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幫助海南大特區“跑步”

鐘兆云

江一真是長征老紅軍、著名醫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先后擔任福建省省長、國家農業部代部長、國家衛生部部長、河北省委第二書記等職，以剛正不阿、思想解放聞名。退居二線任中顧委委員期間，江一真的開放思想與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碰撞擦起了火花。

1987年10月，江一真的第三子、從瑞士蘇黎世大學戴著博士帽回國后分在國家經委工作的江上舟，抽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南戰略發展調研組，受海南建省籌備組副組長梁湘邀請，到海南做戰略規劃。

規劃被海南建省籌備組接受了，江上舟的才華也讓人刮目相看。為了把這個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留在海南，擬任海南省長的梁湘特地寫信給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就這樣，1988年3月初，江上舟正式辦好調海南手續，任三亞市副市長，參加海南建省籌備工作。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正式批準將海南從廣東省劃出，單獨建省，并同意把海南島建設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對外商投資可以給予比其他經濟特區更加放寬的政策，經濟管理體制也可以更為靈活。

江一真支持從海外回來的兒子離京赴海南。他本人對海南一點也不陌生：在福建任省委書記、省長期間，曾赴海南考察；到國家農墾部擔任副部長后，與有著豐富橡膠資源的海南接觸就更多了；退居二線擔任中顧委委員后，他又調查了全國的海洋漁業資源，海南面對占全國海域面積三分之二的南海，他十分看重那里豐富的油氣和海洋資源，提議要加速開發南海資源。他甚至知道，孫中山的建國方略里就曾主張海南建省。因此，他對鄧小平在建立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后，把開放的焦點對準海南島，發自內心地擁護。他的工作筆記上還記著鄧小平1987年設想將海南變為特區的一次講話要點：考慮搞一個更大的經濟特區，這就是海南經濟特區；海南島和臺灣的面積差不多，那里還有許多資源，有鐵礦、石油，還有橡膠和熱帶經濟作物；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

海南建省辦特區，加上江上舟在海南工作，不僅牽引了江一真更多關注海南的眼光，也牽動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于光遠，以及原天津市長胡昭衡等人對海南的垂愛。

胡昭衡是江一真的姻親，而于光遠不但是江一真老朋友，后來還與江上舟夫婦有一段奇遇。那是1981年，于光遠訪問瑞士期間，在蘇黎世大學見到了江上舟及其妻子吳啟迪。江上舟和吳啟迪等在蘇黎世大學建立了留學生黨支部，中國駐伯兒尼使館處告訴于光遠，蘇黎世大學學生支部的工作不僅在瑞士在歐洲也很有名氣。紅色后代的愛國情懷以及他們的過人學識，讓于光遠刮目相看。江上舟夫婦回國后，雙雙被于光遠領導成立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吸收為理事。

如此這般，這幫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意識超前、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老同志，找到了一個興奮點，在于光遠的發動下，成立了一個旨在廣泛團結各界熱心人士幫助大特區發展的“海南開發促進會”。于光遠擬任理事長，邀請江一真、胡昭衡等人任副理事長，他們高興地接受了。

由于“蠻荒之地”基礎差，海南尚不具備靠自身力量進行全面開發的條件，于是確立了“借雞下蛋”、吸引外資從小區域取得突破以加速全島開發的方針。洋浦被迅速推到海南開發建設的風口浪尖上。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與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達成初步協議，確定在洋浦半島上劃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開發區，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出讓給這家香港企業，期限為70年；區內一切基礎設施建設及招商悉由外商負責。

1988年9月底，時任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在中國科協會議室會見海南開發促進會籌備組負責人時，談了這個計劃。江一真和于光遠、胡昭衡等人，都認為這是個用好用活中央政策的新鮮事物，極有希望為海南建設殺出一條血路。

“請到天涯海角來，這里四季花常開……”伴隨著這首當年狠狠地火了一把的歌，“十萬大軍過海峽”，掀起轟轟烈烈的“淘金潮”之時，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也驟然而至?！把笃謱嶒灐边@個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引發了一場風波。

