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時空格局及驅動因素

程藝 劉慧 宋濤 劉海猛 唐志鵬 湛東升

摘 要：中國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是內陸、沿海、沿邊三大空間作用力的縮影，剖析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空間演化及驅動因素，對于新形勢下明確西南地區發展方向和深化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中國西南地區61個地級市（地區、自治州）為研究單元，綜合運用熵值法、Theil指數、σ收斂、標準差橢圓等方法，建立了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測度指標體系，對西南地區2003年～2014年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了分析，結合宏觀政治經濟環境與區域特點，分析了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驅動因素并提出發展建議。結果表明：①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空間差異不斷增大，由相對均衡向極化格局演變，成都市、重慶市是西南地區對外貿易的核心，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崇左市、防城港市等沿邊沿海地區對外經濟發展逐漸崛起；②受內陸與沿邊、沿海三大空間作用力的影響，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核心區域沿東北-西南向發展，呈現先北移后南移的趨勢；③經濟發展水平、綜合交通和基礎設施、國家政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綜合作用于西南地區的對外貿易格局，促進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空間分異。④未來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重心南移趨勢明顯，貴州省、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將擴大向南開放，四川省、重慶市的對外開放方向呈現多樣化，向北開放的趨勢較大。

關鍵詞：西南地區；對外經濟；時空格局；“一帶一路”倡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持續增長，對中國經濟進步促進作用明顯[1]。但我國各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近年來，關于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研究逐步轉入區域內部，主要集中于經濟發達省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現狀及區域差異，對西南地區的關注度較少[2]。自西部大開發以來，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升，成為繼固定資產投資促進西南地區經濟增長的又一動力因素[3]，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不容忽視。同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已逐步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之中。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將廣西打造成為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戶；將云南建設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打造重慶為西部開發開放重要支撐，成都為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在新的國情背景下，西南地區的對外開放格局將得到全面深化。

西南地區是沿海沿邊結合發展地帶，具有獨特的地理區位特征，與東南亞國家存在很強的優勢互補[4]。隨著中緬線、中貴線與西氣東輸二線廣南支干線在貴陽、貴港會師，三線“聯通合網”，西南地區油氣大動脈格局初步形成[5]，有助于參與國際化資源市場[6]，豐富我國油氣進出口渠道。同時當前我國扶貧任務壓力增大，而減貧的核心動力來自于地區經濟的發展[7-8]。西南地區通過開展對外貿易，重塑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扶持有條件的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進一步推動地區減貧進程。

對外經濟發展是相對封閉式發展方式而言的，指通過加大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擴大對外貿易，大量吸收外國資金和先進技術來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方式[9]。已有研究表明四川省、重慶市是西南地區乃至西部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核心[10-12]。何偉福從對外貿易規模和地位、出口商品結構及貿易方式等方面比較了西南五省，發現四川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對外經濟發展優于其他省區[13]；經濟基礎[14]、地理位置[15]、貿易及產業政策[16-17]等是影響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因素。當前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主要受限于落后的經濟基礎以及尚不完善的基礎設施[18]，與東、中部地區相比存在明顯的滯后性[19]，其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輻射效應較弱[20]，尚未形成協調發展[21]。而對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建議上偏向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22]，發展對外貿易的優勢主導產業[23]，調整出口結構等[24-25]。當前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方向日趨多元化，各省區、城市亟須依托對外開放廊道，實現深入發展。目前對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研究仍以地區[26]或單個省區[27-28]為主，研究尺度多為省級尺度[29]，尚缺乏對區域內部格局及演化的研究。

本文采用熵值法綜合測度了西南地區61個地級市（地區、自治州）2003年～2014年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分析其空間格局及演化特征，剖析其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走向，并結合經濟演化情況與國家宏觀戰略、新時期發展特征等因素系統分析了未來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態勢和驅動因素。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本研究對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格局優化與質量提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1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在我國七大地理分區的劃分中，西南地區包括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區。由于西藏自治區對外經濟規模較小，與西南其他地區的對外貿易聯系不緊密，經濟數據獲取困難，故在本研究中并未納入。在我國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中，廣西壯族自治區與西南地區的發展走向是一致的，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是西南地區兩個最重要的對外經濟發展通道，廣西壯族自治區已逐步融入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之中，因此本文中的西南地區包括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2003年之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行政區劃基本穩定，考慮到數據的統一性和連續性，故以2003年為研究起始年份，2014年為可獲得數據的最近年份。

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的地方統計年鑒，進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

