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背后的權力版圖

毫無疑問，百廿年前的戊戌變法，是一場戛然而止又尚未完成、百日而夭卻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一百多年來，有關戊戌維新的回憶、總結、考證、糾謬、闡釋等各類論著層出不窮，成果豐碩。該領域研究可謂有了非常深入之進展。綜觀既有成果，不難發現，這前后持續短短四載的政治、文化運動，在近代史上的位置與意義，絕非僅以一場政治事件所能概括與形容，所以值得從更加縱深、宏大的角度去考察、反思此歷史片段，對其歷史地位予以更加立體、多維的評價。

譬如“改革”，儼然已是百余年來的一個關鍵熱詞，究竟變法因何興，為何而??？改革潮流是一派領軍，還是眾人共引？這場運動的利弊得失在當下語境里，又該如何考量？

與此同時，戊戌變法不唯是一場政治改革，其風潮所及，引來了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諸領域的變遷與遞嬗，因此不妨轉移焦點，將目光投射于文學乃至文明層面，或許能夠重識一個更為縱深、多元、廣闊和另樣的戊戌變法。

改革豈有完成時，站立于新的歷史節點上，身處轉型巨浪中的我們，重顧戊戌，重估戊戌，其意味猶如由陳釀中品出了新香，從古剎里領略到新景，歷久彌新。

—王學斌（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副主任）

1895年9月1日傍晚，在京城最為著名的河南會館嵩云草堂中，一場夜宴悄然舉行。據當晚在場的翰林院編修徐世昌記載：

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約，議開書局（強學會）。同座陳次亮（陳熾）、陳養園（陳養源）、康長素（康有為）、叔衡（丁立鈞）、子培（沈增植）、子封（沈增桐）、慰廷（袁世凱）。

在徐心目中，此聚會多賴當年義結金蘭的好兄弟袁世凱引介，他方得以躋身彼時京師最趨時且領風氣的朋友圈，零距離預聞當朝俊彥們的革新良策。

然而，這頓“長見識”的飯局，于自視甚高的康有為看來，則意義非同凡響，其在日后頗帶粉飾色彩的自編年譜《我史》中強調：

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開會不可，在外省開會，則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大夫開之于京師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而舉之于輦轂眾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書不達之后，日以開會之義，號之于同志……吾復挾書游說，日出與士大夫講辯，并告以開會之故，名者日眾。乃頻集通才游宴以鼓勵之……七月初，與次亮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嶠銳、丁淑衡立鈞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張巽之孝謙、陳□□（養源），即席定約，各倡義捐，一舉而得數千金，即舉次亮為提調，張巽之幫之……于是，三日一會于炸子橋嵩云草堂，來者甚眾。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京師世風能夠為之一新，士林面貌得以重振，乃至以追求維新為鵠的之強學會得以創辦，他鼓與呼之作用至關重要。這種說法在弟子梁啟超的筆下愈發坐實，“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并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厘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及乙未之役，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為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易……皇上嘉許，命閣臣抄錄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宮南窗，以備乙覽，以一份分發各省督撫會議?？涤袨橹醭绣肪?，實自此始”。此段話出自《戊戌政變記》。該書撰寫于康梁流亡日本期間，為扭轉日方對師徒諸人的看法與應對海外輿論的質疑，梁啟超秉承師意，用其常帶魔力之筆鋒，完成了這部政治宣傳味道遠大于真實敘述的作品。歷史的吊詭與反諷之處在于，此書并未實質上改變康梁等人的現實處境，卻意外地鑄就了百余年間草堂弟子在戊戌變法史領域主流話語權。不算夸張地講，梁任公有意建構了一套以康有為為領袖和主線的戊戌維新運動宏觀敘述框架。在一個多世紀戊戌變法的回顧與研討中，《戊戌政變記》的總體描述逐漸獲得認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關專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礎上演變出一個戊戌變法史權威敘述體系。一言以蔽之，這是一部康有為由布衣而卿相的個人發跡史，康有為的維新理念被說成是變法運動的惟一指導思想，而政變的根源則徑直簡約為光緒和慈禧之間的新舊和帝后之爭。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為后人，我們有幸站在了廬山之外遠望崇山峻嶺。不妨再將視角切換至局外人徐世昌處。時隔兩月，11月5日，強學會同仁再次大聚，時間改在了午后：