1989年1月，5名全國政協委員到洋浦考察，認為洋浦開發租地70年給外商此舉欠妥。他們旋即在3月25日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聯名發言，公開批評。洋浦問題由此進入中國最高的議事殿堂，撥動了人們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敏感神經。之后，200余名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遞交了提案，主張國家把地買回來。

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的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省長梁湘，馬上把籌備海南促進會的老同志請來開會，研究對策，幫海南省委出主意。

針對一些政協委員的指責，江一真很是氣憤，他認為海南省要選個適當的人在中央會議上發言回擊。他還出主意說：“你們海南沒人發言，最起碼也要發個簡報，說海南不同意‘賣國主義的說法，更不同意那些反對者的意見。一定要讓中央知道有兩種意見，有兩種聲音，這樣起碼可以打個平手。你們要抓緊，后天就要散會了，你們明天就得講了！”他還幽默地說：“你們的簡報是不是可以加上一句，說某些人反對，是因為他們沒去過海南，今后可以邀請他們到天涯海角看看?！?/p>

座談會上，江一真和于光遠一樣，為海南省領導人打氣，鼓勵他們不要被那些反對者的棒子給打暈了。

在“改革”還是“賣國”的爭論聲中，洋浦實驗被叫停。

江一真坐不住了。他建議海南省委領導人給中央打報告，必要時他也可以給鄧小平寫報告。江一真和國家副主席王震在農墾部共事過，乃親自把海南的報告送王震，請他轉呈鄧小平。

王震聽了江一真的介紹，又看了海南的報告，明確表態支持洋浦開發。

繼王震在海南的報告上落下“洋浦地區30平方公里的開發由熊谷組承包事，完全可行。謹建議：中央、國務院批準……”這一批示后，1989年4月28日，鄧小平在報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后，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說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p>

有了鄧小平的批示，這場爭論總算平息了，洋浦的命運得以改變。

隨即，海南開發促進會的籌備工作加快了進程。4月底，籌備組派人到海南辦理登記注冊手續，確定促進會是研究咨詢性的社會團體，掛靠在海南省政府，促進會總部設在?？?，為方便工作起見，北京設總部辦事處，北京的工作由于光遠、江一真、胡昭衡負責。

不巧的是，不久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外資投資大受影響，國內不利輿論也此起彼伏。隨著海南省長梁湘因故去職，海南大特區的命運未卜。1989年11月，江一真列席了十三屆五中全會，為中央高層不變海南大特區的部署而振奮，馬上把消息告訴遠在天涯海角的兒子，囑他安心工作。江一真自己也積極投身海南開發促進會的工作。

可謂好事多磨，海南開發促進會在登記注冊時，就于光遠的理事長確認問題遇到了麻煩。中顧委會上，江一真仗義執言，第一個站出來支持于光遠。針對有些人主張派職務更高或資格更老的人來當理事長的問題，他又毫不猶豫地支持于光遠當理事長，自己甘居副職，他說：“于光遠同志是思想家，他來當理事長，有利于海南的改革開放?！?/p>

江上舟每次回到北京，總要向江一真介紹海南欲行建立的“小政大社”體制，特別指出日本、美國都在搞這種體制。江一真認為，海南規劃中的小政府大社會體制，開放思想雖然超前了，但也符合中央精神，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先進經驗，不能與姓“資”姓“社”聯系在一起。他還從海南一建省就碰到洋浦風波引申說起，搞前人未做過的事業總是會碰到挫折，關鍵是要有耐心和恒心，決不輕易向反對者投降。

1990年2月初，籌備中的海南開發促進會召集在京的理事們（大都是擔任過省部級的領導干部）開會，征求對章程草案第三稿的意見。會上，江一真指出：本會的宗旨是促進海南的開發和建設事業，要注意是促進而不是代替決策；主要任務是協助海南各級政府以及國內外企事業、部門和個人開發海南，強調的是協助，而不是承擔開發任務。就促進會的宗旨和任務，擔任副理事長的胡昭衡形象地撰了副對聯：做研究出主意，當紅娘干實事。橫批：促進開發。

