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游戲

更為隱蔽和棘手的性侵—權勢性侵

加害者利用自己年齡、職位、輩分等身份之便，利用哄騙、恐嚇、虛假愛意以及自己的優勢地位進行性侵，這被稱為“權勢性侵”。 臺灣專欄主編Audrey Ko對此有一個精辟的比喻：“以權力狩獵，交換自己性征服的戰績?！边@種權力不對等，不一定是“政治/經濟權力”，而指代的是更為“廣泛”的權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關系、職場位置、師生關系、年齡差距、不同性別、性知識的豐富程度、社會地位等雙方的差異中，所存在的一種權力不平衡，甚至是社會對貞操的要求也在人為制造著一種權力差距。一些女性在發生關系后，會被認為低人一等的。在上下級之間；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在咨詢師/醫師與來訪/患者之間，都存在這種權力差異。擁有權力的一方對于另一方，下級、學生、來訪、患者，所施行的性侵犯便是一種“權勢性侵”。

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是長期從事防性侵教育的公益組織，根據該組織發布的數據也表明了這樣的特點，2014年至2016年該組織服務的761位18歲以上性侵受害者中，“權勢性侵”型案件共129件，約占所有案件的六分之一。其中，親屬家人關系占40%，師生關系5%，職場關系35%；50.4%的權勢性侵案件，加害者較受害者年長16歲以上，14%的案件中年齡差距超過30歲。在 2015年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案例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70.59%。熟人又包括教師、鄰居、親戚等，其中教師性侵71起，鄰居性侵33起，家庭成員（例如父親、哥哥、繼父等）性侵29起。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11月發布的調查顯示，兒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發，在世界各地都高達90%以上，許多就發生家庭內部，長期隱蔽，僅靠執法機構難以及時發現。

權勢性侵較之于一般意義上的性侵，危害性更大。受害者更容易成為斯德哥爾摩癥候群：覺得自己愛上了對方。因為這種權力關系導致的侵害常常是不止一次的，是長期的，并且由于雙方之間權力不對等的關系，受害者難以拒絕和逃脫這種關系。所以他們可能會認知失調，告訴自己“我一定是因為愛Ta，才愿意和Ta發生關系的”。

權勢者常常是上司、老師、救助者的角色，這會對受害者帶來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他們很難清晰地認識與這些角色間的邊界，對“傷害”與“愛”之間的關系感到疑惑（尤其是對未成年受害者來說）。他們長大后更難處理好親密關系，因為他們往往分不清喜歡和厭惡、欲望和傷害、愛和恨。

對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這段描述可能顯得遙遠而晦澀。一位經歷過被老師性侵犯的來訪者訴說，因為“誘捕”的行為看起來那么像是“友好”，以至于后來對于異性的友好感知混亂。但又不僅僅是警惕，她自身和更有權力的年長男性之間的邊界，似乎也變得更模糊了—她的“友好”，有時在他人眼中看起來也像是“誘惑”了。

此外，在親密關系中，她總是在感受到對方對自己的渴望時產生厭惡，在對方不渴望自己時產生信任與愛慕—這當然是有問題的，親密關系中渴望是重要的部分。但她說，這些反應仿佛被記錄在了她的身體里，比她的理性更有力量。也就是說，她并沒有力量決定自己是厭惡還是喜愛一個人，哪怕是不同時間里的同一個人。

權勢性侵—被傷害的不僅是身體

權勢性侵還有一些它特有的負面影響。因為權勢性侵的受害者更難發聲，他們往往被威脅，長期的權勢性侵往往十分復雜。好萊塢金牌制作人哈維·溫斯坦被媒體曝光在近30年時間內涉嫌性騷擾、性侵甚至強奸多名女性。這并非溫斯坦第一次被警方盯上。據美國《紐約人》周刊10日報道，2015年，意大利女演員安布拉·巴蒂拉納·古鐵雷斯曾向紐約警方提出類似指控，然而，紐約檢方此后稱掌握的證據不足以定罪，調查無果而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張軍（音）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介紹說，不僅在好萊塢，美國多個行業的職場性騷擾長期以來甚至被視為職場文化的一部分。張軍表示：“像溫斯坦這樣特別有權勢的好萊塢制片人，其實用老派的話來說，他們很多時候認為（性騷擾）是他們應該得到的工作‘福利。不過現在在好萊塢，關于這個事情的覺醒程度，坦率說是要比10年、2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以前的覺醒程度要高得多了?！?/p>

人們很難真正理解在權力關系不平等下，通過各種手段達成的性侵，也很難關注到受害者的無力，權勢性侵的受害人往往會面臨外界的“責問”：“你為什么不說不？你有拼命反抗嗎？為什么發生了一次之后你們還保持原來的關系？”這樣的責問，對于那些長期性侵的受害者來說，是致命沉重的。設想一下，假如曾遭遇如此不幸，你是否有勇氣站出來說出這段經歷，是否會擔心自己因此受到評價、誤解、甚至污蔑；你是否會害怕你的伴侶、戀人因此覺得你的“價值”下降甚至離開你；你擔不擔心你的父母家人因此感到羞辱和丟臉？

假如這些問題，你的答案都是怕、會擔心，那就意味著這個社會—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為他們做得還不夠。世界是很不公平的，在那些曾經遭受過性侵犯的人群中，她們再次受害的概率，要遠大于從未受害過的人群第一次受害的概率。這就是“再受害”。你就是你所在的社會，你的社會讓受害者持續受到傷害，讓受害者持續為不幸的經歷付出代價，這是你不應該允許的。告訴社會錯的是那些侵犯別人的人，錯的是他們對權力的濫用，是他們對他人的不尊重。也讓我們發聲，告訴受害者們他們很不幸，他們也很頑強，我們尊重她們與創傷的抗爭。沉默即共謀，不要做一個沉默的大多數，不要成為默許惡的共謀。

怎么辦？她們怎么辦我們又該怎么辦

研究性虐待的美國學者Judith Herman在《創傷與修復》一書中提出了五個創傷修復步驟。

a. 安定：找到一個安全的環境，你在其中感到安心、不再擔驚受怕，同時這個環境可以幫助你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b. 訴說：向你信任的朋友或治療師訴說（或書寫）自己的創傷，嘗試在面對創傷的過程中接納自己，理解創傷的發生不是自己的錯，而創傷是可以被修復的。這個過程中建議有專業人士的陪同（比如心理咨詢師、社工等），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c. 轉變：從訴說創傷的過程中轉變自己對于創傷的回憶方式，把講述方式轉變為“自己克服了這么多”，感受自己在修復過程中的力量。

d. 建立：重新建立自己對不同關系的信任感，嘗試一點點重新找回安全感。

e. 和解：嘗試和自己，也和過去的創傷和解，嘗試不將創傷當做自己身份認同最重要的一部分。再次找到自己的使命感與意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