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在中國的接受元素簡析

郭楚凡 趙亞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

一、引言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39年其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問世，使作家的聲望達到頂峰。該小說以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為背景，主要敘述了俄克拉何馬州佃農喬德一家，土地被壟斷公司沒收后，被迫離鄉，踏上了向西逃荒的艱苦旅程。1940年，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憤怒的葡萄》在美國上映。無論是小說還是由小說改編的電影都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和穩定的接受，受到民眾的歡迎。小說中的許多元素契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如佃農對土地的熱愛，流民們團結互助等品質；而小說中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這一轉型所引發的問題與中國當前社會轉型所面臨的問題有著一定的相似性。

二、小說中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及心理

（一）佃農的土地情結

《憤怒的葡萄》開篇就描寫了受到沙塵暴侵襲的土地和佃農的反應：“地面結了殼，一層薄薄的硬殼。婦女們偷偷地打量著男人們的臉色……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臉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態，變得勇敢、憤怒，有應付困難的決心了?！盵1]即使自然條件如此惡劣，土地遭到嚴重沙化，佃農們也決不打算放棄他們的土地?？蓸I主為了自己的利潤要收回土地，用拖拉機強制將佃戶趕走。佃戶們叫苦連天，因為：地是他們丈量出來的，也是他們開墾出來的；他們在這片田地上出生、賣命，最后在這片田地上死去。佃農們流露出對土地深深的眷戀。在他們心里，這片由他們親手墾耕出的土地，是他們的根基，是他們的家。

佃農們的“土地情結”與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和依賴是一樣的，土地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基。受傳統心理的影響，中國農民相信“土地是一個人的血和肉，是家的象征”，他們寧死也不愿離開自己的土地。小說中湯姆的爺爺便是視土地為命的人，他在出發不久后便中風離世。正如牧師凱西所說：“爺爺并不是今晚死去的。你們把他帶著離開了老家，那時候他就死了?！盵1]爺爺離開了代表家的土地時，就已經失去了生命。[2]與爺爺一樣的還有繆利，盡管大家都向西遷徙，他仍選擇了留下，哪怕像孤魂一樣飄蕩。這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中國人故土難離和落葉歸根的傳統思想，故鄉的土地便是家。

（二）團結互助的人性美

斯坦貝克在1962年的諾貝爾獎文學獎獲獎演說中講道：“作家還受命要宣揚人類已被證實了的能力，宣揚人類世界和心靈世界的偉大，以及他們的勇氣、同情心和愛。在與脆弱和絕望的無休止的斗爭中，這些都是明亮的旗幟，給人們以希望和勇氣?！盵3]這些作家應宣揚的人類世界和精神的偉大，在小說《憤怒的葡萄》中得到印證。小說中母親、湯姆、牧師凱西等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向我們展現了勞動人民團結互助，共渡難關的人性之美，這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傳統美德。

喬德一家在遷徙路上，遇上了同樣西行的威爾遜夫婦并與其結盟。賽莉·威爾遜不僅把自己的帳篷借給了垂死的爺爺，在爺爺死后還幫母親給他裝殮。她對母親說：“我們是樂意幫忙的。我心里長久沒有覺得這么踏實了。大家都應該——幫別人的忙?！盵4]隨后奧爾和湯姆還主動幫威爾遜家修理汽車，喬德和威爾遜兩家人就這樣互相扶持，共同前行[5]；分別之時，父親還給威爾遜夫婦留下了肉和錢；到達加州后，在一家人都食不飽腹的情況下，母親仍將自己的燉肉分給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在路上的飲食店里，女服務員梅伊撒了善意的謊言——將五分錢一塊的糖以一分錢兩塊的價格賣給了貧窮的流民和他的孩子；在小說結尾處，羅莎夏在失去自己的孩子后，用母乳去拯救一個即將餓死的男人，給人希望。就算身處如此困苦的境地，喬德一家和西進的流民仍保持善良，互相幫扶。流民們用善良打破人心的界限，從一個個獨立的小家融為一個大家：“一個生病的孩子也許會在二十家，百來個人的心頭投下絕望的暗影；帳篷里倘使有人生孩子，也許會使百來個人靜悄悄得擔一夜的心，而到第二天早上又使這百來個人為了新的生命而滿心歡喜?！盵6]中國人民自古以來便信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在大災大難面前，大家團結一心，同舟共濟，從全民抗日到汶川救災，無不體現了中國人的團結精神?！稇嵟钠咸选分械牧髅裣嗷ヒ来?，喬德一家盡己所能幫助同行的人，這些都能引起中國讀者的強烈共鳴。

