深證券交易所2014—2016年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所用的樣本數據來源于2014—2016年度財務報告，年度數據資料主要從CSMAR數據庫獲得，公司治理相關數據主要從上、深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發布的上市公司季度報告中獲得。通過以下方式對數據資料進行刪選和整理，形成最終的樣本。第一，刪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樣本；第二，剔除ST和*ST的公司樣本；第三，剔除數據異常的公司樣本。

2.2變量的選擇和定義

2.2.1信息性盈余管理的衡量

對于信息性盈余管理的衡量，本研究在參照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從總操控性應計盈余中識別出信息性盈余管理部分。見式（1）。

TAi/Ai=α1（1/Ai）+α2（ΔREVi/Ai）+

α3（PPEi/Ai）+εi，（1）

式中：TAi是公司i本季度總應計利潤；Ai是公司i的上季度期末總資產；ΔREVi是上市公司i相鄰兩季度主營業務收入的差值；PPEi是公司i當期期末固定資產價值。殘差εi為本季度盈余管理觀測值。

為了從總操控性應計利潤中識別出信息性盈余管理，首先利用模型（1）對每個季度的數據進行回歸。根據IEM的定義，季度操控性應計利潤（QDA）對于投資者在預測公司年度盈余（YE）變化具有重要作用。如果管理層預測當年的年度盈余比上一年度的年度盈余上升，管理者將會通過當年的季度盈余操控向外部投資者傳遞公司當年盈余利好消息的信號。反之，管理層預測當年的年度盈余比上一年度盈余有所下降，他們會選擇以較低的季度盈余信息向外部投資者傳遞消極的年度盈余信號。

年度盈余（YE）和季度操控性應計利潤（QDA）兩兩組合會有4種不同的組合方式。如圖1所示，在Ⅰ和Ⅳ區域部分，這種QDA與YE符號方向一致的組合被視為管理者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管理者可能將公司內部信息通過季度財務報告向外

部利益相關者傳遞。而在Ⅱ和Ⅲ區域部分，QDA和YE的符號方向不一致，這種盈余管理行為更可能誤導投資者，向外部投資者傳遞錯誤的盈余信號，QDA與YE方向不一致的組合本文視為公司管理層沒有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

2.2.2信息性盈余管理與公司治理的檢驗

IEM（1，2）=a0+a1Sh1+a2Sh2+a3BD+

a4S+a5R+a6L+ε，（2）

式中：IEM1，IEM2代表信息性盈余管理；Sh1代表股權集中度；Sh2代表股權制衡；BD代表董事會活動；S代表公司規模；R代表總資產收益率；L代表資產負債率。

變量名稱（符號）變量類型定義變量信息性盈余管理（IEM1）被解釋變量季度操控與年度盈余方向一致的季度操控信息性盈余管理（IEM2）被解釋變量在IEM1基礎上季度操控幅度大于年度盈余的幅度股權集中度（Sh1）解釋變量第1大股東所持股份比例股權制衡度（Sh2）解釋變量第2～5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董事會活動（BD）解釋變量季度內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次數公司規模（S）控制變量總資產的自然對數總資產收益率（R）控制變量凈利潤/總資產余額資產負債率（L）控制變量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3實證分析與結果