海南開發促進會成立后，于光遠提出老干部們堅持“六個一點”的方針，即：做一點研究，說一點好話，出一點主意，提一點意見，送一點信息，拉一點關系。他特別希望江一真利用自己老革命的優勢，著重“拉一點關系”，爭取北京給海南更多更大的支持。向來實干的江一真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收到了成效。于光遠告訴筆者：“在海南促進會共事，是我和江一真第二次成功愉快的合作?！?/p>

2月28日，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省長劉劍峰赴京，與海南促進會的主要成員商討海南工作。許士杰介紹了海南建省兩年來的情況以及建設洋浦的規劃，坦承眼下省財政入不敷出，靠地方和中央都不是個辦法，而且可能性很小，只有靠用好用活中央政策、吸引外資這條路。但還是有人反對開發洋浦，主張只給洋浦批2000畝土地搞開發，這次在全國政協會上，海南代表要就此答辯，也被阻攔。他請老干部們幫助出主意、想辦法，施加影響。

劉劍峰在講話中說，雖然國務院總理李鵬作了要讓海南“小政大社”體制堅持搞下去的指示，但中央各部委對此認識不一。而海南省的許多部門，尚無直接和中央打交道的經驗，以前凡事都由廣東省的廳局出面匯報，建省后就直接面對中央各部委了，但那些由原處級升格的廳局，還不知道怎樣跑中央對口單位辦事。因此，特別希望海南促進會的老同志們能做做中央各部委的工作，支持海南。

關于海南干部不懂找中央部委匯報、辦事的事情，江一真此前略知一二，比如，財政部領導與海南有關領導談了一天話，竟不知所云。江一真誠懇表示：“海南干部不會跑步，或者說眼下只會跑廳級的步，看來我們得教教他們，讓他們盡快學會從廳級跑到中央來，幫助他們把小政府大社會的體制做活?！?/p>

江一真說到做到，幾天后他就和胡昭衡帶著海南的一批干部去找國務院特區辦。國務院特區辦當時沒有電梯。75歲的江一真親自爬三四層樓，跑上跑下找有關負責人，請他們對海南的同志多加指導，對海南的事情格外關照，要站在算大賬和綜合效益的高度上，對洋浦開發不要只限于2000畝。

翌日，江一真又把國家外經貿部的5個司局長請到一塊，與海南負責引進外資的干部見面，開座談會，面對面地教他們如何引進外資。

看到江一真不辭勞苦、工作細致、熱情高漲，隨同前去的海南促進會秘書長、北京科技大學教授丘亮輝，和海南的干部們都備受感動。

1991年初，江一真來到了海南，和當三亞市副市長的兒子江上舟相聚了半個月，過了一個春節。他這次來瓊，既想對海南的發展眼見為實，也想親自見識并實踐一下海南漁區的一些傳統釣法，為他擔任主編的《中國釣魚指南》叢書充實一些內容。

他欣喜地看到，海南這塊3萬多平方公里的“蠻荒”之地，依靠政策的點化之功，變成了一個對國內外資金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磁場，三亞已成為國內外知名旅游勝地。

但江上舟也坦率地告訴父親：海南建省之初實行“小政府、大社會”，成為中國第一個以省級行政建制全面推行市場取向的改革試驗區，但此后因種種因素的作用，海南的“小政府”體制開始膨脹，再加上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風等，海南體制優勢和投資環境已大打折扣；作為中國最大的特區，海南陸地面積是其他四個特區的數倍，又是全國最大的海洋省，資源富饒，生態優越，然而辦特區以來，發展速度不甚理想，錯過了一些最佳戰略機遇期。他還就洋浦開發一事發了些感慨，洋浦本來準備實行中國最開放的政策，有望成為帶動海南整體發展的突破口，但囿于意識形態的爭論一拖再拖，至今沒有走上正軌。

