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及策略研究

印建兵 俞林

【摘 要】基于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因素展開調研，運用因子探索分析法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因素總結為城市保障因子、職業發展因子、城市關系因子和城市情感因子4個主要因子，以此為框架的指標體系包括學歷、擁有的職業技能數量＼等級或在職經驗等對市民轉化影響度的16個指標，基于現實的實證分析得出與4個主要因子相關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決策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建議。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政策建議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自從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越來越加快?！秶倚滦统擎偦巹潱?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5%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0%左右。由于中國走了一條由農民到農民工，再到市民的階段性過程的“特殊路徑”，農民工逐漸融入城市不同于西方國家，必然要經歷一定的階段性、選擇性與漸進性。[1]而這種階段性、選擇性與漸進性已經事實上遷移到第二代農民工身上即“新生代農民工”。根據2016年政府網有關數據顯示②，我國農民工2億多尚未解決戶籍上市民轉化問題，其中在城市間的流動人口中多為新生代農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要求甚為迫切，已經不再只是要求身份農轉非的改變，還要在其權利保護、市民待遇、價值觀念、思維模式、行為習慣、組織關系等多方面實現轉化。[2]

一、文獻綜述、研究概念

（一）農民工市民化與市民轉化

有關農民工市民化的界定，黃祖輝（1989）認為農民工通過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最終由農村戶籍人口逐步轉化為城市市民的過程。馬用浩等認為農民工身份改變只是國家和政府相關技術層面上的市民化，而真正市民化則是經濟、社會、心理、家庭等融入城市的過程。[3]鄧大松等將市民劃分為內外兩方面。[4]“內在市民化”是指農民工取得了與本地市民一樣的相關權益，并且在自我認同上將自己定義為“市民”，具有歸屬感。而“外在市民化”只是農民工農民身份的改變，不再與戶籍有關聯。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問題的研究，陳建勝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目前農民工群體中的主體，并成為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主要鍛造者，但是并未實現從“鍛造者”到“享有者”的身份轉變。[5]周密通過演化博弈的方法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表現為農民工市民轉化抉擇方與政府市民化供給方雙方博弈選擇的過程。[6]在多數文獻中雖然市民化與市民轉化未做嚴格區分，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所區分的，農民工市民化與市民轉化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概念，存在“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其內容是根據我國市民化進程的階段性，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學習、生活等逐漸被城市所容納并且自覺自我塑造為市民的過程，其內涵遠不止于“農轉非”的轉變，而其形式則是具有市民象征的身份的實現，即獲得某一城市戶籍或永久居住權的城市居民。

（二）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

崔寧利用全國問卷調查數據建立多類別logistic模型，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和一定水平的社會資本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產生重要影響，收入水平是決定其定居城市的關鍵因素。[7]張洪霞通過調查797位新生代農民工，采用Logistic方法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認為性別、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時間、遇到困難求助城市市民的數量、主要交往對象以及社區參與情況等變量對市民轉化的實現影響顯著。[8]姚植夫基于242份樣本數據，從資本和認知的視角出發，使用結構方程模型解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意愿的影響因素。[9]湯熒等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能否順利實現市民轉化取決于約束因素，通過調查和實證研究，提出農民工約束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基本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心理因素等幾個方面。[10]文獻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對務工動機、農村生活、社會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認知顯著影響其市民轉化意愿；家庭非農勞動力個數、家鄉和家庭的經濟水平也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意愿有顯著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轉化能力與其自身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及制度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密切相關。

基于對農民工市民化與市民轉化的理解，市民轉化是在城鎮化進程中隨著市民化所具備的條件的成熟博弈雙方（假設為“政府、新生代農民工”）通過比較、選擇、協調實現農民身份轉化為市民身份的一種決策。由此，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應該是影響市民轉化決策所存在的種種復雜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所具備的外在的成熟條件，諸如城市教育或培訓環境、市民化政策、所熟悉的群體、職業機遇等。同時，也可能存在于其自身存在的內在的成熟條件，諸如學歷或受教育的程度、打工時間、對市民生活的向往、自身發展預期等。本研究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的指標選擇采取了文獻研究、專家訪談、預調查等方式綜合形成。

