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臺與鏡檻
——漢唐時期銅鏡置鏡方式芻議

□ 劉瑞霞

有關銅鏡的形制、紋飾、鏡銘、鑄造工藝等內容已經在學界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還有很多相關問題有待解決，比如古人照面的時候，銅鏡是如何放置的？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有學者進行了討論[1]，出于對這一問題的興趣，筆者也查閱了一些歷史文獻和考古出土材料，嘗試對漢唐時期的銅鏡置鏡方式進行考察。

一

銅鏡在照面時，除手持使用之外，主要借用外物承托，所承之物，翻閱歷史文獻資料，有稱為“鏡臺”、“鏡檻”與“鏡架”者。

最早見到“鏡臺”的文獻資料，是魏武時期的《上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盵2]河南安陽西高穴東漢曹操高陵曾出土刻有“鏡臺一”三字的石牌，表明東漢時期，“鏡臺”就已經成為置鏡的常用之物?！稌x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服用有玳瑁細漏鏡臺一?！眲⒘x慶《世說》曰：“劉聰為玉鏡臺，溫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眲⑺卧巍镀鹁幼ⅰ吩唬骸绊f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芍R臺材質有銀、玉、銅之別。另有，梁劉緩《照鏡賦》：“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背后銘文宜子孫?！盵3]《木蘭辭》：“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辩R臺放在近窗的位置，應是光照所需?！稛o題》：“長眉畫了繡簾開，碧玉行收白玉臺?！卑子衽_即玉鏡臺，說明鏡臺也不一定長期擺在外面，也可收納起來。但是，如唐代那首著名的偈子：“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盵4]應是不方便收納的一種，需要長期擺在外面，作為固定的梳妝臺使用。

“鏡臺”，也被稱為“鏡檻”。謝朓《詠鏡臺》：“玲瓏類丹檻”，程注：“題云鏡檻，當是鏡臺耳?！盵5]

宋以后，文獻中才開始出現“鏡架”的稱謂，這似乎意味著置鏡方式的轉變，或與家具的變革有關。

二

文獻當中記載的“鏡臺”與“鏡檻”具體是什么形制？筆者嘗試通過考古出土的漢唐時期的相關實物予以探討。通過目前搜集到的材料，大致可以分為支架型和立柱型兩類。

圖一 九連墩1號楚墓出土漆木梳妝盒

圖二 臨淄商王村1號戰國晚期墓出土銅鏡支架

圖三 重慶涪陵點易墓地3號西漢早期墓出土銅鏡支架

圖四 連云港灌云龍苴城漢墓出土銅鏡支架

1.支架型。

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置鏡實物是九連墩1號楚墓西室出土的一件漆木梳妝盒，上下盒蓋內鑿空置放銅鏡、木梳、刮刀、脂粉盒，同時在上下盒蓋內各裝有可伸起的支撐[6]（圖一）。筆者未見過實物，但是仔細看圖片，支撐上并沒有嵌鏡的溝槽，懷疑可能是上下盒蓋呈半合狀態時，將銅鏡放置在支撐上，并斜靠在半合的盒蓋上。這件梳妝盒的設計蘊含了古人的巧思，是貴族精致生活的反映。

臨淄商王村1號戰國晚期墓出土的一面銅鏡背后有一支架，由細竹、空心木塞、八棱體銅件及圓形箍構成。使用時，竹尖套在木塞里，木塞嵌入銅件內，銅箍固定于細竹末端。用時以支架撐于鏡后，不用時將支架收起[7]（圖二）。

重慶涪陵點易墓地3號西漢早期墓清理出土一件與鏡同出的附屬物。發掘報告稱：“出土時，鏡面向下，鏡背上散存兩件木質束腰多棱桿、幾件小圓柱體構件及少量金箔。兩件多面體束腰木桿形制規整，一面上粘接金屬條狀物，雖已炭化，但木質堅硬，長度各約為銅鏡的半徑，當是作為鏡架使用?！备鶕枋鐾茰y，兩件束腰木桿、鏡面與承托平面形成縱面三角結構，以達到立鏡的目的[8]（圖三中2、3為鏡架）。

連云港灌云龍苴城遺址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墓葬出土一枚銅鏡，銅鏡后有一個銅鏡架，“鏡架為長條形，作四龍交織狀，兩端各伸出兩只相背的龍首，整體對稱分布。一端的龍首后部卡在鏡鈕內，另一端兩只龍首”伏地支撐[9]（圖四）。

