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的文學面

陸胤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史的風陵渡口。但長期以來，人們不僅在事實層面受制于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等強勢歷史敘事，將這場多方勢力參與的革新運動窄化為康梁一派的運作，更往往將之局限在政治斗爭領域，而漠視這場變局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廣泛影響。

事實上，還存在著一場“文教”意義上的戊戌維新。甲午以來反省洋務運動的社會思潮和追求“變法本原”的輿論氛圍，在維新前后得到短暫釋放。通過科舉改制（特別是八股改策論）、學制更張、設立大學堂等事件，“學務”被納入變法的范圍，作為庚子以后學務新政的先聲，深刻影響著傳統政教向近代教育制度的轉化。而在中國固有知識結構和教化體系中地位不甚崇高的“文學”，也在漢字漢文的危機以及社會變革的契機中獲得了意外的關注。

漢字漢文的危機

戊戌維新期間，“官民一律得上書言事”。七月二十二日，時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的福建安溪人林輅存，向都察院提交了主張施用“切音字”的呈文：

蓋字者，要重之器也。器唯求適于用，……我國之字最為繁難艱深，以故為學綦難，民智無從啟發。泰西人才之眾，實由字學淺易?？计浞?，則以字母拼合，切成字音，故傳習無難，而淺學有逮。今欲步武泰西，當察其本原所在。

甲午戰敗以后，士大夫頓覺曾國藩、李鴻章以來三十年的“辦洋務”走錯了路，堅船利炮未必能帶來“富強”，轉而紛紛探求真正的“變法本原”?；蜓怨僦?，或言科舉，或言財稅。甚至也有像林輅存這樣，把變法成敗歸因于文字的：漢字象形難學，西文拼音易就，文字之別，竟然造成中西民智和國力的差距。讓漢字為落后挨打“背鍋”，這當然是晚清時局逼出來的書生之談。

在瓜分危機的壓迫下，戊戌前后士人的激進程度，實超出我們今天的想象。當時甚至已有人提出廢棄漢字的主張（見王樹枏轉述錢恂語）。林輅存呈文提倡“切音字”，也是要為漢字造拼音。這在當時并不算很新的想法。西洋傳教士早就有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官話或方言的先例，類似的嘗試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1892年，福建同安人盧戇章創制了一套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變體拼寫廈門話，直接啟發了林輅存的上奏。在1892至1911年間，國人創制的拼音方案至少有31種，拼寫對象涵蓋南京、北京官話以及漳州音、廈門音、泉州音、福州音、廣州音、溫州音、湖北音、吳音等多種方言；字母形體則有拉丁字母、拉丁變體、擬日本假名、漢字筆畫、漢字古字、數碼、速記符號等，林林總總，充分表現了晚清人自我作古，模仿倉頡造字的熱情。除了個人和傳教士的創作，新式學堂、封疆大吏甚至學部都是“切音字”的推行者。晚清的“切音字運動”，被追溯為民國以后“國語運動”的源頭。

當時趨新者對漢文書寫的變革試驗，除了文字，還有文體。同樣在1898年，一種題為《無錫白話報》的刊物悄然出現。在朝野上下維新風潮中，其創辦者裘廷梁寫下《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把變法的“本原”歸結到白話與文言的升降。在他看來，文字是“天下公用之留聲機”，文字始于白話，文言愚民而白話開智。裘廷梁所說“白話”實是南北流行的“官話”，但與今日之“普通話”不同，晚清“官話”并無一定標準。為了防止人們把“無錫白話”誤解為無錫方言，裘氏隨即改報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據胡全章的統計，丁酉、戊戌以降，清末總共涌現了280多種白話報刊，這還不包括《大公報》之類大報附送的“白話附張”。固然這些“白話文”多半立足于為“愚民”說法，在五四一代看來，或許不算嚴肅的文學創作。但其取用宋元語錄、說部戲曲、圣諭演說、官府告示等多方資源，使此前蕪雜多變的白話文體進一步書面化、學理化、通行化，初步夯實了現代漢語書寫語言的基礎。

從“切音字”到“白話文”，晚清士人憂心的無非是漢字漢文之難造成民智閉塞，國家動員能力也因此受限。如當時康、梁師徒對中國城鄉識字率的估計，大抵在20-30%之間，較之“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自然是少之又少。但這些數字和判斷，卻往往基于外人不無隔膜的議論。如康、梁關于識字率的認知，大概就來自李提摩太等傳教士。晚近研究表明，這一數字大大低估了當時中國城鄉男女現實的語文水準。而如何界定“識字率”，更是一大難題：能寫名字就算“識字”（當時歐洲普遍的標準）？還是要能寫會算，甚至讀懂《四書》才算“識字”？漢字的“字”和西語西文的“字”就有很大差異，不同標準更會帶來迥異的統計結果。