（三）“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

除了流民之間團結互助的美好品質外，小說中牧師和湯姆在歷經磨難后所表現出的 “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也打動著中國讀者。牧師凱西在西進路上親眼目睹了流民被警察欺壓，被資本家壓榨的悲慘遭遇后，深刻地認識到他自己一個人的靈魂不過是一個大靈魂的一小部分，只有當自己的靈魂和其余的在一起，變為一個“整體”時，才會帶來好處。隨后，牧師凱西代替湯姆進了監獄。在監獄里，他看到了工人們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團結起來，感受到了組織的強大力量。他終于明白了，窮人們應該團結起來，一起抗爭。出獄后，他積極組織罷工，向務工的流民揭露資本家的丑陋面容，抗議農場主的殘酷剝削，最終為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英勇赴死。獻身“整體”的精神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一直以來為中國人民所稱道的，正如大詩人杜甫曾抒發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批天下寒士俱歡顏”。

凱西死后，湯姆也從那個一開始“只管自己的事”的小我，蛻變成一個“舍小我為大家”的大我，最后他決定加入工人組織，為廣大農民爭取權利。離別時，湯姆對母親說：“到處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邊望，都有我在場……我們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種出的糧食，住著自己造的房子的時候——我都會在場?！盵6]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當大家都團結起來，并愿意犧牲時，才能拯救更多的人。湯姆試圖用自己的行動喚醒、拯救更多的人。正是這種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跨越了國界，打動了眾多的讀者，特別是苦難深重、農業人口居多的中國讀者。

三、小說中的工業文明與中國社會轉型

小說的背景是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此時美國社會階級分化嚴重，傳統農業經濟解體。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工業化運作的大農場應運而生，首當其沖的便是那些小生產者；城市工業化需要大量勞動力，導致大量佃農西進。小說中拖拉機是工業文明的象征，死氣沉沉的拖拉機攆走了佃農，毫無感情地耕作著土地，摧毀了農業社會人與土地的密切聯系，于是農業變成了工業。與此同時，失去土地的佃農看到西部大量的招工宣傳，被迫離鄉西遷；他們在西進途中因貧窮淪為“流民”，當地的大農場主順勢壓低雇傭價格，流民們只能做著超出原本雇傭價格的體力活來賺取綿薄的收入。[7]這是農業工業化進程的必經之路，而那些西進的農民則淪為工業化進程的犧牲品。即使佃農們內心悲憤，但工業化的進程勢不可擋。小說中佃農的遭遇預示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需面臨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該小說引起中國讀者思考的原因。

生產力的發展呼喚著生產關系的變革，這是自然規律。小說中提到，人向前邁了步，也許要跌回來，但也只退回半步，絕不會退回一整步。人和社會總是要前進的，如同小說中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我們的社會也處于轉型時期，也面臨著許多問題，如改革開放后，地區發展差距懸殊，農村里大量青壯年向經濟較發達的城市涌入，由此引發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中國農民工進城與小說中佃農西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為了生計，為了更好的生活，才不得不背井離鄉，而每年的“春運”路程如同小說中的“六十六號公路”，承載著人們對故土的留戀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

與小說不同的是，在中國農村，出去的多是青壯年，留在農村的是年歲已高的老人和年幼的孩童，這就意味著一個完整家庭的解體。他們是這個時代轉型時期的犧牲品，巨大的貧富差距使得年輕人只能外出務工，家里的老人沒人照料，孩子成長過程中缺失了父母的陪伴，所以當有人抱怨著農民工擁擠在城市，農村孩子學識見識有限時，也應該想想這個時代的背景，記住他們是屬于這個時代的“葡萄”。

四、結語

《憤怒的葡萄》中的多重元素，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不謀而合。美國農民的土地情結，普通民眾展現出的人性之美，深深地打動著中國讀者。隨著美國西部的工業化，小說中的流民淪為時代變遷的犧牲品，是屬于那個時代的“葡萄”，中國讀者透過小說感受著他們的無奈與憤怒，思考著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正是這種跨越時空的人性美和引人深思的社會問題，凸顯了該小說在中國當今的現實意義。盡管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使得某些人的犧牲在所難免，值得每個人深思的是：我們該如何保護這個特殊時代的“葡萄”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