1.2 研究方法

（1）對外經濟發展水平。關于對外經濟發展的綜合測度，國內學者主要選取外貿總額、實際利用外資、人均外貿總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等指標分析了不同地區的對外經濟區域差異[30-32]。本文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選取進出口貿易總額、實際利用外資表示對外經濟發展規模，以外資依存度、創匯能力表示對外經濟發展活力，以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實際利用外資表示對外經濟發展密度，構建了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測度指標體系（表1）。對外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總額是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直觀體現，實際利用外資表示地區吸引國際資本的水平；外貿依存度表示地區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創匯能力表示地區通過參與對外經濟發展實現外匯收入的程度；而對外經濟發展密度則考慮人口因素，衡量對外經濟發展人均水平。

采用熵值法[33]賦權，對中國西南地區2003年～2014年61個地區6項指標共計4392項數據進行離差標準化處理，確定指標權重，并邀請專家對指標權重進行一定的修正，計算得到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綜合水平。

（2）空間差異演變指數。本文采用Theil系數、σ收斂指數測算西南地區整體時間演變的態勢。采用Theil系數T衡量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考察各省區之間、省區內對外經濟發展的時空演變過程。以地級市（地區、自治州）行政區域為基本單元，表示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總體差異的Theil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Yij表示第i省區第j城市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Y表示所有城市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Pij表示第i省區第j城市的人口，P表示研究區域的總人口。Theil系數越大，表示地區差異越大；反之，Theil系數越小，表示區域差異越小。

對Theil系數進行一階段分解，可以將西南地區總體差異分解為四川、云南、貴州、廣西、重慶五個區域之間差異和四大省區內地級市間差異，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b表示四大省區以及重慶市之間差異，Tw表示四大省區內地級市（地區、自治州）間的差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重慶市內部的區縣差異與其他四個省區內部地級市（地區、自治州）差異無法相比，本文在分析省份內部差異時僅針對四川、云南、貴州、廣西四個省區展開。

采用動態的方法考察區域空間分異，并借鑒經濟學分析為支撐理論，本文選取了σ收斂指數用于分析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差異動態變化。其公式計算如下。

式中，Xi表示第i地區的對外經濟綜合評價值，X表示所有地區的對外經濟綜合評價平均值，Pi表示第i地區的人口數。對于計算所得到的值，通過時間上的動態變化可以看出地區間是否收斂，若計算的σ值一直變小，則表示收斂，反之則發散[34]。

（3）經濟重心。用于測算區域經濟發展重心，并根據時間演變，描摹出經濟重心的運動軌跡，反映出經濟重心的空間變化情況。經濟重心的計算方法[35]如下。

（4）標準差橢圓。標準差橢圓可以反映經濟活動分布的方向性，識別對外經濟發展水平中心的位置變化和移動方向等趨勢。標準差橢圓主要由3要素構成：轉角θ、沿主軸（長軸）的標準差與沿輔軸（短軸）的標準差，橢圓的長軸為空間分布最多的方向，短軸為空間分布最少的方向[36]。次級區域的空間地理位置和屬性值決定區域重心位置和遷移方向[37]。運用ArcGIS的Directional Distribution（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模塊，可對2003年～2014年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橢圓各參數進行計算。

2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時空格局

2.1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時空演變

隨著國家政策的傾斜，西南地區對外開放環境不斷優化，對外經濟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但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逐漸增大，各大省區間差異逐漸縮小，四川省、云南省省內差異波動較大。對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水平σ收斂的計算可知，2010年～2011年區域分異明顯，此后區域差異雖逐漸上升，但差異增長緩慢（圖1）。Theil系數對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內部差異分解發現，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省區內差異呈波動上升的趨勢。除貴州省內部差異較小以外，四川省、云南省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省區內差異均在波動中增大。四川省東中部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具有較大變動，綿陽、樂山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不穩定的波動狀態，而德陽依托靠近成都的優勢地位，逐漸提升地區經濟。眉山、樂山等城市在2007年之后，逐漸發揮地區交通優勢，對外貿易規模漸趨擴大。云南省地區差異主要體現在沿邊地區與省會城市之間的對外經濟增長變動上，受地緣經濟影響，沿邊對外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波動。廣西壯族自治區內部差異的絕對值較大，其整體發展環境相對其他地區來說更為復雜，國家重大戰略的發展方向不斷變動，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差距。貴州省的省內差異最小，對外經濟發展增長緩慢，交通不便，南北夾擊等形勢遏制了對外經濟發展，區域內部差異變動不大。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空間上由相對均衡向極化格局轉變（圖2）。2003年對外經濟發展相對較好的地區，除省會城市、直轄市占據對外貿易的優勢地位以外，還包括具有出海通道的防城港市，邊境貿易發達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樂山、銅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梧州、柳州、北海等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東部城市等?；谕赓Q發展基礎，防城港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對外經濟發展度高于成都等省會城市。2014年呈現明顯的極化狀態，成都、重慶的對外經濟發展度遠超其他地區，其次是崇左、防城港、昆明，以及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等沿海、沿邊對外開放前沿地。成都、重慶依賴其發達的國際交通體系，形成區域物流集散中心，并基于本地加工制造業基礎等優勢，在國家推動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出現加速和轉型發展，對外貿易結構不斷提升。而昆明、南寧、防城港等城市并未與周邊發達省市形成良好的區域合作關系，與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經濟聯系等缺乏有效聯動，同時鄰國動亂、經濟力量弱小等因素制約了雙邊貿易的規模和進程，導致對外貿易發展速度較為緩慢。