3.1描述性統計

表2的數據是對描述性統計進行的檢驗分析結果?？梢钥闯?，IEM1和IEM2的平均值分別為0028和0031，說明上市公司管理層不僅通過財務報告進行投機性盈余管理行為，而且還存在著通過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傳遞公司內部信息的可能性。信息性盈余管理的最小值是0.001，最大值是0.113，表明不同樣本公司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所不同。上市公司第1大股東的平均持股比例高達0333，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較高。公司的所有權主要集中在大股東手中，大多數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是控股股東。第2至第5大股東持股比例平均為0.171，最小值為0.111，最大值為0.462，這表明少數股東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在控股股東與股權制衡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大股東的監督和控制作用，但也表明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制衡作用之間存在差距。在控制變量方面，公司規模的平均值是21.984，最小值是20.479，最大值是23.947，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規模年度內變化不大?？傎Y產收益率的平均值是1.054，最小值是-2.671，最大值是6723，說明季度內公司的盈利狀況相對平穩。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對各變量相關系數進行分析以揭示各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具體相關系數結果見表3。 從樣本數據相關性分析結果來看，信息性盈余管理與大股東持股比例、股權制衡度、董事會會議頻率正相關，部分地驗證了前面的研究假設。其中股權制衡度、董事會會議召開次數與被解釋變量信息性盈余管理之間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和總資產收益率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信息性盈余管理之間顯著性水平為1%。解釋變量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被解釋變量信息性盈余管理之間分別在10%和5%的水平上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21和0.045。解釋變量中其他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信息性盈余管理正相關，相關

3.3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4和表5對公司內部治理各變量與信息性盈余管理的關系進行多元回歸檢驗，回歸結果如下。

表4和表5展現了公司治理對信息性盈余管理影響研究的多元回歸結果?；貧w結果表明多元回歸中F值通過了統計檢驗，表明模型整體顯著性較好，從R2值來看，不同季度回歸檢驗的R2值雖有所差異，但模型整體擬合較好。

從股權制衡度對信息性盈余管理的回歸結果來看，股權制衡度與信息性盈余管理正相關，假設H2成立，說明中小股東能夠對大股東的決策權和控制權進行分權，對大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起到監督和制約作用。公司治理對信息性盈余管理的顯著性水平在不同季度的表現不同，說明不同季度中小股東對大股東的監督和制約存在差異性。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信息性盈余管理的檢驗結果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由于集中的股權結構本身具有兩面性，控股股東既有動機和權利去約束管理者維護股東權益，同時由于對企業駕馭能力較強，會對財務報告施加影響，投機性盈余管理仍是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首要動機，抑制了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董事會活動次數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監督機制并沒有真正發揮應有的監督職能，這可能與資本市場環境有關?？刂谱兞糠矫?，資產負債率與信息性盈余管理在0.01水平上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說明公司資產負債率越高，越會對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產生促進作用，越能夠激發管理者的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

4結論

本文以2014-2016年滬、深兩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2014—2016年的公司財務數據，研究了公司治理對信息性盈余管理的影響。對樣本進行實證研究與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第一，股權制衡度與信息性盈余管理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白重恩等[20]研究發現除控股股東持股外，其余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與公司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王化成等[21]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其他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對控股股東的制約作用越強。筆者認為，以上研究結論證實了股權制衡有助于減少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監督大股東對管理層的操縱行為，從而抑制投機性盈余管理動機，促使管理層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提高財務報告質量。

第二，股權集中度與信息性盈余管理的相關性不顯著。LA PORTA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財務報告質量負相關，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和管理層進行控制時通常會運用失真的會計信息[22]。本文認為股權集中度具有的兩面性可能導致實證結果不顯著。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司利益，大股東有足夠的動力來監督和控制公司的經營行為。但當股權高度集中在大股東手中時，可能導致大股東利用控制權優勢侵占公司利益。

第三，董事會活動整體上與信息性盈余管理的相關性不顯著。有學者指出，大多數董事會會議都是圍繞日常業務進行討論，從而限制了外部董事有效管理企業的機會。所以，相對被動的董事會在遇到問題時，通常會被迫從事高頻董事會活動。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在發揮治理效用方面還存在不足，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起到監督作用。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市場監管者和投資者需要關注兩種不同的盈余管理行為，投機性盈余管理更傾向于誤導投資者，信息性盈余管理則是通過盈余管理的手段向投資者傳遞有用的內部信息。股權制衡對上市公司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具有明顯促進作用。促使管理層進行信息性盈余管理，就要優化股權結構，形成產權多樣化的股東制衡機制，實現股權結構的合理優化。本文在信息性盈余管理視角下，研究公司治理結構對信息性盈余管理的影響，只是從總體上給出了二者關系的一個雛形，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改革與發展，未來可以尋找更加合理的代表變量來衡量信息性盈余管理行為。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HOLTHAUSEN R W， LEFTWICH R 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ccounting choiceimplications of costly contracting and monitor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3， 5（2）： 77-117.