江一真知道兒子到海南后所碰到的一些不順之事，他就做官與做事的問題與兒子交換了看法。他說：從做官的角度講，古往今來，官場上尸位素餐、大搞不正之風的人，往往比那些抱負大、才智高、各方面素質都較優秀的官員吃香，而且也能善終，可翻開二十四史，誰能說他們是成功者呢？從做事角度講，有的人盡管經歷了那么多的曲折，付出了極大代價甚至生命，可事情還是沒能做成，但不能說他就是失敗者，因為他的失敗，為后來者的成功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革命自有后來人”，志同道合的后來者，會把前人堅持和追求的目標一步步地變為現實，前面的失敗者其實做了功莫大焉的善事，我看這也就是當年總理出洋留學時講的“難酬蹈海亦英雄”。失敗與成功都有可能會集于人一身，這是辯證的，也是客觀存在的。

江上舟細細品味父親的話，深感這是父親結合自己既往歷練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是他數十年來做官做事的準則。他深深體會到了父親對自己的激勵和期待，立下了堅守海南的決心。

歷經數年波折后，1993年初，洋浦實驗終于重新啟動，中央和省里的構想，是以洋浦帶動整個海南特區發展，因此對洋浦實行三合一政策，即保稅區、經濟開發區、自由貿易區享受全部的優惠政策。46歲的江上舟奉命調往洋浦，負責組建洋浦經濟開發區管理局，并任這個“特區中的特區”、高度精簡的“小政府”的行政首腦，正廳級。江上舟雄心勃勃，籌劃著在這片30平方公里的荒蕪小漁村，把試驗產品——一個全新的經濟體制和政府管理模式打造出來。4月10日，江上舟在洋浦管理局成立典禮上發表題為“洋浦宣言”的演講，“小政府、大社會”，“最小的行政干預、最大的經濟自由”，成為其中的經典之句。

此時，江一真已病重住院，得知這個消息深為欣喜，鼓勵兒子好好做事，特別注意不能單打一，洋浦實驗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還承擔著政治改革的重任。

此后，江上舟在洋浦經歷的波瀾起伏，都可以從他的“洋浦宣言”和父親江一真為官做事準則里，找到注腳。

洋浦雖有江上舟和一大批開創者、有識者的培育和呵護，但終究有點“生不逢時”。歷經3年圖治完成基本建設后，又迎頭撞上國內的治理整頓、銀根緊縮，1997年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

不久，江上舟因為一些原因離開洋浦，隨后洋浦開發區被撤銷法定機構。江上舟赴滬工作期間，在鄧小平關注的浦東開發中立下新功。海南許多干部與民眾都十分想念江上舟，聽說他病了，大家想方設法跑到上海、北京去看望他。他們稱他是海南建省辦特區以來，有理想、有能力的闖海弄潮兒代表。

在海南事業受挫和頗得群眾愛護的遭際中，江上舟切身體會到了父親生前所說做官做事關系的辯證意味。他可以告慰父親的是，洋浦這場過于超前的試驗，雖在自己任上未能順利試產，但它積累的經驗，已在隨后10年間陸續推上中國改革開放的前臺，公務員招考、集中采購、公共財政，包括深圳推出的行政三分制，都有洋浦的“身影”；而且洋浦也終于在2002年重循當年的足跡快步行走，有了新氣象。

在回憶自己從政之路時，江上舟由衷地對筆者說：“父親一向樂觀、豁達，在官場上不走關系、不送禮不吃請，對認定要做的事決不因個人榮辱而表現出后悔。雖然照世俗的眼光來看，他不是很會做官，但他的所作所為，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大?！?/p>

1994年3月，江一真病逝后，在全國各地雪花般飄來的唁電名單中，有他生前關心過的海南省和洋浦經濟開發區。

責任編輯 / 梁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