以上均為簡易的銅鏡支架，方便支撐和收納。支架高度均未超過銅鏡的直徑，支架與銅鏡鏡緣共同構成支撐點，使用時估計是放在幾案等家具上。

此外，還有一種支架，由三條支撐腿構成，類似現在的相機三腳架。

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28號東漢晚期墓出土一件鎏金三足座人像鏡架。人像似羽人，呈跪姿，雙手拱于胸前。底座下有三條支撐腿，由上、中、下三節圓形銅管與木柱構成，上節銅管與底座伸出部分以鉚釘相連，為活節，管長6.1厘米。上節與中節銅管之間以木柱相連，木柱已殘斷。中節銅管分為兩部分，亦以鉚釘相合，可折疊，在上部分管內有一孔，孔內有一銅栓，用來固定中節活動銅管。中節與下節銅管之間也是由木柱相連。人像加上三腳架，通高約33.1厘米[10]（圖五）。

類似的支架還見于洛陽新安縣西晉墓和南京仙鶴觀東晉墓中。

洛陽新安縣262號西晉墓出土的銅支架，鎏金，架座銜接三個支架，每個支架分上、下二節互相銜接，上節中部各伸出一鉤，兩上曲一下曲。鉤下內側有一環，以銅鏈互相連接；下節中部各飾弦紋三，下端為蹄形足。一銅人雙手交置于胸前，跪坐于架座上。通高73厘米[11]（圖六）。

南京仙鶴觀6號東晉墓出土的銅支架器表鎏金，三只細長竹節形支腿，頂端出榫，中央有小孔，中部一側各有一小環紐，可以鏈環相連接固定，下端為獸蹄形足。另有一圓形臺板，中央有圓孔，周圍有3組卡銷，兩邊皆有孔，可以細釘固定連接臺板與支架頂端。通高78.8厘米[12]（圖七）。

圖五 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28號東漢晚期墓出土支架

圖六 洛陽新安縣262號西晉墓出土的銅支架

圖七 南京仙鶴觀6號東晉墓出土的銅支架

圖八 沂南東漢晚期畫像石鏡臺圖像

圖九 《女史箴圖》鏡臺圖像摹本

圖一○ 朱然墓貴族生活漆盤鏡臺圖像摹本

圖一一 首爾民俗博物館銅鏡臺復制品

這三件支架造型與結構均相類，只是南京仙鶴觀6號東晉墓的鏡架在支架頂端置鏡，而洛陽新安縣262號墓和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28號東漢墓的鏡架在支架的中部鉤曲處承鏡。時代也集中在東漢晚期到兩晉時期，似乎表明至遲在兩晉時期成為固定的形式之一。置鏡后的高度大約在70厘米左右，剛好是成年人跽坐的高度，應是直接放置在席上使用的。

2.立柱型。

該型又分為Ⅰ式和Ⅱ式。Ⅰ式由立桿、長方形臺板、圓形底座構成，在沂南東漢晚期畫像石[13]（圖八）、傳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14]（圖九）以及三國朱然墓貴族生活漆盤上[15]（圖一○）均有見到。使用時，用綬帶將鏡鈕與支架系在一起。臺板的功能可能是梳妝時收置一些物品。

Ⅰ式鏡臺[16]目前尚未見到考古出土實物，但是筆者在首爾民俗博物館見到一

件復制品（圖一一），時代在高句麗時期，與畫像石等圖像上見到的時代一致。

Ⅱ式鏡臺由四葉形臺座、立桿、龍首狀半圓形槽口構成。使用時，將銅鏡卡進槽口內。所見實物有：上海博物館藏東漢鎏金龍紋鏡臺[17]（圖一二）、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漢代雙龍首弧形鎏金鏡臺[18]（圖一三）、Lally公司展東漢銅鏡臺、息齋藏鏡臺、洛陽金村出土東漢鏡臺，這五件鏡臺均被認為是東漢時期，甚至有幾件可明確到東漢初期[19]。

圖一二 上海博物館藏東漢鎏金龍紋鏡臺

圖一三 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漢代雙龍首弧形鎏金鏡臺

圖一四 涿州東漢墓出土陶質鏡臺

圖一五 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瓷鏡臺

圖一六 河南偃師杏園李歸厚夫婦合葬墓出土鐵鏡架

Ⅱ式鏡臺造型統一，應為東漢時期貴族使用的一種鏡臺形式。有學者認為“是由九連墩楚墓出土漆木梳妝盒中鏡架的形式發展而來”[20]，但九連墩楚墓支撐較平，且無凹槽，應無傳承關系。Ⅱ式鏡臺所見的資料均未提及有關其高度的信息，通過銅鏡和鏡臺的比例，大致可以推測，該鏡臺也是放置在案幾等有一定高度的家具之上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東漢的鏡緣相較之前的凸緣，發展平緣或者斜緣，或與銅鏡要卡入凹槽有關。