晚清趨新者的文字文體變革論，還獲益于一股來自日本的新思潮，即所謂“言文一致”——書面文體要跟口頭語言相一致。早在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87）中，就已有“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的判斷。晚清人走出國門，發現歐美、日本的販夫走卒都能讀書看報，以為所以然者，在于采用拼音文字和通俗文體。但就當時西歐與日本的現實而言，語言是否真和“文字”一致？或者說，知識的普及究竟是源于采用拼音文字、通俗文體，還是如日后章太炎指出的，“在強迫教育之有無”？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黃遵憲對于“言文一致”的鼓吹，關于“漢字難學”的描述，實來自當時日本人學習本國語文的困難——明治時代的日文仍夾雜著大量漢字，作為與日語這種黏著語性質不盡調和的孤立語文字，漢字成為教育普及的障礙，故有廢止或限制日語書寫中漢字使用的提議。然則，在完全以漢字書寫（并不夾雜假名等拼音文字）的中國，漢字存廢實在是一個偽命題。同樣是“漢字”，日本、朝鮮、越南等漢字圈周邊國家借用的“漢字”和中國自身的文字，其實是性質不同的書寫媒介。晚清趨新者在二者之間的類比，未免有點不太妥當。

戊戌維新前后文字、文體層面的“維新”主張，固然引導了后來的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但其中過分激進的部分，如文字的全盤拼音化、廢棄漢字等，最終并未成為歷史的選擇。而在晚清的歷史語境中，“切音字”也主要是作為注音符號和啟蒙工具，白話文更局限在特定的應用場合。由于方言的障礙，尚未有統一的“普通話”，學術界和教育界流行的“普通文”，反而是夾雜著大量新名詞的淺近文言。

新名詞革命

在“百日維新”如火如荼的1898年夏，湖南學者王先謙給巡撫陳寶箴寫了一封信：

自《時務》館開，遂至文不成體，如腦筋、起點、壓、愛、熱、漲、抵、阻諸力，及支那、黃種、四萬萬人等字，紛綸滿紙，塵起污人。

與此同時，湖南保守鄉紳為抨擊康黨而編成《翼教叢編》一書，也提到：“觀《湘報》所刻諸作，如熱力、漲力、愛力、吸力、攝力、壓力、支那、震旦、起點、成線、血輪、腦筋、靈魂、以太、黃種、白種、四萬萬人等字眼，搖筆即來，或者好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閱不終篇，令人氣逆?！倍呔约爱敃r透過《時務報》《湘報》等新派報章，文章界開始流行一種“新名詞”，極大沖擊了清代詩文“清真雅正”的主流好尚。

這些令老派“氣逆”的“幽渺怪僻之言”，屬于晚清創制新名詞的第一階段。它們多來自在華西人譯撰的科學著作。如“腦筋”一詞原作“腦氣筋”，即nerve的舊譯（后被來自日本的新譯詞“神經”取代），見于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全體新論》；以“力”結尾的名詞，則拜格致新說所賜。但中國士子的創造性發揮也不容忽視。如震撼一時的譚嗣同《仁學》，即將19世紀物理學流行的“以太”（ether）概念與儒家之“仁”、耶穌之“愛”、佛教的“性?！毕嗦撓?，并刻意把引力（attraction）譯為無所不在“愛力”，從中敷衍出一大套哲學體系。

此類泛哲學宗教化的“科學”新名詞，甚至還從文章進入詩歌。日后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回憶，大概在1896至1897年間，他和譚嗣同、夏曾佑提倡過一種“新學之詩”，其特點就是“挦扯新名詞”——把“經子生澀語”、“佛典語”跟來自漢譯《圣經》或晚近科學譯著的“歐洲語”雜用，與《仁學》的措辭幾乎是同一風格。諸如“綱倫慘以喀私德（Caste），法會勝于巴力門（Parliament）”（譚嗣同《金陵聽說法》）之類的惡札自不待言，但也有一些相對成功的例子，如譚嗣同贈梁啟超的這一首：

虛空以太顯諸仁，絡定閻浮腦氣筋。

何者眾生非佛性，但牽一發動全身。

機鈴地軸言經緯，吸力星林主有神。

希卜梯西無著處，智悲香海返吾真。

該詩幾乎就是《仁學》一書主旨的檃栝，既有“以太”“腦氣筋”“地軸”“經緯”“吸力”“星林”等科學名詞，也用了“虛空”“閻浮”“香?！钡确鸬湫g語。除了“希卜梯西”（hypothesis）較難懂，需要一點考索外，整首詩的意思還算清楚；驅使新語句的同時，對律詩的平仄和對仗也不無考慮。