以成都、重慶、昆明為首的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防城港、崇左等國家重要戰略節點區域加速發展（圖3）?；诠I基礎優勢和產業結構調整，成都、重慶對外經濟發展顯著高于其他地區。重慶大力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對外經濟發展條件日臻優化[38]。隨著沿海、沿邊地區對外開放的深化，崇左、防城港、德宏等地對外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升，與成都、重慶成為南北兩大對外經濟增長核心區域。而作為省會城市的昆明與南寧，其對外經濟發展領先地位逐步讓位于崇左、防城港等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由于經濟基礎薄弱及交通劣勢，對外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包括涼山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以及貴州省大部分地勢險要地區。

2.2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分項指標演變

2003年大部分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活力相對較高（圖4）。2003年防城港市以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大力吸引外商投資，外資依存度較高，其對外經濟發展度位居第一。廣西壯族自治區東部的梧州市、柳州市等城市具有雄厚的工業基地，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具有一定的進出口規模。內陸地區的成都市、樂山市等投資環境較好的地區，外商投資項目規模普遍高于其他地區。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最先開展邊境貿易，瑞麗市、畹町市等邊境城市的設立使德宏進一步擴大開放渠道，吸引外資能力不斷增強。而西南地區對外貿易規模評價值均較低，對外貿易密度在城市間差異不突出，形成了對外經濟發展相對均衡的格局。

2014年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規模普遍得到提升（圖4）。成都市、重慶市進一步健全對外開放渠道，加快建設國際合作園區，對外貿易規模顯著提升，形成對外經濟發展增長極。崇左市、防城港市基于沿邊、沿海區位優勢，以出口為主，進出口總額相對較高。其中邊境小額貿易是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出口最主要的貿易形式，近年來國家擴大沿邊開發開放，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崇左市等沿邊地區進一步加快對外經貿發展。昆明市、貴陽市、南寧市等省會城市基于相對優良的金融投資環境，區域物流集散的交通優勢，總體呈現較好的對外貿易發展。

3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走向

3.1 西南地區整體對外經濟發展空間走向

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主要沿東北-西南方向發展（圖5）。對外經濟發展集中的區域北達成都市、南到防城港市，囊括了所有省會城市、直轄市等經濟發展最繁榮的地區。標準差橢圓逐漸由東南向西北偏移，沿海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逐漸弱化，沿邊及內陸地區的對外經濟水平逐步提升。成都市、重慶市相對較快的對外經濟發展速度促進整體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趨勢向北偏移。

對外經濟發展主要區域雖隨著標準差橢圓逐年北移，但在2011年之后逐步南移。沿邊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逐漸增長，促使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呈現多極化格局。從總量上來看，沿邊地區受鄰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雙邊貿易摩擦不斷的影響，對外經濟貿易規模、利用外資水平不能與成都、重慶相比。但是隨著國家政策對沿邊地區力度的加大，對外貿易通道的不斷完善，以及“一帶一路”倡議背景的影響，沿邊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生機。

貴州省大部分地區對外經濟水平增長速度緩慢，其對外經濟發展在西南地區處于中部塌陷的位置，同時當前“南北雙高”的趨勢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貴州省對外經濟的開展。尋求區域合作機制，積極展開對外貿易聯系，融入國家對外經濟發展的戰略走向是當前貴州省實現對外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向。