此外，還有兩件鏡臺與Ⅱ式鏡臺相似，但是置鏡方式介于支架型與Ⅱ式鏡臺之間，它們分別為：涿州東漢墓出土陶質鏡臺[21]（圖一四）、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瓷鏡臺[22]（圖一五）。前者“由兩部分組成，下部鏡臺中空，長方形孔，正面設三個圓孔。鏡臺上部呈T字形，橫斷面長方形，下端向內略收成榫，插入鏡臺下部的長方形孔中。榫至上部鏡架中部有四個小圓穿，穿至架頂中下部設一弧形鏡托，放置一面陶鏡”。該鏡臺與鏡均為明器[23]。后者由立柱、弧形鏡托和長方形底座構成，據原報告線圖，推測銅鏡應是放置在鏡托上并靠立于立柱上。原報告將其歸入日用器物模型一類，也應屬于明器[24]。明器是喪葬用器，制作時只追求形似，而無實際的功能，并不能作為實用置鏡的嚴謹材料，但是可以作為外觀形制的參考，如果將其視作立柱型鏡臺的范疇，那么這種形式的鏡臺最晚時段即可到隋。

三

唐代出土的置鏡實物較少，目前僅見河南偃師杏園李歸厚夫婦合葬墓出土的一件鐵鏡架?！斑@件鐵鏡架的結構，是用鐵條鍛打成兩個梯形框架，框架之間用一軸連接?！鄙喜靠蚣苌隙酥?、中、右各有三個折疊凸起，以便于懸掛銅鏡?！跋驴虻撞康淖笥覂蓚?，各有一個中空凸起，便于穿系繩索，控制鏡架的開合角度?！盵25]（圖一六）這種鏡架形式，不見于唐代以前，卻開啟了五代宋遼元時期一種交床型鏡架的先河。

綜上，我們對漢唐時期的置鏡方式有了一個總體的認識。置鏡方式大致分為支架型和立柱型兩類。支架型又可分為簡易支架和三腳立架兩種：簡易支架時間在戰國到西漢時期，形制并未固定，可能和照容方式還沒固定有關，畢竟盛水之“鑒”仍在使用；三腳支架集中在東漢至兩晉時期。立柱型又分為帶長方形臺板的Ⅰ式和帶龍首狀卡槽的Ⅱ式，Ⅰ式時間在東漢至兩晉時期，Ⅱ式集中在東漢時期，但是由于材料所限，推測立柱型使用的時間可晚至隋，到唐代出現一種新的置鏡形式。

漢唐時期，垂足坐具還未出現，古人席地而坐，為了滿足照容的需求，置鏡或在幾案上（簡易支架、立柱Ⅰ式），或直接在坐席上（三腳支架、立柱Ⅱ式）。

參考文獻，漢唐時期的置鏡之物稱作“鏡臺”或“鏡檻”，屬于本文探討的范疇，唐以后文獻出現的“鏡架”應是指交床型或者更晚出現的座椅型。

（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杭侃教授的幫助，特此感謝）

[1]朱仁星《鏡臺與鏡架》，《故宮文物月刊》1990年第9期；周亞《銅鏡使用方式的考古資料分析》，《藝術品》2014年第8期；劉芳芳《鏡臺小考》，《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3期；霍宏偉《鏡架與鏡臺》，自《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2][3]引唐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2004年2月。

[4]唐慧能《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

[5]《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2004年11月。

[6]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

[7]臨淄市博物館、齊故城博物館《臨淄商王墓地》，齊魯書社，1997年。

[8]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重慶涪陵點易墓地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10期。

[9][17][23]劉芳芳《鏡臺小考》，《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3期。

[10][18][25]霍宏偉《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11]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新安縣西晉墓（C12M262）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12期。

[12]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墓》，《文物》2001年第3期。

[13]蔣英炬、吳文藻《中國畫像石全集1·山東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14]網絡，大英博物館藏，摹本引自霍宏偉《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4期，摹本引自霍宏偉《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16]因為有底座，以“鏡臺”描述。

[20][22]周亞《銅鏡使用方式的考古資料分析》，《藝術品》2014年第8期。

[19]周亞《銅鏡使用方式的考古資料分析》，《藝術品》2014年第8期；霍宏偉《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10月。

[21]史殿?！朵弥萘柙萍瘓F新廠東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07年3期。

[24]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