不過，也就是在1898這一年，實力派督撫借重外力方針的改變，卻在無意中開啟了清末新名詞的世代更迭。是年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員聯絡湖廣總督張之洞，游說所謂“日清同盟”之說。張氏被其“同文同種同教”的說辭打動，隨即派員赴日考察軍事、教育等事宜，并于當年派遣留學生東渡，其中包括他的愛孫張厚琨。作為光緒初年“清流”的領袖和庚子以后新政的主導人物，張之洞帶來的示范效應，開啟了清末近代化向日本模式轉型的新時代。

1898年春，張之洞發布《勸學篇》，提到“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關于留學目的地，亦指出“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這種以日本為中介學習西方的思路，竟與康有為、梁啟超不謀而合。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流亡日本，大量閱讀日文著作并向國內介紹，透過梁式報章文字無遠弗屆的穿透力，2.0版的日式“新名詞”后來居上，迅速成為晚清人文章寫作不可缺少的要素。

張之洞和康、梁雙方都注意到，從日本到中國，知識傳遞有“同文之便”，亦即兩國有同用漢字的便利。上承德川末造漢學普及的馀澤，明治時代的日本學者大抵都有較好的漢文功底。他們在翻譯西洋新概念時，首先想到的是用中國典籍已有詞匯來對應（如以“湯武革命”之“革命”譯revolution，用“周召共和”的“共和”譯republic等，所譯西義與漢籍原意實有一定距離），或者模仿漢文構詞法創造新詞（如“團體”“舞臺”“干部”“代表”“主義”等）。因此，當明治時代的日文書譯成中文時，也不必像直接翻譯西文書那樣苦搜對應字詞，而只要把原本日文詞匯的漢字照搬過來就可以了。傳播效率大為升級，使得“日本名詞”的風頭很快蓋過傳教士創造的科學名詞，并一舉戰勝了同時期嚴復等西學翻譯家苦心經營的譯詞，在法律、政治、社會學等新領域補充了大量術語。乃至一些難以從日常語言剝離的“概念工具”，如“具體”“抽象”“直接”“間接”“絕對”“相對”“必然”“偶然”“范圍”“狀態”等，也都是取自日本。

引進“日本名詞”的始作俑者張之洞，后來卻一變而為新名詞的反對者。傳說他主管學部時，每當看到公牘、考卷上有此類詞語，都會涂抹掉且在旁大書“日本名詞”四個字。然而有一天卻突然領悟到，“名詞”二字也是日本名詞，無奈中只好改稱“日本土話”。戊戌維新以降僅僅數年，日式新名詞就已在漢文漢語中扎了根，可以說是五四“文學革命”之前的一場更深刻的書寫革命。

“國文”教育的興起

1898年舊歷孟冬，成立不久的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了馬建忠撰《文通》一書，即后來通稱的《馬氏文通》。該書引進了一個喚作“葛郎瑪”（Grammar）的新概念，作為“學文之程式”，當時又譯為“文法”，亦即現在通常所稱的“語法”。

與現今一般把《馬氏文通》視為中國人自撰第一部漢語語法學著作的定位不同，在當年的馬建忠看來，他引入普遍語法體系的目的，并不在語法學學理的研究，而更在意文學教育的普及。據后來梁啟超回憶，馬氏該書實撰于1895-1896年間，當時馬、梁二人在上?！氨揉彾印?，時常就此書交換意見。1897年初，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連載其《變法通議》中的《幼學》一篇，批評舊式蒙學的記誦教法，并主張重編七種蒙學新書，第二種即為“文法書”。馬建忠在《文通》的“后序”中也提到，西洋學童學文有法可循，故能很快跨越學文階段，“肆力于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學而專精焉”；中國文章雖然隱有規矩，卻沒有人揭示出來，使得學子精力都消磨于文字。因此引進西洋“文法”，著眼點并不在于“文”；相反，正是為了盡快克服“文”的障礙，進至于“文”背后“數度、格致、法律、性理”等西學新知。