歸，子封在寓。午后同其赴強學會宴集，巽之承辦，座有于惠若（式枚）、文蕓閣（文廷式）、梁卓如（梁啟超）、汪伯唐（汪大燮）、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菩岳）、美人李佳白（字啟東）、畢德格（字子明）。二李皆能讀中國經史，啟東作山東浜海語，菩岳仿佛中國官話。言及立志向學，萬國會通同享升平，令人有無限河山之感。

考慮到此次聚會應是沈增桐邀徐參加，且徐自始至終非強學會核心人物，更多以邊緣角色的身份參與其間，故其日記中兩則較為客觀的描述，其實已隱約揭示出一個事實：強學會絕非康梁筆下奉康南海為首領的嚴密組織。此情形康有為在《我史》里亦有透露，“張（張孝謙）為人故反復，而是時高陽當國，張為其得意門生，故沈子培舉之，欲使其勿散壞也?！碑斊鸩輰W會章程時，“丁、張畏謹，數議未定”。之后學會內部矛盾愈發顯現，隨著劉坤一、張之洞、王文韶、宋慶、聶士成等文武顯宦紛紛捐款，學會一時間“士夫云集，將俟規模日廓，開書藏，派游學游歷”。然而丁立鈞、張孝謙“龂龂挑剔”，張甚至欲圖借此牟利，“以開書局于琉璃廠”?？祵嵅荒苋?，當面折以“今日此舉，以義倡天下之士；若以義始而以利終，何以見天下乎？”據載張孝謙頓時語塞，舉座不歡。

綜上其實不難看出幾重微妙信息：其一，強學會核心人物各懷心事，更多聽令于背后各自的靠山；其二，雖康有為人微言輕，但他鼓吹的維新改革主張卻儼然是時代共識，不但清廷意識到要“圖自強而弭禍患”，就必須“蠲除積習，力行實政”，拋棄“重農抑商”的舊思維，擁抱“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的近代資本主義治理模式，就連很多守舊人物也或多或少地開始講求變法。比如同治帝師、光緒朝著名的守舊人物徐桐，“每見西人，以扇掩面”。但到光緒二十一年，徐桐也開始就改革清軍武備、實現軍械制式化專門上奏，請飭各省制造局仿造外國先進槍炮，并將“新鑄槍炮改為歸一，一律取現在軍械中第一快利合用之式為準，彼此仿造勿許歧異”，統一制式，自力更生，最終避免依賴外國。被康有為在《我史》中聲稱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派”榮祿，其實早在戊戌維新之前也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改革實踐：裁汰旗兵，西法練軍；批評八股，“建言非設學堂不可”。至于李鴻章“蠲舊習之澆漓，致維新之政治”的犀利言論、袁世凱之以變法進言翁同龢，更是清末官僚群體普遍“思變”“求變”的真實寫照。因此強學會引來了諸多政壇大佬與外國人士的關注與介入；其三，歷來政治大事件皆因人成事，康有為欲將變法大計聳動上聽，必須藉大佬之力，反之有心革新的大佬也希望把康納入麾下，為我所用。是故，之后的戊戌變法劇情，一定程度上乃雙方共謀之結果。

不妨還是循著之前線索接著談。強學會鼎盛之際，因甲午大敗失勢的李鴻章也打算借機表明趨新之意，主動認捐2000元以求入會，孰料會中眾人因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為由拒絕李之捐款。這一招可謂引來李鴻章的勃然大怒，他在奉命出使俄國前曾揚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嗎？”時隔不久，狠話化作狠招，1896年1月20日，李的兒女親家、御史楊崇伊上折參劾強學會“口談忠義，心薰利欲”，“目前以毀譽要公費，他日將以公費分毀譽，流弊所極，必以書院私議干朝廷黜陟之權，樹黨援而分門戶，其端皆基于此”，故請中央查禁該組織。朝廷該日即頒布諭旨，“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分外巧合的是，楊上奏當日，軍機大臣李鴻藻隨同慶王奕劻、徐桐、榮祿等一干重臣赴菩陀峪考察慈禧墓地工程，中樞只有恭親王、翁同龢、剛毅留守，對楊的參折，似并未強加阻止。