[2]GUAY W R ，KOTHARI S P，WATTS R L. A market-based evaluation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 model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6，34 （34）： 83-105.

[3] GUL F A ，LEUNG S，SRINIDHI B. Informative and opportunistic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 relevance of earnings： Some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IOS[J]. Ssm Electronic Journal， 2003，2（2）： 459-463.

[4] JIRAPORN P，MILLER G A，YOON S S，et al.Is earnings management opportunistic or beneficial？ An agency theo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08，17（3）： 622-634.

[5] 紀茂利，趙立平，郭藝馨. 管理層盈余預測與不對稱及時性實證研究[J].河北工業科技， 2018，35（1）：1-6.

JI Maoli， ZHAO Liping， GUO Yixin.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and measured[J]. Hebei Journal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35（1）： 1-6.

[6] LIN Z，LIU M，NORONHA C.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inform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J]. Abacus，2016， 52（3）： 568-609.

[7] 劉淑花，喬貴濤.區域經營環境、會計盈余質量與公司債定價[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03）：23-30.

LIU Shuhua， QIAO Guitao. Region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accounting earnings quality on corporate bond pricing[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016，16（3）： 23-30.

[8 ] DUNN K A，MAYHEW B W. Audit firm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client disclosure quality[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4， 9（1）： 35-58.

[9] 林鐘高，儲姣嬌. 內部控制對股權結構與盈余質量的傳導效應[J]. 稅務與經濟，2012，15（6）：1-11.

LIN Zhonggao， CHU Jiaojiao. Conduction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i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arnings quality[J]. Taxation and Economy， 2012，15（6）：1-11.

[10]杜亭. 股權結構與會計信息質量——2010-2012 年我國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經驗研究[J]. 財會通訊，2015（6）：17-21.

[11]王昌銳，倪娟. 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與盈余管理[J].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41-149.

[12]陸唯文，劉濤.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盈余管理及影響因素研究[J].河北工業科技， 2013，30（2）：92-96.

LU Weiwen， LIU Tao. Stud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of share options in listed companie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J].Hebei Journal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30（2）：92-96.

[13]毛世平.金字塔控制結構與股權制衡效應——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9（1）：140-152.

[14]吳紅軍，吳世農. 股權制衡、大股東掏空與企業價值[J].經濟管理，2009，31（3）：44-52.

WU Hongjun， WU Shino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to check-and-balance ownership structure， tunneling and corporate value[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1（3）：44-52.

[15]CONGER J A，FINEGOLD D，LAWLER E. Appraising boardroom performanc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1）：136-148.

[16]于東智.公司治理、股權安排與經營績效[J].山東社會科學，2001（2）：57-59.

[17]沈藝峰，張俊生. ST公司董事會治理失敗若干成因分析[J].證券市場導報，2002（3）：21-25.

[18]李常青，賴建清.董事會特征影響公司績效嗎？[J].金融研究，2004（5）：64-77.

[19]夏俊彬. 上市公司董事會特征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實證研究[J]. 當代會計，2015（3）：9-11.

[20]白重恩，劉俏，陸洲，等.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2）：81-91.

BAI Chongen， LIU Qiao， LU Zhou， et al. An empirical syudy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5（2）：81-91.

[21]王化成，佟巖.控股股東與盈余質量——基于盈余反應系數的考察[J].會計研究，2006（2）：66-74.

WANG Huacheng， TONG Yan. Controlling share holders and earnings qu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J].Accounting Research， 2006（2）：66-74.

[22]LA PORTA R，Lopez-De-Sisanes Florencio，Shleifer Andrei. 1999.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54（2）：471-517.第35卷第3期河北工業科技Vol.35，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