需要指出的是，“文法”并不完全是一個新詞語，它的原意包括“文章法度”。在科舉制度導引下，從來就不缺乏傳授文章技巧的著作?；氐焦诺湓娢牡闹髁饔^念，此類著眼于應試或“應世”的文法、文格、文例，往往會被貶低為“死法”。文章的最高境界乃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活法”。但古典詩文家對“活法”的持續追求，在晚清趨新者看來，卻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傳統上文章教法無非吟詠與模擬，二者既不容于此時正在興起的新式學堂，更難以在教室空間中施展。故1907年章士釗繼馬氏而作《初等國文典》，即指出：“學課各科之配置，皆有定限……必不能如吾輩當年之吟誦者，則不易轍以求通，萬無幾幸，夫所謂易轍者，當不外晰詞性、制文律數者矣?！?/p>

回溯起來，《馬氏文通》創作之初就已著眼于采用“科學教授法”的新式教育，從而與中國傳統的“文法”之學相揖別。當時開始流行的新式教科書體裁，也競相采用《文通》所引介的“晰詞性、制文律”新法，作為識字作文之助。

據夏曉虹教授考證，目前可見最早的國人自編單行本新體教科書——南洋公學《蒙學課本》二卷，正是出版于1898年。作為“教科書之祖”，《蒙學課本》實是在總結早期教會課本、口岸英語讀本以及1897年發刊《蒙學報·讀本書》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沿襲至今的課文教學體例：每一課以“生字”打頭，下或注明字類（詞性）、字音、字義，然后才是正文，最后綴以問答。而此后繼起的各種“蒙學讀本”乃至“國文教科書”，更把這一模式擴展為包括預備、提示、聯想、總括、應用等環節在內的“分段教授法”，斷然與各種舊式學塾、書院以記誦為核心的文章教法相區別。

《馬氏文通》和《蒙學課本》在1898年開啟的這種新式文學教育，很快就被賦予了一個嶄新的名稱——“國文”。很明顯，“國文”者，除了“文”的手段，更以“國”為界限和目的。這里的“國”，將越來越是近代世界秩序中的民族國家。不妨舉《蒙學課本》的一篇課文為例：

人皆知地球之大，不知天空之中圓如地球者大小以萬計，行星、恒星皆是也，地球雖大，在天空中僅如一小粒耳。地球之面四分之三為水，四分之一為陸，陸地分五大洲，亞細亞洲其一也。亞細亞洲大小國以十數，中國其一也。中國地分二十二省，江蘇為二十二省之一，松江為江蘇省之一府，上海為松江府七縣之一，而徐家匯又為上海四鄉之一鎮也。

從宇宙之大到南洋公學所在的徐家匯之微，新式文學教育帶來一種新空間感，而其中綰結的樞紐，則是作為列國之一而由二十二省組成的“中國”。后者顯然區別于以往華夷天下秩序中的“中國”，古典意義上“訖于四方”的文字聲教，也由此轉型為一國的語言文學。從這篇課文還可看出，清末新式文學教育的材料中，已然包含了夾雜者新名詞與新知識的“新文體”。

“文學”的位置

1898年春張之洞刊行的《勸學篇》中，有《守約》一則專論如何在新形勢下保存中國舊學，論及相當于今日所謂文學的“詞章”一科，張氏的蔑視之情溢于言表：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

的確，在一百二十年前變法圖存的危急形勢下，文學實在是太不合事宜了。其實何止是戊戌，從19世紀40年代直到“五四”，整個“近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敘事里一直都被視作低潮。在教學實際中，往往是古代文學課匆匆在《紅樓夢》煞了尾，現代文學課又忙不迭從“五四新文學”開場。被壓抑的“晚清”，看不見“文學”。

然而，且不忙給晚清“文學”蓋棺定論。如果將《勸學篇·守約》讀完，會發現張之洞列舉中國舊學各科，最后一類是“小學”——音韻、文字、訓詁，在瓜分危局下同屬無用，他卻異常重視：“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翻譯也……若廢小學不講……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边@固然可視作清代樸學在儒臣張之洞身上的一點馀韻，卻也是張氏在戊戌前后面臨漢字危機與新名詞、新文體挑戰的宣言。幾年以后，當張之洞參與新學制規劃時，又將此處“小學”置換成了“文章”或“文學”：“中國文章不可不講……若不講文章，經史不廢而自廢”，“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文學既廢，則經籍無人能讀”。

由此反思，晚清“文學”的失語，或者還緣于今人對“文學”的狹隘理解，將之等同于古人置于學問末流的“詞章”。殊不知“文學”之義，即便在清末制定新式學制的當時，也是以文字、文理、文法為基礎，以傳承經典統緒、構建國族認同為鵠的。戊戌維新前后關于漢字漢文前途以及名詞、文體、文法等問題的激烈討論，開啟了此后數十年漢文世界的書寫變革，更是近現代中國新式文學教育的濫觴，值得文學史和教育史研究者放開眼孔持續關注。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