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無際，金石相期

陳燦峰

忘了是在哪本書上翻到一聯：江湖不可竟其際，金石相期同此真。作者不可考，只記得仿佛是清朝人。后來在畫冊上看到趙之謙書寫過這個對子，行楷，是他從顏體轉到魏碑時期的書風，筆筆跳蕩，筆筆風韻，隱約四十來歲的光景。具體哪本畫冊，一天下午翻遍工作室幾十種趙之謙資料，居然也還是沒找到。

對聯本身其實跟“金石學”或“金石書畫”沒什么必然的關系，內容感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情。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的一個晚上，令狐沖和任我行站在熊熊篝火旁，說著退出江湖的一二三四種想法和理由，任我行的滿頭枯發在夜風中繚亂如狂草，緩緩回答到：“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梢娊?，個人太小。要認識兩個真心的朋友并不容易，對聯里的“金石”，說的是“金石之交”。

轉念一想，古人以“金石”定義交情不會只是隨口說說，此中必有所寄托。具體緣由考證起來想必免不了引經據典、咬文嚼字，那是考據學家的事情，其中細節大可拋開不談，無論如何總不能與“金石”二字脫了干系。世道艱難，人心多變，在古人樸素的理解中，“金”與“石”是兩種最能抵抗時間的物質。商周時期，他們將文字鑄在青銅器上，秦漢之際，他們又將文字刻在石碑與山崖上，兩晉隋唐，金與石還承包了從皇室到民間信仰的塑造，廟堂之上，江湖之遠，處處可見造像與文字的神奇配合。施蟄存先生的《金石叢話》中提到《呂氏春秋·求人篇》說夏禹的“功績銘于金石”，高誘注曰：“金，鐘鼎也；石，豐碑也?！憋@然，古人一直指望借助金與石這兩種載體，讓那些非凡的事跡穿越時空。傳之后世。

當然，他們成功了。

不僅成功，還有意外的收獲。宋元以降，上古金石文字實物一批批重見天日，物質的豐富催生精神的需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以及洪適的《隸釋》為后世學人敲開了“金石學”的滄桑大門，同時，這也是拓片欣賞和研究的發端。馬衡先生在《中國金石學講義》中說： “金石者，往故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于今日者，皆是也”。

入清后“金石學”成為顯學，大凡讀過兩本圣賢書的文化人，都以研討金石為安身立命、著書立說的途徑；考據學、文字學之余，訪碑拓碑，收藏青銅吉金，把玩名貴印石，是文人們學問的輔助、生活的趣味，還是交際的手段。只要稍稍捋一下清代“乾嘉學派”至民國王國維、魯迅等文化精英的治學生活就能發現，將“金石學”目之為中國三百年來學術的基礎并不會有絲毫的夸張。

學術之外，便是藝術，有金石學，就有金石家。風口之下，早已經忘記篆書怎么寫的中國人重新將這項藝術發揚光大，然后以刀為筆，以石為紙，開啟了中國印章藝術自秦漢之后的第二個高峰，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人篆刻”。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信號，篆刻從此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詩、書、畫、印四藝鼎足而立，被視為文人藝術家的標配技能。沒錯，“金石學”同樣也是三百年來中國藝術的基礎。

說起藝術，從來也都是個包容萬象以致光怪陸離的江湖。文人院體，南宗北派，碑學帖學，千年來爭吵不停，喋喋不休，也沒個準信?！敖鹗瘜W”能成為清代主流的學術，金石家能成為清代藝壇的中堅，也許是歷史的必然，也許是藝術的偶然，總之，自然有其因緣所在。近人丁輔之先生在《金石家書畫集》敘言中說：“上窮周秦，遠及海東，殫心汲古，發潛顯幽，金石家者流，負藝林重望者久矣。閑情所寄，或書或畫，皆有奇氣。而其名有彰有不彰，寸縑尺素之所傳，致足珍惜?！彼勺⒁庹呤沁@“或書或畫，皆有奇氣”八字，真是金石家藝術的最佳注腳。

茫茫江湖，之所以能相遇、相知乃至相期，靠的就是這份相投的“奇氣”。清代書畫藝術能從千人一面的館閣體氛圍中脫胎換骨，變靡弱為雄強，為后世貢獻出西泠八家、鄧石如、包世臣、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和齊白石等諸多開宗立派的大家，靠的也是這份歷久彌新的“奇氣”。

文人篆刻的發展史，是觀察金石“奇氣”的一面鏡子。

雖然是元末的畫家王冕開始使用花乳石刻印，但文人篆刻真正有點樣子還是在明末的文彭、何震兩人手上。此后一路慢慢有所發展，到了清初卻不小心偏離軌道，開始趨于纖巧甜俗——這種審美，怎樣都不能令有所追求的文人們滿意。要等到清中期的“西泠八家”，情況才有了本質性的改變。這八家是西泠前四家的丁敬、蔣仁、黃易和奚岡，以及西泠后四家的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和錢松。除了蔣仁是仁和人，其他七人都是錢塘人——當然，這并不是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對于金石學的深入研究，對于刀法的創造和完善，對于金文、詔版、鏡銘、石刻、摩崖等金石文字的汲取運用，以及對于書畫的全方面修養，才是“西泠八家”最珍貴的共同遺產。

而后有鄧石如創立皖派，他的學生包世臣以《藝舟雙楫》扛起碑學大旗，他的徒孫吳讓之謹守師公“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的理念，在篆刻、篆書方面的成就也有前人未到之處。晚清的藝術天才趙之謙，書法顏底魏面，篆刻融匯古今，繪畫開“海派”先河，硬是憑借一己之力為近代藝壇建立門戶；風氣所到處，吳昌碩潛心石鼓文和封泥古樸蒼茫的趣味，齊白石對《天發神讖碑》的天真稚拙情有獨鐘，他們的過人之處，都是能將自己的所有藝術形式都統一在一種十分成熟且具有辨識度的風格之中。幾千年金石的營養在他們手里與書畫印交融如水乳，“奇氣”由此誕生、飄散，漸漸深入中國文人藝術家的骨髓，從此再也揮之不去。

可以大膽地說，要了解清代以來的中國藝術，就不能不了解金石，就不能不懂得欣賞金石家筆墨里、刀痕中那縷不羈的“奇氣”，就像高野侯先生在《丁丑劫余印存》中說的，“其人性情之醇駁，學問之淺深”都可以從中窺測！甚至是拓片上斑駁陸離的石花、青銅器起伏蜿蜒的銹跡，印譜中因年代久遠而泛黃的宣紙、溫潤細膩的印色墨色，雖未必與文字藝術研究有補，但作為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也是金石藝術魅力不可忽視的部分。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訪碑、拓碑是件辛苦且危險的事，晚清高官兼金石家吳大澂為到關外拓碑還需要提前安排好口糧和安保；對于大部分人而言，一輩子的活動范圍其實十分有限，外面的世界多數時候是龐大而模糊的，因此古人才有“江湖不可竟其際”的無奈。當今社會，眼前的世界方便得幾乎觸手可及，對于我們而言，古人的世界、古人的風度甚至是古人之間單純的人際關系，有時反而是模糊而龐大的——而正是金石文字成功擺脫了時間，令我們得以時時感受著古人最真實的脈搏，并在短暫的生命里看見最真實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