面臨李鴻章的猝然一擊，強學會諸人手足無措。好在翁同龢與李鴻藻于幕后竭力斡旋，采取變通辦法，將學會改為官書局，勉強堪為兩全之策。以往對于此風波，論者多認為強學會堅拒李鴻章而遭其報復，實在是不智之舉，失去了一位支持改革的重要人物。然而此看法實陷入倒果為因的誤區。倘仔細剖析強學會諸人背后的“大老板”，沈增植、沈增桐、文廷式、陳熾向來將翁同龢奉為恩師，張孝謙的后臺是李鴻藻，楊銳是張之洞的“坐京”，丁立鈞、袁世凱、徐世昌等則游移于榮祿、張之洞幾股勢力間。如此力量構成，顯然翁相門人占優，他們對李鴻章素無好感，其余成員想來多隨風附和，于是強學會抵制北洋，便是自然而然了。

就在北京的強學會由熱鬧走向沉悶的同時，康有為經同鄉梁鼎芬大力周旋，奔赴南京，與支持變法的大佬張之洞見面。此次相會，對于康、張二人，意義都不尋常?？涤袨樽灾泳┢陂g，雖然拜會了翁同龢這般大佬，但并未達到預期效果，反倒給翁師傅留下了“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的不佳印象。況且強學會已是同仁追名逐利之所，因此康迫切需要另覓靠山，推行變法主張。而張之洞這邊，一方面康有為在京城知識界與官場已爆得大名，素喜延攬人才的張自不會放過這等人物，借此一窺康的虛實，另一方面的隱情是此時張之洞的次子不幸溺亡，其不勝傷悼，與以健談甚至話癆聞名于世的康有為對談，“使之發揮中西之學，近時士大夫之論，使人心開”。

于是乎二十多天內，張香帥與康有為“隔日一談，每至夜深”，賓主可謂盡歡。張遂支持康有為在上海創設強學會的想法，自捐500兩，另劃撥公款1000兩，作為活動經費。是年底，上海強學會順利成立。然而自始至終，張之洞對康有為欣賞之余，仍多有擔憂。對于康之孔子改制的觀點，張無法茍同，并特意授意梁鼎芬勸告康放棄該學說。也正是基于此種懷疑，張之洞又委派心腹幕僚梁鼎芬、黃紹箕與康一道赴滬辦會，名為協助，實則暗中監督與約束?？梢哉f，作為老謀深算的政壇前輩，張之洞的如意算盤是利用康有為在彼時的政治影響力、號召力來為己所用，吸引賢俊，從而塑造自己開明維新之形象，為可以預計的未來政治變革積累資本。

殊不知康有為不僅狂妄，而且固執，并未按照張之洞設計的軌跡執行。抵達上海后，康就全憑個人想法來籌建運行強學會，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于是待由康氏主持的《強學報》第一號刊布，其與張之洞的矛盾終于激化。究其具體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報紙登載軍機大臣廷寄內容，有泄露朝廷機密之嫌；二是采用孔子紀年，與張的學術理念明顯立異，且易招致朝野攻訐。既然康有為不服從自己指揮，且屢屢觸犯政治忌諱，張之洞只得明哲保身，于1896年1月26日嚴令取締上海強學會。自此，張、康二人走向決裂，再無交集。這也意味著當時兩股趨向改革變法的力量從此涇渭分明，各奔東西。