二、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探索

（一）研究設計

1.研究指標體系確定

本研究采用調查問卷法，問卷是基于變量測量量表或測量指標體系表構成，測量指標體系主要以國內外的相關文獻研究、專家訪談等為基礎構造而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相關的指標題項都采用Likert五級量表的形式對相關變量從“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進行測量。[11]測量指標體系是構造調查問卷的基礎，形成經過三個階段：一是文獻查閱。通過文獻查閱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進行定性分析。二是專家訪談。與相關專家訪談后，對各位專家的看法進行編碼分析，選出所需結論。第三階段是小范圍的預調研以及小范圍的專家群體抽樣。在對原始測量量表各項指標進行適切性分析的基礎上，對問卷中不利于被調查人員理解的問題進行通俗化和中性化處理，對部分意義相近、表述重復的問題采取合并等措施。同時，選取相關部門或行業的代表性專家群體進行問卷咨詢調查，比較分析所需結論。根據專家組的意見，“戶籍獲得難易性”未列為前置變量。盡管不同城市在控制戶籍方面有松緊程度，但是城市間流動的新生代農民工卻有比較和選擇的權利。實踐證明，新生代農民工更關注的是市民化內涵，而非市民化形式，即使目前有些中小城鎮針對農民工推行完全市民轉化政策，其效果并未達到預期效應。[12]在本研究中，市民轉化特指“身份轉化”，僅指戶籍變化，由此“戶籍”只是市民身份象征而已，應看作為“市民轉化”的一種決策結果。最終，量表由學歷高低、擁有的職業技能數量＼等級或在職經驗等對市民轉化影響的16個指標構成（表1），再通過因子探索分析法進一步歸納這些指標間的內在聯系。

2.研究樣本描述

調查組采用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江蘇省13市開展了廣泛的正式調查，發放問卷750份，最后回收問卷681份，其中有效問卷64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95.00%。從年齡分布上看，調查人群中16—20周歲占22.66%，21—25歲占28.52%，26—30歲占27.93%，31—36歲占20.89%。從學歷分布上看，小學學歷占3.32%，初中學歷占35.43%，高中學歷（含中職）占46.17%，大專（含高職）以上學歷占15.08%。從婚姻狀況上看，已婚占71.51%，未婚占28.49%。被調查人員均月收入2 613.51元。從事職業所在行業主要分布在制造、建筑、倉儲、物流、電子、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物業、家政服務等行業，而在IT、金融、進出口貿易、教育、政府等領域分布相對較少。

3.研究方法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存在縱橫交錯的互動關系，指標之間難免會出現彼此干擾的影響，對于這樣的多變量問題需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指標間的關聯度，選出能占總信息量最大比重的主要成分來反映整體情況。利用SPSS21.0軟件將數據進行反復的因子探索，最終獲得少數不相關且信息不重疊的四個公共因子（主要因子），進一步研究多數具有復雜關系的原始指標數據。課題組根據專業知識和指標獨特含義對公共因子的特征進行命名和解釋。研究過程中把所有的樣本數據表示為Xij（i=1，2…13；j=1，2…16），其中i表示樣本數量，共13個省或地級市，j表示指標（變量）數量，共16個指標。按照分析程序，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和標準化處理。由于所用變量值均為正值，無需做正向化處理，僅需做無量綱化處理或標準化處理即可。

（二）影響因子數據分析

1.KMO樣本測度和Bartlett球體檢驗

在因子探索前，利用SPSS21.0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相關統計檢驗，驗樣后得出的KMO檢驗值為0.805，根據統計學標準（Kaise），在0.8