3.2 西南地區各省區對外經濟發展空間走向

從各省區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及時間演變來看，各省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核心區域均有不斷縮小，漸趨集中的趨勢（圖6）。除云南省以外，其余三省區的對外經濟發展重心均離省會城市較近。四川省重心逐漸北移，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重心逐漸南移，貴州省重心逐漸西移。

四川省對外經濟發展呈現東北-西南走向，集中在以成都市為核心的成都平原地區，包括綿陽市、德陽市、眉山市等地區，核心區域逐漸縮小。隨著成都市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和影響力逐漸增大，成都平原內部交通網絡完善，城市聯系緊密，對外經濟發展空間上漸趨集中。這種趨勢有利于集中地區力量發展對外經濟。從重心的北移態勢明顯，成都市對外經濟走向較為多元化，積極建成國家級航空樞紐，通過蓉歐快鐵融入新亞歐大陸橋，向西經中亞到達歐洲地區，對外貿易通道多樣。其向北走向的趨勢不斷擴大。

貴州省形成的標準差橢圓以貴陽市為重心逐漸向北旋轉。向北推動的趨勢逐漸顯著，重心逐漸向西移動。貴州省受限于地區交通不暢，南北兩方發展勢頭良好，區域競爭激烈，缺乏對外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導致尚未找準對外經濟發展的方向與定位。其重心的位置也表現出較大的波動。

云南省的對外經濟發展在西部、南部沿邊地區的邊境貿易推動之下，形成了省會、沿邊地帶“一心一帶”的對外經濟發展格局。從標準差橢圓的變化可看出，對外經濟發展核心區域逐漸南移，空間上呈東西走向。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之下，云南省利用國家政策集中力量發展沿邊地區，通過對外貿易廊道擴大進出口規模，將進一步促進對外經濟發展區域與重心逐漸南移。

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空間上呈東北-西南走向，且逐漸向崇左市、防城港市集中，對外經濟發展核心區域漸趨縮小，重心逐步南移。與崇左市、防城港市對外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比，自治區東部對外經濟發展逐漸衰落，對外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化特征漸趨明顯。

4 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演變的驅動因素分析

4.1 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帶動作用

經濟發展水平是開展對外貿易的基礎和內生動力，尤其是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產生對外貿易的需要。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奠定了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形成成都市、重慶市、昆明市、防城港市（南寧市）四大對外貿易中心。區域內GDP差異與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呈極大程度的重合狀態，無邊境線的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集中表現為經濟發展主導下的對外貿易空間差異。對城市的GDP與對外貿易發展水平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二者相關系數逐年升高，2014年更是在達到顯著度水平的條件下，相關系數高達0.863。

若無外部力量的影響，隨著成渝經濟區的加速發展，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總體格局將進一步演化，促使對外經濟發展的重心向北移動。

4.2 綜合交通及基礎設施建設的促進作用

沿海、沿邊地區基于便捷的對外貿易通道，具有開展對外貿易的直接動力，國際運輸通道的建設強化了邊境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趨勢，尤其是沿邊地區的跨境交通走廊對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格局塑造作用明顯，并帶動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重心逐漸南移，形成帶狀的沿邊、沿海對外經濟發展格局。

沿海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受港口規模、經濟腹地的影響，具有多元化對外貿易的趨向；雙邊近距離貿易的空間優勢，推動沿邊地區邊境貿易的發展，而鄰國的政治穩定度、經濟發展實力、雙邊貿易意向以及主權信用風險等因素，較大地影響雙邊貿易的程度和水平。內陸地區則通過發達的綜合交通網絡體系，促進對外貿易通道的暢通。以成都、重慶為首的國際性交通網絡體系不斷完善，尤其是航空港及內陸港口建設不斷升級，促進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而貴陽市相對落后的交通體系以及自然條件的限制，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導致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云南省逐漸加強完善內暢外通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重視中老、中緬、中越的對外交通廊道建設，因而在交通廊道出境的德宏州、西雙版納州對外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廣西壯族自治區對外經濟發展集中在南部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以及北海市。防城港、北海等作為西南地區沿海對外開放的門戶，為西南地區進入全球市場提供了窗口，未來依托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濟區，打造對外開放平臺，將進一步深化對外經濟的發展。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沿邊、沿海對外貿易機制促使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向南偏移，而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貿易重心南移的趨勢也將不斷加大。

