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案看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馬莉

摘要：從古至今，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并提到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本文將通過對“彭宇案”和“追肇事逃逸者致死案”進行法社會學分析來闡述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以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關鍵詞：法律 道德 關系 法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15-0057-02

一、對案件的簡要介紹

（一）“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在南京市一公交站臺前一位老婦人徐某被撞倒，這時一位叫彭宇的青年主動將徐某扶起，圍觀者隨即給徐某的兒子打了電話，當徐某兒子趕到后，彭宇又協助其將徐某送往醫院。徐某兒子稱自己未帶夠錢，彭宇又拿出200元幫助徐某住院治療。就在彭宇準備離開時，徐某卻一口咬定是彭宇將自己撞倒在地，此后，徐某兒子立刻報警并將彭宇告到法院。徐某要求彭宇賠償13萬余元，但是彭宇辯解稱自己只是見義勇為并未撞倒徐某，所以不應向其支付賠償。經過三次開庭，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法官依據民法及所謂“經驗法則”認定彭宇與徐某相撞，彭宇要賠償徐某四萬五千多元。彭宇不服繼而提起上訴，經過法院二審的調解，該案最終以彭宇撤訴而告終。

（二）“追肇事逃逸者致死案”

2017年1月9日，河北省發生一起車禍，肇事者張某在車禍發生后試圖逃離現場，這時朱某剛好路過，就在朱某追趕張某時，張某不慎進入火車道，被撞身亡。此后，張某的家屬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朱某賠償60余萬元。在此期間，由于媒體的大量報道，一度引起公眾的熱議。網友普遍認為張某家屬的行為不當，甚至有網友認為該行為有無賴的意味，話雖過激，但是卻折射出公眾對于此案件的認知與期待。2月12日，唐山市灤南縣法院對此案件一審宣判，認定朱某的行為與張某的死亡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其行為屬于見義勇為，不具違法性，所以駁回張某家屬的所有訴求。

二、對案件的認識

在彭宇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9條規定“根據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導出的另一事實”。所以法官通過所謂的“經驗法則”，即：如果彭宇是在見義勇為，為何不是立即抓住壞人而是選擇扶起老人，為何立即送老人去醫院，而不是等老人家人到場，為何在與老人素不相識的狀態下同意借錢。推定了該撞人事實成立，作出之后的判決。這引起了民眾的廣泛質疑，使得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社會道德水平滑坡，大家不敢做好事，不敢再見義勇為，成為一個家長教育孩子不要輕易幫助他人的反向道德示范。2010年1月，杭州一位85歲老人不慎摔倒，躺倒在地20多分鐘竟無一人幫忙扶起，甚至路人坦言稱怕負責任。2011年9月3日，武漢一位88歲的老人買菜時摔倒，因無一人敢上前幫忙，一小時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而亡。而引發全國轟動的是在一個月后的廣東佛山，通過影像可以看到一位兩歲女童被車撞倒在地后，路過18個人而無一人幫忙救助，因此，女童經歷了二次被碾壓，最終身亡。就在采訪這18位路人時，有人稱就是因為害怕像彭宇那樣見義勇為反而要負責任，所以沒敢上前救助。這些慘劇充分體現了法律對道德建設的重要作用。

法律道德性在實踐運用中有“義務德”和“愿望德” 兩種形式，“義務德”層次較低，以法律的形式規范法律的創造和管理過程，比如人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懲罰優先于獎勵?！霸竿隆眲t作為法律創制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道德發揮作用，即人們要達到一個完美的境界，懲罰不是優先的。而彭宇案中顯然屬于“愿望德”，懲罰不是優先的，所以法官的判決與其相違背，破壞了法律秩序。然而，在追肇事逃逸者致死案中，法官的判決顯然符合公眾心中公平正義的觀念，結果令人欣慰，也契合了民意。這不僅有利于社會文明與道德的建設，而且符合普遍認知和期待。同時也充分反映了人民法院對公序良俗的保護力度加大，而這種審判價值取向，也激勵了公眾對于道德的向心力。

三、對案件的法社會學分析

彭宇案本是一個簡單的小案件，但是它卻引起公眾的廣泛熱議，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一時成為社會熱點，尤其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更是得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及時回應，可見其極高的熱度效應。上述兩個簡單的案件為何會備受關注，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按照馬克斯·韋伯對于社會合理性的劃分，即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分析來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要求利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技術方法，把法理中分散無序的狀態轉換為理性可把握的固定法律形式。法律的實質合理性，要求從價值觀念和思想信仰上去衡量行為的合理性程度，價值判斷上表現為良法，具有實際意義上的正當性和正義性。這二者常常對立沖突，這就要求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相統一。這兩個案件在司法上面，雖然沒有什么可疑，但是從中國的傳統道德理念上來講，彭宇案的結果顯然與社會民眾的價值取向和思維定勢有所差異，社會大眾普遍所認為的“見義勇為”，反倒被要求賠償，這顯然是一種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沖突。而在追肇事逃逸者致死案中，不僅司法上公平公正，道德上也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與認同，體現了司法是為公民解決社會糾紛的重要手段和途徑，能夠為社會帶來公平與希望，是公民實現公平正義的屏障，體現了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性。

社會大眾往往會將復雜的社會糾紛解決困惑投射于熱點案件，社會心理學上稱之為移情。隨著社會轉型時代的到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西方文化侵入人們的思想，而法治思想和公平正義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對和諧社會追求極為迫切。廣大社會民眾在這樣一個時代下，難免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心中積累著不滿，而彭宇案的發生，也正好給民眾宣泄長久以來沉淀的不滿提供了一個方式，所有對于法律與道德關系和公平正義如何實現，也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問題，對于案件的評論也如閘門開啟之水浩浩而來。

四、結語

在法律與道德關系中，立法作為法律運行過程中的起始階段對于之后的法律具體內容有著直接影響，所以在此階段涉入道德有助于平衡法律與道德，從而在源頭上保證了法律的公正和正義，也滿足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公民的普遍認知和期待。同時，政府也可以設立相關的法律義務并設立救助基金，如界定救助范圍和義務，設立救助基金，從而讓更多的人敢于“見義勇為”，不再發生如此禮儀之邦而“老人摔倒不敢扶”的現象，道德失范，社會整體道德水準滑坡。同時，也需要公民提高道德修養。道德修養的提升主要是靠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內在精神動力來實現自我約束。所以要不斷通過學校、家庭、社會、媒體等渠道來實現律人律己，將關于道德標準和道德要求的空洞說教轉化為行為實踐，從而提升道德修養，補充、支持法律程序的運行。

法官作為維系與平衡法律道德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社會實踐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需要使用科學合理的方法對案件進行分析和判決，還要注重社會影響，民眾反應，需要考慮案件結果對社會的影響，考慮是否符合大眾的價值取向和期待。埃利希曾經提出“自由的裁判方法”的社會學解釋方法，要求法官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在法律與社會效果中作出自由裁量，在法律與道德中尋求一個均衡點，在保證司法客觀與公正的同時，激勵民眾對于道德建設的向心力，讓民眾對于社會公正更加充滿希望，從而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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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