2.主因子及載荷矩陣

利用主成分分析原理將各個變量進行方差分析，在第5個因子后的Eigenvalue小于1，而且連接密度很大，因此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選取前4個因子作為公共因子。以方差極大化為準則進行因子正交旋轉得到方差極大化后的因子載荷矩陣，旋轉后其總體因子的方差累積貢獻率仍然是81.383%，說明前四個主要因子的總體方差累積貢獻率能代表所選擇的16個變量的總體信息。根據常規做法，只要累積貢獻率達到80%，一般認為所選取的主要因子能夠較好地反映所有變量的總體信息。為了便于主要因子對實際問題的解釋和分析，通過載荷矩陣方差最大化旋轉而得到的旋轉后因子載荷矩陣更能清晰地反映各個指標所承載的負荷。

表2所示，第一公共因子在學歷教育（X1）、擁有的職業技能數量＼等級或在職經驗（X2）、崗位、待遇提升機會（X16）和自身發展預期（X9）等指標方面有較大的負荷。這些指標既描述了有關人力資本的狀態，也描述了崗位、待遇提升機會以及比較成熟的職業發展規劃。由于人力資本與職業發展關系最為密切，可將這些關聯指標歸納為職業發展因子。第二公共因子在土地處置方式（X11），城市住房優惠（X12），提供各種社保（X13），子女上學政策（X14）和勞動權益保障（X15）等指標方面有較大的負荷，這些指標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市民化基本保障性條件的擔憂。不能確定在所在城市能否獲得與其他市民一樣的基本保障，可將這些關聯指標歸納為城市保障因子。第三公共因子在對市民生活的向往（X7），喜歡所在的城市（X8）和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X10）等指標方面有較大的負荷。這些指標描述了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心理依賴狀態，即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他們的情感狀態，可將這些關聯指標歸納為城市定居及市民轉化情感因子。第四公共因子在在城打工時間（X3），周圍同學或親戚實現市民化的人數（X4），自身交往的對象層次（X5）和參加社會活動的數量、層次（X6）等指標方面有較大的負荷，這些指標描述了隨著打工時間延長除了原有的社會關系還積累了新的社會關系，可將這些關聯指標歸納為城市關系因子。

三、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決策分析

通過因子探索與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決策的主要因素分為職業發展因子、城市保障因子、城市情感因子和城市關系因子，這四個主要因子分別從不同層面形成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影響因素指標體系的架構?？蓪⒊鞘斜Ｕ弦蜃雍吐殬I發展因子看作為外在驅動因素（物質保障條件），將城市關系因子和城市情感因子看作為內在驅動因素（情感依賴條件）。圖1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驅動因子之間的聯系。

（一）外在驅動因子：城市保障和職業發展

1.注重職業發展甚于城市保障

我國中小城鎮已逐步放開戶籍管制，逐步完善土地處置方式，城市住房優惠，各種社保，子女上學和勞動權益等方面的政策體系。盡管城市保障因子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決策的基礎性條件，但調查數據顯示，并沒有職業發展因子反映強烈。這與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特征有密切關系，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較高，追求實現個人價值的愿望更強烈。他們不滿足于工作現狀，不停地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所以這一代農民工在城市間的職業流動更頻繁，大多數持“趁年輕、闖天下”的態度，對追求自身素質、職業能力、職業發展的要求較高。由此，在城市保障與職業發展作為市民轉化物質保障條件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會更加注重自身的職業發展前景。

2.城市保障差異明顯，職業發展阻力重重

在全國大力推進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的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的限制的大好形勢下，戶籍獲得似乎變得越來越容易，但是與戶籍相關聯的城市保障性利益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調查數據顯示，若條件許可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選擇一線、二線、三線城市定居，這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小城鎮即使實行完全市民化政策，效果未必達到預期的原因。然而，新生代農民工要獲得城市的保障性利益，又與自身的職業現狀、發展存在密切關聯，職業發展因子無論對市民轉化前在城市立足還是對未來發展均產生重要影響。市民轉化之前，青年農民工為在城市生存須具備一定的知識素質，教育的多寡則決定著他們一開始生存的質量，尤其是以職業技能為核心的職業素質。調查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所受過中等以上正規教育的比重超過60%，而接受過就業崗位的技能再教育（不包括入職時的單位培訓）的比例卻不足15%。而對于既缺乏學歷又缺乏職業技能、職業經驗的農民工，由于生存或家庭的壓力，他們寧愿選擇加班、超時工作多掙錢，也不愿意接受技能培訓及其它職業教育，更不用說參與文體活動、學歷進修等高層次文化活動。