4.3 國家政策與戰略的強效推動作用

經濟與政治的調整相互影響，并服務于國家利益[39]。近年來國家對邊境地區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批準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政策，構建了沿邊、沿海地區相對優越的對外經濟發展環境。同時，中國與周邊國家簽訂了多項雙邊貿易協定，例如中越合作的《中越2012年～2016年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中緬共同簽署的《中緬兩國政府關于鼓勵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等，為邊境貿易開展提供了便利。

西南地區通過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以及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國-東盟自貿區等國家戰略的影響，不斷深化西南地區向南開放。南亞、東盟國家是西南地區重要的對外貿易區域，近年來貿易合作不斷加深，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升級。發揮西南地區的資源、制造業、人力資本優勢，促進雙方對外貿易合作水平的提升，將進一步拓寬西南地區，尤其是沿海、沿邊地區的合作領域，提升對外經濟發展層次。

“一帶一路”倡議將加快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步伐，開辟對外經濟合作的新領域，尤其是沿邊對外開放戰略將促進口岸地區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未來云南、廣西兩省市對外經濟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通過參與國際性經濟走廊建設，引領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云南基于獨特的區位優勢，未來進一步推進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打造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高地，將建設成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同時“一帶一路”倡議明確要打造內陸型改革開放高地，成都、重慶對外開放趨勢將不斷加強。

4.4 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宏觀影響

大國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外貿易，對外經濟發展的深化又將構建有利的國際地緣環境。邊境貿易占一定份額的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兩地受鄰國政治局勢影響較大。隨著緬甸國內邊境戰事的逐漸升級，中國企業對緬投資風險加大[40]。云南受緬甸國內政局的影響，對外貿易規模較小，對外經濟發展水平較低。2016年緬甸大選，以昂山素季為代表的民主黨上臺，緬甸未來的國內局勢將漸趨穩定，將進一步加強中緬經貿關系，有利于雙邊貿易的開展。

易商指數是世界銀行集團采用量化的指數分析全球190個經濟體的商業監管法規和財產保護情況，表示各經濟體營商環境的差異。根據易商指數確定各省營商環境（表2）。西南地區的主要貿易國家，如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無疑具有較好的營商環境。西南地區營商環境最好的是四川省、重慶市，主要貿易國家的易商指數基本都在80及以上。貴州省其次，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營商環境相對較差。

5 主要結論及發展建議

5.1 主要結論

針對當前西南地區對外貿易的研究缺乏地市級尺度的時空格局演化分析，本文對西南地區61個地級市（地區、自治州）的對外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剖析了空間演化趨勢，并系統探討了背后的驅動機制。主要結論包括：

（1）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發展空間差異不斷增大，省區間的差異不斷縮小。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空間上由相對均衡向極化格局演變。成都、重慶的對外經濟發展地位逐漸突出，德宏、崇左、防城港等沿邊沿海地區對外經濟發展逐漸崛起。

（2）受內陸與沿邊、沿海三大空間作用力的影響，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主要區域逐漸北移，2011年之后逐漸南移。其中四川省、重慶市漸趨北移，而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逐漸南移，以沿邊沿海發展為主。

（3）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沿海沿邊地區便捷的對外貿易通道以及國家政策、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綜合作用于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格局，促進西南地區對外經濟空間分異。

此外，本文對驅動因素方面的理論分析尚不全面，未來將結合定量研究綜合刻畫西南地區的對外經濟發展驅動機制，以期全面解釋、探索對外經濟發展的進程。

5.2 發展建議

（1）結合以上分析，發現未來貴州省、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向南開放的態勢明顯。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具有沿海沿邊等區位優勢，特別是在“一帶一路”重大倡議背景下，中國陸域邊境地區的開放將獲得國家重點支持，對外經濟發展速度將極大地增加。沿邊地區通過與周邊國家的對外經濟合作，依托大湄公河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等國際經濟發展廊道，以地緣經濟促進地緣政治的發展，為西南地區的對外貿易開展營造良好的國際地緣環境。云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應充分利用邊境自由貿易區、國家政策等優勢，逐步提升對外貿易的層次和水平，比如加強服務貿易，深加工出口等。

（2）四川省、重慶市的對外開放呈現多樣化，向北開放的趨勢較大。成都市、重慶市應加強對外貿易通道建設，構建綜合型國際交通樞紐，延伸貿易水平和層次，向縱深方向發展；貴州在南北兩方的壓制下，對外貿易突破困難，應提升自身經濟實力和綜合交通建設，積極與周圍省市展開合作，融入區域發展，積極建成西南地區對外開放承北啟南的重要結合部，從而深化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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