即使后來一直以開通形象示人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其與康梁等人的交往，也堪稱貌合神離。主政湖湘后，陳的確響應潮流，以轉移風氣為己任。特別是設時務學堂于長沙，邀請梁啟超入湘主持講席，他聯合譚嗣同、黃遵憲、熊希齡等人，“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樂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這些做法很快引來直屬上級張之洞的警惕，提醒陳轄內所辦《湘學報》內容“遠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且海內嘩然，有識之士必將起而指摘彈擊。亟宜諭導阻止，設法更正”。陳迅即做出回應，決定“刪去報首議論”，以避免惹來不必要之是非。等變法進入實施階段，陳寶箴更是公開彈劾康有為等人的政治主張，如1898年7月12日，他上奏《請厘正學術造就人才折》，指出康氏所著《孔子改制考》“據一端之異說，征引西漢以前諸子百家，旁搜曲證，濟之以才辯，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過穿鑿附會。而會當中弱西強，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為偏宕之辭，遂不覺其傷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堅，失之愈遠，囂然自命，號為康學，而民權平等之說熾矣”。這勢必有悖于維護傳統綱常倫理，故陳徑直請求朝廷“飭下康有為即將所著《孔子改制考》一書板本，自行銷毀”?？芍悓汅痣m亦倡導維新，但其學術主張與康梁并不一致，這也難怪后來陳寅恪回溯戊戌變法的思想脈絡，認定“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后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至南?？迪壬谓裎墓蛑畬W，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标悓汅鹬T人是基于個人體會和執政經驗角度倡導借重西法以改塑舊法，這與康梁等人的從今文經學中憑空推導“孔子改制”的作法，自然不是一種路數，漸行漸遠實屬正常。

1898年4月，張之洞推出了其系統的維新變法方案：《勸學篇》。根據其幕僚辜鴻銘的說法，康有為該年博取光緒帝信任，以朝廷名義大量頒布變革法令，致使局勢愈發復雜微妙，為洗脫自己與康梁的關系，展示不同于對方的改革方案，張之洞召集幕僚在武昌棉紡廠的頂樓會議室進行了一次極其重要的內部會議，專門討論如何應對康有為式的“雅各賓主義”。之后，高舉中體西用主旨的變法宣言書《勸學篇》問世。這其實也代表了當時一大批支持變法且迥異于康梁方案的地方督撫士紳的主張。

這套明顯帶有自辯性質的改革方案，雖意在糾正康有為式的激進主義傾向，但在光緒帝看來，二者都是支持改革，區別差距并不大，因此似乎并未深察張之洞隱藏其間的良苦用心。反倒像張這般的封疆大吏公開撰寫著作表示支持清政府進行政治性改革，從而進一步促成了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方案轉入實際操作階段。這恐怕也是張之洞始料未及的吧？終于，如上雖懷改革共識，但各有自家心思的趨新力量，終于在1898年的夏天被一并裹挾到變法洪流之中。權力因維新裂，變法盛宴背后的勢力版圖，行至此時，既清晰又模糊。

師從陳寅恪的著名史家石泉先生曾就甲午戰后的政治勢力消長做出如下判斷：

甲午以后，淮軍式微，清流亦因康梁維新運動之起，而大為分化，于是政局形勢全失平衡。

“分化”與“失衡”，可謂用詞極為精當。毫無疑問，變法維新是當時社會的主流，主張變法的政治派別不止康梁一家。甲午戰爭慘敗后，中國必須變革已是朝野各種勢力之共識，由此而催生出各種政治集團。一方面地方士紳基于愛國之情而通過傳統的鄉土和師承等關系組織維新團休，要求進行改革，除了康梁外，至少還有江浙和湖南士紳。另一方面統治集團內部發生裂變，新一輪分化組合與興衰沉浮自此肇端。一批地方督撫主張變法，南方有張之洞、陳寶箴集團勢力的不斷增強，成為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而李鴻章的北洋集團不可避免地發生分裂，以袁世凱為代表的中層官僚謀求在新環境下實現自己的變法主張。與此同時，坐鎮中央的光緒皇帝、李鴻藻、翁同龢、榮祿等也反思過往教訓，認真思考變法大計。他們的變法思想各有特色，有深有淺，共同營造了這場變法盛宴。概言之，維新變法是當時國內各主要階層的普遍訴求，而不是康有為一人的閎識孤懷。

故而，權力因維新而裂。不過，因維新而裂變的又何止權力場，恐怕彼時的思想界亦可作如是觀。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