（二）內在驅動因子：城市關系和城市情感

1.城市情感伴隨城市關系積累

城市關系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前、后均有重要的影響。在城同學、親戚市民化人數、城鎮能求助的人數等是新生代農民工初入陌生城市的依賴，而交往對象層次、參加社會活動的數量、層次則反映出其市民化的社會資本積累。調查情況反饋，青年農民工剛進入城市，無論身份、地位還是待遇，與城市資深市民存在較大的落差，此時被城市邊緣化的感覺是客觀存在的。生存壓力驅動著他們努力擴大社交網絡，初始的社交網絡還主要以“血緣、地緣、業緣”為主。這種“隨機性”的移民網絡雖然能降低他們遷移成本或風險，但是不能幫助其融入城市社會（Massey D.S.，1994）。新生代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情感是隨著城市關系積累而與日俱增的。實證結果顯示，城市情感因子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心理資本的成熟狀態。向往市民生活、喜歡所在的城市、市民友好態度等指標一般是針對初入某城市的青年農民工而言的。因為初入者更關注生存狀況，以“客居”的眼光觀察城市生存環境，而對所在城市市民的崇拜、在所在城市具有歸屬感等對市民轉化決策則具有更加深刻的影響。

2.社會關系不穩定導致“心理孤島”現象

假設按照在城打工時間5年為界將新生代農民工劃分為“新人”和“舊人”。新人的年齡一般在30歲以下，在城打工時間一般不超過5年，比舊人在城市之間流動更加頻繁，職業缺乏穩定性。這一群體的社會關系沒有舊人復雜且缺乏穩定性，對所在城市很難產生情感依賴。盡管新人對城市生活比較向往，但是他們對城市尚處于比較“陌生”的認識，難以找到讓他們心里踏實的落腳點，或者在城鄉兩端都處于某種邊緣化狀態，形成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孤島”現象。[13]而舊人在所在城市具有比較成熟穩定的社會關系，逐步熟悉并接受城市文化，對城市能理性地評判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依賴。調查情況反饋，超過半數以上的30歲以上的農民工逐漸在城市中穩定居住，研究也發現他們中盡管也有城鄉或城際間流動，但是職業流動目的較清晰，盲目性流動較少，如利用新型城鎮化條件返鄉創業、利用已有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在蘇錫常地區流動開拓職業空間等。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增加積累城市關系，是產生對城市情感依賴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政策建議

（一）提升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保障能力

在新型城鎮化中，首先，政府盡快出臺農村土地確權政策，確立合理的土地處置方式，同時取消與戶籍制度相關的福利分配制度，要逐步徹底剝離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福利關系，讓戶口只具有標志居住地的意義。其次，政府應該大力推進安置房、廉租房建設，逐步取消城鎮對外來人口入戶的強制要求，保證農民工在房價高漲時在城市中購買得起住房。再次，政府應盡快出臺確保用人單位給農民工繳納“五險一金”的政策，相關政府部門定期檢查企業用人用工合同，鼓勵企業培養青年農民工向高技能人才、創新創業型人才發展。最后，政府要盡快出臺政策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要避免類似“農民工子弟學?！钡慕逃龣C構，確保教育資源均等化。在調查中，目前，由于三分之二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面臨子女教育問題，所以該問題還沒有凸顯，但子女上學問題卻是阻礙新生代農民工市民轉化的不可忽視的潛在因素。

（二）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職業能力

在新型城鎮化中，首先，政府要完善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投入機制。政府在制定年度預算時，應將對農民工職業培訓投入列入重要的項目并且逐年增加，確保新生代農民工在初次就業時具備一定的生存技能，有業可就。其次，政府要引導整合社會資源參與對農民工的教育或培訓。鼓勵企業對農民工進行培訓，牽頭構建校政企培訓的聯動機制，通過政府投入鼓勵企業利用公辦、民辦職業院校的教育培訓資源，提高培訓效率。最后，政府應制定有關政策確保農民工擁有閑暇時間參加培訓或進修。市民綜合素質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職業素質的提升。政府要敦促教育部門盡快構建城市成人教育培訓體系，盡快向流動人口開放，確保有學歷繼續教育需求的農民工得到滿足。只有構建全方位以職業能力為導向的教育培訓體系才會不斷增加農民工融入城市并自覺市民化的可能性。

（三）構建契約型或組織型社會資本，完善制度型社會資本

在新型城鎮化中，一方面，政府要幫助構建契約型或組織型社會資本，改變他們主要依賴原有的“血緣、地緣、業緣”為主的社會關系型社會資本狀態，[14]不斷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要重視建立在政府參與下的工會與企業協調利益關系的機制，提升農民工與企業的集體談判能力。市（縣、區）級總工會要加強對企業工會的領導與監管，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用人單位中提高參加工會的農民工比例，增強他們參與、依賴工會的意識，要以工會為紐帶完善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的覆蓋農民工的職代會，保障其應有的權利或權益。另一方面，政府幫助完善制度型社會資本，規范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要暢通農民工利益訴求渠道，保障農民工參與管理社會事務的民主政治權利。要逐步增加新生代農民工在各級黨代會、人大等機構的比例，增加其參政議政、權益表達、參與決策管理的渠道和機會。要關注青年農民工群體中的優秀分子，鼓勵他們入黨，增加“勞動模范”等突出貢獻者的比例。

（四）改善城市居住環境，促進與城市文化的融入

首先，在中小城鎮逐步實行完全市民化政策的基礎上，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性價比”利益。其次，采取積極措施解決居住安置問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市民交流的居住環境。在所調查的人數中，近45%的新生代農民工仍然居住在集體宿舍或工棚里。這樣的居住環境影響了當地居民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交流，很難改變當地市民的成見或固有的態度，是阻礙他們成為新市民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最后，為了鼓勵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市民以及城市文化更好地融入，應采取有效的城市文化宣傳政策，消除農民工離土離鄉的“客居”感覺，[15]增加打工所在城市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認同感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對打工所在城市的歸屬感。

【注釋】

①本文數據由無錫市社科研究課題招標項目“城鎮協調發展背景下無錫地區農民工市民轉化策略研究”（無錫市委宣傳部：B-25）提供

②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1.

【參考文獻】

[1]許傳新.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及影響因素分析[J].學術探索，2007（3）：58—62.

[2]劉傳江，程建林.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分析與進程測度[J].人口研究，2008（5）：49—57.

[3]馬用浩，張登文，馬昌偉.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市民化問題初探[J].求實，2006（4）：55—57.

[4]鄧大松，孟穎穎.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史變遷：政策回顧與階段評述[J].農業經濟導刊，2008（10）：5—12.

[5]陳建勝.工人階級化與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轉化的兩個問題[J].特區經濟，2010（12）：146—148.

[6]周密.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測度及其影響因素：基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耦合的視角[D].沈陽：沈陽農業大學，2011：8—9.

[7]崔寧.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及影響因素研究[J].調研世界，2014（9）：26—29.

[8]張洪霞.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全國797位農民工的實證調查[J].調研世界，2014（1）：26—30.

[9]姚植夫.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分析[J].人口學刊，2014（3）：107—111.

[10]湯熒，郭倩倩，張應良，張恒威.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約束因素與驅動路徑研究[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12）：40—44.

[11]鄭愛翔，吳兆明，劉軒.農村轉移勞動力市民化進程中職業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教育發展研究，2016（7）：45—50.

[12]陳紅巖，李剛.安徽省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影響因素分析[J].山東工商學院學報，2015（12）：86—88.

[13]張琦.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對策研究[J].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3）：58—60.

[14]李貴成.價值沖突與精神皈依：社會轉型期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3（5）：149—150.

[15]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摘要）[J].中國職工教育，2010（8）：18—20.